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德源專訪：保釣，中國已無退路

　　8月25日上午，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的９名成員再次登上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中國外交部例行地向日方“進行了嚴正交涉，提出了強烈抗議”，中國民間的抗議聲浪也再掀高潮。
　　

　　作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研究員，鞠德源是一位潛心於故紙堆、文靜而平和的學者。但每次提及魚嶼爭端時，他都抑制不住激動之情。在接受筆者專訪時，他多次一字一頓地強調：
　　

　　“保釣，中國已沒有退路！”
　　

　　　　　　　　　　　　卅年夙願

　　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務省發表《關於“尖閣諸島”所有權問題的基本見解》之時，鞠德源還是故宮明清檔案部（1980年改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普通研究人員。他對日方“見油起貪”，違背國際信義，反悔履行《對日和約》中的“放棄”條款，發難挑起“魚嶼”歸屬爭端的行徑非常憤慨，於是主動提出進行深入研究，利用明清檔案部所藏的豐富史料系統地駁斥日方觀點。但由於當時制度、環境與機會的制約，他未能立即開展釣魚島研究，只能在平時搜集素材、以待時機，而這一等就是十年。
　　

　　1982年9月，鞠德源受邀到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任客座研究員。在美期間，他從心所欲地搜集各種圖書資料，尤其是有關中國北疆地圖、南海地圖、東海地圖，以及各種世界地圖、亞洲地圖，其中包括台灣附屬島嶼東北諸島地圖等。次年九月訪問結束後，他原想作一兩篇研究論文，但無法自由查檢和利用本國所藏的各式邊疆地圖，只好再次擱置個人學術興趣。
　　

　　1989年9月至1991年7月，鞠德源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資助，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客座研究員。他在日本各大學圖書館、研究機構，以及日本外務省史料館和沖繩縣立圖書館等處，大量搜集了包括中琉關係、日琉關係、以及日本國第一次侵台等方面的檔案資料與文獻資料。在此期間他再赴美國，短期擔任哈佛燕京學社客座研究員，再次收集各種資料。至91年7月回國時，他從日本帶回了一個集裝箱、體積超過兩立方米的各種材料。
　　

　　“92年的2月份，國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法及毗連區法》，我搞釣魚島研究有了法律依據和準繩，可以理直氣壯地研究台灣附屬島嶼東北諸島問題了，學術興趣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鞠德源說。他邊整理資料邊開始了漫長的寫作，至2001年終於完成了《日本國竊土源流/釣魚列嶼主權辨》這部長篇巨著。
　　

　　歷史檔案學家呂堅稱該書為“維護我國海疆領土主權的扛鼎之作”。全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日本國竊土源流》，系統論述日本軍國主義長期以來竊土、侵略和擴張的歷史進程；中篇《釣魚列嶼主權辨》，主要是對以釣魚島為核心主島的中國台灣附屬島嶼東北諸島領土主權、歷史與地理，作全面論證，揭露日本篡改歷史與地理的具體事實；下篇《鐵案如山證據說》，專門以釣魚列嶼為中心着重闡釋中國固有領土主權的各項歷史證據，剖析日本軍國主義在竊土歷程中形成的各種圖籍與實證，破解了日方製造的“尖閣列島”、“南西諸島”之謎。該書長達110萬字，圖文並茂，史料豐富，光收錄的珍貴圖籍資料就達80種126篇，包括中國、琉球、日本及西洋法、英、美等國所繪的各式地圖，以及相關的輔助參考圖。
　　

　　書稿的出版過程頗多周折。但在鞠德源看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這本書能面世我就很欣慰了，我個人對它還是滿意的。我相信它對政府和關心釣魚島問題的人士來說是有用的，它基本囊括了‘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的所有證據。”

　　　　　　　　　　　　六大鐵證

　　在以往中日之間有關釣魚島的論戰中，中方常常是持有正理，但力度不夠。日方百般抵賴，拿出僅有的幾件‘竊土文書’，‘竊土政令’來胡攪蠻纏，我方就顯得力不從心。鞠德源從根本上考察日本軍國主義從崛起到戰敗投降的全過程，特別是怎樣一步一步竊取與攫掠中國領土的具體確鑿的證據，以對方的大量資料和文獻來駁斥，來了個釜底抽薪。
　　

　　“這就好比審竊賊”，鞠德源說，“必須查清犯罪行為與罪證贓物兩個方面，才能迫使竊賊在威嚴的法律和世人面前，在人證、贓證等實證面前認罪服罪。”他把收集到的如山的證據分為六大類：中國歷史證據，法律證據，自然地理證據，中外地圖證據，日本證據，琉球證據。
　　

