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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民主在中國傳播為何如此坎坷?
送交者: 法國劉學偉博士 2020年09月10日02:38:3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西式民主在中國傳播為何如此坎坷?

兩論民主與中國(之一)
(實踐/史實//思考/邏輯)

必須承認,現在世界上已經發展到至少是基本成熟階段的民主只有西式民主一個類型。其它類型的民主都還在發展途中,遠未成熟,還沒有足夠規範的樣本可以概括。但我們還是已經可以看到兩類民主之間的一些區別。這個最明顯的區別,就是,西式的民主基本上都擁有三個特徵:普選、多黨、輪替。下文把這種民主稱之為西式民主。缺乏這三項特徵至少之一的民主,則稱之為非西式民主。

其實,西式民主還有許多其它更本質的特徵,比如憲政、法治、分權制衡、服從多數但一系列基本人權(比如人身自由權和財產權)不受多數侵犯等。不過這些特徵都比較難於界定,不方便拿來直觀地區分兩類民主。而且,這些特徵的普適性和絕對價值遠比前三點高得多,可以或應該甚至必須被非西式民主吸納。因此也並不適合拿來區分西式和非西式的民主。

上篇:簡述(西式)民主在中國傳播的坎坷歷程

民主這個概念當然是100%的舶來品,中國歷史上完全沒有這個概念。民主這個詞其實倒是有的。它的意思與人主一樣,就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當家做主。

這個現代理念的理論起源,那當然是聞名遐邇的法國人盧梭的《人民主權論》。然後就是《美國獨立宣言》中那段振聾發聵的斷言:“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在這之後,還有法國1791年公布的《人權宣言》。還有還有更早一些的其它著作比如出版於1689-1690年的洛克的兩篇《政府論》等,共同構成西方民主理論的基石。

限於篇幅,西方民主概念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敘述從略。下面僅從政治實踐論起。

首先要申明:筆者不敢說自己比無數先賢更能洞見歷史,只是有幸比那些本文論及的最早的前輩晚生百年,許多當年不可能看清的問題,今天再看,已經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就可以看得相當地清楚。以下評論,(除了最後一部分關於現狀的。)概屬事後的諸葛亮之見。請各位不要笑話本人斗膽妄言。

中國近代的政體革命,當自1898年,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群情激憤之背景中發生的戊戌變法算起。其實光緒皇帝當時發出的103道詔書中,並無一道論及立憲。但是從歷史的邏輯看,如果變法成功,君主立憲是必然的政制歸宿。與日本比較,這個改良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中國當時時運不濟,遇上了好幾個的確並非必然的不利條件。第一是光緒帝太年輕,太懦弱。他剛剛親政,羽翼未成。當朝一品大員中,只有他的老師翁同龢一個老人是帝黨。其餘的維新派絕大多數都是新人年輕人書生,官位除了袁世凱最多四品章京。第二個霉運是當時在清廷真正當權的是那個極為強勢而又保守的慈禧太后。時人黃遵憲詩云:“銜雛燕子渾無賴,眼見人瞋故故飛”是也。第三個倒霉的事是,唯一的一個握有軍權的新派人士,在天津小站練兵的二品侍郎袁世凱,又在關鍵時刻出賣了皇上。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第一個政改勢頭就這樣潰敗。

錯失的第二個改良政體的妥協機會是清末立憲運動。當時這個由地方士紳如張謇等人領導的政治運動與保路運動、地方自治運動結合在一起,也曾造起頗大的聲勢。清廷被迫於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甚至於1908年公布了一個《欽定憲法大綱》。終因清廷步伐太慢,大局已過度損朽,再加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各地不停地起事,直至武昌起義的衝擊,最後再加上袁世凱的二度叛變,(或稱反正,立場不同而已。)清廷終於垮台,立憲也就失去了基礎,只能共和了。這裡還有一個背景就是清廷的統治民族是人口極少的滿族,而不是像明朝那樣的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三百年過去,民族畛域依然未消。所以孫中山的同盟會綱領的第一句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所以才有那麼多如的會黨(如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洪門)支持革命。清廷的潰亡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故老的痛惜。

