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台灣3.20公投的前前後後，觀察紛紜複雜的現象，有許多耐人尋味的地方。當台灣方面提出公投的主張後，招致美國的反對，大陸揚言動武，出人意料的是台灣方面的立場並沒有後退，陳水扁多次重申舉320大選同步舉辦防衛性公投的決心，他甚至揚言，在當選和公投之間，如果只能擇其一的話，他寧願選擇公投。看來公投的決心已定，沒有什麼能阻止他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當然，在個人的政治生命方面他也沒什麼退路了，如果他撤回自己傾心勞神的政治主張，他將在公眾的眼中成為一個沒有意志的政治人物。他已經投入太大的成本，他不能承受這樣的損失。

　　但這種決心和執着決不僅僅是政治家個人因素所致，它的背後肯定有更深層的原因。這畢竟是在美國反對下的公投，我們都知道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重要性，但陳水扁居然向美國說不。周邊環境對這次公投也給予嚴重關注，表現出了阻力。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這種決心是靠什麼力量的支撐而如此頑強？

　　我們也許應該跳出“戰、和”、“統、獨”、以及“政治權術”這樣的窠臼，採取一個新角度來進行觀察研究。本文將把台灣的這次選舉和公投決心放到二十世紀迴蕩全球的民主化進程中來加以探究，從而解讀這種現象背後的秘密。

　　在二十世紀後半頁進行的民主化進程中，美國政府的人權及大力襄助民主政治的對外政策在推動民主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全球不同區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都出現了民主體制。然而民主化帶來的某些結果可能是出乎美國政治家預料之外的，即獲得民主化的國家仿佛一夜之間成熟起來了，它們既不是仰仗美國人鼻息的可憐蟲，也不是事事聽從美國教導的小學生。在新生的民主國與它所謂的“宗主國”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民主化後反而沒有以前受美國監護的威權時代融洽了。

　　我們可以看一看一些實例。

　　二戰後，菲律賓一向是美國的“勢力範圍”。1986年，在菲律賓民主進程的關鍵時刻，布什政府命令軍機飛向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諾；在菲政府與新菲人民軍等判亂組織進行的戰鬥中給菲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但這些並不妨礙隨後出現的菲律賓民主體制關閉美國駐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

　　巴拿馬是另外一個例子。巴拿馬民主政權幾乎完全可以看做美軍事行動的結果，然而，收回運河主權這種結局表明，巴拿馬民主政體按自己的邏輯運作，體現的是巴拿馬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美國的國家意志。

　　在東亞，韓國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是與軍人**政權的倒台，民主體制的確立同步的。它也使韓國由昔日軍人**時期的僕從形象一變而成與美國平等的夥伴。在韓國這種講儒式人際關係的社會中，韓國的民主人士就個人而言曾受惠於美國，象金大中曾被軍政權判處死刑，而美國（對此）進行了干涉。在韓國的民主化過程中，美國對韓國軍方進行了約束。而金大中當選韓國領導人後，韓國政府反而與美國拉開了距離，並日益表現出我行我素的特點。美國在與韓的經濟貿易往來中，如果有任何有損韓國利益的事，都會立刻招致韓國的反擊。在國際事務中如果需要韓國的合作，它必須通過協商而不是指令韓國怎麼服從，這一點，從韓國向伊拉克派出維安部隊的風波中可以看出來。

　　那麼，是不是民主政體更自信，更體現民族國家獨立自主決定內部事務這一特點呢？可能是這樣。

　　民主政體的自信之一是因為它建立在法理的合法性上，民主的信念在這裡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因此，它的基礎異常堅固，除非你摧毀人類的理性，否則你很難摧毀它。

　　民主政體自信的第二個原因，我想應該是與領導人的國家觀念有關。專制、個人**或威權政體將國家權力視為私有，他們的心理負擔更大，更容易以個人私利出發而患得患失，權力即國家，政體與權力共生共存，失去權力即失去一切；相比之下，民主政體的領導階層僅將自己視為國家的管理者，他們盡法定的義務，而不是扮演阿拉伯神話中拴在洞中看守寶物的老龍角色，他們與人民共榮辱，而不是與權力共榮辱。

　　民主政體是由民意產生的，它的事務性運作也由民意肘制，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政體的自信，體現的實際上是人民的自信。

