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聲明：本文中很多論點系基於作者有限的個人體驗而不是統計數據，而且不一定“政治正確”。我的目的只是拋磚引玉，發起這個討論。讀者可根據自己的立場和經驗自行判斷，各抒己見。

誠然，華人和黑人都是美國社會的弱勢群體。但兩者的處境存在着巨大區別。咱們華人往往對黑人受到的歧視了解不深。我們覺得，美國的法律保證了種族平等，而種種政府和機構的政策又明顯照顧黑人。所以對他們“哀其不幸”少於“怒其不爭”。問題是，咱們華人除了基於個人體驗往往把黑人與貧窮和犯罪連在一起以外，並沒有基於歷史的歧視觀念。但是白人就不一樣。在白人圈裡呆過就會知道，很多（不是全部）白人現在還是把黑人看成劣等民族，不願與他們為伍。黑人在成長的每一步都面臨着額外的障礙。這種處境，對於崇尚個人奮鬥，相信“美國夢”的華人移民來說很難理解。而華人所面對的歧視不是歷史性的（一百多年前的排華歷史與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以技術移民為主體的華人群體關係並不大），而是文化上的。作為新移民，華人攜帶着母國博大悠久的文化基因，大至社會觀小至為人禮節都有自己一套，在白人圈子裡就往往被不當自己人。這在學術界，高科技行業等移民普遍的地方還好，但在傳統中白人聚集的地方如軍方，政界，高級生意場上，華人要“融入”就不那麼容易，對於“玻璃天花板”的感受也就更深。而且，因為母國的聯繫，在敏感領域裡華人也不被信任，甚至被冤枉。這些不光是新移民的一代的遭遇，我們的子女也面臨同樣的壁壘，儘管程度上也許好一點。

所以，華人與黑人都受到歧視，但這兩種其實很不同，一個是歷史和觀念上的，一個是文化上的。而且這兩種歧視雖然都是社會不公，但其意義不一樣。黑人的弱勢是絕對意義上的。黑人種群的貧窮，缺少教育，犯罪率高，是對於美國社會的安定繁榮和基本價值的威脅。而華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比任何種群差。所謂的歧視是說華人的作用和成就與其努力和才能不相符，是相對意義上的。華人所受的歧視只有自己有深切感受，而對於其它種群來說沒有明顯的表象，更談不上威脅了。除了法律的要求之外，如果一個公司要增加照顧黑人員工的力度，那麼其動機是社會責任感（或者是如此的形象），和對人權，公正等理念的認同。而如果它要更加關注華人員工（根本談不到照顧），那其動機則是充分發揮每個員工的才能和潛力，改善公司的“底線”。

而另一方面，華人與黑人的關係也並非“同盟”或“敵人”那樣簡單。在華人聚堆的工作如高科技，華爾街等，同級別的黑人雇員很少（目前每年畢業的理工科博士中只有5%是黑人）。對於大多數華人來說，對黑人的了解限於報刊和街頭，而不是職場上或朋友間的。不管對黑人有沒有歧視的心理，至少在華人談到“融入主流”，“入鄉隨俗”等觀念時，是不把黑人當成主流的一部分的，只有在談到貧困，社會公正等話題時才會涉及黑人。反過來，黑人對於華人和亞裔雖然不敵對，但也沒什麼重視。他們也許把我們看成和白人一樣的“壓迫者民族”，也許認為黃種人比他們還要“劣等”，但不會把我們看成他們一夥的。不少工作單位都有黑人聯誼會和亞裔聯誼會。據我所知，兩者的關注和興趣都很不一樣，彼此合作和交流的意願都不強。

既然華人和黑人的處境有很大不同，相互關係也很淡漠，那麼在反歧視的努力中，雙方的關係又如何呢？首先應該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黑人民權運動，給了在美國的華人巨大的益處。它不但樹立了“不管膚色種族，人人平等”的理念，同時也建立了一套檢測和維護種族平等的平台。對普通人來說，最重要的可能是單位根據平權僱傭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建立的投訴機制。如果你感覺到種族，性別歧視，就有權向這個機構投訴。單位必須進行調查，告知你處理結果。而單位里的每個主管都有責任報告他所知道的歧視事件，不管是不是在他的部門。當然這個機制不能阻止形形色色的隱性歧視，但畢竟提供了一個last resort的渠道。另外，政府還要求各個機構公布有關的種族比例數據。咱們關於亞裔申請大學遭受歧視的說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這樣的數據。對於這些得益，咱們應該心存感激，而且在反對歧視的同時不要挑戰這些民權運動的成果。但另一方面，黑，華兩族的訴求有很大不同。黑人要的是照顧，是對歷史上歧視的補償。華人要的是真正的種族平等，是每個人努力爭取成功的機會。這兩者往往造成不可調和的狀況。如在大學錄取問題上，雖然在我看來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平權法案”對黑人的照顧而是大學為了為此白人學生占多數而對亞裔學生設限，但是亞裔爭取自己權益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會觸及黑人學生的奶酪，引起兩者間的利益衝突。在最近梁警官的案子中，兩者間的衝突就更難避免了。

