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餓死3千萬就是謊言

在這給你講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人均糧食200公斤，這樣的糧食產量產餓死人，糧食分配不均才回餓死人。 中國有沒有糧食分配不均？ 有，鄧小平搗鼓畝產萬斤，國家按比例收購糧食導致農民自留糧食不足， 而趙紫陽收不上來糧食就說農民瞞產私分，然後硬搶糧食。 這是導致河南信陽饑荒的主要原因。59年代末的饑荒與大躍進能扯上關係， 起因是糧食分配不均，不是減產。  而關於瞞產私分與浮誇， 這些咒罵毛澤東的人不妨看看第二次鄭州會議記錄， 誰在反對浮誇風，共產風。 當然，你不敢看或者不想看， 那是屁股決定腦袋自己騙自己。你裝睡好了。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fid=58&tid=23325》

第二個問題， 糧食減產是怎麼回事？ 大躍進結束以後的饑荒與糧食減產有關。 災荒確實存在， 但是， 山西大寨反覆遭災糧食就不怎麼減產。因為大寨一次遭災可以重新播種， 雖然收成不如不遭災年份， 但是減產不多能夠生存。 河南安徽兩省聽從劉少奇的蠱惑包產到戶， 至少一半人家沒有大牲畜，勞動力分配也不均， 孤寡弱窮家庭不得不僱傭農具牲畜播種， 秋季用糧食頂替僱工費， 正常年份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災年， 第二次播種糧食產量低可能還抵不上僱工的費用， 一半農民只好放棄重新播種。 另外遭災之後富戶自己忙，也不願意替他人播種。這才是60年與61年糧食減產的原因。 後來文人模糊這段歷史， 非要把糧食減產的原因推到大躍進上。 實際上59年大躍進結束時糧食產量時比以前都增加的。 

春過雪消不願意說鄧小平的短處， 鄧小平大躍進時期行為很惡劣， 他不贊成集體化，就用浮誇來破壞集體化，用殺人的方法製造輿論， 為分田單幹做準備。 原因無他， 集體所以，官僚無法貪污， 貪污的錢也無法用生殖器傳給後代。 官僚手裡掌握的行政權力更不能合法用生殖器分配， 所以， 他們要千方百計地復闢土地私有制。 所以， 50年少奇當了國家主席迫不及待地分田分地！  可惜， 天公不做美，他倒霉，遇到了自然災害， 所以包產到戶餓死人，被批判，被糾正了。 文革的時候， 少奇，以及跟隨少奇搞包產到戶的吳芝圃被批判，據說被迫害致死， 浮誇的罪名在其次， 包產到戶餓死人才是主要罪。 對了， 80年代被鄧小平同學平反了。

從這兩點分析可以說， 大躍進導致餓死人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當然是文人裁剪裱糊歷史精心編制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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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春過雪消

對於三年困難時期——過分渲染是別有居心，刻意忽略是缺乏人性。看到印度今天的困局，我只能慶幸我們在建國伊始就土地革命消滅了地主，就勒緊褲帶流着血汗搞工業化。

先介紹一個印度人：阿馬蒂亞.庫馬爾.森，他在1998年因對貧困和飢餓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當時的新聞稿中這樣說：“森在這方面最聞名的著作是他1981年發表的《貧困和飢餓：論權力和剝奪》。這裡他批評了普遍認為貧困是由於食品短缺的觀點。”

阿馬蒂亞.庫馬爾.森通過對1943年的孟加拉大饑荒、1973至1975年的埃塞俄比亞饑荒、70年代時期非洲薩赫勒地區的饑荒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國饑荒的研究得出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食物產量下降，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結合著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毛的錯誤經濟政策能夠持續三年得不到校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主因。(《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

貧困是由於食品短缺的觀點是否完全錯了?

2014年5月16日，印度選舉結果揭曉，最大的反對黨——印度人民黨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以絕對優勢贏得大選的勝利，人民黨領袖納倫德拉·莫迪將成為新一屆印度政府的掌舵人。

但同一天還有一個消息可能絕大多數人都沒注意，據印度農業部發布：“因為去年季風降雨充足，有助於冬季作物播種面積提高，冬季作物播種面積達到6190萬公頃，同比提高5.5%;小麥播種面積達到創紀錄的3120萬公頃。2013/14年度(7月到次年6月)印度糧食產量有望達到創紀錄的2.644億噸，高於上年產量2.5713億噸，這將是2010至2011年度的糧食產量突破2.4億噸後第四個創紀錄的豐收年。”

2014年應該還有一個數據值得關注，2011年印度人口統計數據12.10億人，年增長率為17.6%，所以2014年印度人口約12.6億，而印度常年耕地面積為1.6~1.65億公頃，人均耕地下降到了2畝以下。

印度平均糧食單產僅100公斤，近年因季風降雨充足而遠高於常年的播種面積，在人口急增的情況下人均占有糧食還實現了穩中有升達到了213公斤。

不要小看這個人均占有糧食213公斤，因為它超過了200公斤/人的饑荒閥值，這是印度今天有營養不良的“隱性饑荒”卻未發生大量餓死人的顯性饑荒並能出口上千萬噸糧食的關鍵。

另一方面，與之對比同樣人均口糧210公斤的黑非洲卻饑荒頻頻，這也證明了印度“民主政府”也不是一事無成，也似乎進一步證明了阿馬蒂亞.庫馬爾.森的觀點。

但是，納倫德拉.莫迪能保證印度就一直風調雨順嗎?

