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誘導下發生的社會變革　

　 　一息尚存

社會變革是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必然結果。人類社會誕生迄今，已經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四個發展階段。在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中，某些國家還曾經進行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嘗試，雖然由於是進行嘗試，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也仍然顯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儘管目前有些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遭到了失敗，但是，有些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現在仍然還在進行之中，因此說社會主義事業遭到了全面失敗，目前還為時尚早。　　

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出現之前的人類社會的任何一次社會變革，都是生產力的發展為了突破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而引發的。從人類已經經歷過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幾種社會形態看，莫不是如此。這就是馬克思發現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這個規律。但是，馬克思在發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規律的同時，也發現了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建設還能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　　

與以往人類社會的變革只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所推動的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能夠充分運用和掌握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具有強大反作用力這一規律，是隨着人類社會的成熟與覺醒，人類對自身解放和對自由、平等的主觀追求已經超越了生產力發展階段的限制，開始主動追求社會結構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變化的結果。就是受剝削、受壓迫的無產階級在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創立的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通過暴力革命來主動進行社會變革才實現的。人類對社會結構更加合理的主觀追求，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強勁動力，尤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多是在原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較為深重的一些國家裡出現的這種現象，更能說明這一點。而且隨着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逐步擴大和加深，生產力也有了它新的內涵，它所體現的已經不僅僅是人類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更多的是體現了人類之間征服、掠奪、壓迫和反征服、反掠奪、反壓迫的能力。人類社會發展到這一階段，生產力已經由人類征服自然世界的單一功能，完成了向征服自然世界和人類之間征服與反征服，壓迫與反壓迫的多功能轉化。自從西方世界開展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實現了質的飛躍，並開始在全世界進行瘋狂的征服與掠奪之後。人類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從此既包含了征服自然的需要，也包含了人類自己之間的征服與反征服，壓迫與反壓迫的需要。這樣的認識，不僅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背叛，而正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系和上層建築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建設具有強大反作用力這個基本原理的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和發展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受資產階級壓迫與剝削的無產階級和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掠奪與壓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抗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最好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武器。　　

           當人類的主觀追求越來越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一種強勁的動力之後，人們只有對現有的社會形態的產生不滿之後，才能產生進行社會變革的要求。在這個需要下進行的社會變革，只有建立在對原有的社會形態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對未來的發展有一個準確的判斷基礎之上，才能取得理想的變革效果。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先後發生三次改變了歷史走向的社會變革。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共和國。第二次是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聯合的反動統治，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共和國，從此結束了中國長達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態。第三次就是目前仍在進行的這場改革開放。中國在百年時間裡所發生的這三次社會變革，都不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而引發的，而都是由於人們已經無法承受原有的社會結構形態的壓迫，產生了強烈進行社會變革的要求才推動的。前兩次社會變革是為了追求民族的解放與民主自由，而第三次社會變革的目的而正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至今仍在進行的這場社會變革，對我國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什麼樣的促進作用，目前還難以下結論。但是這場社會變革所取得的造成幾千萬工人失業、幾千萬農民失地、上千萬婦女失身、大量的學生失學、大量的官員失足、大量的國家資財失血、國有經濟失控等等這些變革的結果，不知有誰會認為是理想之中的？　　

           只有面對這樣一種社會變革的結果，有的人才會明白，造成今天這種社會狀態的原因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就是操縱這場社會變革的人當初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達到今天的這種結果，而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推動這場社會變革的人，對原有的社會狀態產生了誤判。但是，一場社會變革，決不是由少數人就能完成的，必須有全社會大多數人的參與才能進行。而今天這種對大多數人來說效果並不理想的社會變革，當初為什麼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或是默認？大多數人當初為什麼會產生進行社會變革的要求？　　

           從目前已經出現的結果上看，這場社會變革的結果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應該並不理想，尤其是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來說，結果更不知會怎樣。當初大多數人之所以會贊同或默認這場社會變革，就是因為對當初的社會形態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而產生錯誤認識的原因，竟然是因為聽信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編造的無恥謊言。一場由謊言引發並在謊言主導下進行的社會變革，出現目前這樣的結果，當然也就不足為奇了。能夠引發這樣一場社會變革的謊言，可見其欺騙性確實非同一般，以下就是近幾十年來在中國社會廣為流傳的，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的部分謊言。　　

