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名義下的安全優先：

從四中全會公報透視中國未來五年

作者/楊純華

在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以下簡稱“四中全會”）公報正式發布後，對於中國未來五年的國家走向、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治理邏輯，值得進行一次理性分析。本文將從公報所揭示的敘事轉變、政策取向變化、制度結構變動三大維度入手，探討其背後的邏輯，並據此對中國在2026-2030年、“十五五”期間可能的演變路徑做出判斷。

一、敘事的轉變：從“改革開放”到“安全穩定”

四中全會公報明確將下一階段 (即所謂“第十五個五年規劃”時期) 的議題置於“發展的同時兼顧安全”“發展與安全並重”的框架之下。根據官方媒體報道，公報提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發展和安全必須二者兼顧”“高質量發展”“自立自強”等關鍵用語。

（一）“改革敘事”的弱化

回顧過去幾次全會：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2014年）中，公報聚焦 “‘依法治國’”、制度建設等議題；

在十九屆四中全會（2019年）中，則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 即一個試圖依靠“制度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敘事。

在本屆四中全會中，官方語言中雖然仍保有“改革”“深化改革”“高質量發展”等措辭，但報道強調的卻是“風險”“鬥爭”“安全”“防範”“自我革命”之類詞彙。

這種變化意味着，從“改革開放”背景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敘事，正在向以“安全穩定”為主軸的敘事轉向。換言之：政策焦點不再主要在“開放、創新、市場化”，而更多地在“防風險、守底線、穩增長、保安全”。

（二）“發展”成為工具，“安全”成主軸

從公報及相關解讀可見，“發展”不再是最終目的，而更像是一種“維穩”手段。官方報道中提到：“發展和安全必須二者兼顧”“發展要服務於安全”“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類表述。 也即，經濟成長被置於“穩定”與“安全”框架之中：如果發展不能保證安全、不能防止動盪，那麼發展就無法被優先考慮。

（三）“長期圍城”範式的雛形

結合上述敘事轉變，我們可以判斷：中共當前所處的狀態更像“長期圍城”而非“改革衝刺期”。當制度化“改革開放”敘事弱化，轉而以“鬥爭”“防風險”“自我革命”為關鍵詞，就意味着政權邏輯轉向“守住”——守住政權、守住穩定、守住制度合法性。換言之，部署的是一種“生存戰略”而非“增長戰略”。

因此，從敘事來看，四中全會預示着中國未來五年主要議題將更偏向於：安全優先、穩定為上、發展為輔。

二、政策取向：經濟議題的危機信號與制度整肅

敘事轉變背後，是政策取向上的顯著變化。本文從兩個維度分析：經濟議題上的信號與權力 /體制整肅上的動向。

（一）經濟議題：危機信號頻現

雖然公報仍強調“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深化改革開放”等熟悉措辭，但若細讀其語境，則可見諸多“危機”“風險”的隱含。

公報強調“要積極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要守牢基層三保底線”“要穩就業、穩企業、穩外貿”等措辭。

報道指出，“地方債務風險”“就業下行壓力”“消費乏力”成為分析的關鍵詞。

官方背景說明：在召開之前，官方已強調“戰略機遇、風險挑戰並存”“當前經濟面臨深刻複雜變化”“必須增強憂患意識”。

這些措辭與邏輯與改革衝刺、增長樂觀的時期大相徑庭。換言之，經濟議題中折射出的是一種“放緩預期 + 保守治理”的基調。

從分析角度看，有以下幾點值得警醒：

1. 增長預期下降：雖然未明確提出具體GDP目標，但“質量優先”“適度擴張”的用語越來越多，暗示增長速度將低於過去高速時期。

2. 防範結構性風險加強：地方債、金融隱患、實體經濟疲弱成為政策重點，這意味着未來五年，增長或將更多依靠“防守”而非“進攻”。

3. 消費與內需仍被強調但信號矛盾：官方強調“擴大國內需求”“促進消費”，但如果就業、收入和信心都面臨壓力，那麼真正拉動內需並非輕鬆。

4. 科技自立被提升但難題重重：官方提出“科技自立自強”將是關鍵任務。 但在外部環境惡化、制度效率下滑、資源投入受限背景下，科技突破面臨現實挑戰。

綜上，從經濟議題看，這份公報更多像是在“壓艙保穩”而非“加速突破”。

（二）權力結構與制度整肅：安全邏輯強化

除了經濟維度的變化，制度與權力結構調整也在此次公報中或其配套動作中得以體現（雖然許多細節仍未公開，但已有公開分析可供參考）。

多家媒體與研究指出，會議期間出現了包括軍方高層、紀檢系統在內的人員變動、清洗和重組。

公報中“黨的全面領導”“兩個確立”“兩個維護”被反覆強調，而“法治”“治理能力現代化”此類措辭則顯得邊際化。

在制度邏輯上，強調“意識形態風險”“輿論引導”“穩定基層”“防範重大事故”等詞樣，暗示國家治理重心從“提升能力”向“保障忠誠”/“防範動盪”傾斜。

這暗含以下分析結論：

1. 治黨重心回歸政治安全：當“黨的全面領導”成為治理敘事核心，而對制度化、法治化的表述被弱化，則說明治理體系回歸“黨的意志”而非“制度制約”。

2. 軍隊與安全體系強化政治屬性：軍事人事的變動以及“戰略支援”“後勤”等關鍵系統的整肅，說明軍隊被更多置於“政權安全”而非“軍事作戰”邏輯。

3. 社會治理進入高壓狀態：強調“意識形態”與“輿論”管控，並將基層“三保底線”（即保障民生、穩定就業、社會保障）作為政策底線，說明國家預期內部社會風險提升，並提前布局。