華人在維權努力中應該怎樣處理與黑人族群的關係呢？其實，咱們不必太糾結。目前在別人看來，華人並不是一股值得重視的政治力量，還談不上盟友還是對手的問題。過去華人的種種維權活動，從未得到過黑人的集體支持。而在反對加州SCA5（允許在大學錄取中考慮種族因素）的努力中肯定是得罪了黑人和西裔，至今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惡果。所以，我覺得咱們應該個案考慮。利益一致時就聯合，衝突時就單幹，是目前最好的做法。當務之急是壯大華裔的力量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是否得罪別人在長遠上不是那麼重要。

另一方面，咱們應該多向黑人學習。他們畢竟有幾十年反抗歧視的經驗，而且這幾十年成就巨大（從五十年代不能使用同樣的飲水器和公車座位，到今天入主白宮），不能不服。我覺得該學習的主要有兩點。一個是警惕的心態。咱們華人一般碰到不順的事情會先檢討自己：是不是有做得不對，或者努力得不夠的地方，自己應該怎樣改進。覺得有歧視了還要反覆問證據夠不夠。而黑人就不同。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發生，先假定是歧視的結果，鬥起來再說。例如法律規定服刑的犯人不能投票。因為犯人中黑人比例很大，所以這就是剝奪黑人投票權的惡法。規定吸毒者要判刑，因為懲罰的大多數是黑人，所以也是歧視性法律。在工作單位也一樣。黑人雇員有不滿意，組織上一定會出來幫着說話，不管具體是誰有理。第二點是：他們從不求面面俱到。什麼問題都frame到對他們最有利的語境，對於怎麼用詞，是否公允從來不糾結。例如這次梁彼得的事，街上黑人的標語就稱梁為murderer，killer。紐約州的黑人議員Barron也公開宣稱要給梁最嚴厲的懲罰，說“He took a life recklessly and senselessly”。據紐約時報報道，好幾個黑人組織在梁被定罪後表示支持，認為這是對於“對黑人施暴”的清算和正義伸張。沒有人考慮如何照顧華人的感受。而且，咱們華人在討論梁的問題時，時刻不忘承認（或強調）梁也是有嚴重過失，甚至罪行的，只是定罪量刑是否過重的問題。對比一下黑人在弗格森事件示威時，有哪個黑人提到過被殺的布朗涉嫌搶劫雜貨店，並與警察纏鬥？在這兩點上，這兩個族群的行為反差是相當大的。當然，華人黑人的地位也不一樣。華人大多數受過理工訓練，“理性”爆表，“狼性”不足。另外黑人已經是社會底層了，不會失去更多。而華人則更加患得患失。但不管怎樣，研究一下黑人的奮鬥史，他們的策略和相關的後果，對於了解美國這個社會，了解我們的策略選擇還是很有意義的。其實美國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各個利益方都有話語權。所以，誰都沒有責任去做到面面俱到，照顧各方利益，體現全面的公義。從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角度發聲就可以了。別人的利益他們自己會維護，而社會公義會在各方面的博弈中得到實現。所以我覺得黑人的做法也是無可厚非的。

從幾次華人維權的經驗看，一事當前，華人內部的爭論都很大。本文討論的如何與黑人相處的問題也是爭論的熱點之一。這當然是好事；更好的見解和點子來自理智，尊重事實的爭論。但是另一方面，不要讓爭論影響了行動。在我看來，目前美國華人最大的問題不是方向，策略的錯誤，而是大眾參與行動的意願和能力。如果對運動的不同意見成為了不加入行動的理由，那就是得不償失了。所以在種種意見，分析，看法面前，咱們每一個人除了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結論之外，也該重視大方向。只要大方向對頭，即使細節上有不同意的地方，也該積極參與進去，先建立起一個運動的平台和潮流。這樣，咱們華人才能形成一股讓人重視的力量，才有談“同盟還是對手”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