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公园管理处主任讲述:江青和我摘苹果

上世纪80年代摄于静心斋

叶帅和几位老同志及家人在北海观赏菊花

邓小平、万里夫妇和马文贵在北海公园留影

1957年摄于景山公园

1964年北海白塔修缮时摄于顶端铜盘内明火焰旁

北京青年报1月8日报道

在“北海”工作了三十多年，前公园管理处主任——讲述北海里鲜为人知的故事

■讲述者：马文贵

■人物小传：前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主任，现已86岁高龄，曾在北海工作了三十多年。

“百团大战”之前，16岁的马文贵已经成为女兵。1949年2月，北京解放前夕，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小组共五人进驻北海公园，全面接管。从此，她从一位拿枪的女战士，转为园林的管理者、建设者。

她自己不愿意多说，可实际上对北海的极大功绩是，历尽曲折，“收复失地”——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单位和机构由于没有办公场所挤占了园林古建，腾退则是漫长的马拉松。收复阐福寺、静心斋、澄观堂、快雪堂、浴澜轩……都各有曲折故事，她却说，这些就不用提了，最惦记的就是那些没能完成的“任务”。

她也是北海公园三十年间风雨的见证人，因为特殊的位置，还目睹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北海仿膳的肉末烧饼，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总理遗体前我完全失控、高声质问，被视为“反对中央决定”

周总理数不清多少次来北海，后来患病住在305医院，与北海一墙之隔——过去那边还有个门，总理去世后，那个门给堵上了。总理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常常从305医院进到北海公园里来散步。

周总理来北海公园一般都是午饭后。医生常要带些水果给总理吃。每次吃水果，总理都让秘书数一下在场的人数，按人数把水果分成若干份。吃之前，他先环顾四周问道：“都有吗？”待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肯吃。有时，我们就故意躲开或再三推让。每到这时，总理就会不高兴。秘书便低声说：“快去拿一份吃吧。不然总理也不会吃。”一次，医生只给总理带来一只芒果。总理见无法可分，就让服务员将芒果泡水，分给在场的同志们每人一杯芒果水。但是我们北海人就没有跟总理的一张合影，实在是不忍心。

虽说总理是到北海公园来休息，但每次来时秘书都提着一兜子文件。总理就在仿膳的过厅里批阅文件。那时的总理已经经过多次手术，并经常尿血。我们的服务员打扫完卫生间悄悄跟我说：那么多血，总理尿血太严重了。

周总理一直喜爱仿膳的饭，仿膳还在公园北岸时，总理就到这个小餐馆吃过。“仿膳”就是仿照御膳房的意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后，御膳房的御厨也都失业了。我们接管北海的时候，御膳房的6个厨师在北海北岸船码头那个地方开了个小饭馆叫“仿膳”，挺破的小房子。总理去那儿吃饭，为了安全，我就去摸了摸情况，得知这个私人饭馆原来还是公安局七处的一个派驻点——那时刚解放，北京城里的好多特务、坏人都去公园里碰头，公安局在北海也有两个点开展工作，这个饭馆就是其中一个。经商量决定，把仿膳和漪澜堂的饭馆对调，仿膳就从北岸搬到了今天的位置。仿膳后来闻名京城，都喜欢选择仿膳宴请外宾。

总理来了也不爱上屋子里去，就喜欢在大门口那过厅里坐坐。开始我们给沏了壶茶，搁个手巾板儿，他不要，说以后别给我弄这个，以后我可能经常来，我带什么用什么，别麻烦你们。

总理对园林古建和文物的保护，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故事了。最知名的是，为保团城，拆中南海福华门，将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向南移。来园散步时，向我询问起园内文物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情况。我向总理做了汇报，哪些受到毁坏，我们也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使一些文物古迹幸免于难。比如我们将白塔的眼光门用三合板封住，而后在白塔基座上写上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晰看到。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又一次，周总理走到阅古楼前，询问王羲之的书法摹刻在什么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就在阅古楼的二楼。总理叹息道：“二楼我是上不去了。”他叮嘱要把阅古楼的牌匾挂出来。要将里边的文物妥善保管好。后来公园的同志将园内保存的三册《三希堂法帖》拿给周总理看。总理就自己出钱，叫秘书将《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宫，对缺页、破损、排序颠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裱糊后，又送还了北海公园。之后特别让邓颖超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要他去看看北海阅古楼《三希堂法帖》的保护情况。