最為關鍵的是，即使印度得天獨厚，耕地面積終是有限的，但人口的增長卻是指數性增長的，當10年後印度人口達到15億以上——人均耕地將下降到1.7畝以下，或甚至和中國現在一樣人均耕地僅有1.4畝!如果在此期間內印度農業不能有突破性的發展畝產達到120公斤甚至150公斤以上——在缺油少葷時平均每人一年至少要吃150公斤糧食(每天400克)才能維持生存，再加上收、貯、運、售的損耗和工業消耗——如果屆時印度平均單產依然是100公斤，即使以印度人的素食和忍耐，即使有再多的“反對黨和自由媒體”，即使有最公平最理想的糧食分配方案能阻止得了大饑荒的發生嗎?!

中國的平均單產從解放前的70公斤提高到現在的350公斤以上，依靠的是因工業化而來的7億噸鋼(占世界總量近50%)、7500萬噸化肥(折純，占世界總量40%)、350萬噸農藥(原藥，占世界總量近40%)、1250萬噸的良種、400萬噸的農膜，印度有什麼?

印度的悲哀之處還在於，由於工業基礎不足，在國內糧食已極緊張的情況下還必須出口糧食換取上千萬噸的進口化肥，否則100公斤的平均單產也保不住。另一方面，印度從中國引入的雜交水稻，自1987年起至2008年已21年，在4064.3萬hm2水稻播種面積中仍僅有151萬hm2，占3.8%，而中國在七、八十年代僅用10年就在所有適宜地區普及了雜交水稻。

他們的種姓制度和地主對農村農業發展的制約遠超人們想象。

納倫德拉·莫迪能在農村破開這個局嗎?

所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如果不能破局，可以預見，印度在10年後必定陷於動亂甚至戰亂中!就如清末民國的中國，當年的中國也是在人均口糧不足200公斤時爆發了革命。

再來看看中國的饑荒情況。

對於三年困難時期——過分渲染是別有居心，刻意忽略是缺乏人性。

時 間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年末人口 54167 55196 56300 57482 58796 60266 61465 62828 64653 65994 67207 66207 65859 67296 69172 70499 72538 74542 76368 78534 80671 82992

增 長 率 無 1.90% 2.00% 2.10% 2.29% 2.50% 1.99% 2.22% 2.90% 2.07% 1.84% -1.49% -0.53% 2.18% 2.79% 1.92% 2.89% 2.76% 2.45% 2.84% 2.72% 2.88%

人均糧食 208.95 239.38 255.22 285.19 283.76 281.30 299.27 306.80 301.68 299.52 252.49 217.28 207.27 229.45 239.61 256.58 268.17 287.10 285.23 266.20 261.52 289.13

人均耕地 2.95 2.91 2.86 2.81 2.77 2.72 2.69 2.65 2.59 2.55 2.52 2.57 2.59 2.54 2.49 2.45 2.39 2.33 2.29 2.23 2.18 2.13

首先申明，不是什麼“磚家”，無錢也無力去從事專項研究，資料來自網絡，結論來自力圖客觀理性的思考。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難時期)引用大英百科全書數據承認三年困難時期在全國範圍內有較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在1959年7月，華東地區長江發洪水。據災害中心數據，因為淹水和接下來歉收所帶來的饑荒，洪水直接帶來的死亡人數估計達兩百萬，而且別的地區也多少受到影響。這場災害被列為20世紀死亡人數最多的災害的第七名。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乾旱或者其它惡劣天氣，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沒有降雨。大英百科全書1958年至1962年年鑑也報告了異常天氣。這些天氣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過30英寸的總降水，這也代表了同期整個華南天氣狀況。所有這些因素導致1959年中國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產量又在此基礎上再下降15%，全國各地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的1962年，糧食產量才開始回升。”說明“三年困難時期”並不是某些人說的“風調雨順”。

根據《中國水旱災害》歸納，在1949-1990年的長時期內，“全國受旱面積超過2000萬hm的有23年，成災面積超過1000萬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災面積超過1500萬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災面積大小，依次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過15%和成災率超過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個連續年段。受旱率超過20%和成災率超過10%的有6年，分別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見，1959-1961年屬於該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災面積名列前茅，而在建國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統計里，該時段的受旱面積、成災面積、糧食減產量、受旱人口的統計數值，則更居於首位。

《乾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研究中國農業旱災的長時期(1950-2001年)變化後，歸納認為：“受旱面積的7個高峰期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萬畝以上。幾個受旱超過4000萬畝的嚴重乾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現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嚴重乾旱，按時間序列居於諸高峰期的第一峰。在對近500年典型場次特大旱災及規律分析後，結論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災害等級為3級重旱，頻率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來，“與1959-1963年相比，全國受災面積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續乾旱時3812.5萬公頃最低值。”

