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9日16時45分，台灣當局“外交部長”周書楷一行如約抵達白宮，準備與剛剛從北京歸來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會面。在焦灼的氣氛中，周書楷一行在走廊上等待了近半個小時，終於得到允許，被請進了基辛格的辦公室。據說雙方見面後氣氛尷尬，基辛格對時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老布什破口大罵，聲稱老布什沒能拖延投票時間，最終導致了美國與台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失敗。

　　這位剛剛與中國共產黨人敲定了尼克松出訪中國細節的猶太人憤憤不平，言之鑿鑿地表示：“我仍在北京時竟獲悉投票將提前舉行，此中關鍵現今反省，實在是我沒有介入實際戰術的運用。布希大使（即老布什）應有辦法使投票拖延……當我們變更對中國政策時，我個人認為貴‘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最少尚可維持五年。”

　　基辛格的言辭之懇切、態度之堅定，讓剛剛被驅逐出聯合國的台灣當局“外交部長”一行人稍稍感到了一絲安慰。周書楷等人隨即問道，既然眼下木已成舟，中國重返聯合國已成定局，那今後美“台”關係又將何去何從呢？

　　在周書楷這些人面前，基辛格展現出了一位外交家的真正風采——他一方面語氣堅定地表示“美國絕不背棄貴‘國’”，另一方面卻顧左右而言他，對周書楷等人提出“美國應以公開聲明確保美‘台’關係維持”的要求置之不理。在他精妙絕倫的話術之下，周書楷等人竟然深感基辛格“態度誠懇”，較羅傑斯（美國國務卿）“友好得多”。

　　幾十年之後，這些“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們終於從基辛格等人的回憶錄中拼湊出了事件的全貌，讓他們驚愕不已的是，經常讓這些“外交官”難堪的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其實是真心實意想把台灣當局留在聯合國；而看上去“態度誠懇”的基辛格，卻始終都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不過眼下，這些“外交官”最擔心的事情還是回到台北後，究竟會被蔣介石如何對待。

　　1971年10月25日深夜，聯大第 1976 次會議做出第 2758 號決議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台灣當局“代表團”退出會場。

　　蔣介石的心理準備

　　1971年11月2日22時，周書楷一行飛抵台北。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前來接機的蔣經國並沒有對他們予以責備，反而是對其好生安慰了一番。而差不多一個月後，“代表團”成員向蔣介石親自匯報時，更是驚訝地發現蔣介石看上去態度平靜，甚至聲稱自己“已預做退會的心理準備”。

　　蔣介石真的看開了？

　　其實不然。

　　周書楷這些人並不知道，當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消息傳到蔣介石耳中的時候，正在花園散步的蔣介石淚流滿面，連為自己戴上帽子這樣簡單的動作都無法完成，直接將帽子掉到了地上。對蔣介石來說，他上一次這般失態還是在1964年——那年中國大陸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蔣介石大受震撼，迅速約見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克萊因，在會面時蔣介石說了一大堆不着邊際的胡言亂語，包括“大陸的原子彈就是為了摧毀我的”“一旦我被摧毀，大陸就可以不受限制地發展核武器！而你們則無法對其進行核報復，因為歐洲人會阻撓你們”“我被摧毀之後，中蘇關係就會迅速緩和，因為蘇聯人知道，只有我能夠埋葬毛”。

　　根據美國對外關係文獻記載，與美國人溝通時一向用語謹慎的蔣介石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寫了一封據說是“又長又亂”的信，在信中提出了種種匪夷所思的建議。而美國人則非常克制地表示自己不會因為中國核試驗成功了就考慮跟其打核戰爭，恰恰相反，美國人認為“中國的核試驗實際上突出了‘紅色中國就在那裡’的事實，徹底摧毀了蔣介石的‘內戰還在進行’的命題”。由此，美國開始考慮調整對華政策。

　　不過要說蔣介石對此沒有絲毫準備，倒也未必。台灣當局以一隅之地託庇於美國武力之下，與大陸對抗20餘年。單只是一個聯合國里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先後就出現過數次波折，因此你說蔣介石對此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那肯定是不對的。