因此，制度整肅與安全邏輯強化，是此次公報最為重要的隱性信號之一。

三、對未來五年的三個判斷維度

基於上述分析，從敘事轉向、政策取向、制度整肅三方面，我提出以下對中國2026-2030年（即“十五五”規劃期）發展的三個核心判斷。

判斷一：經濟增長路徑將由“擴張”轉為“保守穩進”

在本屆全會公報中，“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內循環”雖仍在，但更多強調“量的適度”“防範風險”“安全底線”。可據此判斷：

年均增長目標可能顯著低於前幾個五年期。政府不再追求高於 6 % 的發展速度，而可能將增長目標控制在中低速區間。

地方政府與國有部門將承擔更多“保增長”任務，但更重“防風險”而非“沖增長”。例如地方債務限控、隱性負債清理、房地產調控持續、製造業去產能深化。

消費拉動、服務業升級、內需擴張仍為主攻方向，但預期並非快速爆發，而是“緩慢加固”狀態。收入增長緩慢、信心恢復遲緩，將限制消費潛力的快速釋放。

科技自立雖提升，但投入回報期長、制度體制阻力大、外部制裁風險高，故其在短期內對增長的貢獻可能有限。

總的來說，中國未來五年經濟將更多被用於“為治理服務”“為穩定服務”，而非純粹追求發展規模。這一點從公報中“發展與安全並重”“高質量發展”“防範重大風險”的措辭可見端倪。

判斷二：治理邏輯將朝“高壓＋集中”方向演進

此次公報及其背景顯示，中國的治理邏輯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這將深刻影響未來五年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具體來說：

“依法治國”敘事不再是治理重心，而“黨的領導”“忠誠機制”“政治安全”成為主軸。公報中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加強輿論引導”“防範意識形態風險”。

軍隊與安全體系被更加明顯地納入政治保衛軌道。人事調整、紀律整肅、軍隊反腐成為治理工具。由此可見，國家安全（包括政權安全）被提至與經濟發展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

社會治理將更加偏向於“警戒┰し擴干預”模式。強調“要穩就業、穩預期、穩市場”“要把好基層三保底線”“防範重特大事故”“確保受災群眾溫暖過冬”等。官方語境中隱含對社會動盪、經濟下行、群眾預期崩塌的憂慮。

因此，未來五年可預期“社會管控力度加大”、政策執行集中度提高、地方自主空間縮減。這將對社會活力、市場機制、創新活力帶來影響——治理結構的“安全化”可能以犧牲部分制度效率或市場機制為代價。

判斷三：外部開放將維持但主動性弱化，國際戰略更傾向“防禦＋自主”

在全球環境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的背景下，四中全會公報對“對外開放”“國際合作”“統一市場”等議題雖有提及，但語境更多偏向“在複雜環境中保障國家利益”“構建內外雙循環”。例如，官方談及“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由此，我做出如下判斷：

開放仍在，但主動權弱化。中國將更多採取審慎姿態，防範外部衝擊和制度滲透，而非大規模憑藉開放作為增長槓桿。

技術自主、自給自足被提升為戰略任務。尤其在高科技、關鍵基礎設施領域，中國愈發強調“安全可控”。例如近期關於“科技自立自強”被強調的報道。

在地緣政治與經濟競爭中，中國更可能採取“戰略防禦+自主發展”模式，而非以往那種相對開放、快速融入全球價值鏈模式。

對外經濟合作仍有，但更多側重於“打造可控平台”“強化國內大循環”“穩住關鍵鏈條”，而非大規模引進外資、開放金融、放寬市場准入的擴張路線。

綜上，在未來五年，中國在“對外開放”與“對內安全”之間的權衡將明顯偏向後者。

四、批判性視角：改革幻象與權力內循環

前文從敘事、政策、治理結構三個維度分析了四中全會的意義。下面，我從一個批判性的視角提出三個反思：改革的幻象、漸次的“體制收縮”邏輯、以及權力自循環風險。

（一）“改革開放”仍被掛旗但實質退卻

雖然公報仍提“深化改革”“高標準開放”“構建統一市場”等字樣，但實際敘事與政策導向顯示：

改革口號繼續，但制度創新空間縮減。治理主體更多強調“黨的領導”“安全保障”而非“社會參與”“權力制約”。

改開放速度減緩。與過去靠開放／市場機制拉動增長的邏輯不同，未來五年中國更像將“守”作為主調。

改革目標更多服務於維穩而非結構性突破。比如強調“穩就業”“穩市場”“防風險”，而非“放開競爭”“國企改革”“市場化破產機制”。

因此，可以說“改革”從主推進力淪為“輔助工具”或“修復機制”，其原有的衝刺意味及制度釋放功能正在退卻。

（二）體制收縮與制度化外皮下的權力集中

隨着改革退坡、治理安全化、開放慎重化，體制內的權力結構正在收縮：

國家機關、黨組織的主導地位強化，地方與社會自治空間可能縮減。

經濟政策空間受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雖被提及，但“有效發揮市場作用”的表述弱化，為“發揮政府作用”“國家主導”騰出更多空間。

