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納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托德·揚(Sen. Todd Young)是美國新興生物技術國家安全委員會（NSCEB）主席。約翰·F·克勞利(John F. Crowley)是生物技術創新組織（BIO）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他們於美國東部時間2025年10月30日上午在 《新聞周刊》呼籲，“美國必須在生物技術領域超越中國”：

試想一下，如果大多數救命藥物不是在美國研發，而是在北京和上海研發，會是怎樣一番景象？試想一下，如果最先進的生物技術——那些能夠治癒癌症和阿爾茨海默病、保護我們免受流行病侵襲、並推動經濟發展的療法——不是由美國掌控，而是由我們最大的全球對手掌控，又會是怎樣一番景象？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確保並提升美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那麼我們很可能很快就會步入這樣的未來。

如今，美國在生物技術領域仍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中國正在迅速縮小差距，並可能將超越我們。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將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造成嚴重甚至生死攸關的後果。這將使美國人在關鍵藥物方面依賴於一個威權主義的競爭對手，從而賦予中國及其盟友巨大的全球影響力。

這並非一場普通的競爭。生物技術競賽是21世紀最具決定性的科技競賽——正如太空競賽定義了20世紀一樣。但這一次，或許不會再有像“人造衛星時刻”那樣激動人心的事件促使我們採取行動。

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世紀，如果我們失去了領先優勢，可能就再也無法奪回。正如楊參議員擔任主席的“新興生物技術國家安全委員會”今年早些時候警告的那樣，如果中國超越我們，“無論我們跑得多快，也永遠追不上”。

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十分嚴峻。要麼我們以緊迫感和遠見卓識採取行動，要麼我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這個將定義本世紀的產業被拱手讓人。

十多年來，北京一直在生物技術研發領域投入巨資，蓄意追求全球主導地位。而這一賭注正在獲得回報。從2016年至今，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數量已從約100家增長到3000多家。在此期間，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價值增長了百倍以上。中國公司目前在全球臨床試驗中占據超過四分之一的份額，而2013年這一比例僅為3%。同期，中國在全球藥物研發管線中的份額增長了十倍，而美國的份額則有所下降。北京在合成生物學和生物製造等一些研究領域已經處於領先地位。

中國的崛起使美國處於危險境地，因為美國的生物技術產業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產業，它是一項國家戰略資產。生物技術的進步通過預防、治療和治癒疾病，幫助美國人民保持健康。生物技術通過促進農業和能源生產，以及保護我們免受流行病和生物恐怖主義的威脅，來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美國的生物技術出口有助於在全球範圍內擴大美國的影響力。

生物技術也是經濟繁榮的重要引擎，貢獻了美國私營部門近7%的GDP，並在全美50個州創造了約1000萬個就業崗位。

好消息是，我們仍然擁有贏得生物技術競賽的工具。

生物技術革命近50年前起源於美國是有原因的。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無與倫比的資本市場以及任何競爭對手都無法複製的創業文化。我們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提高了預期壽命，改變了囊性纖維化等曾經致命的疾病的治療前景，並在基因編輯等領域處於領先地位。

但如果我們想保持領先地位，就需要開展與此規模相匹配的全國性行動。

這一切始於政策制定者的領導力。他們必須保護所有進步的基石：聯邦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幾乎所有由私營部門研發的突破性藥物，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公共資助研究的成果之上。切斷這條生命線，我們的領導力就會崩潰。

國家新興生物技術安全委員會近期概述了其他政策解決方案：將生物技術提升為國家優先事項，並由白宮層面進行協調；將其納入國防規劃；並將生物數據視為戰略資源。我們還必須培養一支技術精湛的生物技術人才隊伍，並與盟友合作，加強供應鏈，資助合作研發。

政策制定者還需要精簡繁文縟節，釋放私營部門和企業家精神的潛力，而這正是我們生物技術產業的基石。

如今，美國的生物技術創新者受到有時前後矛盾、難以預測的監管體系的制約，立法和行政部門的提案也阻礙了他們承擔風險，延緩了藥物研發進程。例如，任何削弱專利保護的企圖都會使吸引數十億美元投資變得更加困難，而這些投資對於將新療法帶給患者至關重要。美國企業已經很容易受到中國知識產權盜竊的侵害。

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美國要麼將生物技術的未來拱手讓給對手，要麼展現出引領未來的遠見和決心。我們現在做出的選擇將影響未來幾代人的健康和繁榮、經濟實力和國家安全。事實上，當美國在生物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時，整個世界都會變得更美好、更安全、更健康、更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