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在專制極權國家，民眾對政府不會享有隱私權，而政治（政府）官員則會對民眾享有充分的隱私權。政治官員的隱私常常被命名（曲解）為“國家機密”，普通民眾若有知曉和透露（揭露）輕則遭遇限制或打壓，重則面臨入牢或滅口！

在民主自由社會，據稱民眾會享受充分的隱私權，而政府官員不可以享有。毫無疑問，只有建築在堅實的“行政、司法、立法、媒體”四權相互獨立與相互制衡的基礎上，才能出現那樣的狀況。否則，任何敢於揭露政府（政治）官員不公正行為的人士，也是有可能面臨被限制、打壓，或者入牢、滅口。

說透了，隱私權就是有利於保護“犯罪”。普通百姓享有隱私權能夠保護自己“犯小罪”，而政府官員（政治領袖）享有隱私權則會保護他們“犯大罪”。由於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錯或犯罪，因此，政治權力越大的人越容易犯大錯或大罪（如各種“獨裁者”）。降低隱私權保護，無疑有利於降低社會人群的犯錯和犯罪。如何才能建立起合理的衡量犯錯與犯罪的認定標準，以及認定任何人都會犯錯或犯罪的基本價值觀，會成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項重要基石！

誰應該享有隱私權，誰在享受充足（過度）的隱私權，誰可以犯錯，誰在犯罪、誰在犯大罪？誰享受了社會公平，誰享有了過分的隱私權保護，恐怕是現有法律界眾多專家都無法認定的難題。請問，我們可以去爭論，去探討，去破譯或者暴露它們嗎？在極權專制社會，這是一項會危及自身安全的“冒險行為”，因為你可能會首先被失去“隱私權”，或者被限制、打壓、無端定罪、等等！

通常，普通百姓和政府（政治）官員都希望自己擁有充足的隱私權保護，而隱私權保護則與犯罪行為會有直接聯繫。藉助隱私權保護而犯罪如果會涉及任何人，則會涉及到人類社會（國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建設標準。前者是法律界學者研討的職責範圍，而後者卻是涉及到社會（國家或人類）政治制度建設的範圍，自然跳出了法學專家可以探索的領域。難題，不是不能破解，而是是否允許無限制探討和表達？或者說，人類社會是否真正進入了或體現出了“崇高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