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爆發的盧溝橋事變，點燃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烽火。國共雙方作為當時國內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分別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對未來戰爭走向的判斷，採取了一系列發動、組織全國抗戰的措施。
國民政府一系列改弦更張的舉措
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覺察到英美等國對日態度正在發生微妙變化。當然，由於1937年歐洲的形勢與1932年相比，可稱得上是今非昔比，德意法西斯的瘋狂擴軍以通過訛詐攫取領土的行徑，對歐洲的安全和穩定構成的威脅日益加劇。美英幾乎都將歐洲問題置於亞洲問題之上，例如英國在1937年春天經過複雜的磋商，決定在未來對外戰略中將與本土利益密切攸關的歐洲置於首要地位，而遠東局勢，包括新加坡等地的防務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後，美英一面處於驚慌之中，另一方面又希望不惜任何代價避免涉入遠東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必須改變過去對日妥協的態度，明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態度。7月17日，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宣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訓話時，對着軍事地圖說明抗日的戰略部署
國民政府在八一三事變爆發的第二天，通過外交部發表《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向全世界各國指出日本侵略者自“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種種行為，均屬侵犯我國領土主權與違反各種國際條約，我國處此環境之下，忍無可忍，除抵擾暴力實行自衛外，實無其它途徑”“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
除了在外交方面努力建立一個堅定抗戰的形象，從軍事角度，國民政府在七七事變爆發至1938年10月的正面戰場作戰中，用毛澤東的話說“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朱德則評價“曾有相當數量在前線的國民黨軍隊及地方系軍隊對敵人進行過積極的抵抗”。七七事變爆發後，7月9日國民政府命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84師師長高桂滋、46軍軍長龐炳勛、53軍軍長萬福麟等率部立即向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以期支援第29軍在平津地區的對日作戰，12日蔣介石又令駐黃河北岸的中央軍向保定急進，以為29軍之支援，不久又派原本在陝北“圍剿”紅軍的湯恩伯、衛立煌分別率13、14軍增援華北，湯恩伯所部在南口進行的防禦戰，極大地支援了平津地區的西北軍。
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再次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蔣介石嫡系張治中、陳誠、胡宗南的第87、88師，第18軍和第1軍先後調往淞滬戰場，而從廣西、四川、湖南等地出發的地方系部隊，在上海等地同樣表現出了堅定的作戰意志。
但在作戰中，長期內戰帶來的派系矛盾卻直接影響了軍隊戰鬥力的發揮。南口戰役中，湯恩伯等部以少戰多，在無法挖掘工事的南口山間與日軍鏖戰20餘日，付出了3萬多人的傷亡，卻成功遲滯了日軍的攻勢。不過在戰役中後期湯恩伯判斷平津西北軍有退卻的可能，於是預先在北平城中布置了一個五人情報小組，但由於與第29軍溝通不暢，情報小組竟然是從駐地附近警察口中才了解到中國軍隊將撤出北平的消息。
正面戰場的意義
平津地區中國軍隊的撤退，同樣是不同系統部隊彼此難以很好配合的結果。1937年8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在平津外圍集結兵力，並劃定了西北軍和援軍的戰場分界線，重新調整了整體防禦部署：規定津浦鐵路北段沿線地區由第29軍、第53軍負責固守，由西北軍系統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統一指揮；平漢鐵路北段沿線地區由第二十六路軍、第3軍、第52軍負責固守，由蔣系中央軍的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統一指揮；滄（縣）石（家莊）線由第32軍、第67軍等部負責固守，統歸石家莊行營主任徐永昌直接指揮；以第15軍、第18軍為總預備隊，控制於滄石線以南地區。在平綏鐵路東段方面，8月上旬以第17軍與第68軍合編為察省守備軍團，負責綏東察北之作戰，並以騎兵第1軍使用於察北方面，以第13軍向宣化、懷來集結，擔任預備軍。以上察綏方面之作戰，統歸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指揮。這套布局充分考慮了各派系的傳統範圍和不同將領之間複雜的年功序列關係，但卻沒有考慮宋哲元和劉峙是否能夠真正掌握手下部隊，以及二者的大兵團指揮能力和經驗是否足以履行指揮責任。
1937年，中國軍隊在上海閘北區商業報刊大樓後面匆忙搭建路障，抵抗日軍入侵
結果9月18日，日軍華北方面軍開始從正定等地迂迴保定，日軍第一集團軍沿平漢路快速向南推進，24日日軍占領滿城，而同日當蔣介石電令劉峙固守保定、滿城時，劉實際上已經沒有可靠的預備隊。當日軍兩次向保定及其兩側地區發起攻擊時，守軍第52軍隨即南撤。同日，保定一帶守軍全部退至滹沱河南岸。至此，保定及其以北全陷於敵手，平漢路北段這一關鍵地區又被敵奪取，華北戰局迅速惡化。
與此類似，八一三事變中，國民政府放棄暫未修完的滬寧杭國防工事體系不用，完全無視1932年“一·二八”作戰經驗，白白將數十萬官兵推到上海城內及郊區與日軍進行對攻，承受日軍優勢的海陸空火力。如果戰略戰術更明智，這些部隊完全可以發揮更大作用。雖然後來國民政府認為上海作戰為大內遷爭取了時間，甚至有人宣稱此戰打亂了日軍的進攻節奏。但慘烈的戰損比以及中國軍隊從上海退出後因為損失過重，預先未布置大縱深防禦等因素，直接導致南京迅速淪陷並遭受日軍大肆屠殺。