1975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公园散步，仿膳的经理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虽然只吃了不到4块钱的饭菜但总理还特意嘱咐秘书必须交钱。吃完后，对仿膳的经理说：“仿膳的小窝头很受欢迎，要保留下来。肉末烧饼也好吃。如果肉末里加上点荸荠和笋末，吃起来就不感到油腻，更加爽口。”从此，仿膳的肉末烧饼就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1975年7月下旬，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公园散步。总理注重仪表，以往来公园都身穿制服，衣着整齐，这次却穿了一件医院的白色病号服。当时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我就怕碰上人结果还碰上了，在那儿跟总理说话还不走。大夫也着急我也着急，后来我说大夫你给那个人递个眼神，让她走得了，总理这儿站不了了。那天，荷花开了，总理在湖边看了一会儿荷花就走了。

总理逝世后，北海公园的30位同志获准去北京医院向敬爱的周总理做最后诀别。我们来到北京医院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好几个员工干脆就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不肯离去，后被现场工作人员强行拖出。我完全失去控制，高声道：“为什么把总理放在这么个小地方？我反对！为什么不让群众见总理最后一面？如果北京医院没有地方。把总理的遗体拉到北海，我们开开四个大门，让北京城的群众都来跟总理告别！”我被带到院子里，被视为“反对中央对总理丧事的处理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审查。由于悲愤交加，我突然昏倒。后来，赵鹏飞同志出面担保，说明我是出于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并没有反对中央决定的意思，并通知我老伴立刻接我回家，这样才免于对我的处理。

■叶帅钓到一条40斤的青鱼，兴奋异常；他累得满头大汗，却怎么也弄不上岸

■卓琳一见我就掉眼泪了，说：“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过去中央对我们公园有规定，叫“三为”服务方针，就是园林要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970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分指挥部决定将北海景山公园作为施工基地，从1971年2月21日至1978年3月1日，两座公园停止对外开放。在这7年中，北海公园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中央首长来园休息。仅1975年一年，北海就接待中央首长370人次。主要有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还有邓小平、万里等很多老同志。当然也有当时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者。那会儿主要是中办，有时还有军办给我电话通知，说首长要去。

有时，一些老同志刚刚到园，另外的什么人也不期而至，就得提防备，别让他们碰头了。好在我有“打游击”的本领，就把不同的几批人分别安排在琼岛、北岸，甚至是景山。一般叶帅都在仿膳和北岸活动，聂帅在前门双虹榭一带，再来其他人我就安排在庆霄楼。当时，我给员工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不能传话。特别教育职工不能多嘴，不管什么人来北海，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说。因为江青有一次去一个公园游览，陪同的军宣队代表在向她介绍公园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周总理对公园的关心，江青听后不悦，第二天那位军代表就被免职了。

“文革”期间党内高层斗争尖锐，局面复杂，“四人帮”又将矛头直指周总理，那些年间，也称不上是“阿庆嫂”，反正我那会儿也是急中生智想很多办法，才没有给园林局和北京市委带来任何麻烦。

1975年的一天，周总理办公室来电通知下午总理要来园散步，在仿膳小憩。没过多久，又突然接到江青要来仿膳吃晚饭的通知。最着急的就是我，我也不能跟别人说，也不能跟谁请示，那天我饭也没吃，转了半天幺子，怎么办？思前想后，最后我还是拨通了总理贴身警卫小高的电话，将实情和盘托出，让他跟秘书商量，跟总理说不说，怎么办。秘书请示总理后给我回电说，今天总理不去了。难题解决了，可我却非常难过。

叶帅“靠边站”以后，曾提出回广东老家，但遭到拒绝，只好留在北京。那时候，工作人员常常安排叶帅来北海钓鱼，以排解忧愁。叶帅身穿短裤短衫，头戴大遮阳帽，在水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很少说话。只有钓到鱼时，叶帅才会显露出笑容。一天，叶帅钓到一条40斤的青鱼，兴奋异常。他拿着鱼竿在岸上来回遛，累得满头大汗，却怎么也弄不上岸。最后，我让一位保卫干部下到水里把鱼抱了上来。叶帅兴奋地叫他的卫士长给大家分鱼。我让人从职工食堂拿来了案板和刀，叶帅亲自分配，让秘书把最好的一段送到305医院周总理处，另一段送给西哈努克亲王，又给其他几位老同志分了一些。自己仅剩下尾巴部位很小的一块。

