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者按：冼岩先生這篇文章的某些觀點令人不敢苟同，正因如此，才把它貼在這裡，供自己細細研讀。
冼岩：理解習近平
解析政治人物的行為，離不開他所處的環境、面對的形勢。如果對環境、形勢缺乏正確認識，對行為的解讀必然是無的放矢，或者張冠李戴。
那麼，習近平今天所處的環境、面對的形勢，又是怎樣的呢？中國近30多年的變化，在造成物質上巨大改變之外，也在精神、心理和認知上帶來很多改變。可以說，這30多年已經讓許多人形成了新的思維定式或曰人心大勢。這種人心之大勢，可概分為三個方面：經濟上，幾乎人人都受益於高增長，所以對高增長形成了依賴和執念——只要能夠保持高速增長就好，不管它是投資推動的，還是出口拉動的。這也是此前的中國政府一直講要轉型、調整，卻一直未能真正見之實效的原因。
政治上，此前在集體領導的名義下，權威和權力的分配日益分散，導致多方面管理日漸鬆懈，對官員貪腐的容忍度也越來越高，且形成多個各自經營的利益集團，彼此間既有競爭，又相互掩護。這樣一種局面，是精英聯盟最樂見的——權力大、約束少、獲利易、風險小，因此有評論說，現在是歷史上官員們日子最好過的一段時光。
思想上，由於官方傳統意識形態的勢微，西方意識形態的高歌猛進，對應於這30多年的客觀變化，主流輿論已習慣於將一切好的都歸因於學自西方，一切壞的都歸根於中國固有或者說是“體制”造成或者說是學西方還學得不夠。由此而來的結論是，中國必須加速全面西化。這一觀點，已成為主流社會的基本共識。
這樣一種社會人心之大勢，如果聽之任之，順流而下，前途必然是深淵。它將埋葬的，不僅是這個政權、這種體制，還有多年積累的發展成果，以及民眾來之不易的溫飽生活與社會穩定。在習近平以前的中國領導人，並非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也想力挽狂瀾，卻沒有決心和能力獨擋大勢，因此，很多時候只是作出調整、轉型或整頓的決議，卻沒有頂着阻力堅決推行，而是繞着障礙走，“順其自然”，能走多遠走多遠。就客觀效果而言，他們只是延緩卻沒有逆轉大勢。
習近平顯然不準備再這樣。自他上任以來，他的主要舉措都是逆上述大勢而動的，欲從根本上扭轉形勢。經濟上，他提出“新常態”，戳破了持續“高增長”的迷夢，壞了不少人的“好事”；政治上，他大力反腐、整頓官場，其力度、廣度，可說是已經對精英聯盟全面開戰；思想上，他強調“三個自信”，同時收縮輿論和意識形態，並且為之套上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緊箍咒。更重要的是，所有上述舉措，他不僅僅是作出決定，而且是在現實中“強推”，務求見效於當下。這樣一種執政方向和方式，迥異於此前的中國領導人，即使並非利益受損者，人們一時間難以理解和接受，甚至產生牴觸和反對，都是正常的。
人心、人的希望，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力量，所以最高明的治理方式，就是調節社會的心理預期，改變人們的想法。上一屆政府溫家寶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提出“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就是欲調節預期，製造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是，如果製造出來的希望註定要破滅，那麼其所帶來的絕望，比之本來不抱希望將更深重——“文革”已證明了此點，“改革”無須再證明一次。由此來看習近平提出的“新常態”，其意義就很明顯了：當好的情況已明顯不能持續時，讓人們做好心理準備接受次好或較差，以避免最壞。
如果大家能夠坐在一起，圍着桌子排排座、吃果果，那當然是溫馨、美好的場景，可惜這種情況哪怕只局限於小的範圍，也是不可持續的。無論是日益枯竭的自然資源和社會潛力，還是不能“上桌”的大多數人之怨憤與不滿，都證明了此點。因此，鐵腕反腐、整肅官場是執政黨別無選擇的選擇，它對於今日中國的意義並不神秘——和轉型以使經濟可持續一樣，反腐是為了政治的可持續。
按理說，相對而言思想、認識的扭轉最難，且也不必急在一時。但習卻不惜頂着知識界的不滿，現在就急行收縮與扭轉之事。表面看，這似乎得不償失；但如果考慮經濟調整和政治整頓所可能造成的反彈，就明白思想領域先行一步的重要性了。
想當年，當習還在台下待位時，看到前任隨波逐流、少有作為，內心可能頗不以為然。但直到他自己上台，想要逆流而上時，或許才感到要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人心大勢之艱難；才真正發覺，要作出這種決定是如何不易——就像本來平靜的水面，因為你的“逆時而動”，突然就“炸鍋”了。這種情況，當年的王安石經歷過，雍正也經歷過。結果是王安石失敗了，雍正卻成功了。究其原因，主要是二者手中的權柄不同。王安石太阿倒持，雍正則重器在手——或許有人會舉毛澤東文革失敗的例子，但毛澤東的目標不同，他要的不是逆轉大勢，而是改變統治方式。
