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曾指出“相助匿非曰‘党’”，“宰相植党营私，孤负任使。”可见，古人已经知道“党性”具有邪恶性，“结党营私”源于自私的基因“排外扩张自己本能”。正如基督教所说，人都有“罪性”，由人组成的团体不可能“伟光正”。胡绩伟说过，党性低于人民性，党性恶习必须接受人民监督改造，可是邓小平之流打倒了他。也就是中共的党性恶习压倒了人民性，人民在党性高压下苦难不已。

一，原始人的排外本能文化

“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灭”。按此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最后活在这世上的，只有一个最强国。这显然与人类史不符。在印度洋的北森蒂纳尔小岛(North Sentinel Island)上，住有约6万年历史的原始部落，他们以弓箭、石头作为武器，个性相当剽悍，对异族防卫心重，只要稍加接近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们长期与世隔绝，外界只能在远处观察之。虽然印度政府对外宣称拥有北森蒂纳尔岛的主权，曾有数次试图与岛上居民接触，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长久以来，也有不少人尝试登岛，但只要被发现就会遭受攻击；2006年时有2名印度渔夫前往北森蒂纳尔岛附近捕鱼，结果惨遭杀害。这个故事说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格杀勿论”的排外情绪是人类的本能。

华人自古就把别族人当禽兽，汉人用“虫鱼鸟兽”来形容他们，例如，蜀、闽、回鹘、鲜卑、羝、羌等；由于汉人认为夷人不是人，因此汉族有权统治与掠夺他们。殷商政权就是由于经常杀害其他民族而亡国的。在古汉语里，其它民族的名称常用犬旁，以表示这些异族类似野蛮的动物。如“猃狁”、“狄”。《国语.周语》云：“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在秦汉以后，“狄”或“北狄”曾是中国中原人对北方各民族的泛称。韩愈在其著作《原人》一书中，评定夷狄为“半人半兽”，是由禽兽进化而来的。从东周至清末，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平民，包括清末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在内，都把中国看做“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把外国、外族看做“胡虏”、“番狗”、“夷人”、“洋鬼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就是这种歧视心理的反映。

儒家主张法先王，法自己的祖宗，对外来文化持断然否定的态度。 韩愈对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甚至要“灭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中国通过反复的灭佛最后接受了佛教文化。

明末，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我国，普世价值逐渐渗入，清末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抵制，民国时期以“国学”来抵制，如今的当局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加“国学”予以抵制。即使当今许多民主人士，也只是把普世价值当手段在“用”，没有把普世价值视为人的本质和目的，竟然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由，鼓吹“法先王，法自己的祖宗”，企图让普世价值与祖宗文化和平共处，是荒唐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原始人的排外本能文化，如果以本土的传统文化为主，就有 “排外本能”爆发为义和团、红卫兵似的烧杀掠抢的危险。所以，必须以普世价值为主，不得以保护传统文化为由禁止对其批评。

既然排外情绪是人类的本能，民主社会的人也不例外。如果你非法闯入他人家庭，人家可以打死你，美国就有这样的例子。美国人杀的是非法入侵者，如果你好说好商量或者依法办事，美国的房主是无权杀人的，这和印度洋小岛专杀外来者不同的。当然，专杀外来者还有中国义和团、红卫兵以及今天毛粉们也有点相似。改变专杀外来者的恶习必须信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基督教要求人们爱敌人、爱陌生人，这和儒家“仁爱”是不同的。有人故意把博爱混同于“仁爱”，其目的就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对抗普世价值。

二，内外有别的思维恶习使民主难产

“仁爱”在主张兼爱的墨子看来，就是“别爱”，即有等级差别的爱或“爱有差等”。儒家是以人类的“爱己排外”本能为研究起点的，只可惜，儒家不讲爱己，只讲爱人即爱别人，“别人”指的是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亲戚、熟人，而爱的程度是逐渐递减的。这就是“爱有差等”。很显然，儒家的差等序列不合乎自然实际。自然的爱的差等序列是：自己、配偶、子女、父母、兄弟、亲戚、熟人，爱的程度逐级递减。基督教提倡爱人如爱己，不要排外，要爱陌生人甚至爱敌人；它强调的是爱的平等性，要求人们克服爱的差等，一视同仁，不歧视外人，不搞“内外有别”的帮派小圈子。

儒家却偏偏要搞帮派小圈子，而且违反爱的自然差等序列，把爱父母放在首位，妻子没有父母、子女、兄弟重要，为了父母、儿子或兄弟可以牺牲老婆；而且不许讲爱己，只讲克己，如宣扬了2千年的“孔融让梨”的故事。这套克己牺牲老婆的“仁爱”就是要毁掉夫妻小家庭的独立性，维护父母的大家庭，维护家族的家长制。通过家族的孝道培养出的奴隶自然是帝王的好奴隶，这就是儒家的目的。

为了强调孝道重要性，孔子要求儿子无条件地维护父亲的伟光正形象（这是假大空的光宗耀祖），父亲犯罪要包庇；父亲死了，要“无改于父之道”；才是孝子。若父亲是个坏蛋，做儿子只能包庇并继承其衣钵，这样一来，社会只会越来越坏。或曰：孔子也要儿子委婉地向父母提意见。问题是：在“亲亲相隐”的前提下，内部提意见岂能改变坏蛋家长？孔子不谴责“攘羊”行为，还说包庇父亲盗窃的儿子正直。这就充分说明：孔子毁灭了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陷入了“朋比为奸”帮派小圈子文化。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那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