叶帅待人和蔼，他总感觉每次来钓鱼给我添了麻烦，就交待卫士长请我到他家去玩儿。那时，每到周末，他家会放电影。叶办就会安排车来接我去看电影。不光接我自己，还让带上全家。在叶帅家总能看到一些老首长、老同志。还有一次，叶帅又来钓鱼，他望着身边的保健护士马望兰和我，感慨万千地说：“我身边还有三匹马……”（注：卫士长马西金、保健护士马望兰、加我马文贵）

一次，在万里同志的安排下，叶家、万家，还有刚刚从江西回到北京，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一家来北海。他们是从后门进来的，我安排了一个小画舫去北岸接他们。当画舫靠在漪澜堂码头时，从船上下来，小平同志没有说什么，只是握了握手，而卓琳同志一看见我就掉眼泪了，说：“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回来了。”当天还有好几个小孩，毛毛的孩子，楠楠的孩子都来了，万家的孩子也在。那天，小平同志除了跟万里同志说说话外，始终少言寡语……

那个时期，钢琴家殷承宗也曾住在园内，是为了创作钢琴伴奏《红灯记》。他住的地方就是南门过了永安桥，右手边的那几间南房。当时拉来一架钢琴，就在那儿作曲，试验怎么让京剧跟西洋乐配起来。他有时来有时不来，来来回回的，住的时间比较长。

■江青有时候来也不为吃饭，就坐这儿设计服装

■江青和我在摘苹果，这可惹出了大麻烦

“文革”期间，江青也是北海、景山公园的常客。1972年五月初，江青来到景山公园看牡丹。当她登上景山万春亭时，对眼前的美景十分欣喜，她拿出照相机，给天空中飞舞的燕子拍照。在景山顶上看见了北海的美景后，她提出，改天要到北海看看。去了北海之后，江青发现这里的各种条件设备比其他公园完善，从此就经常光顾北海。

江青也老来北海仿膳吃饭。一次由于时间仓促，她喜爱的宫廷冷点豌豆黄没有来得及做。江青当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悦。只是晚上中央开会时，她遇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抱怨没有在仿膳吃到豌豆黄，并要求吴德再请她吃一次。事后，吴德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仿膳安排一顿饭，无论如何要有豌豆黄。江青主要爱操持改造戏装、改造音乐这些，有时候来也不为吃饭，就坐这儿设计服装。

江青最后一次来，就是1976年的国庆节，那是江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她摘苹果的照片上报纸了。

那是10月2日到4日之间，我忘了具体是哪天了。那时候毛主席的丧事办完了，她们来不戴黑箍了，我们还戴着呢。那天上午，江青带领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共六十多人来到北海，在这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会，并指定每个人都要发言。中午在仿膳吃过饭后，下午到景山公园的苹果园摘苹果。

随行的新华社摄影师还为她拍了不少照片，最后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张，这边是江青摘苹果，这边就是我在摘苹果。过了没几天，抓了江青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中央一号文件的第一页就是这张照片。因为这，组织上对我进行了背靠背审查。“背靠背”，就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审查，可我也知道审查我了，因为那摄影师也被审查了。我后来说他：你干什么把我给照上啊？他说不照行啊？还不得挨骂，这还说没照好。那会儿是中央统一规定的，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不搞庆祝活动，不搞文艺活动，领导干部都下到基层去跟群众一起劳动，所以江青来这里摘苹果。

审查期间，老帅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为我证明：我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情深厚。在经历一年的审查后，组织上对我给出了明确鉴定：马文贵接触“四人帮”是工作需要。与他们完全是工作关系，并没有卖身投靠。

实话实说，我要说的还有一点：不管江青在别的地方怎样跋扈，耍淫威，但她对北海的员工和我本人始终都很客气。大家都叫我马主任，她也叫我马主任。一次她在北海公园游园时看上了一个水泡植物标本，就拿回了钓鱼台。不久，她让我到钓鱼台去给她修理那棵植物的说明牌。我没有去，只是告诉钓鱼台的同志如何修理，请他们代劳，江青也没有为此生气。江青曾邀请我去她居住的钓鱼台玩儿，我从来没有去过，她也没有因此不满。

■提前给仿膳的“御厨”们做工作，不要见了溥仪又下跪、又叩安的

■从那时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溥杰遇到我，都会称我为“领导”