在制度表述上，“治理現代化”“法治國家”“制度化建設”這些原本屬於改革時代的關鍵詞出現頻率下降，而“黨的領導”“安全”“鬥爭”上升。

這種體制收縮的邏輯，並非簡單“增強效率”那么正面，而隱藏着“制度彈性下降”“治理成本上升”“社會活力受限”風險。

（三）權力自循環與合法性困境

當一個政權將“政權安全”置於與“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同等或更高位置時，就暗含一種“權力自循環”（即權力為保權力而運作）的邏輯。具體表現可歸納為：

政策動員越來越多地服務於“維護統治”而非“回應需求”。比如強調“意識形態風險”“輿論引導”“穩定基層”也隱含對社會訴求、社會能動性的打壓。

改革紅利減弱、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累積，這些會削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為填補這種合法性缺口，政權就更倚重“安全”“鬥爭”敘事。

長期以往，權力自循環可能導致：政策偏向短期保穩、忽視結構改革；行政成本上升、治理效率下降；社會創新與民間活力受限。

從這個意義上看，四中全會所釋放的信號，不僅是治理邏輯的調整，更可能是政權邏輯的轉型：由“發展型合法性”走向“安全型合法性”。

五、對中國未來五年的展望與風險

結合以上分析，在此提出對中國2026-2030年期間的幾項重要展望，同時指出重大風險。

展望一：結構性調整深化

製造業轉型、服務業升級、科技自主將成為政策關鍵詞。中國將把資源更多配置給“關鍵產業”“先進製造”“科技平台”。

內需拉動進一步強化。消費升級、區域協調發展、鄉村振興等仍會被強調，但增速可能放緩，且更傾向於“穩增長”而非“爆發增長”。

城鄉融合、區域一體化將持續推進。政府可能更多強調“均衡發展”“共同富裕”邏輯，地域發展差距、人口流動、城鎮化收尾期問題將逐漸凸顯。

展望二：治理模式的再演化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將調整為“壓艙保穩”型：隱性債務、地方融資平台、房地產泡沫、就業壓力等將成為治理重點。

社會治理將更強化“底線思維”與“應急機制”：突發事故、自然災害、疫情波動、輿論事件將觸發更多預案與干預機制。

對外關係仍有推進，但更多在“可控開放”範疇：圍繞“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跨國科技投資，但對外開放的監管、制度風險、國家安全考量將更加緊密。

展望三：制度風險與增長困境並存

經濟增長可能陷入“中速＋結構性停滯”狀態。若外需、內需、技術突破均未顯著改善，中國增長潛力可能被進一步壓制。

社會信任與預期可能受到衝擊：就業、收入增長放緩，青年群體焦慮、創新主體活力不足，將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挑戰。

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增加。中美科技競爭、地緣衝突、全球供應鏈重構等外部變量將影響中國成長路徑。中國若無法通過制度和模式創新應對，可能被困於“內循環┑馱齔ぁ畢葳濉Ⅻ/p>

合法性壓力增大。若改革紅利減弱、政策回應不足、社會訴求積累而無法有效化解，政權長期以“安全”“鬥爭”敘事為主可能面臨“效能－合法性”兩難。

結語

透過四中全會公報，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常規的五年規劃安排，而更是一種國家治理邏輯的轉換。發展敘事正在讓位於安全敘事；改革動力正在被穩定需求所替代；開放姿態正在被審慎防禦所調整。未來五年，中國似乎將走入一個“發展為穩定服務、改革為治理服務、安全為首位”的階段。

從這個意義上講，本屆全會可被視為一個歷史轉折點：它標誌着一個以“改革開放”作為發動機的時代或許正在逐步退場，而一個以“維穩、安全、體制保全”為主框架的新階段正在鋪開。對於國內外觀察者而言，這既意味着政策環境的變化，也意味着投資邏輯、社會結構、制度生態都將迎來新挑戰。

如果一句話總結：未來五年，經濟策略的邏輯不再是“突破”和“躍進”，而是“保穩”和“優化”；治理不再是“放開”而是“集中”；國家安全與政權安全將與經濟社會發展齊頭並進，甚至成為優先項。

從這一視角看，中國正從“高速發展時代”邁入“長期守護以求生存的時代”。我們必須以清醒的態度看待這一轉變：它既有維護國家和政權穩定的合理性，也伴隨着制度活力與社會創新可能受限的風險。觀察中國未來五年的走向，關鍵就在於：在“穩定”與“活力”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本文為理性分析性評論，所依據公開資料與官方表述，旨在提供宏觀判斷，不代表任何立場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