一，“社會主義是窮過渡，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貧窮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確實都貧窮，但是造成貧窮的原因，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前，由於生產力的落後，導致了曾經長期遭受到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掠奪與壓榨。而且在取得國家獨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後，為了防止帝國主義國家的顛覆、破壞與侵略，還不得不把生產力的主要發展方向放在國防建設上，因此，暫時影響了人們生活的改善。但是這決不能說是生產力沒有發展，只是發展的側重點不同而已。自社會主義誕生之後，沒有一個國家再被帝國主義國家用武力所征服，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古巴，至今還仍然屹立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眼皮底下。　　

曾經長期被掠奪與被壓榨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曾經長期掠奪別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確實是貧窮。但是，正是由於貧窮，社會主義國家才建立起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制度，以更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由於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以在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才能有效地解決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從而保證了全體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剝削更不是社會主義。剝削消滅不了大多數人的貧窮，只能實現“少數人先富起來”。社會主義制度首先就是要先滅剝削，只有消滅了剝削，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才能最終消滅貧窮，才能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是窮過渡，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完全是一句不顧客觀歷史事實，顛倒黑白的，徹頭徹尾的謊言。造謠者的目的，就是為了把當時中國貧困的原因歸結為毛澤東一貫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歸結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勤儉建國的方針，為摧毀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做精心的準備。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七七年和七八年是國民經濟徘徊不前的兩年”。　　

毛澤東逝世之後不久，有些人就從否定“文革”入手，開始了全面否定毛澤東、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準備。而否定“文革”，最有可能騙過人的藉口，就是利用“文革”期間“大批判”和“武鬥”造成了一段時間部分工業領域停產的事實，以及當時僅僅建國二十幾年，而且由於國家在面臨嚴重的外來威脅的情況下，把國防建設作為發展的重點，從而造成人民生活暫時困難的實際狀況，編造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和“國民經濟徘徊不前”的無恥謊言，從而欺騙了善良的人民群眾。　　

        造謠者在散布他們編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這個謊言時，往往結合他們編造出來的一些所謂的歷史數據來一同進行。幻想用同樣是編造出來的，同樣是破綻百出的所謂的一些歷史數據，來掩飾那些破綻百出的謊言。　　

如果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那必然就會出現國民經濟的全面困難，而不能僅僅表現在人民生活困難一個方面。可文革臨近結束的時候。我國國民經濟的運行卻非常正常，工農業生產都創造了歷史的最好水平，科研領域也創造出了眾多的最新成果。雜交水稻、第一條電氣化鐵路，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第一顆技術實驗衛星、第一台集成電路計算機、第一台三十萬千瓦雙水內冷式汽輪發電機、第一艘海底布纜船等都是在這一時段研究並製造出來的，後來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的“四三方案”，也是在這一時段開始實施的。即使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人民生活的困難，也不是吃不飽，穿不暖，只不過是吃的粗糧多一些，穿的衣服花色品種少一些，住房小一些，公交車擁擠一些，出行用自行車代步多一些，而真正關係國計民生的溫飽問題早已解決，尤其是普通工農群眾的生活比一九四九年以前可以說是發生了質的改變。在“國民經濟徘徊不前”了兩年之後 ，而時間卻走到了一九七八年的時候，我國工農業主要品種的產量比一九五0年增長的情況是：　　

之所以用實物統計的方式來反映那個時期的國民經濟狀況，而不用現今流行的GDP統計方式，因為GDP統計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純屬是騙人的。如在一些色情業合法化的國家裡，就有很大一部分GDP是靠本國婦女出賣肉體創造的，這樣的GDP數字再大，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如今我國每年二十幾萬億的GDP中，含不含有歌廳、桑拿創造的帶有騷味的那部分？二00三年，幾百名日本人集體到我國的珠海嫖娼，不知此舉給我國當年GDP的增長做出了多大的貢獻？　　

