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文化的殘暴性

古希臘神話說，宙斯賜予每個人在政治生活中都有平等權利。宙斯說，“凡是不講尊敬和正義的人，一概處死。”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須擁有正義與敬畏的品質。這表明：政治和人們的良知、正義是緊密相連的，正義是政治的目的，是人類社會的目的。普羅泰戈拉說：“法律是一種互相保證正義的約定俗成”。他給人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只有擁有自製和正義的人才配稱為人。

吳思鼓吹暴力至上，根本不佩稱人。那麼多人喝彩，說明中國處在叢林社會。吳思批判腐敗潛規則等，那和民主無關。吳思鼓吹“血酬”暴力決定一切社會規則的元規則，就是暴力至上。吳思到處演講暴力，還跑到香港講。這是共黨支持他，他本人在文革時期就是共黨，而且是共黨後代。他宣傳中國自古暴力決定一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表面在說歷史，實質就是告訴香港人，北京的暴力決定你們香港人的一切，港人別爭了，你們鬥不過北京。吳思宣揚社會無正義，只有弱肉強食的暴力，還宣揚打不贏就逆來順受，就忍，就做奴隸。吳思宣傳暴力，對正義的民主事業危害巨大。

越宣傳暴力，當局就越要亮劍屠殺，而士兵們心中充滿了殘暴的殺氣。兩派打起來，必然血戰。沒有真妥協，民主不可能。中華民國就是沒有真妥協，總是想吃掉對手，結果讓共黨坐大。社會只有走非暴力的博愛路，憲政才有可能。這是憲政發生在西方的原因。基督教的非暴力的博愛思想深入士兵心中，使共產黨屠殺令作廢。這是蘇聯東歐共產黨滅亡的文化原因。葉利欽就呼籲東政教發動信徒反對819政變。在西方，人們經常通過教堂來傳播思想信息。中東的伊斯蘭教更是以教堂為中心的社會（朝拜聖地麥加常發生踩死人的事件也依然毫不畏懼）。唯有中國教會隨時在當局監控下，時刻面臨着坐牢的危險，因此小心翼翼。

儒家文化重親情。當你在家庭里強調孝親價值體系的時候，講愛屋及烏併兼顧別人的感受，但是畢竟是從私開始，講的是親疏遠近，到社會以後就有了裙帶風，也有非常多的與血緣有關的腐敗狀況。每個中國人信靠的是的是自己的祖宗，他沒有共同的神，除了在家族之內有一定約束之外，在家族外的社會，人與人之間成一個利益紛爭的狀態，因為他們沒有血親關係，沒有共同的信仰，沒有一個共同的上帝去管他。這時，中國禮教就要求人克己，做聖人君子，但難度非常大，因為每個人的聖人君子標準是不一樣，社會缺乏基本的正義共識，亂的一塌糊塗。

而歐洲美國沒有儒家文化，但它有的是宗教，都信仰上帝，上帝是他們共同的保護人。這樣一來就他們就沒有家族的劃分，血緣關係、親疏影響就變得小了。他們走出家庭到社會，就會像親人一樣親。而且西方的法治是做人的最低標準，你不按這個標準做，馬上就要制裁你，所以容易做到。由此可見，西方人有一個共同的普世價值觀——法治以及信仰上帝，人就會克制自己，不願意進地獄，要進天堂，這就形成了非常好的社會體制。

中國情況正相反。首先，人群的劃分是從家族開始，然後才是社會，先顧自己，然後再心繫天下。這樣一來，就使得這“私”悄悄隱藏。其次，中國人一進社會，就是一個競爭關係，你有了我就沒有，人人都為小家利益拼搏，每人身後都以家族為支撐，這個時候就兵戎相見，弱肉強食或者同歸於盡，沒有正義，殘暴無比。當局剛剛槍斃殺村官的“義人”賈敬龍，11月16日晚陝西延長縣發生特大血案：村主任曹英海一家被人砍於血泊之中，3死6傷。所以，中國社會只有走非暴力的博愛路，民主憲政才有可能。非暴力思想並不是廢除一切暴力，廢除只是非正義的暴力，防禦性的暴力就是正義的暴力。

二，許錫良：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國的智慧是欺詐

一位中國老師給美國小學生講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從地主家借了口大鍋，完事還了一大一小兩口鍋，說小鍋是大鍋生的孩子，地主當然笑納。過了幾天，又管地主借鍋，這次沒還，說是鍋死了。聽了故事，美國小學生並未稱讚阿凡提的智慧，而是質疑：他用小鍋騙了地主的大鍋！他為什麼不靠勞動創造價值去賺錢買鍋呢？

這就說明的是兩個國家的孩子看待問題的不同，明明是欺騙，一方認為是智慧，另一方則認為是不齒。目前，中國許多金融借貸詐騙就是這樣發生的。

中國歷史，一部騙子盛行的歷史，一部行騙成功志的歷史，一部視強取豪奪、高明行騙當做智慧的歷史，這歷史，還在發揚光大。一進書店，兒童區域，好多腦筋急轉彎的書籍，這類垃圾書籍，教的不是智慧，不是知識，而是怎麼耍小聰明，怎麼自以為是，怎麼扭曲事實，對孩子真是百害而無一益。而孩子們答出一個腦筋急轉彎的問題，成年人盡然會覺得這個孩子聰明，真是可笑。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說過，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騙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這一原因，除了他已經說過中國專制皇權文化所衍生出來的專制制度的荒唐之外，還有思維方式上的原因。

