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匯集了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或事項並加以對比，以預測中共政權的終結年份。作為預測項目的33個標誌性事件或事項分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新聞、文藝、人口、社會、航太等多個領域。通過兩種計算方法分別得出各個預測專案的資料後，再取其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從而得出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

A)關於方法、結果及若干規律

可能會有讀者對這種用數位或資料來預測未來的方法不以為然。其實，現代很多預測(包括20世紀興起的新學科──未來學的預測)都廣泛使用資料。中國及各國傳統文化中不乏運用數字預測未來的方法。即使在中國現、當代政治中也有這方面的實例。

中共官方近年來披露的不少內容佐證了以下傳聞：毛澤東當年之所以將守衛中南海的中央警衛團命名為“8341部隊”，是因為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問卦於一位道士時，道士給出了兩個數字：83和41。毛澤東1976年去世時人們才恍然發現這兩個數字的預言性含義：毛享年83歲，實際掌握中共最高領導權達41年(自1935年遵義會議)。當然，也有人解讀為：毛享年83歲去世後，他建立的中共政權還能持續41年(1976年+41=2017年)。

可見，數字有時是相當說明問題的。何況本文上述兩個測算結果均出自標誌性事件或史實，而這些客觀存在又涉及並橫跨了多個不同領域，絕非隨心所欲之所能杜撰編造。所以將它們引以為據來作預測，有着邏輯上的合理性。

也許還有讀者希望在了解本文上述兩個測算結果之間關係或聯繫之前，首先了解一下“相同年份數相加法”與“相同比例推測法”這兩個測算方法之間關係或聯繫。稍作這樣的了解，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這一關係或聯繫。

我們已經知道，“相同年份數相加法”是將蘇聯歷史上某事件或事例的發生年份直到蘇聯的解體年份(1991年)兩者之間的年份數，加之於另一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歷史上的同類事件或事例之後，從而推算出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這一方法可謂“事件後”測算法，因為它不涉及“事件前”。

以“［預測項目E1］人造衛星”為例，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之前，蘇維埃政權已經存在了40年，而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之前，中共政權只存在了21年。40年比之21年，時間上幾乎翻了一番，但兩者都屬於“事件前”，所以它們之間的這一差別並不涉及或影響到測算結果。

“相同比例推測法”則既要顧及“事件後”，又要兼顧“事件前”。因為它測算“事件後”的依據“相同比例”出自“事件前”(詳見本文第三部分)，所以它其實應該視作“事件後+事件前”測算法。顯而易見，40年與21年這兩個“事件前”年份數的差別，會顯著影響到測算結果。

“［預測項目E1］人造衛星”這一單項預測中共政權終結的或然年份，用“相同年份數相加法”測出的結果為2004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測法”測出的結果為1988年。兩種測算方法得出的結果相差16年，可見兩者差別之大。而差別最大的預測單項為“［預測項目C1］電視播出”：用“相同年份數相加法”測算出中共政權或終結於2010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測法”測出的結果則為1980年。兩者相差30年！(當然也存在一些兩者差別小的甚至相同的單項測算結果，如本文第一部分就曾提及的“［預測項目C4］主辦奧運會”)

另外，“相同年份數”只涉及年份數，“相同比例”則涉及年份數後還要推導或換算成百分數。年份數為絕對值資料，百分數為相對值資料。這是兩者之間的又一個不同之處。

古人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這兩個方法的差別之大，豈止於“毫釐”之十倍、幾十倍！然而它們得出的最終結果(由各類預測項目總計得出的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2021年和2014年──則只有7年之差，可以說相當接近。這是否有歷史規律作用於其中而使然呢？

如果說7年之差所能說明的問題畢竟還是有限的，那麼各類預測結果的(按年份)排列順序(見以下表四)則多少有點兒意味深長了。

表四：兩種方法各類預測項目結果(年份)排序表

*此處總平均值與以上5項目平均值因進位累計微小差異而略顯不同

從表四中可以看到，不論用哪一種方法來測算，就中共政權終結單類預測年份而言，五大類預測項目排序相當接近。綜合類(C類)與經濟類(B類)兩者雖然排序有所不同，但是在年代上其實差別都很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軍事類(D類)項目所測出的中共政權預計壽命總是最短的，而航太類(E類)項目所測出的預計壽命總是最長的。為什麼以“事件後”的年份數(絕對值數據)為依據和以“事件後+事件前”所推導出的百分數(相對值資料)為依據的這兩種測算方法會得出如此接近的排序？資料所反映的問題其實已經超出了統計學範疇，那麼它們是否在提示有某些歷史規律隱約作用於其中，而這些規律又無可抗拒地制約著共產政權的壽命呢？