當時的東方,學習西方有成的,僅日本一個孤例。他們搞的是君主立憲,而且是君主有很大權力的一種立憲。君主以外的權力,又有很大一部分被軍方掌握。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在第一階段,遊走日、美、歐三方,最想模仿的對象是美國。那個時候的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工業強國。在歐洲,也至少有了法國這個經過兩個帝國,兩個復辟王朝,三個共和國,超過80年動盪,總算穩定下來的第三共和國。除此之外,在當時的世界上,(大型的)共和國還是一個稀罕的事物。孫中山領導創立的中華民國,可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下文稱中國的第一共和。)當時的世人,顯然還沒有這個明確的覺悟,就是:(西式)民主政體的成功實施運轉,其實需要相當的條件。而且這種條件至今也為許多原教旨的民主派所否認。他們還是認為,西方的制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代也都靈。如今這個(西式)民主政體條件論,已經被廣大的學界所接受,卻至今不被西方的政界所接受。所以才會有接連不斷的在落後國家強制推行總是難以成功的(西式)民主制度的失敗實踐。

而筆者自然屬於學界人士,現在要來論證100年前的中國,其實實施美國式的民主制度歷史條件並不成熟了。想來不用真的去列舉那些基礎條件:中國當時的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化、工業化的程度,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比重等等。1911年中國那些指標,比起今天的中國,或當日的美國,自然是低到不成比例。

當時看不清,今天可以看清楚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當時在中國進行民主或共和革命,其實歷史條件並不成熟。想想100年後的今天,中國似乎都還沒有準備好接受真正的憲政體制,當年的歷史條件不可能成熟,是否昭然若揭?

錯失的第三個妥協的機會是民初1912年的南北合議未成。當時在所有的新軍中,北洋獨大,袁世作為創始人又一言九鼎。孫中山承認現實,甚至把總統之位都讓與了他,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不計權位了。袁世凱的寶座是以武力為背景,談出來的。其實袁世凱若老老實實地當他的民國總統,他可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很好的貢獻。但是他卻偏要得隴望蜀,想去當那個“洪憲皇帝”,終至自己身敗名裂,然後留下了一個軍閥混戰的民國。孫中山此後領導無數次北伐,直至1925年病逝,皆因沒有自己的軍隊,想因人成事而失敗。其餘的無數更小的細節這裡就不說了。不知道這些足不足以說明,當時的中國其實並沒有足夠的條件迎接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要得天下還是只能靠武力。而在清廷垮台以前,除了革命黨不停的小規模鬧事,其實國內並沒有真正的內戰和軍閥割據。和平與安定真的比民國時期還強許多。

搞去搞來,我們空有了共和國的名號,卻始終沒有真正的共和國的體制。其實袁世凱就是沒有明白,他的確不可以再當皇帝,但是蠻可以當一個皇帝般專權的總統。請看他的後繼者就知道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那個時代,沒有足夠的槍桿子,就不會有政權。而靠槍桿子得來的政權,又無法對民權有足夠的敬畏。這是不是癥結之所在?

如果這些還不夠,歷史接着往下演進,還會繼續提供新的證據。

北洋軍閥的內戰還沒打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學習了蘇聯,聯合了中共的黃埔系新軍閥登上歷史舞台,參加了中原逐鹿。到1927年,蔣介石基本統一了中國,尤其是相當好地控制了當時中國的最富裕發達的地區,江浙一帶。他當時的主要軍事對手就只剩下了割據各偏僻地方,尤其是江西南部的共產黨勢力。還有就是從1931年開始,已經竊據東北,隨時準備併吞整個中國的日本勢力。在這樣的局面下,民主建設自然還是沒有機會。蔣介石-國民黨全力關注的還是掃平共產黨的割據,和準備抗日。國民黨的天下是打出來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認為這樣做不正當,而應當是選出來的。

然後是抗日戰爭開打。中共在抗日中坐大。這戰爭期間自然無法談政體建設。

抗戰勝利結束後,百廢俱興,民主憲政的機會似乎來了。這個機會就是國民黨先後在重慶和南京主持的老政協。可惜的是國民黨自持強大不肯作足夠的讓步。共產黨最後退出,其它民主黨派也大都先後退出。國民黨憲政活劇最後演成了獨角戲。國共雙方當時都相信自己能在戰場上贏。一方戰場失敗以後,再想妥協已經沒有機會。最後失去的不僅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還有一個兩黨監督制衡,共創真共和的機會。這個選票和槍桿子,到底哪個重要?不用筆者說吧?至於民心,當時的共產黨當然比國民黨得到的多得太多。不過後來的演變又太出大家的預料。

如果筆者說,妥協“偶然”失敗次數太多,就包含有必然性。不知大家以為然否。

這一段歷史活劇的主角,已經不是清廷和袁世凱、孫中山同盟會,而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其它民主黨派,蔣介石、毛澤東、張瀾等人。但是劇本的實際演繹狀況還是差不太多。還是拳頭大就道理長。打不過就只好老實認輸。 而那民心再重要也是第二位的。