　　實際上在1951年，蔣廷黻就已經請示過蔣介石，道是遠洋溝通頗不方便，若是大陸乘朝鮮戰爭之威重返聯合國，那麼他們這些“中華民國”駐聯合國的“外交人員”，究竟應持怎樣的態度。蔣介石毫不猶豫，立刻便作出了抉擇：“我們復國基礎有二——在國際上，法律地位的憑藉，則為聯合國；在內政上，則為復興的基地台灣。這兩個基礎，皆甚重要，但其根本，還是在台灣。如兩者不可得兼，則我寧可放棄聯合國，而確保台灣。這是我政府到了最後不得已時之唯一政策。”

　　1971年5月20日，蔣介石（右）在台北為去往東京的沙特阿拉伯國王費薩爾送行。此時的蔣介石面對國際外交現實，勉強接受了美國人提出的“雙重代表案”，但表示至少要確保台灣當局的安理會席位，“以保障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和聯合國憲章”，否則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對蔣介石來說，聯合國作為二戰後國際社會的重要舞台，乃是他博取外國承認的重要戰場，當然馬虎不得；但台灣地方雖小，卻是這個藍色星球上最後一塊能夠承載其權力的實體所在。從二次革命到抗日戰爭，失去地盤軍閥的下場，蔣介石已經見得足夠多了，因此他一口咬定，台灣才是他後半生最重要的東西，為此他甚至可以放棄自己在聯合國的一切。所以在萬不得已之時，放棄台灣在聯合國里的代表權，他是有一點心理準備的。

　　因此聯合國里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始終是蔣介石的一塊心病。他一方面在嘴上立場堅定，高喊“漢賊不兩立”的口號，在與各國——尤其是美國——交往的過程中表現得寸步不讓；而另一方面，則不時以默許、暗示等方式對台灣當局的“外交官”們進行遙控，以求在實際操作中能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手段後來被日本學者總結為“重視原則的‘強硬外交’和對美‘協調外交’的實質性妥協”。

　　只可惜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在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前夜，蔣介石這種複雜而矛盾的外交手段終於出問題了。

　　溝通的紕漏

　　我們的故事要從1971年4月24日說起。這天下午4時，蔣介石在台北的中山樓里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羅伯特·墨菲。

　　兩人談話的內容是當時美“台”雙方的最高機密，為了保密，墨菲甚至沒有動用美國駐台“大使館”的電報線路，而是在自己返美後手書了一份報告，面呈尼克松。在這次會面中，墨菲表示他帶來了尼克松總統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最新構想，那就是“雙重代表案”——在美國提出的“重要問題案”節節敗退、而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排蔣容共案”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美國人認為以“雙重代表”的方式將台灣當局留在聯合國里，乃是眼下最為穩妥的辦法。但他同時也保證，“沒有得到蔣總統同意前，美國不會，也無法對雙重代表案驟下定案”。

　　蔣介石對墨菲的來意心知肚明。因為就在6個月以前，他剛向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團下達了所謂“漢賊不兩立”的指示，聲稱“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謀略皆是枉費不成”。因此台灣當局的“外交官”在多個不同場合明確地表達了他們對“雙重代表案”的不滿，這讓美國人十分頭疼——就在蔣介石忙着向萬里之外的手下們下達重要指示的同時，基辛格也在組織召開“中國代表問題研究會議”，會議研究的成果是一份長達41頁的《中美聯合國會籍問題全面政策研究報告》。報告指出，繼續堅持“重要問題案”的唯一下場，就是美國在聯合國里遭遇一次徹底的失敗，這不僅會極大地損害美國的國際威信，而且會讓所有國家都對美國死板僵化的外交政策產生懷疑。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展現美國渴望永遠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誠心與意願”。

　　精於算計的基辛格提出了一個堪稱絕妙的方案，這一方案的核心乃是“支持新中國加入聯合國，同時反對驅逐中華民國”。這一方案不僅能在國際社會面前樹立美國樂於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形象，更不用背上“拋棄盟友”的惡名，還能從支持“兩阿方案”的國家手裡分票，最妙的是假如中國堅持“台灣不走、我們不來”的話，那麼這次理虧的就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了！

　　1958 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羅伯特·墨菲（左）和英國前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使哈羅德·比雷（右）乘坐飛機去往巴黎，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進行“斡旋”