　　“台灣附屬島嶼東北諸島，包括釣魚列嶼在內，統稱‘中華海山’，或稱‘中華外山’，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歷代相承的國土，是由中國人最早發現，最先命名，最先經營、統轄和控御的”，鞠德源介紹，“早在漢代，台灣島周圍之‘國’即已向漢朝廷進獻貢物，表示臣服，漢朝稱之為‘東？？二十國’。三國時釣魚列嶼海域曾為中國官兵航海必經之地。”
　　

　　到了隋代，釣魚嶼及附近島嶼被命名為“高華嶼”，這是該地最原始的命名。宋元明清各代，閩浙沿海居民按照高華嶼周圍生產鰹魚、？o魚，用垂釣之法最易得手，故習用俗名“釣魚嶼”，或名釣魚臺，釣魚山。自東吳至明朝，途經釣魚嶼的海路一直由中國人控制，從明朝起有衛所設防管轄，釣魚列嶼完全置於中國沿海衛所管轄範圍之內。由此可見，中國對釣魚列嶼有最早的發現權、命名權和管轄權，具有無可置疑的法律效力，日方所謂“國際法上的無主地先占”完全沒有根據。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鄭若曾繪成《萬裏海防圖》，全圖自廣東至遼東，“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盡呈版圖，中華海山諸島嶼“宛然在目”，有效地發揮了指導航海、防禦倭寇和保衛中國海疆領土的作用。明代以後，關於釣魚嶼的中國輿圖不計其數，並最先被西洋諸國出版的中國地圖、亞洲地圖、世界地圖所採用和承認。英國海圖中的Pinnacle Islands，就是明代以來中國地圖中的橄欖山，我國最早譯為“凸列島”、“眾尖島”，早於日本“尖閣群島”、“尖頭諸嶼”的譯名。
　　

　　縱觀日本與中國大陸交往的歷史和交通路線，從日本彌生時代至平安時代，日本國所有來行中國與歸航的船舶，皆與中國閩台海域內中華海山台灣島及釣魚列嶼在內的所有附屬各島嶼所在航海通道無緣，日本所謂“尖閣諸島自古以來就是日本國領土”不過是一個以慌欺天的神話而已。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於《投降書》中宣布把1895年甲午戰後在《馬關條約》中竊取的“台灣、澎湖列島及一切附屬島嶼”歸還中國。從戰後直到1971年的期間內，日本所出版的《九州地方》圖所附的《南西諸島》圖，都已完全“放棄”了台灣附屬島嶼釣魚嶼、黃尾嶼、赤尾嶼等東北諸島。這种放棄政策，在官方一直貫徹到1969年底，民間貫徹到1971年4月間。中國台灣地區和閩浙地區的民眾完全以國土主人的身份前往釣魚列嶼從事捕魚作業和其他生產勞動，從未受到任何外人的干擾。
　　

　　但1969年聯合國一委員會宣布東海大陸架及釣魚列嶼海域海底儲藏豐富石油以後，日本隨即將島上原有的表明這些島嶼屬於中國的標記毀掉，換上了標明這些島嶼屬於日本沖繩縣的界牌，並命令以後的地圖均須加繪“尖閣諸島”。“我把這種行徑稱之為‘竊土再占’”，鞠德源說，“日本人先在地圖上實現再次‘竊占’，並藉此煽惑日本邦人起來保衛‘竊土’，以期達到永久竊踞的目的。然後以大量新近出版的帶有竊土的地圖，傳宗接代，作為‘國土領有證據’和鼓動邦人‘愛國’的實物教材，這就是他們的‘輿圖竊土’戰略。”
　　

　　至於日本在1972年《基本見解》中聲稱的“尖閣諸島”不包括在戰敗後放棄的竊土當中，而是“作為南西諸島的一部分，置於美利堅合眾國的施政管轄之下”，鞠德源解釋說，“日本人的琉球屬、宮古八重山《兩島考略》和《琉球諸島全圖》，證明琉球所屬的宮古、八重山群島內，根本不含釣魚嶼、橄欖山、黃尾嶼和赤尾嶼。琉球人與東海以內的中華海山石鏈沒有任何主土關係，與中國釣魚島，橄欖山，黃尾嶼，赤尾嶼更不存在任何直接關係。”
　　

　　　　　　　　　　　　千載安危

　　當筆者問到，釣魚島究竟對我國有多大的意義，若丟了有何後果時，鞠德源明顯激動起來，“它關繫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安危，關繫到中國未來發展的千秋大計”。
　　