一種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實就是兩個方面，一是價值觀，二是思維方式。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決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觀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築也會體現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國的建築特點就是要求左右對稱，屋檐常常是勾心鬥角。會場的設置也常常是圍繞着一個核心，櫛比鱗差、層層環繞。不管這個核心叫什麼，總之必須有一個這樣的角色。要是讓中國人在圓桌上開會，中國人就不知道怎麼做了，因為，那樣會群龍無首，亂成一團。中國人開會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討論事項，而是宣布事項的結果。真正的討論與博弈，早已經在幕後密室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謂朝會，其實也是這樣的。真正的討論與博弈早已經在以皇帝為核心的三五個重臣之間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過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聽聽結果而已。其實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人只有服從權力的習慣，而沒有服從真理的習慣。要中國人探求真理，還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裡面需要講什麼道理嗎？有據理力爭的空間嗎？完全沒有的。一個人權勢特別顯赫的時候，即使皇帝面對這種權勢的威壓也要服從“指鹿為馬”的氣焰。一切都由權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費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屁股決定了腦袋。

說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們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問題上，可謂是殫精竭慮，耗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亞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論》，後來又有培根的《新工具》，為了探求真理，他們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進，因為唯有思維方法的改進，他們的認識才能夠更進一步。因此，他們的智慧其實就是圍繞着求真而來的。誰能夠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誰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誰能夠利用真相、真理為人類服務，誰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們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牛頓、愛因斯坦、愛迪生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寶座，成為後人崇敬與學習的榜樣。

然而，中國人的智慧就是用來欺詐的。孔子是中國最早公開宣揚欺詐有理的人。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作了告發，從法治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正直的行為；但在孔子看來這卻是一種喪德敗行。孔子主張父親應替兒子隱瞞罪行，兒子也應替父親隱瞞罪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父慈子孝的道理。

其實現代法治精神里，遇到親情關係的案件，既不能夠採信子告親的證據，鼓勵告親，也不像孔子那樣“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式的“親親相隱”，而是要貫徹一條原則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發，而是要靠證據來定罪。但是，靠證據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須學會尋找證據，這個過程就要學會邏輯推理，學會用實驗與測量以及醫學解剖的知識與技能來尋找犯罪證據。可惜，中國文化在邏輯推理、實驗、測量與其他科學知識方面幾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類似子告親的案件，只好作出兩種極端的選擇，要麼完全鼓勵親人之間互相告發，要麼就完全採用包庇隱瞞真相的辦法。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國文化在追求真相與真理問題上的能力太弱了，而這種能力的欠缺又與中國聖人的教導密切相關。

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企圖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們利用智慧與樸素的邏輯以及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與真相。孔子一生只講禮，也就是講上下尊卑的秩序，從來未曾探求過什麼真理真相，相反，他還利用職權以五條莫須有的言論思想罪殺害了同僚少正卯，為殺害中國那些敢於較真，敢於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絕妙的藉口，作出了一個十分惡劣的榜樣。孔子的禮與仁，其實杜絕了中國人在信仰與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謂的智，其實就是詐騙術。誰擁有高明的詐騙術，就是擁有大智慧。

中國人千百年來的智慧偶像級人物——諸葛亮其實是欺詐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這個人字“孔明”，本來與孔子家族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因為“孔明”似乎也與孔家攀上了親緣關係。在關於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幾乎都是欺詐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計”、“草船借箭”、“八卦陣”、“ 七擒七縱”、“欲擒故縱”等等，都是用來迷惑他人、製造虛假的本領的高超騙術。魯迅論及《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的智慧，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這種偶像中，許多人無意之間都成為騙術高超的騙子，令人防不勝防。然而，這種近乎妖的智慧人物，雖然活着的時候號稱智慧頂級人物，但結果卻是諸葛亮死後“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國家沒有可當大任之人，加之後主昏庸、黃皓弄權，使蜀國迅速衰敗。說明這種詐騙術也只是一項小術，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與真相的能力，可是，諸葛亮從來沒有提供過這種智慧。

現在，許多大學的廣場上，由公安設定的廣播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間斷地廣播騙術，還是趕不上新騙術的層出不窮，每天都還是有不少人要上當受騙。被騙的中國人從來得不到別人的同情，相反，人們卻很佩服與羨慕那些高明的騙術，竟然是這樣富有智慧。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與時間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創新新騙術上了。從政府造假到民間江湖騙術，幾乎都基於同一欺詐原理與騙術偶像。弄虛作假可以得逞於一時，但敗壞了社會。像中國無數的政府部門都在造假數據，但中國的空氣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會腐敗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傷害了每個中國人。科學才是探求真相、真理、創造財富的正確之路。靠耍花招與計謀的所謂智慧，最後騙得了人，卻騙不了天與地，更騙不了神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