所以，無論是從歷史經驗還是從現實出發，為了逆轉當下行將靡爛的天下大勢，為了戰勝幾乎整個精英聯盟，習近平必須高度集權。這就是他上任以後一系列“攬權”動作的動因及其緊迫感所在。也正因如此，有海外媒體認為“習近平放棄了中國（自鄧小平以來）賴以成功的模式”，並承認，如果習近平的新政成功，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目標就能實現；但如果他的政策失敗，中國可能陷入政治動盪、經濟停滯和國際對立——確實，這是一場還沒有掀開底牌的戰鬥，十九大也未必能見分曉。
另一方面，假設習近平取勝，那麼他在集權、扛住大勢、力挽狂瀾後，還會幹什麼呢？他將把中國帶向何方？會不會像一些自由派人士所期望的那樣，“集權是為了搞（西方民主式）政治改革”？從習近平的系列講話，尤其是他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看，這種方向選擇基本沒有可能性。以習近平的性格論，在環境的壓力下，他可能有些話暫時不說，有些話說得模糊，有些話繞着彎子說，但他絕不會明明白白地說反話。所以，一些自由派人士的自作多情、一廂情願，可以休矣。
一些人總以為，除了西方所提示的“普世道路”外，其他路都走不通，中國已經無路可走。這也是他們相信習近平或其他中共領導人最終必然走上這條道路的原因——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只要是理性尚存，似乎就別無選擇。
其實，雖然迄今為止西方道路在工業文明的方向上延伸得最遠，但這並不能證明在工業文明方向上只此一條道路可走。其他國家、其他社會完全可以從自我國情出發，探索新的道路。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至少到目前為止，在同等國情條件下，中國道路所抓到的老鼠最多，相對而言表現最好。
更重要的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工業文明已近尾聲，新的文明曙光已現。在新的文明方向上，立足於工業社會的西方道路未必是合適選擇。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與中世紀的歐洲類似，同樣是封建制的農耕文明社會。到秦漢時，中國向前多走了一步，走到了“大一統”的全新格局。這一步的邁出，秦的武力統一隻是基礎，真正的關鍵因素還是法家、儒家學說的出現。法家設計的政治制度，幫助秦漢完成了政治上的大一統；儒家的綱常教化，完成了文化上的大一統，從而將中國的農耕文明推到世界的頂峰。而歐洲沒有法家、儒家，再加上不同的地理條件，基督教獨立神權對皇權的攤薄與制衡，所以歐洲始終沒能邁出“大一統”這一步，以至於在此後的一千多年裡落後於中國，只能遙望中國的背影。但是，隨着社會發展新階段的來臨，歐洲這種落後及其在農耕文明方向上的少走一步，卻使其能夠先一步邁向新的方向（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而中國在農耕文明方向上的領先及其多走一步，卻導致其在新文明方向上落後一大步，並且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遲遲難以適應新的文明。
現在，在工業文明的方向上，中國確實比西方落後，而且也少走了一步，即政治上的所謂憲政民主。這種落後與少走，現在看來是弱勢，但未來會不會成為邁向更新文明方向的新的優勢，從而使中國能夠早西方一步邁向新的文明，並且能夠更快地適應它呢？歷史已經證明，這是有可能的。因為新文明相對於舊文明，往往意味着發展方向上的轉向。一個社會在舊文明上走得越多，離新文明就越遠；反之，在舊文明上走得越少，則可能離新文明越近。
比之歷史經驗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現實的趨向性——在今天，西方道路已非處於鼎盛期，更非上升期，而是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衰勢已現。越來越頻繁發生的、民眾通過網絡或街頭運動對多黨競選結果的否定，說明西方的政治體制已走過了自己的有效期，開始面臨適應性難題。在西方政治制度在西方也開始失靈的時候，其他國家有什麼必要急急忙忙地撲上去呢？又有什麼理由不從自己的實際條件出發，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