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莫蘭Kyle Moran是一位政治評論員，專長於國際事務和國家安全。他對中東問題的研究成果發表於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關鍵威脅項目”，他的評論文章也廣泛見諸於包括RealClearPolitics和《華盛頓觀察家報》在內的多家媒體。今天2025年11月28日，莫蘭先生在《火焰媒體》雜誌發文稱，“如果共和黨不能解決消費者問題，就有可能失去其基本盤”。他呼籲保守派捍衛資本主義：

本月初佐蘭·馬姆達尼 (Zohran Mamdani) 贏得選舉後，很明顯，社會主義對左翼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共和黨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僅僅宣稱“投票給我們，因為他是社會主義者”就想當然地認為人們會對這個詞永遠抱有本能反應。

紐約市長競選——以及日益席捲全國的政治——的關鍵議題之一是生活成本。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支付房租、購買食品、醫療保健和住房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不可及。多年來，每逢選舉，各派政治人物都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卻鮮有成效。

向選民解釋他們錯在哪裡——或者更糟糕的是，直接無視他們的擔憂——在政治上從來行不通，現在也不會改變。

我們基本上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地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不斷惡化的經濟數據。美國購房者的年齡中位數是59歲——這本身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更糟糕的是，它比1991年的28歲高了不少。

而且，人們不僅買不起房——過去十年租金也飛漲，導致美國消費者明顯難以維持生計。信用卡債務創歷史新高，嚴重拖欠賬戶比例高達12%，為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汽車收回率也與2009年的水平持平，很明顯，消費者已經不堪重負。

然而，看看保守派評論員過去幾周的言論，你卻絲毫看不出這一點。如果你覺得他們剛剛贏得了一場巨大的選舉勝利，也情有可原。保守主義絕不能淪為冷酷精英主義的拙劣模仿，對許多美國人面臨的嚴峻經濟困境視而不見。

本·夏皮羅率先發難，他建議年輕人不要住在紐約這樣的地方，並批評了“人們理應住在自己長大的地方，也就是就業機會高度集中的地方”這種觀點。

同一周，唐納德·川普在接受勞拉·英格拉姆採訪時，就H-1B簽證問題引發了其支持者內部的分裂——這實屬罕見。當英格拉姆追問他的立場，指出美國“人才濟濟”時，他卻打斷道：“不，你們沒有，你們沒有。” 許多人聽到的卻是，川普沒有着眼於如何通過更好的教育或培訓來提升美國工人的競爭力，而是認為美國人無法勝任工作。

最糟糕的或許要數迪內什·德索薩（Dinesh D’Souza）了，他竟然對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的精英教育改革指手畫腳，本質上就是煽動種族仇恨。他說：“如果像維韋克這樣的棕色皮膚的美國人真的能幫助改善教育，提高白人孩子的前途，而那些在X論壇上只會空談的白人精英們卻繼續吹噓，那該是多麼諷刺啊！”無論教育改革本身有何優點，嘲諷那些苦苦掙扎的美國人——尤其是通過“白人精英”這種說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右翼都採取這種做法，左翼還有什麼用？拉馬斯瓦米在俄亥俄州州長競選中的對手艾米·阿克頓（Amy Acton）只用了24小時就製作了一則廣告，聲稱拉馬斯瓦米認為“俄亥俄州人懶惰平庸。他錯了。”這則廣告簡直是信手拈來。

保守派的這類論點對捍衛資本主義的損害遠超社會主義者的攻擊，而且完全脫離了自由市場的本質。資本主義帶來的繁榮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制度，而且遙遙領先——但它取得如此成就並非靠着“你窮得連你長大的地方都住不起，我們國家人才匱乏，滾蛋吧”這樣的口號。

紐約市舉世聞名，是因為一代又一代渴望努力奮鬥的人們可以在這裡成就一番事業。我所見過的右翼人士，沒有誰要求過着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奢華生活，舒舒服服地坐在沙發上。他們感到沮喪的是，這個世界似乎越來越遙不可及。

令我震驚的是，共和黨內似乎只有佐治亞州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看清了這一點。過去幾周，她因為承認許多“年輕人生活拮据”並指責川普的盟友在生活成本問題上對美國民眾進行精神操控而遭到攻擊。周六，她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說：“我與如今在美國掙扎求生的美國人同在。”

值得稱讚的是，她始終將生活成本問題放在首位——自唐納德·川普上任以來，共和黨內這種做法已變得極為罕見。她率先發出警告，指出隨着《平價醫療法案》補貼的到期，數百萬美國人（包括她自己的成年子女）的醫療保險費將翻倍，而共和黨領導層卻對此問題避而不談。

我們右翼人士長期以來奉行一種“嚴厲的愛”的策略，這當然包括重視勤奮工作，這一點毋庸置疑。但這並非問題的關鍵——本·夏皮羅的言論並非針對那些不願工作的人；而是針對那些辛勤工作卻仍然難以負擔許多前幾代人習以為常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並讓他們感同身受。

向選民解釋他們錯在哪裡——或者更糟糕的是，直接無視他們的擔憂——在政治上從來行不通，現在也不會改變。總體而言，對資本主義的支持率已降至54%，而民主黨人則以66%對42%的比例傾向於社會主義。

彼得·蒂爾2020年那封如今廣為流傳的郵件，精準地揭示了這一轉變背後的原因：

從代際契約破裂的角度來看……當一個人背負過多的學生貸款或住房負擔過重時，他/她將長期處於負資產狀態……如果一個人與資本主義體系沒有利益關係，那麼他/她很可能會反對它。

他當時是對的，現在依然是對的。唯一需要觀察的是，右翼能否在為時已晚之前醒悟過來。

如果本月的表現可以作為參考，我對此並不抱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