如果大家覺得筆者說的民國時期自始至終,實施西式民主的歷史條件都不夠成熟的理由還不充分,我們接着再往下看。

這一段歷史活劇的主角又換了。國民黨跑到台灣退出了棋局。大陸中國的棋盤上只剩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 那場景是共產黨在北京主持新政協。那大家不妨去看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文章寫得好漂亮。新政協開始的那個局面真是壯麗輝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那“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豪言。

中國的第二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一片朝氣蓬勃,人人皆以為盛世很快就會來臨。可惜好景不長,共產黨很快誤入了命定的共產歧途,搞起那在城鄉消滅私有制的運動。太過偉大的黨,那麼快地忘記了在新政協《共同綱領》中與私有制長期共存的信誓旦旦,擺脫了監督,為所欲為,終至釀成那眾所周知的連串大錯。

錯在何處,古人都早已明白。(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為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可惜大權在握的人總是記不住。為什麼記不住?那還不是因為江山是打下來的,不是靠人們投票來的。但是投票建國在那個時候有可能嗎?或者說今天有可能嗎?軍隊聽黨指揮,黨卻要聽領袖指揮,並不聽人民指揮,而領袖則要指揮黨和人民。所以筆者說(西式)民主的歷史條件在1949年的大陸中國,依然遠未成熟。

在1950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和城市裡的公私合營運動之後,城市鄉村的私有制都被摧毀殆盡,那時要搞民主,豈不是緣木求魚。在全盤公有制下搞民主,歷史已經證明,過去從未成功,以後也不會有機會成功。

這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也不是沒有重大成績,但全局性的錯誤實在是接連不斷。以後的四十年當然也不是沒有諸多嚴重的缺陷,但完全可以認定,成績是主要的,至少比前三十年成功得多。其實這前三十年的政治,簡單地就可以概括為消滅私有制。後四十年則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恢復私有制的合法性。筆者認為:消滅私有制是前三十年的原錯(即幾乎一切其它錯誤的根源)。而恢復私有制,則是後四十年一切成就的原對(即幾乎一切其它正確決策的依據)。

第二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又號稱毛澤東時代。毛的個人專權的能量來源於何處也是一個始終沒有充分討論的問題。在筆者看來,簡單地說,是來源於中國幾千年的傳統,來源於第三國際斯大林主義。而斯大林的專權又生長於俄國的專制傳統。兩者都是根深蒂固的遍及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專制傳統。歷史的繼承性真的很強,脫胎換骨真的需要時間。否則如何解釋1957年以後的錯誤的毛澤東何以那樣呼風喚雨(他喚來的風雨都來自何處?)而無人可以阻擋呢?

【以下一段是舊稿。現在情形有變。後面有補述。】

今天的第二共和當然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一人專制。由於鄧小平的英明果決與主動垂範,中國已經遠離了終身制。江澤民任上,中國又建立了一屆兩任十年為限的最高領導層的限任制度。這個制度,為接任的中國主席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繼承遵循。並且,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大家都已觀察到了相當自由平等的合議制。也就是說,哪怕是在十年的有限任內,也已經沒有了個人專斷。已經有了相當充分的言論和主張自由。伊斯蘭世界那種數十年連任的總統已經不會在中國出現,個人權力的泛濫和疲乏已經受到相當的制度約束。(這種最高層的平等合議制-時稱九龍治水-是不是恰到好處,也有疑問。而現在恐怕是矯枉過正了。)

但高層政制向着更多的共和要素的演變,似乎就到此為止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和整個政治局的關係。據筆者觀察,可不是依照民主或共和的原則,由中央委員會來自由選舉政治局及其常委,而是反過來由常委會控制/指定(圈定,小圈子協商選定)政治局一般成員。而政治局則會控制整個中央委員會的構成。然後以此類推,由上至下直至政體基層。各層的選舉不是沒有,但絕不是主導的因素。主導的因素絕對是自上而下的選拔、指定與栽培。

不過筆者並沒有認為這樣就一定不好或不對。本人的基本體會是這種至上而下的集權(選拔)威權政體與西方的以至下而上的選舉為主導因素的西式民主制度,其實還是各有利弊。應當根據具體情況,折中融合,尤其是需要一個溫和的演變過程。不要搞革命,不要搞休克療法。