1954年冬，园林局把景山从故宫要过来。1958年以后北海景山两个公园合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叫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的。

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国政府大赦第一批战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获得特赦。一年后的1960年12月，溥仪的弟弟溥杰获得释放。溥杰回京后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溥仪全家。其间，周总理征询溥杰的意见愿意从事什么工作。溥杰表示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总理诚恳地请他说出真实心愿。他就表示想做些文学和历史研究，或者艺术方面的工作。周总理建议他先从事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熟悉一下情况。于是，北京市委统战部就把溥杰安排到景山公园边劳动边改造。

有一天，市委统战部告诉我安排在北海仿膳吃一顿饭，参加者有廖沫沙同志、林副部长、溥仪、溥杰兄弟俩和我。统战部还嘱咐我，提前给仿膳的“御厨”们做工作，不要到那天见了溥仪后，一激动，又下跪、又叩安的。我交待仿膳经理事先一定做好工作，厨师们如果想见溥仪，就在远一点的地方看看，不要靠近。后来，厨师就是在长廊里远远眺望。

那天我们刚上楼，溥仪就来了，那会儿他在西山“南植”种葡萄。廖沫沙介绍了各人之后又说，你们兄弟俩今天见面了就应该高高兴兴的，不是多年没吃你们的风味了吗？今天有你们的特色点心，好好吃一顿。早获释一年的溥仪埋头大吃。而刚刚获释的溥杰则十分拘谨，几乎没有吃东西。他手中拿着笔记本，将各位领导的话一一记录下来。廖沫沙同志告诉溥杰不要有思想负担，只要好好接受改造，都可以转变成为对新社会有用的人。他还说：“我们准备把你交给马主任。你还有一段学习的时间。”——不说改造，说的是学习，也没告诉他多长时间。按照市委统战部的要求，溥杰必须每周向我汇报一次思想。 从那以后，我又增添了一个角色：监管、教育和照顾中国末代皇帝的弟弟。

刚到景山公园劳动时，溥杰的吃住都在景山园内。我安排一个工人和他同住在职工食堂厨房旁的一个房间内。什么都得教。一开始，安排他在扫地班，工人们扫地都背上一个筐，筐里放着个簸箕，随扫随撮。而溥杰只背着一个筐，拿着一把扫帚。他把垃圾扫成一堆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用双手把垃圾捧到筐里。我就告诉他：“你看别的工人筐里都有个簸箕，你的簸箕呢？”他说：“我没拿。”我说：“你去拿个簸箕。用簸箕撮，不要用手捧，那样手都扎坏了、磨坏了。以后干活时，看别的工人拿什么工具，你就拿什么。”

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食堂里的早饭是萝卜、蔓菁加大米煮成的稠粥，没有干粮。用那种蓝边大碗，工人们每人都盛上满满一大碗。溥杰担心自己落后，每次也盛满一碗，可他饭量小，吃不了，又不敢倒掉，就坐在一边看着那碗粥发愁。后来，食堂的张师傅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张师傅还说：“我不敢跟他说。他要是吃不饱呢？”我就去告诉溥杰：“别的你认为你没有自由，咱们这个吃饭是自由的。谁愿意多吃，能吃得下去，就多盛，像你，吃不了那么多就少盛，吃多少盛多少。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不用跟别人比。”溥杰听着，是是是地连连点头。

大约5个月后，溥杰的太太嵯峨浩在日本登报，说要回来跟他团聚，总理安排他们住在护国寺的一个院子。从那以后，每天他回家居住，白天来景山劳动，扫地、搬花，他的太太就老在最近的路椅上坐着，看着他干活，中午也不回去。按照统战部的指示，我开始对溥杰的监管逐步宽松化、人性化，我们彼此之间也越来越融洽。有时，他一周主动给我写两份思想汇报，也不多写，就那么一条，除了冠冕堂皇的那类话，还汇报他都学会了什么，工人们没有歧视他，对他关心、帮助，等等，反正就是感谢。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便向上级建议，对溥杰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可以让他回归社会。有关部门很快就安排溥杰到政协做了文史专员。

从那时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溥杰遇到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称我“领导”，北海公园建园800周年纪念。我邀请溥杰先生前来，他欣然接受，并为北海公园题字。其间，他又回忆起了在景山的那段往事，并给我写了一幅字，题头仍是：马文贵领导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