　　釣魚島位於中國東海大陸架的東部邊緣，在地質結構上附屬於台灣全島之島嶼, 是近海和遠海漁業資源的交會處,島上有珍貴的藥材，海產也非常豐富。釣魚列嶼海域為新三紀沉積盆地，富藏石油，據1982年估計當在737-1574億桶。日本政府就是因為“見油起貪”，才起“竊土再占”之心的。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進口國，石油對可持續發展的制約日益顯露，如果能理所當然地取得釣魚島海域豐富的石油資源，對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將是一個極大的福音。
　　

　　按照199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規定，釣魚列嶼海域擁有74萬平方公里的“海洋經濟專屬區”，這幾乎相當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南沙群島領土領海爭執的總和。“如果日本竊土成功，日本人就獲得一個大陸架，他們會進而要求200海里的經濟專屬區，那樣中國就遠遠說不上是一個海洋大國了。”
　　

　　在地緣政治上，釣魚列嶼位於台灣和沖繩之間，處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一線，是外海進入中國的跳板, 也是防止中國大陸海軍向太平洋縱深地區進出的屏障。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該海域，中國海軍就無異於被扼住了咽喉。“幾十年來，日本極力發展海洋武器，中國差不多要落後20年，這是當代中國人最大的恥辱。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扶持也令人頭痛。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一旦稍有閃失，將迎來第二次甲午之恥。”
　　

　　釣魚島爭端肇始數十年來，已成為全球華人目光之所系，多年來海外華人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如果中國能堅決果斷地捍衛主權，將極大地振奮民族精神和自豪感，提高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國格，從而激發廣大國人和愛國同胞的報國熱情。但如果中國讓日本竊土成為事實，中國人因近年經濟快速增長而激起的民族豪情將喪失殆盡，中國將因國土損失、經濟受損、安全得不到保障、鬥志削弱而走下坡路。
　　

　　對台灣而言，釣魚島爭端的解決順應了台灣同胞保衛領土的要求，將極大地增強他們的向心力，從而為兩岸和平統一奠定堅實的基礎。反之則會加速台灣的分離傾向，使和平統一台灣困難重重甚至幾無可能。台獨勢力受日本鉗制的程度嚴重，對釣魚島主權並不熱心爭取，大陸若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釣魚島爭端，將是對台獨分子在島內影響的毀滅性打擊。
　　

　　“我個人覺得，怎麼評價釣魚島的重要性都不為過。所有華人都有必要重新認識釣魚島。現在的情況是，要麼幾乎沒有認識，要麼認識不深刻，這影響到對待此問題的態度，而態度又直接影響我們的處理方式。”
　
　

　　　　　　　　　　　兩種態度

　　“中日雙方對待釣魚島的態度及處理方式的迥異已經造成了不利的局面”，鞠德源眼裡閃過一絲憂慮，“我方以大局為重，顧及中日友好和長遠關係，日方卻處心積慮，步步進逼。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已被他們占儘先手。”
　　

　　自七十年代因“見油起貪”而打定主意“竊土再占”、實行“輿圖竊土戰略”以來，日本抱定了“無主地先占”和“長期連續的有效治理”兩條國際法時效原則來漸漸確立自己對島嶼的主權。日本政要在各種場合鼓吹“尖閣列島自古以來是日本固有領土”，日本人通過聲明、見解、社論、行政立法、學術論著、編繪地圖等種種方式聲稱主權，並多次在釣魚列嶼各島或樹立燈塔、神社與太陽旗，或建機場、修跑道，日本海上自衛隊也多次在附近海域驅趕中國漁船、阻撓華人保釣運動。
　　

　　在官方與民間的步調上，日本人表現出了驚人的協調一致。他們為謀得島權所採取的種種步驟執著、縝密、連貫、有力，而且民間與政府配合無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某些學者在竊土過程中充當了先遣隊和急先鋒的作用。在歷史上，某些“東洋史學者”的所謂“研究課題”，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提供歷史與理論上的依據，其學術研究“成果”或是為竊土做輿論的先導，或者做“歷史”的進一步“補證”。1927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鼓動吞併東北四省，其理論依據就是來自矢野仁一的《滿蒙藏非本來的領土》一文。日本國士館大學奧原敏雄氏的“新竊土論”，則為日本政府竊取釣魚島提供理論上的支持。
　　