　　基辛格的如意算盤打得很響，然而他偏偏忘了考慮蔣介石的反應。所以當美國外交官們四下尋找台灣當局的“外交官”，試圖與他們就這個方案進行交流的時候，尷尬的事情發生了：所有人都不贊同這個方案，大家的口吻出奇的一致：我們希望美國能堅持“重要問題案”，我們反對“雙重代表案”。

　　在經過了長達數月的暗示、說服乃至恐嚇之後，一無所獲的美國人終於搞清楚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他們這次派出了“特使”，試圖直接與蔣介石進行溝通，當面來說服這位固執的老人。

　　這不是美國人第一次就“雙重代表”問題來徵求蔣介石的意見了。1966年時“兩阿提案”一度瀕臨突破，當時美國就曾想讓蔣介石答應“雙重代表”案，在聯合國里搞“兩個中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曾親自登門對蔣介石進行試探，詢問他對“雙重代表案”的態度，而蔣介石對此則嗤之以鼻。作為報復，蔣介石拉着馬康衛大談自己已經策劃多年的“反攻大陸”計劃，似乎要用這種方式證明，自己雖然寓居小島，但依然是中國的領袖。

　　不過眼下時過境遷，就在幾天之前，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已經展開，美國乒乓球代表隊應邀訪問了北京，凍結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開始和解。尼克松相信，任何明智的領袖都會在這種情況下作出讓步，以換取美國的支持。而這次被尼克松派到台北的“特使”，身份也頗為特殊：羅伯特·墨菲曾在二戰期間擔任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負責遠赴非洲處理法國投降後的北非殖民地反法西斯勢力整合；後來又出任美國首任駐日本大使，參與朝鮮戰爭的談判事宜，一度主管美國的聯合國事務，不僅經驗豐富，而且德高望重。因此蔣介石必然不會向當年對付馬康衛那樣，用荒唐的“反攻大陸”計劃來搪塞他。

　　1971年4月，美國乒乓球運動員代表團在北京遊覽長城

　　的確，蔣介石在墨菲面前終於直抒胸臆，坦誠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勉強可以理解美國人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難處，但依然希望美國能夠以“重要問題案”來阻止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不過萬一美國人非要提出其他方案的話，那至少要確保台灣當局的安理會席位，“以保障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和聯合國憲章”，否則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毫無疑問，墨菲特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這位76歲的退休外交官終於從蔣介石口中拿到了可靠的保證，然而當他返回華盛頓復命時，基辛格等人忽然發現了一個要命的紕漏：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太大的緣故，墨菲在答應蔣介石提出的條件時，竟然忘了自己沒有得到授權，根本沒法“確保中華民國的安理會席位”！

　　於是墨菲這一去之後，美方忽然沒了動靜。

　　末日的喪鐘

　　1971年7月15日19時45分，尼克松在沒有提前通知台灣當局的情況下突然發表全國講話，表示“我已派我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在其最近的世界之旅中前往北京”，同時尼克松將“在適當的時間訪問中國”。

　　這個消息宛若一顆原子彈，在蔣介石的頭上炸開了。據說蔣介石聞訊後當場失態，破口大罵尼克松；而台灣媒體也一反常態，稱尼克松“險不可測、原無信義可言”“自貶身價、降格以迎”。而也就在尼克松發表全國講話的這一天，阿爾巴尼亞等23個國家聯袂而至，向第26屆聯大提交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並驅逐蔣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

　　驚慌失措的台灣當局“外交官”們依然在做着徒勞的努力，“駐美大使”沈劍虹不厭其煩地與國務卿威廉·羅傑斯確認着尼克松的下一步計劃，然而問題在於羅傑斯壓根就不知道尼克松的下一步計劃到底是什麼！基辛格出訪中國的整個行程都是高度保密的，而尼克松幾乎沒有對羅傑斯透露任何多餘的信息。

　　尼克松長久以來對國務院的厭惡終於收穫了累累碩果：7月18日，國務院在備忘錄中表示“原本機會很小的雙重代表案及任何形式之重要問題案”由於基辛格訪華消息所帶來的衝擊，“機會在減小”。而尼克松卻在此時丟給了國務院一個最為棘手的工作：在8月初之前，搞定今年聯大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提案細節。

