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美回亞”：從日本新維新看21世紀東亞文明再定位

"Embracing America, Returning to Asia": Repositioning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Japan's New Restoration

錢宏（Archer Hong Qian）

2025年10月22日 · 新加坡

一、聞日本新政有感

今晨，日本政壇風雲再起：維新會與自民黨攜手，高市早苗榮登首相寶座。此非尋常權力更替，乃日本文明進程的嶄新拐點。

我十餘年前曾論，日本近現當代史可概括為“三段論”：

19世紀，脫亞入歐；

20世紀，脫歐入美；

21世紀，擁美回亞。

如今，這判斷在歷史的自組織中漸次成形，宛若長河激盪，波瀾初顯。

高市早苗的上台，不止是政治人物的更替，更是一場文明自覺的象徵。她的“新維新”，承接日本在政治上“自我重啟”的生命活力，在AI時代、能源重構與區域安全變局中，展現“擁美回亞”的戰略轉向——在政治、科技、經濟安全上維繫美日同盟之“擁”，同時在文化與文明坐標上，回歸亞洲自立的主體性之“回”。

此非妥協，乃適應全球化重組——基於生命自組織連接動態平衡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文明自救。

然，歷史之弦常在緊繃處斷裂。

十五年前的“錯位”，以釣魚島風波為標誌，驟然改寫東亞整合的軌跡，至今令人扼腕。

其教訓深刻，非為重演，乃為警醒：極端民族主義如何劫持理性，阻斷共生之路。今日高市之“新維新”，或為修復此斷裂的契機，引領東亞在全球化重組中找尋共生之道。

二、十五年前的錯位：極端民族主義的劫難

十五年前，乃至四十年前3000日本青年應胡耀邦之邀訪華，我曾以為日本進入21世紀後，“脫美回亞”乃水到渠成。彼時，民主黨異軍突起，打破自民黨一黨獨大，鳩山由紀夫、野田佳彥等人提出恢復亞洲鄰邦互信，欲構建以東亞為主體的和平與共生秩序。“一衣帶水的亞細亞共同體”理念，在中國知識界也激起漣漪，東亞似將迎來“亞洲世紀”的曙光。

2008年，我以“鳳凰新傳媒首席評論員”身份，於鳳凰網發表“亞洲聯盟”設想，希冀以此為東亞共生之藍圖。構想分兩步：

第一步，構建東盟十國+PRC大陸、日本、ROC台灣、韓國、朝鮮、蒙古、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經貿科技自由區，由PRC大陸主動提議，“亞盟”總部設於台中市。此舉寓意深遠：台中作為台灣中樞，象徵“中道”融合，催促PRC大陸的“人民主權”、ROC台灣的“國際空間”、日本的“政治自立地位”三大問題得到解決，同時推動朝韓（已同為聯合國成員）及陸台（台灣已事實承認大陸，僅差大陸承認台灣）,簽訂“互不侵犯的軍事協定”，以奠定區域和平基礎。

第二步，邀請南亞、中亞、西亞各國加入，擴展為泛亞共生體。此構想非意識形態劃界，乃以文明整合為導向，旨在以交互主體共生化解地緣對峙。

然而，歷史陡然拐變。

2010年前後，香港保釣船事件如謎一般發生，迅速被央視主持人及其邀請的“名嘴”們，把全國輿論導向又謎一般聚焦演化為“全民反日”的極端民族主義浪潮。我親眼見證：從電視到微博，從街頭橫幅到校園標語（“釣魚島是中國的，xxx是人民的”）和話術，反日、仇日且盛氣凌人，成為政治正確的唯一話語，理性在激情中退場。

記得當時，日本石原慎太郎批評政府在尖閣島（釣魚島）不作為，以自己“籌款購島”作為挑釁，野田政府為息事寧人與石原會談，由日本政府出資購買法律上屬於私人的“尖閣島”（釣魚島），並馬上作為。這本是為事件降溫，希望回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前後的關係氛圍——鄧小平曾提出將釣魚島主權“擱置爭議”，留給後代去解決，日方雖然從未同意，但鄧小平的這一策略，也為“優先處理兩國關係中的其他問題”留有餘地。面對維新會石原、橋下徹等“加強有效控制能力”宣傳，野田表示“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不能喪失大局觀，必須冷靜處理”。 但是，央視名嘴們繼續拱火，立馬對野田為事件熄火之舉，不加思索地說成是“購島鬧劇”，迅速點燃反日怒火（對日貨打砸搶與後續鋪天蓋地的抗日神劇）。

於是，俗話說“一隻巴掌拍不響”，兩邊極端民族主義形成罕見“共振”，互為鏡像，彼此成就。結果，硬生生地把野田轟下台，民主黨瓦解，日本被迫重歸“親美”軌道，亞洲錯失自我整合的契機，“亞洲聯盟”之願景更是付之闕如。此“錯位”之遭罪，令人痛心疾首。極端民族主義如脫韁野馬，將溫和理性擠出歷史舞台，中日間的科技合作與區域自立構想化為泡影。讓大陸當政者在對日政策上，至今十分被動，可謂無所適從！

非為重演此悲劇，乃為警醒：今日東亞若欲邁向共生，須以史為鑑，克制極端情緒，重塑互信根基。

三、從“脫美回亞”到“擁美回亞”

歷史不重演，卻常押韻。十五年後，日本重返十字路口。高市早苗被迫放棄自民黨與公明黨長達26年的合作，不得不與維新會聯合成為日本第一位婦首相。在我看來，這不只是“右翼政治”的勝利，而是日本在被長期壓抑的“自主意識”重新覺醒，是一種深層系統自我修復的表現。

