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大爆發的慘劇震驚了世界：醫院和火葬場排滿了人群。但到處缺醫少藥，甚至連氧氣都缺。火葬場竟然連木柴都告罄。大量的病人死在醫院門口，死在出租車上、救護車上。救護車的職能已經從救治病人變為轉送屍體。許多病人還沒有斷氣，就為了早占個位置而送到火葬場，說是人間地獄也不為過。

　　這一次被震驚的西方對印度也毫不客氣，除了指出病毒變異的因素外，直指這是總理莫迪一手製造的人禍。在莫迪的決策下，大量的疫苗用於援助，以和中國競爭“疫苗外交”。為了勝選，大規模地舉行各種選舉集會，而且多數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為了迎合民眾，對宗教節日放行，不計其數的人在沒有任何防範的情況下密集地聚在一起。所以說，西式民主會害死人絕不是理論，而是活生生的現實。

　　印度當局討好民眾，放任人群聚集，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當然西方把責任歸到莫迪一個人，歸結到民粹主義是不公平的，是故意歪曲焦點。莫迪和特朗普一樣，都是制度的產物，都是在制度下實施自己的理念。

　　印度疫情大爆發，中國醫學界早就預測到了。復旦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張文宏主任早在2020年就說最怕的是非洲和印度。如果這兩個地方爆發疫情，將是全人類的災難。

　　我是研究東西方政治制度對比的，基於自己的專業研究，同樣對印度爆發這樣的疫情毫不感到意外。其實，凡是去過印度的，不管什麼立場，只要是事實求是，都會得出和我一樣的結論。

　　曾經去過印度、被認為是“自由派”人士的茅于軾先生曾這樣點評：“印度這樣的民主還不如沒有。我們沒有（西式）民主，但我們比印度搞得要好，經濟搞得好那關係可太大了。印度還有人挨餓，馬路上有要飯的。中國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飯，要錢。北京的乞丐給他個饅頭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就是要飯的，要吃的。你知道什麼叫要飯嗎？就是肚子餓。新德里就有飢餓的問題，但中國沒有飢餓的問題，這當然大不一樣。印度我去過兩次，我覺得印度比中國差得太遠了：它有（西式）民主，但這個（西式）民主發揮的是民主的壞處，沒有發揮什麼好處。”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何以印度擁有全球最多的耕地，卻是世界上飢餓人數最多的國家（據全球飢餓指數）。2012年1月，印度總理辛格將印度的營養不良問題稱為國家的恥辱，因之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有42%的兒童體重過輕。

　　茅于軾先生還談到印度的司法：“印度告一個狀，要10年才知道結果，這樣的司法也等於沒有。”許多一級謀殺案，證人都已死亡，依然處於等待之中。許多企業則在等待中破產。

　　一直以來，印度司法制度受到貪污、缺乏效率以及沒有公信力的困擾。一名律師說：“這是一個完全崩潰的制度，這個國家只活在擁有司法制度的幻想中。”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積壓的案件堆積如山，要466年才能清完，其中，超過20年的舊案不下600宗。

　　無獨有偶，曾在冷戰後提出“歷史的終結”一論的美國學者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如此點評印度的民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腸的製作，越是近距離觀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舉例來說，幾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員，現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訴，有些甚至是重罪，像謀殺和強姦。印度政治家經常從事公開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來交換選票。印度民主的爛攪難纏，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上很難做出決策。”“印度民主明顯的混亂和腐敗，經常與中國快速和有效的決策形成強烈對比”。

　　今天的印度，有全球三分之一的貧困人口（世行報告），男性文盲率接近20%，婦女文盲率更高達三分之一（2010年4月，女童的教育權利才得到法律保障），全國近一半的人只會寫自己的名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著名的印裔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曾不客氣地指出：印度窮人教育極端落後，讀完小學四年級的小孩中 ，居然半數以上算不出20除以5的答案！沒有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口只能是負擔而不會是紅利。

　　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們所獲得的電力供應，還不足以點亮一個燈泡。印度人均電力消費屬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甚至低於朝鮮。張維為教授有一次和我談起他在印度的經歷：“我講課的時候竟然停了兩次電。”

　　此外，印度還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種姓制度和男女不平等。根據路透社的調查顯示，對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險程度第四高的國家，比索馬里還要糟，略好於戰亂不斷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被稱為“強姦之都”而惡名遠揚。

　　印度除了嚴重的男女不平等，還有更觸目驚心的種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種姓超過全國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群體無時無刻的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視，再加上廣大受歧視的婦女，這等於是說印度的絕大多數公民是二等公民 。種姓層級最高的婆羅門不及印度人口的4%，卻占有七成的司法權及接近半數的國會席次。

　　在天災時，賤民亦飽受歧視，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爾邦的阿拉里亞發生水災，然而由於阿拉里亞為賤民的集中地，災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協助，令大量災民死於水災當中。

　　當然也有人認為印度人很窮（沒有電，也餓着肚子）但很幸福。這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茅于軾和福山他們都把矛頭指向了印度所謂的民主。印度是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就全盤移植了英國的政治制度。但為什麼印度的英國式民主怎麼就如此糟糕呢？

　　除了非西方文明這個因素外，同樣重要的是印度違反了兩個西方社會成功發展的規律。

　　一是印度沒有發生革命，就直接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的發展路徑不是這樣的。包括英國、法國、美國等都是先發生了革命，摧毀了前現代制度存在的土壤和條件，才迎來新制度的誕生。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包括男女平等問題解決了，土地問題解決了，宗教和國家的關係釐清了（世俗化）。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改變了。

