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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一支开炮前即被葬送的舰队
送交者: 力挽狂澜 2010年05月28日00:03:47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一、一场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为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水师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水师就耗银3000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1768000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这是一支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它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三景舰”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它们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日方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日方似将既使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皆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 “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 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 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二、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水师,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也写道: “……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德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辩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 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水师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 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6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60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水师自 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6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10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

  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12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14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10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

  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它军舰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10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从客观条件看,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三、战场上北洋水师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舰队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

  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4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

  再者为作战效能的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400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3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40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600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其6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

  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 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四、这支新式军队,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五、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12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

  枚)

  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捷,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12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 “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 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至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 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消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单个的、小规模的溃逃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 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及2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 ”。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 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这支投入巨资兴建、前后多年操练、声名显赫一时的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六、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

  自林则徐以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清廷也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现在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且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为什么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从理论上说能够一战、实践中却不经一战?

  北洋舰队如此迅速的覆灭,震惊中外。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水师“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

  战争在最终检验一支军队、证明一支军队。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导致军事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仅此,还远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竟败至如此之惨。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是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船速炮速,败于经费不足。同是战斗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有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拨一些经费就可弥补的么?

  单就军事来说, 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有政治的腐败,更有军事的腐败。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自己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受我们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它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在这其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水师之失败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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