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战争发展趋向持久性，与会者认为美国的人力、物力投入太多，短期内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无可能。经过几天讨论，这些美国政客终于出台了新的政策，并于5月31日下达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李奇威。大概是这几层意思：
1.终止敌对行动，合理缔结停战协定。
2.建立大韩民国政权，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
3.为从朝鲜撤军做准备。
4.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达到能够独自抵挡北朝鲜入侵的能力。
决议是形成了，不能自弹自唱，通过何种渠道才能让中国知道，却成了难题。正如艾奇逊回忆录中说：“是啊！于是我们像一群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
迪安·艾奇逊，时任美国国务卿
美国政府先后派出查尔斯·波伦和查尔斯·波顿·马歇尔，试图同中国接触，都没成功。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艾奇逊突然想起了乔治·凯南。
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专家，同时也是苏联问题专家。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时，就是这个凯南曾给艾奇逊出过一个“馊主意”：希望通过武装日本，让日本恢复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从而达到制衡苏联的目的。对这提议，艾奇逊并没放在心上。
在国务卿办公室，艾奇逊和凯南进行了会晤：“目前朝鲜战争已进入僵持状态。我们深知仅凭武力美国是很难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因为我们不能动员足够的力量对付具有极大潜力的中国人。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里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
凯南很快明白了艾奇逊的意思。艾奇逊希望凯南和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立克接触，凯南欣然同意。
乔治·凯南，1952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凯南与马立克进行会谈。凯南试探地说：“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马立克回答道：“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是，我们不便参加停火讨论。我建议去找北朝鲜和中国人谈。”
中南海，毛泽东很快得到了凯南与马立克会谈的消息。 朝鲜战争的长期性已充分显露出来了。志愿军依靠现有装备和条件，虽然可以同敌人作战，并可以取胜，但是困难很多，难以在短时间内大量歼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 同时，中国支援朝鲜战争的财力是有限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基础甚为薄弱。1950年军费开支就占财政决算的41.1%，而经济建议费用开支仅占财政决算的25.5%。1951年财政预算拨款在数量上和比重上都比1950年有所增加。这样，战争长期打下去，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必将受到影响。
现在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美国也暂时放弃其侵占全朝鲜的企图，并且做出了希望谈判停火的表示。如果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但是，也不能放松对美国人的警惕。
李奇微于1950年12月担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
6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同金日成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了战争的方针问题，确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同敌人举行停战谈判，另一方面以坚决的军事行动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以配合谈判的顺利进行。
为此，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经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商议后，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25日，《人民日报》发表朝鲜战争一周年的社论，支持马立克的建议。
开城是高丽国的古都，经历了500多年的繁荣，传统商业兴盛。
1951年7月10日，天气晴朗，开城的市民们早早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姗姗来迟的“和平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