　　我們再回頭看看台灣的現實。民主化進程激發了台灣民族主義——今天的台灣浮現出新的國家認同。東南亞和西方的一些媒體，最近深入台灣社會內部，就這一問題做過調查，有證據表明，越來越多、階層廣泛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這種新的國家認同感是真實存在，不容忽視的，將對今後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現實產生深刻影響。

　　這種現實實際上對中國和美國都發出了挑戰。

　　對中國來說，這種新的認同感排斥本就日趨淡化萎縮的舊認同，它使台灣向獨立國家的方向邁進，從而與中國的統一目標背離更遠；對美國來說，這是台灣自我意識的開端，台灣註定要走上一條更具自我意識、而非充當大國利益棋盤上棋子兒的角色，台灣將逐步走出美國的陰影，而美國對台灣的影響能力只會受到削弱。台灣正試着表現出自己獨立決定重大事務的意圖，它將在台海乃至亞洲的安全格局中扮演一個有自我意志的角色，它要步的是韓國、菲律賓的後塵。

　　長久以來，台灣的對外政策建立在與兩個大國的緊張關係基礎上，安全是台灣內外政策核心。一面是巨大的、足以毀滅台灣的對手，另一面卻是一個雖然實力強大，卻不能視為提供絕對可靠安全保證的盟友。

　　問題也許就出在這兒。1979年以前，台灣和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因此，台灣只需與美國加強關係即可。中美建交後，這個條約被廢除，儘管以後的美國歷屆政府承諾保護台灣，但因為沒有條約的約束，這種承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了。美國後來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但這只是美國國會的作品，是美國國內法律而不是國際條約，雖然美國政府有義務遵守這個法律，但給具體執行台灣政策上留下靈活空間，即它可以積極地去保護台灣，也可以消極地保護台灣。而台灣除了道義上的要求外，失去了法律上要求美國提供保護的權利。

　　台灣可能不得不經常相當委屈地與美國打交道，無奈地屈從美國的壓力，以因應、抵消大陸這方面帶來的生存壓力，這種屈辱感在台灣人普遍具有民主意識的情況下，總有一天會變得難以忍受，因為民主還誘發文化上的自尊與自傲。我們不難想象，台灣的領導人也許做夢都想使自身的實力更強大，並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實際上，台灣曾做出危險的努力以實現自己的力量夢想。這就是台灣的核武計劃。其實核武器並不是什麼合用的戰爭利器，但它的存在本身意味着改變力量對比，而它對台灣的真正意義也許在於減少台灣對美的依賴。因此在八十年代，美國一經發現這個苗頭，即果斷地終止了台灣在這方面的努力。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也許所有的政治領導人都心同此願。

　　今天，所有問題依然存在，而台灣已經悄然實現了民主政治，它將按照民主的政治邏輯行事，它決不會滿足於做美國勢力下的一個被動角色。斷言台灣會擺脫美國的影響還為時過早，但它終會走上一條與美日拉開距離的道路，儘管這個過程是緩慢的，但已經有了預兆。

　　這是一種真正值得關注的新趨勢，它向解決台海問題的努力發出挑戰——但也未必不是機會，關鍵在於我們以什麼樣的思維看待它。

　　如果我們將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定位在中華民族的利益這個唯一的原則上，則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問題也許不是統一或獨立這樣的問題，而是如何將台灣納入我們的利益軌道這樣的問題。台灣面對着中國經濟最富有活力的東南地域，很明顯，我們的安全利益要求台灣成為一個屏障而不是敵人。要達到這個安全利益目標，並非只有唯一的一途。事在人為。有許多有利的因素能促成這種轉軌，比如血緣一致，語言、文化相同，將成為中華民族共同追求最大利益的豐富資源。在解決意識形態對立的問題之後，兩邊將不存在彼此接近的任何障礙。台灣沒有理由成為大陸的敵人，為安全計，它也更願意消除與大陸之間的敵意，結束長期對立的狀態。這也符合我們的安全利益。退一步講，一個與美日保持距離的台灣，即使它不能增大中華民族主體的安全，它也不會象今天的敵對狀態一樣，使我們更不安全。今天的兩岸敵對狀態是最糟的狀態。

　　將眼光放到50或者100年以後，看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不要脅迫太緊。它所受的壓力越小，它將與美日越遠。給台灣增大自由空間，它和我們的距離反而會更近。台灣決不會必然成為中華民族的利益損害者，相反，它將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與社會最活躍、最具推動性的力量，而我們也將有更多的機會與台灣實現和平統一。

（2004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