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一件錯事

我講講我後來的第三個老婆，姓張。 我剛一特赦出來，杜聿明他們就跟我講，說周恩來定了一個制度：國民黨回來的這些將領，如果結了婚家屬在海外的，我們都把她們接回來，使他們團聚。如果他們的配偶不在了，允許他們在大陸結婚。 響應周恩來的號召，一些將領結婚了，那時，我們文史專員２４人編成一組，因為我是學習組長。黃維結婚，還有一些人結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黃維，要按周總理的號召，選擇一個人，跟你結婚，黃維接受了。趙子立當過河南省主席，也是個黃埔學生，他有兩個老婆在台灣，那兩個老婆不回來，所以我又安排了趙子立在大陸結了婚。黃維對我說：“你給我們安排結婚，你自己怎麼不結婚呢？”覺得我很奇怪。 我有好多部下也都跟我講，說你幫助別人結婚，你自己怎麼不結呀？ 黃維等到我家來，看到我還要自己燒水，就勸我也結婚。我說：“一方面我已經快７０歲了，再有一方面，我已經有五個兒子在大陸，我就不結婚了。” 黃維說：“你看你這個家裡，我們來看看你，你自己要燒開水，連燒開水的人都沒有了。你這個生活怎麼過啊？你年紀老了。老了應該有個伴啊。” 我說：“我這個情況你也都知道，我不想結婚。” 文史專員們基本上都有了歸宿，而我還在孤軍作戰。 我考慮這個問題，認為我被特赦的時候，差不多７０歲了，有五個兒子，還結什麼婚呢？不結了。 可是，我的婚姻成了大家關注的事情。我的一個部下的妹妹說：“我給你介紹一個，是打太極拳認識的，你們兩個見見面吧。” 我和張在一個朋友家見了面，我就問張是什麼地方人？ 她說她是天津人，她的丈夫是個開銀行的，死掉了。一問她的年齡，我比她大１５歲。我們聊起天津的軍政要人，她認識天津市市長杜建時，還有天津的好多人她都認識，那一天，就這樣跟她認識了。 我說：“你還有一定的地位呀？” 她說：“我那個丈夫是開私人銀行的，後來他去世了。” 我給政協寫了個報告，意思是說我要結婚了，找了一個對象姓張，我說：“按道理我要向你們報告，你們考察一下。” 政協派了我們學習組的小趙秘書（是個大學生），調查了張，還找張談了話。之後，小趙秘書就跟我講：“文老，張這個人，你最好放棄。” 我問：“怎麼啦？” 他說：“根據我們的調查，她這個人哪，第一，她沒有職業，她嫁過來一切的生活都要你管，新社會沒有職業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事兒；第二，這個人古怪，我們調查了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說她脾氣古怪。群眾關係不好，到哪個地方，都把群眾得罪了。她沒有朋友。你結婚呢，是為了有個伴啊，你如果跟這個人結婚，這樣古怪，不好。” 我認為他講得很對，我說：“我感謝你，調查這麼細。” 我結婚這個念頭就要取消了，介紹人又跑來找我：“我給你介紹的張，你為什麼也不理人家啦？”我就把政協的調查結果告訴了她。 介紹人說：“你糊塗！” 我問：“怎麼糊塗呢？” 她說：“那是‘文化大革命’搞的，階級出身不好，沒有職業，群眾關係不好，脾氣古怪，你說說看，這些哪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哎，她這一說，我覺得有道理呀。我對介紹人說：“這不是太欺負人了嘛，階級出身不好結婚也結不得啦？脾氣古怪，整天整人家，哪個脾氣還會好啊？”我一下轉過彎來了，我就告訴介紹人：“這樣吧，我準備跟她結婚。” 張高興了。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在清華，還有一個在房山，兩個女兒同意不同意呢？還要問問她們，她們也同意。 這樣，我又去問小趙秘書，我說：“你講的幾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沒有職業，階級出身不好的沒有職業，就結不了婚？” 我這麼一說，小趙秘書也信了。他說：“文老，我也是個大學生，調到全國政協來，我們做了好多壞事啊？認為階級出身不好，沒有職業，現在我們有好多政協委員都挨鬥了，還給人家掛上破鞋，去曬太陽，我們還整過榮毅仁哪，給榮毅仁妻子掛上破鞋，把臭雞蛋和紅顏色倒在人家頭上。” 