當年我國國民經濟的狀況在數字統計方式上反映極低的原因，是由於當時很多的工農業生產建設，特別是國防工業建設根本就沒有納入到用數字統計方式反映的國民經濟狀況中。例如我國北方的一個生產大隊，其當年的全部經濟收入，只能體現在全年的農副業產品產量上，這也就是這個生產大隊全年的生產活動能夠出現在國民經濟統計數字上的全部反映。但在秋收之後所進行的平整土地，修河堤，疏通河道，挖水渠等農業基礎建設，因為沒有產出，所以當時根本就無法納入到國民經濟統計數據中。像舉世聞名的“紅旗渠”，在長達十年的修建過程中，在人工費用上，幾乎是完全沒有投入。如果按今天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統計方式去計算，修建這條“紅旗渠”，只人工費用投入一項，就將會為國民經濟統計上增添很大的一個數字。直到現在，仍然在我國工農業生產建設上發揮決定作用的水利設施，大多數就是當年幾乎在沒有人工費用投入的情況下修建的。所以，用如今GDP統計的方式，根本就無法衡量出當時我國經濟的真實狀況。所以，從實物數字上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國民經濟徘徊不前的兩年”，則純屬是不折不扣的謊言。　　

三，“從‘反右鬥爭’開始，中國共產黨犯了二十多年的左傾錯誤。”　　

“從‘反右鬥爭’開始，中國共產黨犯了二十年左傾錯誤”這個謊言是極其惡毒的，欺騙力是極大的。它的直接目的和結果，就是起到了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作用。　　

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在戰勝了國內外一切敵人之後，才建立起來的。從建國之初到一九五六年，由於生產力落後的原因，這段時間，新中國實際上走的是一條新民主主義道路。到一九五六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全面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完成，這就是當時的“一化三改”，也就是從那時起，社會主義制度才開始在我國全面實施。　　

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力量弱小，始終沒有實現領導中國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之下，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始終沒有發展起來。對中國共產黨浴血奮戰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當然也包括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頭上的“三座大山”，民族資產階級還是樂於接受的，更是樂於坐享其成的。在沒有“三座大山”壓迫的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這段時間，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迎來了一個發展的黃金時間。但是，由於社會主義改造觸動了他們以及代表他們的那部分知識分子的利益，因此遭到了這些人以他們慣常方式進行的反擊。一些殘存下來的封建地主、反動官僚、洋奴買辦也趁機跳出來，與他們相互配合向共產黨發起了聯合攻擊。為了維護大多數工農群眾的利益，黨於一九五七年開展了“反右鬥爭”，在打退了民族資產階級和代表他們利益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以及封建地主、反動官僚、洋奴買辦的殘渣餘孽的聯合進攻之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才穩固下來。　　

今天，當年的右派分子之一，如今號稱是什麼精英的茅于軾不是已經公開承認了當初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了嗎？從茅于軾等人今天的所作所為和真情流露上看，當初只給他們帶上一定右派分子的帽子，實在是看低了他們，才使得他們“委屈”了二十多年，人家可不僅僅是反對共產黨，人家可是一心一意要從根本上毀滅中華民族，從而爭取到一個漢奸賣國賊的頭銜的，只給人家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戴，人家怎麼能不感到委屈。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造謠者編造的“從‘反右鬥爭’開始，中國共產黨犯了二十年左傾錯誤”這個謊言的真正含義應該是：共產黨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犯了根本性的嚴重錯誤。　　

四，“‘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極其慘烈的人禍，使三千多萬中國人被餓死。”　　

            為了證明共產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犯了根本性的嚴重錯誤，也是為了給自己編造的“從‘反右鬥爭’開始，中國共產黨犯了二十年的左傾錯誤”這個謊言增加一些可信度。造謠者又接着編造了“‘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極其慘烈的人禍，使三千多萬中國人被餓死”的謊言。　　

“大躍進運動”本是落後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唯一途徑。在不得不與信奉“叢林法則”的歐美日國家在同一個地球上共處的情況下，中華民族如果不甘永遠落後，如果不甘繼續屈辱挨打，就必須要走一條趕超的道路，而這條趕超的道路，只能是大躍進。　　