　　反觀中國，在保釣上卻一直是民間熱、政府冷的狀況。在“中日友好”和“以大局為重”的旗號下，中方每每採取外交途徑、例行公事表達的“強烈抗議”，在日本滴水不漏的寸進方式面前，多少顯得有氣無力，甚至於對日本已毫無影響。“擱置主權，共同開發”成了僅僅由中方單方遵守的政策。說得嚴重一點，也許正是長期以來光打雷不下雨的“空炮”政策，助長了日本的囂張氣焰，並使其加快了行動步伐，實效占領也從領土擴及領海。
　　

　　中國民間的保釣運動則一直被隱忍地克制下來。主管方一方面公開表示讚賞國民的愛國熱忱，一方面卻又不讓他們公開表達。海外華人的保釣活動相對來說有聲有色，但惜乎十幾億人口的祖國毫無呼應，顯得孤立無助。台灣方面，雖然有李登輝之流認賊作父，聲稱“釣魚島乃日本固有的領土，所有權應屬於日本沖繩縣”，但台灣的主流民意是堅決捍衛領土主權的，馬英九等高層政要也是堅定的保釣者。遺憾的是兩岸各打各的旗號，從來不能協調一致，故收效甚微。“事實上，日本國每次竊土都是利用中國的內鬥和政權紛爭”，鞠德源突然抬高了聲調，“海峽兩岸長期較勁，無暇顧及釣魚島，也是日本得寸進尺的重要原因”。
　　

　　綜觀中日雙方各自官方和民間的態度，不難理解中方為何日益被動。但雖然如此，中國也並非完全無牌可出。首先要做的是端正態度：爭端可以擱置，但主權絕不容擱置。害怕因小失大的患得患失心理只會使中國失去越來越多的主動權，那點貸款也不足以成為在釣魚島問題上不作為的依據。中方應做好長期較量的準備，從外交、政治、經濟 、軍事各個方面向日本施壓，造成日本實質的損害。惟其如此，才能使日方不敢輕舉妄動。
　　

　　另一個重要步驟是重新取信於民，允許國內民眾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長期以來，對此類活動嚴格限制是因為擔心被別有用心之人利用、導致風頭轉向，危及社會穩定，但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對民眾的理性有充分的信心。“令人欣慰的是，6月下旬內地和香港人士發起的抗議日本於年初租借釣魚島的運動得到了官方的默許和媒體的支持，這是一個可喜的變化。”
　　

　　鞠德源表示，民間學術研究對廓清民眾的認識、提升釣魚島的被重視程度有重要作用，政府應設立常設性的專門研究機構，推動兩岸三地及海外學者攜手研究，共商對策。對海外愛國同胞發起的保釣運動，應表示公開的支持。對於台灣，在保釣上可以巧妙地互相呼應，“大陸完全可以許諾，和平統一後，在一國兩制制度下，台灣附屬島嶼東北諸島都歸台灣管轄”。

　　　　　　　　　　　　五點反思

　　由釣魚島問題提到整個中日關係的現狀和走向，鞠德源陷入了沉思。中日關係延宕逾千年，既有友好局面，也曾發生多次戰爭，可以說是錯綜複雜，犬牙交錯，今後一段時期內也不會平靜。如何處理中日關係是對中國智力、實力和耐力的大考驗。從當前形勢來看，需要回答好五個問題。
　　

　　1.時間真的站在中國一邊？
　　

　　對於以往的不作為政策，一些人的解釋是，中國當前的任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埋頭發展經濟。只要綜合國力上去了，釣魚島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時間對中國有利，而對日本不利。但真實情形是否如他們所願？
　　

　　中國近年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提升很快，日本則陷於停滯。但應該看到，中國與日本之間還有不小的差距，日本在未來若干年內仍將維持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在軍力方面，日本近年的軍費節節上升，增長率為全球第一；日本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目前軍費水平也僅占GDP很小的比例，大有增加的餘地。中國最近裁軍50萬，將轉移的軍費用於提高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勢必取得顯著效果，但離日本還差距甚遠。 隨着時間的推移，日本在釣魚島的地位將因多年苦心經營而更加穩固，拖得越久對中國越不利。
　　

　　2.釣魚島爭端與統一台灣孰先孰後？
　　

　　還有一種說法是，台灣和平統一才是第一位的問題，釣魚島爭端應排在台灣之後。台灣回歸以後，收回釣魚島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台灣問題畢竟是中國人自家兄弟不睦，台獨勢力在島內就受到主流民意及泛藍等陣營的制約。但在釣魚島爭端上，中國面對的是最貪婪、最殘暴，曾給中國及世界造成巨大創痛的日本軍國主義。中國若堅決捍衛主權，可以得到台人之心，有助於台灣的和平統一。反之，態度軟弱將盡失台人之心，台灣的分離傾向必定更為嚴重。 中國若是連釣魚臺都保不住，更遑論台灣。事實上，台灣人所期待的也是中國大陸出面保釣。
　　

