劉備遇到孔明真是如魚得水嗎?蜀漢慘敗後,諸葛亮吐出一句怨言
公元222年,蜀、吳彝陵之戰,蜀軍幾近覆沒,劉備既無力再奪荊州,又無力與曹氏爭奪天下,“復興漢室”了。
為此,古今許多學者在嘆息之餘,對荊州之失作了種種評說:或歸罪於劉備,或責怪關羽,或指摘諸葛亮。就史實而論,三人都有一定的責任,孰大孰小?
從劉備對諸葛亮、關羽所授職守和一貫態度觀察,“劉備荊州”得而復失的主要“罪”責應由劉備承擔,他首先就錯在未能重用諸葛亮,而把鎮守荊州的重任交給了驕傲自大的關羽。事實上,劉備遇到諸葛亮,絕非世人印象中的“如魚得水”,也從未把他視為自己手下的第一智囊,而是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讓他去干後勤部長這樣的活。
“跨有荊、益”是最初諸葛亮給尚無地盤的劉備指出的戰略目標。並針對東聯孫權、北拒曹操的外交方針,分析了荊州主客觀的有利條件。顯然,“跨有荊、益”是諸葛亮對各軍事集團力量的權衡擬定的戰略目標,指出了占有荊、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至於如何“跨有荊、益”、“跨有荊、益”後如何保住荊、益?諸葛亮沒能也不可能作出預先的估計或安排。雖然他常“自比於管仲、樂毅”,雲只能視為他的志向和抱負,又被時人譽為“伏龍”,是個識時務的俊傑,亦為對他年輕有為的讚許。
然而,當時的諸葛亮畢竟只二十六、七歲,又“隱居隆中”,“躬耕隴畝”十年,缺乏政治、軍事方面的實踐經驗,離開諸葛亮“初出茅廬”的歷史實際,將荊州失守的責任歸結《隆中對》在荊州問題上的失算,未免有站着說話不腰疼之嫌。
事實上,“初出茅廬”的諸葛亮對如何奪取荊州曾發表過意見。公元208年曹操率大軍直指荊州之際,他建議先發制人、進攻襄陽的劉表之子劉琮,劉備卻以不願背棄剛剛死去的劉表為由,沒有採納。結果,劉琮降曹,曹操兵不血刃占領襄陽。
劉備意氣用事,不從攻琮之計,坐失良機,不僅“讓”襄陽於曹操,而且在曹軍的進逼下,不戰自潰,慘敗於長坂。後來在荊州歸屬問題上給孫權以口實,道義上處於不利地位。
劉備得到諸葛亮後,曾發出“如魚得水”的感嘆,可惜他在興奮之餘,或以為諸葛亮年青,“初出茅廬”,或恐其義弟關羽、張飛“不悅”,雖與“亮情好日密”,並未重用諸葛亮。
比如赤壁會戰後的第二年,劉備自領荊州牧,對關羽、張飛、趙雲均委以一方守將的重任,而對諸葛亮呢?卻只是拜為軍師中郎將,負責在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徵調賦稅兵役,相當於後勤部長,而且遠離公安,住在臨蒸,這哪是首席智囊應享受的待遇呢?
又如,公元211年,劉備入蜀之時,將把鎮扼荊州的重任託付給了關羽,同時讓諸葛亮跟關羽幹這個差使,似乎沒有安排諸葛亮的實際職務。
再如,公元213年,劉備調諸葛亮、張飛、趙雲入川合圍成都。次年,劉璋出降,劉備自領益州牧。他在封官授職時,對諸葛亮安排的頭銜是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
“軍師將軍”較之於“軍師中郎將”,名位為高,卻仍是為劉備外出征戰時“足兵足食”的後勤“將軍”。事實表明:赤壁戰後,蜀漢建立前的十二、三年中,更或在白帝城“託孤”之前,劉備始終只要諸葛亮主管“足兵足食”的後勤事務,沒有讓諸葛亮繼續在如同赤壁會戰中那樣的實際政治、軍事鬥爭中發揮才智,致使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很突出,沒有顯赫的事跡,政治威望不高。
因此,劉備平定益州賞賜功臣時,分給諸葛亮的財物,與法正、關羽、張飛等人相同,毫無特殊優待。
劉備入蜀後尤為倚重法正。法正長於“奇畫策算”,為劉備實現“跨有荊、益”的戰略目標數次獻計,屢建功績,表現出卓絕的才幹,成為劉備“是訓是咨”,言聽計從的“謀主”,先後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尚書令,護軍將軍,為蜀漢“外統都徽,內為謀主”的重臣。
劉備如此“雅愛信正”,是他“弘毅寬厚、知人待士”品德的體現,長於權謀的法正成為劉備經營益州的“謀主”亦理所當然。
從這一角度言,將荊州失守的責任不分青紅皂白地強加在諸葛亮這個“足兵足食”的“軍師將軍”身上,極不公正。
事實上,益州的一切軍政大事全由劉備決斷,“職為股肱”的諸葛亮除了忙於“足兵足食’,外,對文臣武將的任免調配,軍力部署和攻守征伐等重大決策問題上,能說些或能做些什麼呢?
陳壽《三國志》記事簡略,裴松之的注則相當詳盡,均未在諸葛亮“職為股肱”時期的事跡作何記述和補充,決非陳、裴記述漏失,或有意隱而不書。
關羽鎮荊州,是劉備的安排,結果由於他的驕傲自大,不但丟掉了荊州,他自己也兵敗被殺。荊州失守,關羽被害,劉備憤怒至極,為奪回荊州,替義弟報仇,於公元221年親率大軍伐吳。終因元氣大喪,於次年慘敗於彝陵。
荊州未能奪回,孫劉聯盟徹底破裂,“跨有荊、益”,分兵北上,“復興漢室”的戰略宏圖付諸東流。劉備兵敗後,諸葛亮曾嘆息:如果法正還在,必然不會讓劉備伐吳。諸葛亮此語,正是他得不到劉備器重、無法阻止劉備伐吳的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