　　但在印度，種姓制度雖然在法律上廢除了，但種姓制度存在的基礎大體都在。一紙法律怎麼能夠取代革命呢？比姆拉奧·拉姆吉·安貝德卡爾，號稱印度憲法之父。印度獨立後出任首屆司法部長和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負責起草了印度的第一部憲法。但他屬於賤民，一起爭取獨立運動的領袖甘地也支持等級種姓制度，他無法被印度精英所接受。最後不得不率領百萬賤民放棄印度教信仰，改信平等的佛教。他的命運都無法改變，更何況普通人。這或許也是印度IT行業特別興盛的原因之一：因為這是一個新行業，對賤民沒有限制。

　　由於印度的主要宗教印度教沒有受到革命的衝擊，未能向西方一樣進行宗教改革，因此也嚴重阻礙了印度的發展。

　　比如由於種姓制度禁止不同種姓的人一起工作或從事一樣的工作，這就限制了工業化的發展。要想在同一個地方招聘到大量的員工難度往往很高。

　　這一次印度疫情大爆發，除了選舉因素外，則和印度教教徒大規模慶祝重大節日大壺節有關。甚至民眾相信聖牛的牛尿可以對抗新冠病毒。

　　客觀而言，人類歷史上產生的宗教都有其黑暗的一面。西方曾經長達一千年陷入愚昧和黑暗的中世紀，就要拜基督教所賜。但基督教在民主制度產生之前發生了宗教改革運動，使之更加適合一個發展和進步的社會。可這一幕沒有發生在印度教身上。等到印度建立起民主制度，政治人物出於對選票的需要，更不敢得罪九億五千萬印度教選民。

　　所以儘管形式上從法律層面廢除了種姓制度，加上幾十年的演變，歧視也確實有所緩解，但依然可以說是“大行其道”。因為根據印度教教義，誰要違反種姓制度，將永世不得超生。一個人的善良行為能使他升為婆羅門，邪惡行為則能令他墮為首陀羅、賤民甚至畜類——現實中，不用等到來世，只要破壞種姓制度就被直接降為賤民。沒有種姓制度，印度教也就不復存在。這和基督教的上天堂的誘惑和地獄審判的威懾效果是同樣的。這就是為什麼雖然在西方獲得教育、身為律師的聖雄甘地，也公開聲明不能廢除種姓制度。

　　所以在印度，有形式上的西方民主，但沒有平等的人權。一個等級森嚴、嚴重不平等的社會，怎麼可能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呢？

　　同時也由於印度實行土地私有制，因而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到現在還只有一條高速公路。這也同樣限制了經濟的發展。

　　簡而言之，從人類歷史上看，凡成功崛起邁向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經歷工業化的。工業化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極大提高，還使一個國家實現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社會各個方面都會隨之發生變化：社會分工、技術爆炸、都市化、新階層的誕生、現代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的發展、學習機會的擴大；宗教信仰和傳統習俗的影響力減弱；人與人之間鄉村牧歌式的關係發生變化；社會流動增加。沒有工業化，一個國家就仍然會停留在前現代的農業社會狀態中，不管它名義上是什麼制度。

　　今天的印度由於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其不過是一個掛着現代招牌的前現代國家而已。

　　中國之所以今天能夠創造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蹟，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連續革命：辛亥革命從政治制度上終結了數千年的王朝體制，共和理念也深入人心。隨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則解決了土地問題、平等問題，把中國復興的障礙徹底清除掉。這種對整體利益的大調整，除了革命，其他手段是無法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大革命如此血腥，甚至用大炮對付投降的反對派，包括普通民眾（即炮決），但仍然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

　　然而人類歷史也同樣表明，這一時期一旦過去，就幾乎無法再補課。現在的印度不可能退回到過去，重新進行一場革命。

　　第二，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已經證明了兩個凡是：凡是搞西方民主成功的發達國家，都是在完成現代化之後才實行的大眾普選民主，選票是社會演進的最後一步。凡是現代化完成之前實行大眾普選制度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擺脫貧困走向現代化的。

　　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美國黑人1965年才有公民權，瑞士1971年才實現普選。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着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

　　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後，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採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謂整樹移植。這個原因可用一句話作為總結：“高級民主”一但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的合理性。但這種模式不但造成的代價極為高昂，而且往往令一個國家無法真正發展。今天的印度就是如此。

　　那麼印度還有未來嗎？誰能拯救印度？美國著名學者邁克爾·羅斯金在其名著《國家的常識》一書中提到印度這樣一個細節：當一輛汽車陷在泥里的時候，上層種姓的人在座位上等，而下層種姓卻出去推車。於是作者的一位朋友憤怒了，大喊道：“這個國家要運轉起來，要麼需要一個約翰·D·洛克菲勒，要麼需要一個毛澤東。”

　　應該說，道理都明白，只是印度已經失去了這樣的歷史時機。美國所謂的印太戰略將不攻自破。這一次疫情大爆發，也應該令美國明白，印度不但幫不了它，而且還會成為負擔。本來美國召集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四國一起生產疫苗和中國進行競爭，結果不但印度無法再向世界提供疫苗，還需要美國等向它進行援助。這不由得令我想起有關意大利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的隊友是意大利，你一定會輸掉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