我問：“那我可不可以跟這個人結婚呢？” 小趙秘書說：“我不敢說反對。由你自己去決定吧。我不參加意見了。” 好了，我和張到居民委員會去登記，就結了婚。 結了婚，一開始還不錯，沒有過兩三天，我發現張簡直是個流氓，她那壞脾氣，流氓的行為呀，都暴露出來了。 她原來丈夫開的銀行讓共產黨給抄了，跟我結婚以後，非得讓我給他要回來，我還真的給他要回來三萬塊錢，他爹媽陪嫁的房子被沒收了，也讓我出面去要回來，我不願意了，說：“你爹媽為你陪嫁房子時，你又不是跟我結婚，我不要，再說現在這樣的事情多了。能辦的事情我就辦，不能辦的事情我不辦。”她就不給我做飯吃。 我是這樣想的，我結了婚，就是錯了，也要原諒她，她看我對她是寬容的態度，就越來越過分。那時我一個月的工資有２０００元，人家送來，她全收了，但是她還說不夠，我也沒有錢花。後來我又發現，海外的朋友們給我祝壽寄了一些美元，她都給我收了，我連信都看不到。 蔣緯國來信，說你過９０歲大壽，我寄了１０００塊美金，你收到沒有？我不知道這個事啊，還有我的一些部下給我祝壽的贈禮，她都沒收了。我就裝作不曉得。 這樣的日子呢，過了好多年啦。鄰居說：“每天你的老伴不到９點不起來，她也不做早飯給你吃，我看見你自己買點油條在那裡吃。”吃完飯，她把我關在房子裡（我有四間房子，她住在樓上），我要到政協上班，也出不去，我就打電話給鄰居，要鄰居找她下樓來開門，我還有事要上班。她跑到樓前罵那些鄰居：“你們怎麼管事情管到我家裡來了？管我家的事呢？我還沒有睡好，你們來吵什麼？幹嘛要我給他開門？”鄰居們很氣憤，說：“這個人怎麼這樣怪呀。” ２０００年７月，她要我向在美國的大兒子要錢，說：“你給我的２０００元錢不夠用。我沒有職業，我還要醫藥費，你的兒子都有錢，在美國當教授的兒子一個月就有一萬多美金，他一個月拿個千把塊錢也應該呀，你那個做生意的兒子也有錢啊，你跟他要錢！”我說：“我一生沒有伸手要過錢，我一生也不向自己的兒子要錢。” 我說：“我左右的這些鄰居，他們的收入還不到２０００塊錢，他們的人口還比我們多，為什麼我們的日子就過不好呢？你這個毛病不對。從下個月起，工資我自己來管，不歸你管了。” 政協送工資來，我就自己簽字，收了這個錢。我說：“我每個月拿１０００塊給你。吃飯的錢我管。”一個月下來，兩人個人吃飯四五百塊錢都用不完，我就告訴她：“你沒有道理，你跟我將近２０年了，你把我們的錢搞到哪裡去了？國外朋友送給我祝壽的錢搞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把過去的開銷給我看看。” 她說：“我在你家裡，你每個月起碼要給我１０００元勞務費。” 我說：“你也要吃飯，我也要吃飯，怎麼叫勞務費呢？” 她說：“我伺候你呀？我憑什麼來伺候你呀？”一天到晚找我吵，她把我住的房子防盜門安一道鎖，胡同門安一道鎖，住的房子安一道鎖，三道鎖，鑰匙都她拿着，把我關在家裡，就這樣，搞得越來越壞，越來越壞。 我沒有辦法，就召集我的四代子孫開家庭會議。這個會議一開，我那些子孫把她做的壞事都揭發出來了，說這個媽媽壞極了。我就總結了，說：“這個家庭會議開得很好，要定一個辦法。辦法是我跟她分開，分開住，考驗一個時期，看她能不能變好，假如她不能改變，還是那個壞態度，我就跟她離婚。” 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她，我說：“在家庭會議上，大家都贊成我的決定，我們兩個人分開，我每個月頂多給你６００塊錢就夠了，人家外邊下崗的人是兩三百塊錢，我給６００塊錢頂多了。”我問鄰居每月掙多少錢，人家說是４００塊錢。後來我還加１００塊，每月給她７００塊錢。分開以後，她一點都沒改變，搞得我一點人格都沒有了。 我要恢復過去人格上的自由，就對她說：“你也沒有辦法改正，我要起訴解決了。” 法院裡經過調查，判決我們離婚，她不服，又告我，法院維持原判。她沒有生活費，要我給她三萬塊錢，我怕三萬塊錢太少點，又拿出兩萬塊錢，給了她五萬塊錢，政協分配給我的房子，我也讓她住着，這才解除了婚約。 我的兒子買了房子，安排我住在這套新房子裡，我終於解放了，恢復自由了。 我一生三次結婚，最後這一次，是我自己搞壞了。這是我特赦之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