            當年開展的“大躍進運動”，由於當時一些高級領導幹部的陽奉陰違，形左實右的故意把“運動”往邪路上引導；由於部分基層領導幹部的素質不高，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瞎指揮；由於一些人民群眾的誤解；再加上由於當時在政策上過度關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建設，而忽視了農業建設；特別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的抵制破壞，使“大躍進運動”中的農業生產建設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尤其是“大躍進運動”之後，緊接着就發生了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更使農業生產遭到了嚴重的損失，才使當時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普遍陷入了極端的困難之中。“大躍進運動”的教訓有很多，其中最為深刻的就是個別地區的某些領導幹部，為了給自己撈取政績，欺上瞞下，徵收過頭糧，從而導致了一些無辜的人民群眾被餓死。但是，這些發生在個別地區，由於個別幹部原因造成的餓死部分人的問題，卻被一些瘋狂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利用嚴重自然災害造成中國人普遍挨餓的事實，編造出了“大躍進運動造成了三千多萬人被餓死”的這個極其惡毒的謊言，並把帳統統都算在了毛澤東的頭上，算在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頭上，使之成為攻擊毛澤東、攻擊社會主義最為有力的武器。有些原本善良的糊塗之人，也以自己當年曾經挨餓的經歷，輕易地就相信了“餓死三千多萬人”這個極為無恥，也極為低劣的謊言，從而對拯救了中華民族，特別是拯救了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工農大眾的毛澤東產生了懷疑，對給自己帶來莫大福祉的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懷疑，稀里糊塗地跟在人後要求進行社會變革，又稀里糊塗地跟着走上了今天下崗失業失地之路。　　

今天，有些專家學者已經用國家公布的分別於一九八二年、一九九0年、二000年進行的三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和親身實地考察得來的數據以及經過，戳穿了“餓死三千多萬人”的這個無恥的謊言。可是，至今仍有一些比當初這個謊言製造者更為無恥的人，就像惡狗咬住一根已經風乾的連骨髓都沒有了的枯骨一樣，死不鬆口，還在不知羞恥地重複着這個無恥的謊言。但是，他們的做法，除了能向世人證明他們的無恥無能和惡毒外，什麼作用也起不到了。已經被謊言主導下的這場社會變革變得慘不忍睹的工農大眾，難道還會繼續輕信謊言嗎？還會繼續上當受騙嗎？　　

五，“‘包產到戶’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穿衣問題。”　　

            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的吃飯、穿衣、住房、出行等與個人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問題確實有了普遍的提高，因此有人便說是“包產到戶”的政策解決了困擾中國人幾千年的吃飯穿衣問題。這句話表面上似乎有幾分道理，但是仔細一分析，人們就會發覺這其實是一句令人笑都笑不出來的荒唐無比的謊言。如果沒有當年的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沒有農機、化肥、農藥等農用物資的大量生產和使用；沒有種子的改良和大面積的推廣，單憑“包產到戶”一項政策就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如果由於實行了“包產到戶”這樣的物質刺激政策，通過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勞動生產的效率，從而就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穿衣問題，那麼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比“包產到戶”政策對人的物慾刺激更大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度怎麼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如果沒有工業革命，僅憑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就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哪就不會有後來的中國人民跟着共產黨鬧革命了，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公有制經濟、人民公社、大躍進了，更不會有再後來的“包產到戶”了；如果沒有當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開發出來的油田，建起的化纖廠，用什麼解決中國人的穿衣問題？如果沒有當年建設的鋼鐵廠、水泥廠生產出來的大量鋼材、水泥，僅憑一紙靈活的政策就能建起能夠改善人民居住條件的房子來嗎？　　

六，“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僵化的經濟體制，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大鍋飯’養成了人們普遍的懶惰思想，影響了個人生產積極性的發揮。”　　

            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制度，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先進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度。它把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僱傭勞動者變成了生產資料的主人，從而極大地調動了生產者的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國家代表全體人民掌握着全部的生產資料。由於是國家在代表着全體人民掌握着生產資料，因此，行使國家各項權力的各級幹部就從中起着關鍵的作用。毛澤東曾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當時的許多幹部都來自舊的時代，有些還是來自舊的營壘，自身的思想素質和業務素質還有待於提高。就是由於一些幹部自身素質不高的原因，才導致了在工作中出現一些推諉扯皮、敷衍了事、簡單粗暴等問題，使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但這決不是公有制制度本身的問題，更不能因此就說公有制是一種僵化的體制，而且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通過開展思想教育和業務素質教育輕易就能解決的問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通過編造謊言，把由於一些幹部自身素質不高的原因而造成的問題強加在了公有制的制度上，其目的就是為瓦解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瓜分全體人民群眾所有的資產做準備。　　

同樣，編造謊言將社會主義分配性質的按勞分配，和保障平等的社會主義福利事業誣陷為“大鍋飯”，就是為了把原來國家主人的工人和農民變為受資本家剝削的僱傭勞動力。　　

            七，“毛澤東‘閉關鎖國’，關起門來搞建設。”　　