　　3.日本軍國主義真是一小撮？
　　

　　為了配合“中日友好”的高調，“日本軍國主義只是一小撮”成了我們的習慣用語。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自我安慰。1948年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決後，骨灰被日本民眾盜出，堆成了“殉國七士墓”，後來其牌位又被請進了靖國神社，年年享受高層政要的參拜。日本人通過修改教科書，鼓吹修改和平憲法，爭取海外派兵，散布中國威脅論，大肆炒作瀋陽闖館事件，駁回慰安婦訴訟和細菌戰訴訟、對侵華日軍遺留毒氣傷人事件冷處理等行徑一再試探中國容忍的底線。這個武士道精神深入骨髓的民族，從來就不乏產生最野蠻、最獸性的軍隊的群眾基礎。東史郎這樣反省戰爭的人士不過是異數。
　　

　　在東南亞各國糾纏至今的歷史問題上，戰後日本的歷屆國會，時至今日，從未通過一項決議，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和殖民地統治進行認真的反省和謝罪，更不肯公開宣誓不再發動戰爭，也從未以國家名義向亞洲各受害國人們進行戰爭賠償和正式道歉。相反，如石原慎太郎、江藤隆美等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對他國的侵略歷史的事例屢次上演。
　　

　　友好絕不是單方面的友好。中國越是低調處理，越是在意對華貸款，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就越猖狂。作為一個隱形軍事大國，日本在經濟日益衰落的情況下必將尋找出路，中國尤須提高警惕。“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軍國主義未受到徹底清算以前，中國不能贊同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否則這樣沒有責任感、身負反人類罪的國家一有機會將再次扼殺國際正義。” 鞠德源強調說。
　　

　　4.誰最需要新思維？
　　

　　近幾年來，國內“民間抗日情緒上升”，趙薇因穿軍旗裝而被潑糞，姜文參觀靖國神社遭咒罵，有中國人以“長谷川弘一”為名在BBS上發布辱華帖，另有人冒充日本人參與廣播節目導致主持人離職，如此等等，都引起了某些“有識之士”的高度警惕。他們呼籲對日應有新思維。
　　

　　過激的情緒宣泄當然要不得，抵制日貨也有待商榷。但應該看到，首先是日方有種種挑釁行為，中國民間才會有強烈的反日情緒。雖然有個別人士挑動仇恨，但普遍的憤怒情緒是被日本所引發和激化，主要責任也在他們那邊。如果需要新思維，應該首先是日本政府需要有對華實質性友好的新思維。“我個人覺得，民間抗日情緒並不值得那麼警惕；最應該警惕的是，自日本侵華以來涌動的自賤中國人的暗流，到今天為止也沒有完全消除。在戰時這些人是漢奸，但在當代則具有不同的形態。”
　　

　　5.什麼是真正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以來，“中國威脅論”這一說法開始甚囂塵上。為了安撫處於“中國威脅”之下的鄰邦，我們開始刻意體現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但具體到釣魚島爭端上，無原則的讓步不等於“負責任”，主權也絕不是“負責任”的交易品。
　　

　　在亞洲諸國中，“日本威脅論”是活生生的事實，“中國威脅論”則是別有用心的宣傳。日本二戰中在亞洲的殘暴罪行令受害國記憶猶新，如今，軍國主義的幽靈又開始四處遊蕩。對亞洲國家而言，日本從來就不是可以信賴的朋友。再說，日本與俄國有北方四島之爭，同朝鮮有獨島之爭，同中國有釣魚島之爭，亞洲地區將沒有一個國家樂於看到日本併吞釣魚島，覬覦台灣，這也無疑加大了中國的施展空間。
　　

　　如果中國真的是“負責任的大國”，就應該果斷地斬斷日本軍國主義竊土的黑手，遏制其侵略野心，阻止其滑向戰爭的邊緣。這既有利於中日及世界和平，也等於挽救了日本人民。
　　

　　“對日本而言，沒有人會要求你象德國人那樣下跪，但這並不等於這一頁歷史你就已經輕鬆翻過。歷史可以被創造，不能被改寫。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之際，日本如果能正視過去，正確對待日本侵華的所有歷史遺留問題，並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恪守正義準則，為後代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是創造歷史；相反，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妄圖改寫歷史，它必將自食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