國民黨到了台灣,只剩下那小小的“復興基地”,倒是在兢兢業業地經營。到了1970年代的蔣經國時期,台灣的發展程度和均富程度,都大大進展,實施民主的物質條件開始接近成熟。這時的蔣經國,不失時機地邁出了應當的一步。以後雖然屢經波折,但台灣的西式民主還是站住了腳。如果沒有那個“國家認同”問題,台灣的民主政體,其實還可以發展得更為順暢的。

自胡溫2002年執政以來,已經提出了一條與江澤民時代略有不同的路線,由效益優先,兼顧公平轉向為公平優先,兼顧效益。提出了以民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偏重公平的政治理念。很多的重大政策已經重新轉向國家干預、社會主義(比如用宏觀經濟政策干預房市,大力籌建廉租屋等)。

10年前,筆者曾經以為,在中國大陸搞民主,100多年以來,一直不成熟的歷史條件,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已經慢慢地開始成熟了。這個搞民主的第一條件,就是私有制的主導地位,已經在大陸全面恢復。中國的經濟真的很繁榮,各方面都在雖然難免不均衡地快速(現在是中速)發展。在政府以外運作的公民社會,也是在廣泛成長。到今天,大陸沿海地區的大片地區,人均收入已經在1.5-2 萬US$出頭,比蔣經國時代末期的台灣已經富裕很多,(1980年,台灣人均收入2367當時US$。大陸當時人均約200 US$。現在,台灣人均收入約2 5000 US$,大陸10 000 US$。)已經有一個中產階級分量很大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具備,已經不是不能發展更多民主程序的足夠理由。

本人一直認為,中國的政體出路絕不在於全盤模仿西方,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和自己幾千年傳統中留下來的尤其是民本主義(即把人民大眾的利益視作國家的根本利益)還有賢能政治(通過科舉考試公平公開地選賢與能,讓知識分子而不是世襲貴族治國)等精華相結合,作出一種創新的制度。它應當是現有制度的有機成長與重大完善。

筆者在這個方面其實有蠻多思考,這裡無法詳述,只能高度概括。我們要探索的新的路徑,如果概括成一段話,似乎應當是:這個政體始終有一個強大的,並不輪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須受到足夠的監督,必須讓社會各階層有足夠的參與,必須是足夠的透明,足夠的流動,足夠地法制化……總之,這個核心主導力量必須做出一切足夠的讓步,以交換他的不被輪替,這樣才能符合這個政體的整體長遠利益,才能長治久安,才能三個代表。

筆者假設的這個終極目標模式的最大精髓概括成一個詞組應當是受到有效監督的行政主導。這是至少東亞新加坡和香港兩個政體成功的共同特徵。這個行政主導、不輪替的核心,甚至透明、流動等概念都可以自東方傳統中導出。而參與、制衡、監督、法制等概念則來自西方。兩方面的恰到好處的嵌合則是筆者推薦的制度創新的核心路向。

【上面三段話,是本人10年以前,對中國政體發展路向的一個揣測或一個願景。然而世事難料,類似這樣的局面,似乎並未出現。】

2012年上任的習主席的社會政策,繼承了胡溫時代,有了更多的社會主義因素。其施政,其實也有很多成績,比如在反腐、扶貧、環保、治軍方面,都有大體得到公認的重大進展。但【以下刪除200字。請各位諒解。】也就是說,朝向更多西式民主因素增加的總方向已經逆轉。更讓人吃驚的是,這個趨勢並沒有看見受到什麼可見的抵制,一切相關變化都發生得似乎十分順暢。

就社會層面而言,感到意外的事情是:雖然本人預見的社會條件(東部沿海,人均遠超一萬,中產階級占人口大體半數。經濟成長速度放緩,當局需要新的合法性來源。)已經基本達成,但社會上要求更多民主、參政、甚至言論自由的呼聲似乎非常稀薄。如果把這些都說成是當局的壓制,似乎過於膚淺。比如,在香港出現動亂時,國內的民間輿論似乎非常一致地站在政府一邊,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實在鮮少同情。

這個現象如果持續下去,可能會呈現重大的理論意義:中國的社會即使在中產階級化以後,可能也並不會效法西方,去追求一個西式民主政體。這個社會可能會支持其精英集團,去尋找一條更加符合自己歷史承載的政治現代化之路。

本人一貫主張的中產階級民主中堅的理論(詳見下篇),可能還有重大漏洞。亨廷頓主張的西式民主只能生長於西方文明的土壤,無法移植的觀點(也詳見下篇)可能有比本人過去願意承認的更多的真理性。