1937年10月26日，國民政府監察院張華潤等人認為劉峙應該對華北大半淪陷的結果負責，對其提出彈劾時說：“豫皖綏靖主任劉峙，恇怯畏死，未經激戰，遂下令總退卻，一潰至石家莊，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晉兩省交受其禍；今又退至彰德（安陽）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莊計里四百餘，石家莊至彰德亦四百餘，是旬日之間，敗退幾達千里，自古及今，喪師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這可以視為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正面戰場作戰的一個縮影。
1937年9月，八路軍騎兵部隊準備開赴前線
不過，我們仍然應該記住，抗戰爆發至1938年10月為止，國民政府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的配合下，先後進行了平律作戰、南口戰役、太原會戰、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台兒莊戰役和武漢會戰等規模較大的戰役。正面戰場初期的會戰以及廣州失守後國民政府執行的“空間換時間”戰略，為沿海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遷往西南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僅工業一項，便有639家工礦企業、116000噸原料設備和至少12000名技術工人抵達川渝地區。
對於正面戰場的意義，《八路軍軍政雜誌發刊詞》中總結為：假如“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沒有同處於敵後的友軍之配合，（八路軍）也不能得這樣大的成績”。
“只槍顆彈文錢粒米”
1937年8月22日，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國民政府宣布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將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937年10月，國民政府在宣布新四軍番號後，南方八省15區紅軍游擊隊先後被改編為新四軍。雖然國民政府保證向八路軍、新四軍發放軍餉、提供裝備、物資和彈藥，現實中在山西等戰場上，閻錫山、衛立煌等將領也憑藉自身權力向八路軍提供過有限的物資。
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每月僅有30萬元，哪怕是滿足紙面上4.5萬名官兵的被服糧餉都有困難。而新四軍方面更為拮据，因為國民黨僅給了新四軍1.03萬人的編制，經費僅8萬，平均下來一人一個月只有7元多點。隨着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抗戰中逐漸擴大，我軍實際編制大幅增加，到1939年12月，國民政府給的那點經費平攤到每名八路軍戰士頭上僅有0.67元，新四軍不足3元。即便如此，國民黨方面仍然是百般剋扣，被服更是徹底停發。這也難怪葉劍英會用“只槍顆彈文錢粒米”來形容國民黨方面給與我軍的糧餉。至於華南抗日武裝、東北抗聯等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則基本沒有得到國民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援。
1940年，準備接受聶榮臻檢閱的晉察冀軍區的炮兵部隊
因此，初到華北、華中和華南戰場的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武裝幾乎陷入缺糧少彈的不利境地。以炮兵為例，八路軍炮兵部隊的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炮兵部隊，1937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下轄3個師和1個後方留守處。在改編中，原紅一方面軍總部特務團山炮連改編為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山炮連；第115、第120、第129師於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各組建一個炮兵營。11月，因缺乏火炮裝備，根據八路軍總部決定，撤銷第115、第120、第129師炮兵營。八路軍第115師由原紅軍第1軍團、第15軍團等部隊改編而成，原紅1軍團炮兵連改編為第115師第343旅迫擊炮連。第343旅炮兵連下轄2個炮排，4門迫擊炮，1個彈藥排，一個步兵排，1個雜物排，每門炮只有30多發彈藥。
不過，裝備落後、缺衣少彈的八路軍卻敢於主動向日軍發起攻擊。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在山西省靈丘縣平型關地區伏擊了日軍第五師團第21旅團一部。在發動攻擊前一天，第343旅炮兵連派出彈藥排和雜物排的同志到離老爺廟幾公里的國民黨軍隊丟棄的陣地上搜尋彈藥，意外發現大量國民黨軍丟棄的82毫米迫擊炮炮彈，於是又發動全連人員前往搬運，到25日黎明前，第343旅炮兵連已經收集了1000多發彈藥，每門迫擊炮備彈超過300發。後來，八路軍利用從滹沱河打撈出的閻錫山晉軍山野炮，在1938年1月28日，於山西臨汾建立了八路軍總部炮兵團。
迅速發展的敵後抗日武裝
為了最大限度團結抗日力量，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始廣泛發動群眾，並吸收各種抗日武裝。華北的工人在平津淪陷後，迅速組織工人自衛隊。據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初期，具有相當規模和戰鬥力的工人抗日武裝有40多支，其中兵力達到200—1000人的工人武裝有26支之多。以同蒲鐵路工人武裝自衛隊，也就是“鐵工隊”為例，該部曾趁敵人兵力空虛收復過芮城，還以7名隊員毀傷日偽汽車13輛的戰績上過報紙。在敵占區鋤奸工作中，“鐵工隊”刺殺張玉祥等42名漢奸。1938年8月，“鐵工隊”正式編入八路軍游擊10團，後併入386旅16團。此外1937年9月下旬，在山西壽陽成立的正太鐵路工人自衛隊，先後合併了陽泉礦工游擊隊、榆次紗廠工人游擊隊，在太行山到晉東南各地縱橫馳騁，一面打擊敵偽，一面收集和保護珍貴的機車、鐵路器材等物資，甚至還收到過國民政府交通部10萬元獎金。