            新中國還未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就開始了對我國的全面圍堵，目的就是逼我們就範，重新回到他們的陣營中，繼續受他們的控制與壓榨。為了生存下去，為了有尊嚴的生存下去。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勤儉建國方針的指導下，用自己的熱情、汗水和智慧，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了新中國的現代化的建設。同時，為獲取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毛澤東以其超凡的智慧和勇氣，運用高超的外交手段，以鬥爭求和平，終於打開了中國通往世界的大門。一九七一年，第三世界的窮兄弟們抬着新中國進入了聯合國；一九七二年，以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來訪為標誌，中美兩國恢復了正常的交往。毛澤東抓住這有利的時機，不但擴大了與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交往，而且還從美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引進了大量的現代化工業生產設備，這就是今天已廣為人知的、對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對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的“四三方案”。把明明是敵對國家對我們進行的圍堵，誣陷成是毛澤東搞“閉關鎖國”，錯在自身，可見造謠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之上的，具備什麼樣的民族感情。虧他嘴下留情，還說了毛澤東是關起門來搞建設，沒有說毛澤東關起門來搞破壞。　　

            八，“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中國的教育事業，耽誤了一代，甚至幾代人，造成了科技人材的青黃不接。”　　

            文化大革命中確實有過一段時間進行“停課鬧革命”，後來還廢除了考試的入學制度。但是，“停課鬧革命”的時間往多說也不過是二、三年的時間，而經過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思想覺悟的教師和學生們也在後來的學習與生產的實踐中早已把耽誤的時間奪了回來，怎麼會因此耽誤一代，甚至幾代人？廢除考試的入學制度，以推薦的方式招收大學生，更是為工農業生產和科研工作培養了大批急需的科技人材，並使他們所學的知識真正做到了學以致用。而且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各地之間的經濟發展、文化發展和自然條件差距很大。為了防止出現人材向發達地區流動問題的出現，當時還實行了“按需培養？，“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的畢業分配方針。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動了邊疆和內陸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工農業生產的大力發展和輝煌的科研成果充分證明了，文化大革命非但沒有耽誤一代人，甚至幾代人，而是培養造就了幾代人，今天在工農業建設和科研領域擔綱主力的，不都是那個時代培養出來的嗎？代表目前中國最高科研成就的“神州”飛船的研製人員，大多數就是文革期間的大中學生。著名的科學家袁隆平、陳景潤不都是在“文革”期間取得突破性科研成果的嗎？先編造科技人材“青黃不接”的無恥謊言，再以科技人材“青黃不接”這個謊言為依據，得出無力進行科研創新的結論，然後推行“市場換技術”的政策，走“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老路，從而毀掉中華民族的教育科研事業。這個謊言的編造者雖然無恥，但也極其高明。不但能順利地將中華民族引上了“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這樣依附型色彩極濃的殖民化經濟的發展道路，還能推卸掉因走“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之路而造成自主創新能力下降，導致民族衰落的歷史罪責。　　

            事實證明，文化大革命非但沒有破壞我國的教育科研事業，非但沒有耽誤我國科技人材的培養，沒有阻礙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且還通過教育制度的改革，擴大加深了對科技人材的培養，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真正摧毀中華民族教育事業，科技事業的，真正摧殘科技人材的，是那個實行教育產業化的時代，是那個“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時代。“從哪裡來，回哪裡去”，按需培養的推薦入學制度，從大的範圍來講，是一種比考試入學制度更為公平，更為合理的制度，應該是今後教育發展的方向，否則的話，為什麼與此同理的“定向培養“式教育在今天還喊得震天響，保送入學制度始終還在實施呢？　　

九，“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使我國的國民經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人口包袱。”　　

一九七九年夏天，一個“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使我國的國民經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人口包袱。”的謊言，在中國廣為流傳了起來。這個謊言是針對一九五九年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而發的。　　

據估計，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國約有五點五億的人口，解放後我國的人口增長迅速，一九五三年，我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國人口總計為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一千二百萬萬人到一千三百萬萬人，增殖率為千分之二十。人口的增長過快將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因此，北京大學校長　馬寅初　先生提出了 “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於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於一七九八年發表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變種。因此，一九五九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了批判。　　