中国文化以奴性为起点，不像古希腊文化以正义为起点。古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是正义。孟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奴性，是孝敬君王、父母的奴性，而动物没有；所以，“无君无父，禽兽也”。孟子强调：包庇父亲杀人的舜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大孝子。杀人越货的行为在希腊、罗马，不管动机是什么，都是有罪的，都要受最重的惩罚。在古中国则要先看杀人者的动机，先看他是为谁而杀人。如果是为自己，则罪不可赦；如果是为自己亲人的富贵，则可以宽宥。因为使自己亲人富贵的行为是“孝”的行为。此后，汉儒董仲舒将这种思想归纳为一种司法原则并为帝王所实践，即著名的“春秋决狱，原其心论其罪”。《孟子》记载：万章谴责舜“因人而异”，同样都是坏蛋，“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这太不公平了吧？孟子承认：象是“至不仁”之人，但他是舜的弟兄。所以，舜对待自己的亲属依据孝（家规）处理，对非亲属则依据国法处理。孟子曰：“义者，宜也”。法律一点也不神圣，人可以便宜行事。中国的官吏不会根据一视同仁原则进行审判，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地位作出判决，谁后台大谁赢官司。这样，岂有公正与正义可言？红朝就大搞内外有别的黑社会等级制，对党员依据党纪处理，对非党员则依据国法处理，就是源于儒家的恶习。

在儒家的教导下，中国人习惯了“内外有别” 。“内外有别”的含义是：对自己人和对外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要给自己人特别的优待和关照。中国人以自己为圆心，把自己周围的人按照亲疏远近来画“圈子”：最里面一圈是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稍外一圈是亲朋好友等友人，再外一圈是邻居同事等熟人，最外一圈就是素不相识的外人。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遵循“先里后外”的顺序，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给予不同分量的砝码。譬如：学校售饭员对自己的亲戚或老乡多给饭菜，显然违背了公平。一些中国人认为“公平”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对“朋友”是一个标准，对“外人”又是一个标准。西方人把“公平”极端到“对朋友和对敌人一样”的做法，中国人反而忿忿不平。中国社会无正义，凡事要讲关系、走后门。中国人重人情、轻视正义规则的恶习使民主法治难产。所以，有人主张：中国人必须要靠外力建立一个追求真理和正义的自由民主社会。

三，抛弃立场先行的思维恶习才可能民主

轻是非重亲情是中国人的帮派思维陋习。帮派思维就是帮派利益至上、照顾自己人的思维，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普世价值为准，而是以黑老大的意志为标准。由于老大的意志变幻莫测，实际上就是没有为标准。当你效忠于某人或组织，也就形成了明确立场，有明确立场就意味着无条件站在此立场，俗称“站队”。在网上争论中，国人总是说：“你代表谁的利益？你站在谁的立场？”当牵涉到是非之争时，人们往往先考虑哪一方是自己人，哪一方是外人，对外人则排之。如果有谁依据客观标准来表态，或仅仅客观地分析一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毛粉骂为“汉奸”。这就是党性立场思维——凡是非党的都是坏的；凡是党魁的都是好的。中国人因此丧失精神的独立性，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变色龙、势利眼，正义标准随人而定，精神随物质利益而见风使舵，中国人成了发展人与人关系的权力（物质）动物。

立场先行的思维方式是丛林社会的思维特征，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几千年思维恶习。由于中国人不懂形式逻辑，不知正义标准，把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当成了标准。当帮派之间发生冲突时，由于没有统一的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定胜负、以“拳头”的大小即暴力来判定谁是谁非，从而陷入了专制主义泥潭。当真相与立扬不符的时候就通过造假来掩盖，真相将不复存在，正义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只为打倒对手，就出现了义和团和红卫兵排外狂飙。

立场先行的帮派思维与独立公正的逻辑思维是水火不容的，是绝难融合的。中立公正的逻辑思维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形式逻辑来思维推理，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观来进行是非判断。民族主义、排外主义都是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有人主张多元，主张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这种提法是错的。因为思维方式只有两种，正确的逻辑思维和错误的党性帮派思维，二者必居其一，不能结合。

譬如：逻辑思维的“司法独立”与立场先行的“司法姓党”是不能结合的。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发布的关于禁止入境的总统令就被地区法院的小法官给封杀了。川普想通过二审挽回颜面，可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述。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美国总统却不敢向“司法独立”亮剑！反观中国，习是维护一党专政的“男儿”，满脑子党性帮派思维，他只有狭隘的党派利益，没有普世的人类利益，没有“人民最大”即人民大于党派、高于党派的民主价值观。习以“关键的少数”为本，要求党员无条件地为本党“护短”。凡是共党讨厌“教育独立”或者“司法独立”之类观念，就得“亮剑”镇压，今年年初就不断地“亮剑”镇压。可见。结合派就是想维护一党专政，让中国永在黑暗中。

我在主张多元的某某群里，提出反对立场先行的派性思维。我说，“学术自由的前提是学术中立，不能立场先行。在未读、未研究对手文章前，就有了结论，那能叫学者？不能，只能叫看门狗。”这就遭到立场先行的老子派的围攻，他们说，“立场先行的人可做看门狗，中立无立场的人就是野狗。”这群只有立场的道家狗怎么可能有人的中立公正的价值观？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家机器——政府只是为人民服务的看门狗。可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处在丛林时代。

真正的正义必须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六亲不认，不论男女老少，贵贱尊卑、智愚贫富、人种肤色。正义女神只有蒙上眼睛，无视纷争者的身份，才能不立场先行，不让亲疏来决定自己的判断。同样，学者也应象正义女神一样，中立、公正、无偏私，充分了解情况，根据逻辑和实验，得出科学的结论。学术机构类似于司法部门。如果中国的学者没有中立正义的价值观，没有逻辑能力和科学实验能力，就别指望中国的司法独立、司法正义了，更别指望民主政治和多党轮替了。唯有抛弃立场先行的党性思维党性恶习，中国才有可能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