　　諷刺的一幕出現了，尼克松敢於放手讓羅傑斯他們去搞，是因為基辛格在北京試探過中國人的底線，而周恩來明確地告訴他，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案”。因此只要美國能讓雙重代表案進入聯大表決環節，那麼實際上就已經取得了勝利——因為無論有多少張贊同票，中國都不可能接受以這樣的方式重返聯合國。然而由於缺乏對細節的了解，羅傑斯等人卻將問題複雜化了，他們認為既然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那麼必須要對現有的“雙重代表案”進行徹底地修改。而很顯然，單單只是將新中國迎回聯合國已經不夠看了，必須把安理會的席位一併送給他們，才能把台灣當局留在聯合國里！

　　基辛格日後曾諷刺過國務院在對華問題上的愚蠢，他說：“在對華行動方面，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唯一由國務院主管的事情，因而他們能夠一意孤行堅持要這麼幹。”

　　很快，壓力便從美國人身上傳遞到了蔣介石身上：7月19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會見了“駐美大使”沈劍虹，指出“如用雙重代表案而不與中共安理會席次，而仍由台灣保持之，亦難獲通過”，因此希望台灣審時度勢，好自為之；23日，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面見蔣經國，不斷勸誘其放棄安理會席位。

　　玉碎？還是瓦全？

　　蔣介石很快作出了自己的選擇：7月27日，周書楷正式對“中國代表權”問題作出了官方說明：“中華民國”願意接受美方的一切條件，但希望美國幫助“中華民國”儘量留在安理會內。不過，為了保全面子，在明面上他們還是要對“容匪”的“雙重代表案”批判一番的。沈劍虹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對這個擰巴的政策進行了總結：“台灣願意策略性的讓步，是因為評估中共不會依此‘雙重代表’的模式來加入聯合國。但台灣對外不會公開表示支持‘雙重代表權’案。”

　　1970 年7月13日，美國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左）在白宮向總統尼克松（右）報告關於中東問題會談的情況

　　共產黨人果然沒有讓蔣介石失望，8月2日，美國正式聲明，表示支持“雙重代表案”；而兩天以後，新華社對美國的行徑進行了批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9日，周恩來公開表示：“如果兩個中國的局勢在聯合國內出現的話，中共將斷然不會接受聯合國之席位。”

　　大陸的聲明讓原本異常焦慮的台灣當局“外交官”們忽然放鬆了下來，他們現在相信中國與美國之間應該是沒有任何私下密約了，否則中共不會因為這種事情連續發表措辭如此嚴厲的聲明。然而峰迴路轉，由於在聯署“雙重代表案”過程中許多國家都對美國沒有明確指出安理會席位到底要給誰，因此不堪其擾的尼克松竟然在9月1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態：“我們允許且將投票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自然，這也表示給他們安理會的席位。”

　　一石激起千層浪。

　　原本還在緊張激烈地策劃着聯署“雙重代表案”的美國和台灣當局之間忽然多了一道看不見的鴻溝，雙方彼此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9月18日，台灣“總統府”秘書長黃少谷致電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團，表示大家應做最壞的打算，若“驅蔣”提案有望通過，“則不惜推手，決不受辱”。而10月5日，基辛格再度出訪中國的消息讓分歧重重的美“台”雙方再度陷入互相攻訐的狀況之中，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台灣當局在聯合國里的日子，只剩下最後幾天了。

　　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台灣當局的“外交官”從來都是謹小慎微，在聯大會議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就連聯合國語文司中文翻譯處里的工作人員都特別清閒——因為怕英美友人聽不懂自己的語言，所以台灣當局歷任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基本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以此為榮。1950年，伍修權率團參加聯大會議時曾辛辣地諷刺過國民黨代表，道是：“我懷疑這個發言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為偉大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的語言他都不會講。”

　　20多年的卑躬屈膝，依然迎來了末日的喪鐘。在最後的日子裡，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團施展出了自己的渾身解數，每日穿梭於聯合國總部大廈的各個房間之中，一遍又一遍地估算着票數。然而由於提案時間太晚、美、日、蔣三方對外宣傳口徑不一、加上尼克松訪華消息帶來的衝擊，這些“外交官”所做的這些努力，最終全都化為了烏有。

　　1971年10月25日的深夜，聯大第1976次會議做出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紐約的街頭車水馬龍，聯合國大廈里掌聲雷動。而以周書楷為首的“中華民國”“外交官”們卻淚灑街頭，離開了這個傷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