八路軍第115師指戰員在平型關大捷後背着繳獲的武器凱旋
至1940年，華北各地工人有組織地參加正規部隊作戰已達19538人。各地工人踴躍參軍，有力地支援了八路軍。例如，八路軍到達河北磁縣時，僅六河溝煤礦工人就有3500人參軍。同蒲鐵路員工定額不過8000人，但在黨組織的號召下，一次便有2000多人參軍，山東淄博益都各礦工人參加八路軍多達4000餘人。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工人武裝直接改編入八路軍、新四軍。例如4000多人的“工人自衛旅”、500多人的平蒲鐵路工人游擊隊都被編入正規軍。
迅速發展壯大的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武裝很快成為比正面戰場正規軍更讓日軍寢食難安的勁旅。據日軍記錄，1938年9月，江北的新四軍特務隊在安慶—桐城公路上伏擊了日軍一支80多輛汽車的車隊，擊毀其中30餘輛，擊斃日軍軍官10餘人，士兵20餘人。此戰導致周邊日軍一度補給斷絕。
來自蘇聯的援助
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武裝的迅速壯大，很快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國民政府指揮正規軍在正面戰場上進行多次大規模會戰，以及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等在敵後迅速打出根據地，都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國的抗戰潛力。日本方面也迅速認識到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才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最重要的敵人，提出針對國民政府“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
同時，大批來自海內外的物資和捐款開始通過各地“八辦”接收，最終匯向敵後根據地。七七事變爆發後，美英法等西方列強與日本圍繞攫取和維護在華利益和傳統勢力範圍，開始了實質性的對抗，日本與美、英的矛盾逐漸激化，並徹底改變了遠東國際關係的走向。7月下旬，日本在華北投送大量侵略軍隊，一面進攻廊坊，另一面從三個方向上對北平、天津實行分割包圍。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度令英國決定邀請美、法兩國政府，希望共同“促進日本不擴大此次事變”，但這一建議遭到仍被孤立主義所困擾的美國拒絕。
鑑於日本1932年便謀求獨霸上海，1937年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1200名海軍陸戰隊員赴上海增強防禦。在八一三事變爆發前後，西方國家普遍擔心，如果中國能夠挫敗日本的侵略，那麼很可能會將西方國家在華的租界以及其他不平等條約一併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但日本在上海不斷增兵卻讓西方覺察到與中國的反殖民主義思潮相比，日本才是列強在中國問題上的最大對手。但在日本露出對美英法在東南亞傳統勢力範圍的垂涎前，列強並不願意對中國作出更多的支持，以至於中國在1937年迅速感受到被世界遺忘和拋棄。但關鍵時刻，蘇聯人卻“雪中送炭”。
七七事變之後，蘇聯政府主動與國民政府聯繫，在8月21日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開始援華。1938年3月至1939年7月，蘇聯向中國提供2.5億美元貸款。1937年11月，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正義之劍”正式來華參戰，蘇聯飛行員的到來，遠早於日後名聲更大的“飛虎隊”。而且從抗戰中國空中力量的消耗角度，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給了八一三事變後幾乎迅速耗盡戰力的中國空軍以決定性的支持，並幫助中國重建了人員培訓、地勤和物資保障等系統。
約1938年，蘇聯空軍志願隊隊員在武漢機場
1939年5月開始的中蒙邊境諾門罕戰役中，蘇聯紅軍給予日本以迎頭痛擊，8月下旬日本徹底失敗。但其後因為歐洲戰場德國發動閃電戰，蘇聯開始謀求對日互不侵犯條約。即便如此，1939年6月蘇聯同中國簽訂《蘇中貿易條約》，繼續對華供給武器彈藥，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而國民政府方面則利用蘇聯、美國、英國與日本的矛盾，努力獲得支援。據統計，從1937年7月到1940年，給中國貸款援助的國家有蘇聯、美國、英國、法國、捷克和比利時，共借款26筆。其中以蘇聯的援助為最，借款高達3億美元，且在借款條件中，不列抵押品，利息低，這對中國抗戰是極為有利的支援。其次是法國，供給中國10億多法郎的援助。利用這些援助，中國經濟得以撐過1940年，最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獲得了美國租借法案物資和大宗貨幣借款，這也可以視為國民政府外交上的一大成績。
美英方面，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願意對中國進行實質性支援，而是醉心於搞東方慕尼黑陰謀。對此，毛澤東於1941年5月25日以《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為題，給黨內起草一份指示，指出“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着，我們必須揭破它，反對它”。最終在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日開始侵入東南亞，美英處心積慮避免與日本正面作戰的小算盤徹底破產，而中國宣告撐過了幾乎被大半個世界拋棄的黑暗時期，成為逐漸成形的反法西斯陣線東方戰場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