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在2020年度預測報告中指出，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盟內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將不斷加劇，其主要表現形式是，以“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為界限的分裂局面將會越發凸顯。

　　縱觀全球，反自由主義式保守主義（illiberal conservatism）政治思潮和運動已經上升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它通常與帶有威權主義色彩的政治實踐“交相輝映”，從美國、歐洲地區（尤以中東歐國家波蘭與匈牙利最為典型）到俄羅斯，從土耳其、以色列到印度、菲律賓和巴西。

　　在國際思潮大變動的背景下，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絕非一種孤立現象，它屬於意識形態大家庭中的一分子，甚至被視作“保守主義國際”的中心。大致說來，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復興最初是對1990年代自由主義激進轉型進程及其破壞性效應的一種自然反應，同時又與重建國內政治與社會共識、探尋一條最符合俄羅斯現代化和發展的穩定途徑，以及應對國際周邊環境的重大挑戰，特別是2003-2005年間風起雲湧的顏色革命，密切關聯。

　　“統一俄羅斯”黨（簡稱“統俄黨”）/資料圖

　　以2012年為分界點，俄羅斯保守主義的發展前後經歷了兩個階段，即“構建”和“重組”階段。在第一階段，自21世紀頭十年的上半期以來，執政黨“統俄黨”內部的政治精英以及部分社會精英階層通過建立政治俱樂部或智庫、創辦雜誌和網絡平台等方式，大力宣傳“中間或溫和路線”，一方面旨在消除以往的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所產生的消極性鐘擺效應，另一方面旨在鞏固權力基礎和擴大自身的社會影響力。

　　例如，“動態保守主義中心”（2009年更名為“研究所”）在2005—2007年間出版了長達800多頁的綱領性文件《俄羅斯學說》，它旨在為“建立一個廣泛的社會愛國力量聯盟提供統一的思想、方法和戰略平台”。2009年“保守主義”被列入“統俄黨”黨綱，它們的目標均在於抨擊破壞性的革命原則，呼籲俄羅斯轉向一種“社會保守主義式”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伴隨2011-2012年博洛特納亞廣場抗議事件的逐漸消弭和普京的強勢回歸，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不僅體現在普京公開且完整地闡釋了俄國保守主義的準則，即“基於國家傳統的現代化發展”，而且體現在俄國保守主義社會精英向“制度化”方向的成功轉變。

　　在“重組階段”，2012年成立的“伊茲博爾斯基俱樂部”（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和“社會—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智庫（ИСЭПИ）扮演着“樞紐中心”的角色。前者被視為當代俄國保守主義者的最廣泛同盟或急先鋒，其核心人員主要由東正教保守主義者、左翼保守主義者和新歐亞主義者組成；後者作為一個“官辦”的非政府組織，與總統辦公廳保持着緊密聯繫，並在2014年創辦《保守主義文集》，其目的是為官方的保守主義闡釋提供系統性的理論參照。

　　概言之，俄羅斯保守主義的產生與壯大，既離不開國家“自上而下”的支持，同時又和參與意識形態生產和傳播，由知識分子、智庫和媒介網絡以及東正教教會精英等非國家行為者所構成的知識網絡密不可分。因此，它是俄羅斯政治精英與保守主義知識階層和社會環境互動的結果。

　　當代俄羅斯國家通常攜手東正教會一道，大力提倡一種以“傳統價值觀”為內核的道德保守主義，旨在拯救秉行普遍主義、世俗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理念的後現代西方。它亦着眼於從內部挑戰後冷戰時代居於支配地位的全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代之以一種以國家主權和利益為優先原則、尊重全球多樣性和差異性的世界秩序觀。

　　1月19日，俄羅斯東正教迎來主顯節。當天，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州，全身三次浸入冰水中，完成洗禮儀式。圖自路透社

　　一、“傳統價值觀念”與“後現代”歐洲

　　如前文所述，在普京第三個總統任期內，俄羅斯保守主義發展成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作為俄羅斯保守主義話語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對“傳統價值觀念”的倡導成為一種新風尚，並逐漸演變為一種跨國的普遍現象，在國際政治和道德話語空間當中占據有愈來愈重要的位置。

　　“傳統價值觀”敘事不僅重塑了俄羅斯社會的某些公共與私人領域，而且在俄羅斯國家的安全與外交政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就社會影響而言，最為典型的表現是2013-2014年間相繼出台的新立法和政策，如禁止同性戀宣傳、禁止侮辱信徒宗教感情、禁止外國同性夫婦收養俄國兒童等。

　　就外交與國家安全而言，2015年《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維護傳統價值觀”視為國家文化安全領域最為重要的戰略目標，以及在中東地區所推行“宗教軟實力”戰略，為俄羅斯的敘利亞行動增添合法性。除此之外，這種敘事在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極右翼人士或政黨（以史蒂夫·班農、帕特里克·布坎南、法國“國民陣線”前主席馬琳·勒龐等為代表）中間引起了強烈反響，從而在國際上賦予了俄羅斯“先鋒衛士”的角色。

　　一方面，與西方極右派觀點趨於一致，俄羅斯保守主義話語以一種二元對立的方式建構出“真正的”與“虛假的”歐洲。反世俗主義、維護基督教價值觀和宗教傳統的俄羅斯代表了前者，而世俗的、秉持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布魯塞爾”是後者的體現。另一方面，與西方極右翼普遍持有“反移民”“疑歐主義”（Euroscepticism）等鮮明立場不同，俄羅斯保守主義對“傳統價值觀”的推崇，既鮮明地體現了其悠久的彌賽亞傳統——保護與復興歐洲文明的特殊使命；又體現了它對後現代歐洲存在的種種社會痼疾的深層反思。