在經濟體制方面的演變,比在政治領域好得多,當代中國可以說已經完成了一多半的改制任務,將來再如何演變,也不會脫出混合經濟,私有制占主導這個大框架。早在1993年,我就對此做過一個概括。我以為,最理想的經濟模式應該是:以私有制為主導的,以公有制為補充的,以社會福利制度和國家適度干預(主要通過金融、稅收和公共投資等手段)為節制的市場經濟。

當局的正式說法,中國今天還是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事實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一種以上海師大歷史學教授蕭功秦為代表的意見認為:習主席實施的是一種新權威主義,是中國當下應對修昔底德陷阱之必須。為了集結全部力量度過難關,各種犧牲,各種代價,都是在所不惜的。這個意見是否合理,還需經歷實踐的檢驗。

今年以來的新冠疫情,給東西方的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內涵以新的嚴峻考驗。至少到目前為止,東方(遠不僅僅是中國的威權政體)的表現,勝出西方太多。這為中國的政權,贏得了巨大的合法性。西方的表現甚至比除了拉美之外的絕大多數南方國家包括東歐國家都差很多。箇中的緣由,還需要在疫情結束以後深入思考與總結。

近兩年來,在外交方面,中國和美國發生了過於激烈的對撞。對這種局面的出現,除了中國的成長壯大已經無法掩飾這個客觀原因之外,筆者認為特朗普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但中國方面也不可能完全無責。比如一些事情是否還是做得有些過於高調。(比如“厲害了我的國”的輿論宣傳,比如香港國安法長臂管轄條款。)

近期以來,特朗普為主帥,蓬佩奧為先鋒,美國獨自一國,發起一場向中國的全面衝鋒。各種毫不留情的指責,噴擁而出。對此,個人的基本評判就是:等待已久,一直以為還有可能繞過,至少是不會馬上開啟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然打開。中美之間的全面博弈正式開始。除了熱戰,太多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勝負還不好預判。是某一方將明確成為贏家,還是兩敗俱傷,有沒有漁翁可以重大得利,現在都還不好預判。不過一方虧輸無底甚至敗亡的可能性,個人以為其實並不大。但爭鬥一番之後,其實雙方都無實質性損傷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現在的國力綜合比拼,似要見真章了。

我們可能應當至少等到美國的大選之後,看局勢如何發展,才方便對中國想走的新路的真實價值和可行性,做出進一步的判斷。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第一標準,甚至唯一標準。對這個問題,現實非常可能短時間內並不會給我們提供明確的答案。但這個特朗普回合,我們應該在三個月內,就可以看到至少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性結論。(他能不能當選連任。如果當選,他在新一任中的對華政策會更強硬還是更柔軟。如果拜登當選,他的真實對華政策會如何。三個重要問題,都尚無可知答案。)

但是,2020年,中國至少在有效控制疫情和快速經濟復甦這兩件事上,已經占得明確先手。西方的疫情和經濟復甦前景,都還在未定之天。

第二共和迄今的成功,最突出在民生方面。全國平均,已經小康了。還記得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提的宏偉目標嗎?到世紀末,翻兩番,人均800 US$。事實上,最近40年,中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漲了數十倍,已達10 000 US$。絕大部分家庭擁有不錯的私宅,人均居住面積已經超過40平米。中國的這項最重要的物質生活水平標誌,已經進入富裕境界。比如擁車已經不再值得羨慕。各種家用電器,對絕大多數家庭,應當是應有盡有。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說的是,人們對未來的憧憬,在現實中大體都會嚴重縮水,很難美夢成真。但是40年前的中國人民,有多少人夢想到過今天中國已經真正實現的物質生活水平?以後20年,再漲1倍(只需平均年增率3.5%)就夠人均2萬,初等發達了。這個經濟成就,是中國當局覺得不需要實施西式民主的最重要底氣。

中國的學習西式民主進展遲緩還有一半的原因其實在中國之外。概言之,就是西式民主在其發源地,西式民主其實運作得並不十分地良好。在中國之外的非西方,除了日、韓、台三個例外之外,西式民主的傳播,實在也是乏善可陳。這方面的事實和分析稍微發揮,就會成為另外一篇長文。這裡當然打住。

【上篇到此結束。敬請各位指正。下篇將離開尤其是中國的具體史實,更多地從邏輯思辨的角度,來進一步探討中國/非西方的民主問題。敬請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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