馬寅初關注的只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的結構，更不顧當時中國和世界的實際情況，而就想通過減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所以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但是，那個時候提出的生育兩個孩子與現在生育兩個孩子的意義完全不一樣，由於建國初期我國的醫療衛生狀況極差，嬰兒死亡率為20%(現在2.55%)，孕產婦死亡率為1500/10萬(現在50.2/10萬)，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因此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在當時是十分荒謬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產婦死亡率）。　　

當年，馬寅初只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幾年人口的快速增長，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長；而毛澤東卻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一八00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占全球比例自從一八00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也使馬寅初的建議不可能被接受，那就是當時國家面臨嚴重戰爭威脅的這一問題。如果沒有嚴重的戰爭威脅，毛澤東也就不會帶領全國人民寧可勒緊褲帶也要搞“兩彈一星”了。所以，從這兩個方面考慮，在當時確實不宜採取硬性的措施來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長。　　

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均顯示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共出生四點五七億人口，按照造謠者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三億是不應該出生的。就是說，二00九年，三十到五十歲之間人口應該為一點五七億而不是現在的四點五七億（65%的人口不應該出生）。現在這三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一九五九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一九八四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一九八四年總和生育率為二點三五；而一九七九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一點三。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為一九九四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為一點五六），就是說假設這三億人口中的一點五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一點五六個孩子，那麼共有二點三四億孩子。這些所謂“誤增”的三億人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五點三四億人口，雖然只占中國二00五年底總人口的41%，但卻占了中國五十歲以下（根據二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二00五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一九五九年以後出生人口共九點三億）人口的57%，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多出的這三億青壯年人口，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這意味着現在的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麼發展？沒有這“多出的”三億及其二億多子女，中國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宣稱的七億多“理想人口”的水平，但在二00五時年六十歲以上人口就有一點四五億（都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18.1%！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多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並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二點五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沒有這“誤增”的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麼活？中國今後怎麼持續發展？　　

減少這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強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減少這三億人口以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八億），而且人口結構還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勞動人口大大地減少。沒有大量的勞動人口，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沒有這三億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湧向中國。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會比現在高，因為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贍養老人方面，創造財富的時間會大大的減少。 　　

有人因為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就以為他們創造的財富不多。這樣的認識完全是錯誤的，事實上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是不合理的分配製度所導致的。但作為國家，農民工創造的財富則全部都是計算進了GDP之中的。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十，“八億人八個樣板戲。”　　

造謠者編造出“八億人只有八個樣板戲”的謊言，其目的就是為了誣陷“文革”造成了文化的貧乏，使人們的精神陷入了空虛的狀態。以便為他們編造、引進那些誨淫誨盜的低俗文化張目，在徹底摧毀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的同時，還能把歷史罪責推到“文革”的頭上。　　

            當年的樣板戲，是在“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妖魔鬼怪”仍然到處充斥着新中國的文藝舞台，仍然在侵蝕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和靈魂，仍然在摧殘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情況下，為了純潔我們的民族文化才出現的。樣板戲的出現，為新中國的文藝工作闖出了一條新路，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方向。當年，在樣板戲的帶動影響下，如《艷陽天》、《金光大道》、《桐柏英雄》、《沸騰的群山》、《閃閃的紅星》、《沂蒙頌》、《火紅的年代》、《難忘的戰鬥》等一大批優秀的文學影視作品蓬勃而出。這些優秀的文藝作品，不但極大地豐富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使廣大的人民群眾通過對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學習，樹立起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思想，重塑了民族的精神。　　

由於以宣揚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為主要內容的樣板戲等優秀的文藝作品，沉重打擊了那些以表現物慾、肉慾和性慾等所謂人性因素為主要內容的誨淫誨盜的低俗文化。使一些熱衷、沉湎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淫邪放浪”之中的小資、走資、洋奴、買辦們的生活從此變得寡言無味。因此他們痛恨樣板戲，痛恨那個時代，實屬是正常不過的事了。今天中國的文藝舞台確實是十分的“豐富多彩”，可由於對革命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思想過度化的妖魔，使我們今天出現了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精神荒漠狀況。這樣的“豐富多彩”，哪裡是在繁榮我們的民族文化，無異於是在滅亡我們的民族文化。胡錦濤總書記關於“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論述，就是針對目前這種狀況最好的總結性的概括。
      十一，“毛澤東擁有上億元的稿費。”　　