　　與普京個人主張的保守主義準則趨同，社會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智庫核心成員雷米佐夫認為，對傳統價值觀的辯護並不意味着排斥現代性，而是明確地將“古典現代性”納入到“傳統”概念之中。在俄國保守主義者看來，“古典現代性”主要包括核心家庭，重視社會等級制度和宗教，共同體歸屬感，工業主義和科學技術進步等，它為評判後現代性提供了一種規範標準。他們將後現代歐洲的社會轉型歸納為三種趨勢：

　　第一，“去人格化”（dehumanization）。後現代性通過跨越或模糊“自然秩序”界限，例如同性戀與跨性別權利運動等，往往導致長期形成的價值、道德和行為模式等各種規範體系陷入一種不確定狀態。

　　第二，“去主權化”（de-sovereigntization）。全球主義、生態主義、人權等話語的目標均在於對國家的“去主權化”，西方國家往往利用環境保護主義等意識形態，對正在實施追趕型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去合法化”。

　　第三，“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去社會化”與西方國家的實際狀況密不可分，他們認為，新左派或全球主義精英階層聚焦於個人權利與少數族群認同等問題，卻往往忽視大多數人的社會利益，例如中產階級的衰落等，從而造成無力應對或減緩社會衝突的後果。此外伴隨移民危機而來的西方社會亦會陷入另一種困境，即同一社會中並行存在着相互對立的亞文化，將最終導致其特徵的喪失。

　　因此，緣於上述嚴峻的後現代挑戰，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的“使命”是對超驗普遍性的排拒，並在尊重歷史與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重新實現傳統社會中的價值觀”。

　　二、主權主義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除上述“道德反叛”之外，俄羅斯保守主義運動還對舊有的、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多元共存觀念進行辯護，其批判對象直指具有破壞性的“全球主義”病症及其世界主義的自由國際秩序觀。

　　在國際政治和世界秩序觀的演進與構建層面，俄羅斯國家的保守主義轉向始終圍繞“維護主權和互不干涉”這一中心原則而展開。與西方自由主義學者所主張的“主權過時論”或“後主權秩序構建”迥然不同，俄羅斯自進入普京時代以來，“主權”就一直處於國家敘事與公共討論的中心位置。

　　對於普京個人而言，主權往往意味着“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個國家決定自己命運的選擇自由”。換言之，“選擇自由”意味着國家主體性地位在國際關係當中的確立，抑或國家有能力成為國際事務當中一個自覺的決策主體。對於俄羅斯保守主義者而言，這種“自由”等同於國家或政治家擁有獨立自主制定政策方針的自由，以及在全球化進程的均質化和普遍化影響衝擊下，社會行動者擁有參與其自身文化實踐的自由。

　　2020年11月9日，俄敘總統舉行視頻會議。圖自央視新聞截圖

　　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大力倡導的“主權主義”理念，實際上與戰後自由世界秩序演變存在着密切聯繫。首先，1945年以來的自由國際秩序本身包含着兩種形式的自由主義，即“憲章自由主義”（Charter liberalism）與“自由反多元主義”（liberal anti-pluralist）。其次，兩種形式之間存在着內在張力；前一種是以主權國家為中心行為者、旨在調整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秩序模式。其中，每一個民族國家都具有獨立自主的行為能力。正是這種基於平等、互不干涉和多樣性等原則的“憲章自由主義”成為戰後國際社會的主導性準則。

　　與之相反，伴隨1989年“冷戰”的結束以及隨後“自由主義式帝國主義”對國際話語主導權的占領，“自由反多元主義”明確地將傳播民主理念與人道主義價值觀視為一種優先關注事項，這種秩序形式意味着將政治管轄權範圍擴伸至“調整國家與其社會的內部關係”，即“國家應該怎樣統治，以及遵循什麼樣的統治原則”。此種秩序觀對主權平等理論構成了嚴峻挑戰。

　　俄羅斯對當前自由世界秩序的不滿，並不必然意味着顛覆現有秩序。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取決於這一秩序中自由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就“維護者”角色而言，俄羅斯堅決維護現代世界秩序中聯合國的中樞地位及其奠基性原則；就“挑戰者”角色而言，俄羅斯主要反對西方的干預性行為，例如，1999年北約對科索沃的干涉，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及2005年及之後，後蘇聯空間內的一系列“顏色革命”事件。

　　正如普京2015年聯合國大會致辭和2017年瓦爾代論壇演講中對俄羅斯立場的鮮明表達，一方面強調作為整個國際關繫結構“基石”，聯合國是全球相互依存與開放的規則制定者，需要各國基於一個廣泛的共識鞏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尊重作為整個國際關係體系基礎的國家主權和維護每個國家或區域的獨特性。

　　三、結語

　　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並非僅僅是一種聚焦自身的敘事建構，它同時將目光投射至歐洲與全球秩序的未來願景，尤其是後現代性對當代人類文化、價值和道德觀念的影響。

　　首先，在自我敘事建構當中，俄羅斯保守主義試圖探尋出一條基於最佳傳統要素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在此基礎之上力求避免重蹈過去的動盪覆轍，並建立一個秩序穩定、經濟繁榮的國家。大力倡導“傳統價值觀”，既有增進國家與社會共識的現實考量，亦是對充斥於西方社會的後現代主義現象的一種道德反叛。

　　其次，俄羅斯保守主義者對西方的診斷和批判是內在的、深層次的，在他們看來，西方社會後現代轉型與其文明內核和特性的喪失呈現出一種“共生關係”。此外，在國際舞台上，俄羅斯以“主權主義”理念為武器，與西方展開強有力的話語主導權競爭，其切入點與着力點均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