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民主怎麼可能和只有一種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及權力始終掌握在一個政黨手中的原則相調和? 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權力民主競爭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擔保經濟一勞永逸地以一種唯一的、事先規定的方式來組織?
意識形態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來開脫和提供藉口，跨越社會制度與生存的目的之間的鴻溝。它假設制度的需要是產生於生存需要的，是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後極權制度觸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不過在這樣作的時候披着意識形態的面紗。
像“社會主義”一樣，“資本主義”也是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加以推廣和庸俗化的一個概念，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必須接受它，尤其是對這個概念不費力氣地加以運用，是一種喜歡通過接受類似的意識形態標籤而使生活簡單化心理的典型，並且還和許多具有危險的文明現象聯繫在一起，它們並不在我的框架之內。 *虛偽與謊言充斥着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據；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
人們毋須相信這一切神話。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樣，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
我們看到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藉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後面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於現象自身，而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裡所據的座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因此，權力離意識形態更近，離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種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象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最後，看起來是理論、意識形態和儀式來做出影響人民生存的決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視道德為“上層建築”的信條妨礙了我們的朋友們全面認識這個問題的意義，用某種方式把這個問題包含在他們的世界觀內，這只能傷害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影響機制的正確理解，從而使他們自己變成“虛幻意識”的犧牲品——這正是他們作為馬克思主義一向懷疑別人如此的情形。
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政機構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遊者和士兵。
後極權社會內那些日後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活動背景，通常並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公開的政治觀點與力量的衝突所組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是來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在謊言中生活與在真實中生活，在那兒發生衝突，也就是說後極權制度的規定與生活的真正目的發生了衝突。
事物的變化與過去的任何時候都不同，將來自人類的存在，來自人類從根本上重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確立人類相互之間與宇宙的關係。一個更好的經濟政治模式的誕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一定來自社會的存在和道德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像設計和推廣新型汽車那樣，它要是不再是過去的墮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變自己的面貌的過程的表現。一個好的制度不會當然地保證一種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創造更好的生活，才能發展出更好的制度。
在民主國家裡辯論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就有些人想把我們的事業放在辯論的背景之內，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說我們能不能認真地議一議我們該不該去改變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這根本算不上是個問題，因為目前根本就無法實現其中的任何一個目標。我們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時結束，變更何時開始。很多嚴峻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改革還是變革，本身什麼都不能保障。我們知道，原則上看不管現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變革”了，結果都是一回事。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能否在這種社會裡尊嚴地生活下去，這個社會是否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鬥，使用的是現有的、有成效的手段。
一個較有尊嚴的民族命運唯一可能的起點，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當務之急是為更為人道的生活創造條件。人的改變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務的開端。
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名“不同政見者”，並非僅僅因為他某一天這人忽然決心投入到這個非凡的事業中。他自己的責任感，以及各種複雜的外在因素，驅使他加入這一事業。他被現制度拋棄，而且置身於與之相衝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願望開始，以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
後極權主義制度正在向人類發動一場全面進攻；人類慘遭遺棄，孤獨無援，只有孤軍奮戰。因此一切“不同政見者運動”自然都明顯是保衛性的，它們反對後極權制度的目標，捍衛人類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標。
共產主義經濟出自一種誇張的、烏托邦和理論，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待到付諸實踐時，這種烏托邦的推理開始肅清與它不符的每一項東西，清除在它的計劃之外或干擾這些計劃的東西。審查制度、恐怖和集中營是同一種生產崩潰的中央集權經濟的結果。事實上，從一開始，意識形態幻覺的謬誤同時表現為這種偽科學的烏托邦，完全失去了對生活曖昧不清一面的感覺，缺少對於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謙卑精神，偏離了 “來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脫離了人類良心。
後極權制度畢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個特殊政治路線的表現形式。它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對社會的侵害，或對社會的自我侵害，是長期、複雜而極其沉重的。僅僅靠先確立一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再力圖更換政府，這不但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夠，因為這樣根本不接近事物的根本。長期以來，這個問題已不再是路線或綱領的問題了，而是一個生活本身的問題。
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種手段把人民組織起來，從而使人民可能獲得所謂"解放"，對這種腐惡昭彰的作法，我們早有切膚之痛的了解。總而言之，大部分深受傳統政治思考方式束縛的人，把“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防禦性特徵看成是弱點。我的看法正相反：這個特徵乃是其最強大的力量所在。我認為，正是依靠這一力量，這些運動才取代了那種視不同政見者運動綱領為不當的政治觀。
在後極權制度下，與意識形態一樣，法典是一種藉口，把權力行使的卑劣過程掩飾在法律的尊嚴的袈裟里，給人一種愉快的幻覺：正義得到伸張，社會受到保護，權力運作有客觀的規章制度可循，這一切都是為了掩蓋後極權制度法律實踐的實質：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操縱。
在後極權制度下，法典跟意識形態一樣，是權力結構之外儀式交流的關鍵工具。正是法典本身為權力的實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則，正是法典本身讓現制度的各部門互相交流，充分說明和建立合法性。它為整個遊戲提供了“規則”，為它的工程師提供技術。若沒有這個普遍儀式的成全，充當維繫權力結構各部門的共同語言，後極權制度內的權力實施是根本無法想像的。壓迫工具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種正式的規章。
要沒有法律作為儀式上的聚合力量，後極權制度就根本無法存在。儀式、假面和藉口的整個角色看上去最精采的部分當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規定公民不允許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節，而是闡明公民權利及義務的章節。這些章節除了空洞的詞藻之外別無他物，但即便是這些章節，對制度來說都極為重要，因為制度就靠着它們在本國公民、學童、國際公眾和歷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對此制度不能不聞不問，因為它不能懷疑對它的生存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我們已經看到權力結構如何被自身的意識形態及其聲譽束縛）。懷疑它就等於否定自身要表現的一切，並會損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
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
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
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