          今天，大批的當事人，包括原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毛澤東的生活管理員吳連登等人都以其親身經歷證實了“毛澤東擁有上億元稿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謊言，但是，造謠者仍是喋喋不休地重複着這個無恥而低劣的謊言，還真的以為謊言重複千遍就能成為真理。　　

造謠者花樣百出地污衊與醜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和精神象徵的毛澤東，不單單是發泄他們對毛澤東的不滿和仇恨，而是要摧毀中華民族的精神，摧毀中華民族的統一信仰，徹底地毀滅中華民族。　　

十二，“日本一九五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只不過是中國的67.8%,可是，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病死之年）GDP竟然變成了是中國的6.47倍，我國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麼大。”　　

為了證明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為了證明毛澤東不搞建設，專搞破壞。造謠者們編造出了“日本一九五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只不過是中國的67.8%，可是，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病死之年）GDP竟然變成了是中國的6.47倍，我國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麼大。”這個荒唐無比的謊言。　　

日本侵華戰爭的殘酷事實就能清楚地告訴每一個中國人，這同樣是一個極其低劣，也極為無恥的謊言。如果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算起，中國的抗日戰爭整整抗了十四年，日寇的鐵蹄在中華大地也整整踐踏了十四年。無數的中國人慘遭蹂躪，其狀之慘，令後世的中國人不忍回首，抗日戰爭之所以抗了整整十四年，就是因為中日兩軍之間武器裝備的差距太大，中日兩軍之間武器裝備差距太大的原因，就是由於中日兩國之間生產力的差距太大。在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後，日本就能建造出代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科技水平的，世界上最大的戰艦——“大和”號戰列艦；建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艦——--“鳳翔”號；建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戰鬥機---零式戰鬥機。而同期的中國能造什麼？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面對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侵略者，英勇的中國軍人只能“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中日兩國在四十年代有如此大的差距，到了五十年代，僅僅經過了十幾年，而且這十幾年中，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戰亂中度過的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和如此的情況下，就能趕上日本，你相信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和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確實差距不大，但那不是由於中國在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上與日本的差距不大，而是由於美國為了控制日本的經濟復甦，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而限制日本的工業生產，尤其是重工業生產的結果。當時日本的重工業設施大部分被美軍封存，不許開工生產，科學技術人員不許進行科研活動，所以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才那麼低。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形成的強大的科研能力和大量的科學技術人員以及良好的國民教育體系卻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這一點，就能反映出日本人長遠的戰略眼光，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兵源日漸枯竭，為了繼續戰爭，日本政府寧可將許多從事人文科學的專家、學者、教授強征入伍，送到前線充當炮灰，也不徵召理工科在讀的大學生參軍。到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全力進行經濟建設，工業生產設備和科學技術人材用而沒有。日本由於經濟發展受到美國的限制，不能全力進行，大量的工業生產設備和科學技術人材有而未用，這才造成中日兩國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面的差距不是很大。後來，美國解除了對日本的限制，日本大量的工業生產設備和科學技術人材投入到經濟建設中，日本的經濟迅速復甦和起飛。那些睜着眼睛說瞎話的造謠者，為了詆毀毛澤東，為了否定社會主義，竟然編造出了如此荒唐無恥的謊言，真是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以上所列舉的，只是這些年來中國社會上廣為流傳的謊言的一部分。就是在這些謊言的誘導、欺騙下，原本追求共同富裕的這場社會變革，越來越走向了邪路。鄧小平早在一九八五年時就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可見，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但之所以出現了今天這樣的變革結果，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由於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用精心編造的謊言，誘導、欺騙了淳樸善良的中國人民才造成的。　　

一個雖有微瑕，但卻十分公平公正且充滿發展潛力的社會形態，由於在謊言的誘導下，發生了一場不知道方向也找不到具體路徑的社會變革。因此，變成的結果才令人如此的痛心疾首。造謠者固然可恥與可恨，但是作為毛澤東時代最大受益者的廣大工農群眾的我們，為什麼當初就能輕易地上當受騙，使造謠者的陰謀輕而易舉地就能得逞。回想起來，這其中既有我們一貫善良的原因，也有深厚的自私自利意識的因素，是典型的在用肚子思考，而非是在用腦子思考，所以才在造謠者雖然精心編造，但卻破綻百出的謊言面前失去了辨別的能力，暈暈慥慥地跟着感覺就走上了一條既找不到方向，又不知何處才是盡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