從歷史規律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程度不同地信奉《共產黨宣言》裡所提出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的宗旨。毛澤東則說得更加直白無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僅社會主義大國如此，社會主義中、小國家，只要軍事類外援達不到其期待值的，就會全力發展本國軍事工業，甚至像朝鮮那樣死活不顧地搞“先軍政治”。蘇聯從第一個五年計划起，始終優先發展重工業，其核心是軍事工業；“冷戰”時期蘇聯又傾全力(甚至超全力)來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而被拖得疲憊不堪、頹然欲墜，此亦為其解體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中共基本上亦步亦趨，搞的也是“先軍政治”。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為了提前、加速發展核武器而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加工業“大躍進”政策，餓死了三千多萬人，超過當時中國總人口的5%。自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的國家發展總方針始終如遲浩田所言，“我們表面上還是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實際上整個經濟建設都圍着國防建設轉”。

［從1979年春“中(國)越(南)邊境自衛反擊戰”至1989年夏北京“六四”鎮壓事件這十年間，北京當局曾一度放棄過“先軍政治”性質的國策。不過遺憾的是，那只是中共建政後絕無僅有的唯一例外。］

中華先哲老子(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5世紀)在其《道德經》中有言相告：“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中共政權暴力起家、崇拜武力、信奉“槍桿子”拜物教，不惜一切代價謀求軍事優勢，迷信用戰爭手段解決問題，甚至全然不顧任何底線、企圖憑藉“超限戰”最終戰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而稱霸全球。將此設定為終極戰略目標，完全無異於自設不祥之器而祭之，其後果不但為禍於國、為害於民、為患於世界，而且於共產政權自身也並非福音。

老子又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我們似可從軍事類項目的預測分析中得出以下結論：軍事類事項之所以使中共政權“壽短”，是因為“槍桿子”作為國家暴力機器，既是中共奪權、掌權、保權的“護身符”，同時又是耗盡國民經濟潛能、促成其解體崩潰的“催命符”。更為貼切地說，“護身符”和“催命符”實際上是“槍桿子”這同一個符的正反兩面──“護身符”兮“催命符”之所伏，“催命符”兮“護身符”之所倚。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軍隊拒絕服從齊奧塞斯庫指揮，由他的“護身符”一變而成為其“催命符”。1991年8月，蘇聯軍隊卻轉而聽從葉利欽指揮，由他的“催命符”一變而成為其政治對手──蘇共“八·一九”政變集團的“催命符”。蘇聯及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滄桑巨變似可為這一歷史辯證法提供另一方面的例證：對共產專制而言，其“護身符”是變數，不變也得變；其“催命符”則是常數，變也變不了──凡向“不祥之器”頂禮膜拜者，都難逃此在劫之定數。

“定數”意味着：某種無從規避、無可阻擋、無法抗拒的歷史轉型必然來臨。這類轉型因軍隊傾向、政治生態、權力結構、社會思潮、公眾意志(或可曰“群體決斷力”)等多重因素的不同組合而表現出各種模式：訴諸武力的羅馬尼亞模式、訴諸武力威脅的蘇聯模式，以及和平演變模式。波蘭、匈牙利等大多數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原“黨衛軍”轉變為國防軍的歷程，就是通過和平演變完成歷史轉型的成功範例。

那麼，中國大陸現軍隊能否實現這種和平轉型呢？我們且透過現狀略看端倪：習近平反腐敗順應民意，軍隊改革開局有成。持續推進此二者之際，既須防止中共腐敗集團發動類似“八·一九”的政變來作全線反撲，又會面對遲早要提上日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艱巨任務。面對這種現狀，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治團隊唯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軍隊國家化，唯有始終堅持建設民主政治的理念與實踐，唯有在實質上建立起與西方民主國家持久的戰略互信，才有可能使“黨衛軍”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防軍。這是中國大陸現軍隊的唯一歷史出路。任何企圖保留中共政權及其體制的痼疾型幻想和持續性努力，最終都會導致葬送和平轉型的結果──不僅會給中華民族帶來腥風血雨，也會給這支軍隊帶來滅頂之災。

由以上論述再回到預測論題：與軍事類相比較，航太類雖然首先並且主要服務於軍事，但畢竟不完全等同於軍事。正如中共發展重工業的核心是發展軍事工業，但中國的重工業並不等同於軍事工業。由此可見，客觀性相對較強的三大類預測專案中，經濟類(B類)和航太類(E類)之所以比軍事類(D類)來得“長壽”，其原因也正是“不祥之器”的“催命符效應”對軍事類有全面影響，而對經濟類和航太類的影響則要程度不同地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