“維新”二字，蘊含“自我重啟”之意：明治之“脫亞入歐”求存於西方，戰後之“脫歐入美”順應冷戰，都不是簡單的外向依附，而是一種以文明存續為目的的策略轉型。今之“擁美回亞”則是全球化重組下的文明策略。

所謂“擁美回亞”，是指在政治、科技、安全、制度層面繼續維持與美國的合作，同時在文化文明坐標上重新確立“亞洲自我”的主體性，方能適應AI時代與地緣變局，重建新的平衡，超越依附，追求自立，此雙維路徑與“全球化重組”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趨勢相呼應。

四、共生文明的可能

以“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觀之，日本“新維新”非孤例，乃全球系統從零和博弈向交互主體共生轉型的縮影。

全球化重組的今日，歐盟、聯合國、非盟等架構並非絕對必要，然區域協作的內核——互為主體、再次偉大-健康的共生——如同MAGA-MAHA之道，仍是東亞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再組織：

從意識形態對抗轉向文明恊作，從零和博弈走向交互主體共生。

東亞若要真正迎來穩定與創造性的秩序，前提不是反美，也不是一味的“民族復興論”，而是文明之間互信與共生機制的再構建。日本的“擁美回亞”，或許正是這場“共生文明重組”的先聲。

我常想，如果十五年前那場突發的“保釣風波”沒有被極端輿情所劫持，中日之間或許早已形成一種基於科技合作與區域自立的共生體。

歷史錯了一步，便需用更長的周期來修復。

而高市早苗的上台，也許正是那場錯位後的再平衡。十五年前的“亞洲聯盟”構想，雖因極端民族主義受挫，然其精神內核——以文明整合化解地緣對峙——仍具啟發性。東亞若要迎來穩定與創造性秩序，須超越極端民族主義與“民族復興論”，構建基於互信的共生機制。

日本的“擁美回亞”，或為此重組的先聲：以美日同盟為穩定錨，以亞洲主體性為文化內核，促成AI、能源、安全領域的區域協作。

若十五年前保釣風波未被極端民族主義劫持，中日或已形成共生機制。今日高市上台，或為修復此“錯位”的契機。

五、女性政治與文明的第三次轉向

高市早苗的當選，標誌日本首次迎來女性首相，此非性別政治的簡單突破，乃“母性邏輯”浮現的文明象徵。

我曾論，文明至系統性再平衡階段，必從競爭性“陽剛”轉向整合性“陰性”，以達“陰陽交互，剛柔相濟”。

日本自明治軍工陽剛至昭和技術理性，皆以“男性制度化權力”為主導。今入AI–AM（人藝智能—愛之智慧孞態網）交匯期，政治對話從“統治”轉向“關照”，從“控制”轉向“共存”而共生。

高市之冷靜理性與柔性堅持，恰為“陰陽調和期”的外化。她的上台，映照日本集體潛意識的變遷：從“戰後依附”到“國格自立”，從“男性國家理性”到“包容共情的整體理性”。

此轉向，與“擁美回亞”相輔相成：地緣關係的重組與文明性別結構的轉型，共同構築東亞共生秩序的基石。

六、實踐路徑：通往東亞共生之路

基於“共生經濟學”，為使東亞共生機制落地，我們提出三策，從智庫、文化、制度入手，漸進構建交互主體共生的秩序，以免重蹈十五年前極端民族主義之覆轍。

其一，東亞智庫網絡。

設立“東亞共生研究院”，分院於北京、東京、首爾，匯聚中日韓及東南亞學者、政策專家、企業家，聚焦AI、能源、氣候議題。

每季發布報告，剖析區域協作如何超越極端民族主義，如制定東亞AI倫理標準，防範技術霸權。資金多元，區塊鏈確保透明。

此網絡為“理性緩衝帶”，防範類似保釣風波的輿論失控，借鑑高市“新維新”的自主意識，推動區域對話。

其二，青年交流。

承接四十年前日本青年訪華之啟發，舉辦“東亞青年峰會”，融入AI黑客馬拉松等科技元素，中日韓青年協作解決海洋污染、能源短缺等難題。峰會規模擴至萬人，線上元宇宙模擬共生場景。教育上，互派交換生研習區域歷史，融入“共生經濟學”課程，培養“交互主體”意識。

若十五年前有此機制，極端民族主義或不致失控。

其三，區域共生機制。

從專題聯盟起步，如“東亞科技共生體”，共享AI與量子通信專利，成員平等決策；

“東亞綠色能源聯盟”，整合中日韓技術，建區域能源網，減少外部依賴。

互信構建需“全球共生論壇（GSF）”，展開直面當代問題的文明對話，邀企業、宗教、文化、政治領袖探討“母性邏輯”。

日本可倡議中日韓首腦圓桌，聚焦非傳統安全。

長遠，制定“東亞共生憲章”，以法治保障協作。

三策相輔，旨在從智力、文化、制度重塑東亞秩序。實施之鑰，在於文明覺醒：非反美，亦非盲從，乃在全球化重組中尋自立之道。

七、尾聲

歷史之弦，總在人類意識最緊繃之處奏響。

從脫亞入歐到擁美回亞，日本走了一個文明全周期。十五年前的“錯位”，以極端民族主義的劫難告誡後人。

這既是宿命，也是選擇。諸君若有意，可共議中日新篇，或AI時代共生細則。

真正的“回亞”，不是地緣政治的回歸，而是文明心態的覺醒——

在交互主體共生的秩序中重新找到“自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