當年大學上植保課時，我的老師對60年前後的病蟲害猖獗情況印象極為深刻，多次在課上提到她實習時在農村看到的粘蟲集群遷移時“象小河流動一樣”的情景，據說多到了殺蟲方法是“在遷移路線上挖半人深的大坑，等蟲爬進去後馬上埋上”。三化螟、蓑蛾、蝗蟲、胡麻葉斑病、白粉病為害也非常嚴重。書上也有“1959年5—9月，東亞飛蝗在山東、河南、河北、江蘇、安徽等省大發生，發生面積約317萬公頃，其中夏蝗160萬公頃，是1949年以來發生面積最大的一年。”

這就是某些人說的“風調雨順”!

但另一方面，相關損失數據里所引用的資料可信度有很大疑問，其中出現了全國餓死了2000至8000萬人!“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安徽餓死500-600萬，山東500萬，甚至有“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的說法。只能感嘆某些人說話不經過大腦，比如說四川餓死1000萬人!也就是說當年有1/7的四川人餓死(同時有1/10的山東河南安徽人餓死)。這是什麼概念?就意味着在當時大家庭結構下，幾乎所有家庭都有親人餓死，會有家庭，甚至有村子全部死絕!還什麼派民兵守住村口不許外出逃荒，民兵不是機器人，他們就是持槍的農民，他們會看着自己親人餓死而不反抗?同是河南，怎麼1942年餓死300萬時就有300萬人逃荒陝西，40萬人落草(搶大戶)甚至圍攻軍隊，怎麼在土共治下才十年，僅信陽就坐着餓死了100萬也不造反!造謠者根本不知道在飢餓的驅使和死亡的威脅下人們會幹出什麼樣的事，如果真有這麼多人餓死或瀕臨餓死，必然的後果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如果無法想象就去看看現在網絡流行的“末日小說”吧。更為奇怪的是，與蕪湖市隔江相望，距南京僅120公里的無為縣，出現1/3人死亡(應該還有不少於這一數字的人瀕於死亡)的慘劇，居然能被掩蓋下來!當年中國還有不少蘇聯人，有美蔣特工，他們都不會拍照片?是這些人都死於荒山野嶺密室暗洞?是封鎖善後的人都是不吃飯的冷血殺手?

真以為中國人不會造反嗎?

我的觀點：

1、“三年困難時期”確有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場悲劇，而且是在最不應發生的時候發生的悲劇。

2、“三年困難時期”肯定有嚴重的自然災害發生，但其主要責任應歸於中央的錯誤政策和錯誤管理。具體地說就是過於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大煉鋼”，及對初建的“人民公社”上上下下都缺乏經驗而造成的管理混亂，由此而引發的“浮誇風”，導致中央(是毛還是劉覺得無所謂)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不足或者乾脆是收到有意誤導信息，由此而導致自然災害沒有及時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饑荒最終釀成並蔓延。

3、很反感“發明”歷史，編造“秘聞”，有意抹黑一方，粉飾一方的做法。為危言聳聽而誇大其詞時請注意邏輯問題。以我20多年農村工作經歷，和人的本性，歷史事例來看，我無法想象波瀾不驚地就有1/7的人餓死!甚至主要為山區的滎經縣餓死50%!你能想象一下，當家家戶戶都在餓死人，你的親友在一一倒下，你的孩子也餓得奄奄一息，自己也瀕臨餓死，逃荒的路也被堵死，你卻只是坐在那裡……你可以說農民愚昧短視，但也必須承認他們現實精明，飢餓是最好的清醒劑，農民不好忽悠，在死亡威脅下會造反的。

4、所謂“已定案的信陽事件”，感覺了其中有太多政治鬥爭因素，說實話，我是看不懂。小說家言：吳芝圃(鄧親自為他平反)和路憲文(平反為副廳級仍不滿足)是鄧的人，但卻是執行毛的政策出的事，所以上面達成了妥協，但下面兩方的人卻或因公憤，或因私慾(取而代之)互相攻擊，互扔狗屎結果卻把大家都搞臭了，這樣的事古今中外並不鮮見。

我非常尊敬毛、鄧。我之前就說過“如果說印度和中國比較，是少了個毛澤東;那麼蘇聯和中國比較，就是少了個鄧小平”，但我從來不認為政治人物會是純潔無瑕的，沒有權力欲的人是不可能實現其政治抱負的。

5、無論因公憤或私慾而寫材料的人出於善意或為引起重視都肯定要對悲劇描繪渲染，但是眾口一辭的後面，其餓死數據的來源——戶口完全可能出錯，應當有大量因逃荒產生的隱蔽人口。

現在的死亡數據的依據，均來源於當年的戶籍人口，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1958年1月9日公布施行的。以當年建立不到十年的政權，農村高達90%以上的文盲率，在大饑荒的背景下，能在二三年內就把全國的戶籍檔案準確無誤地建立起來?某些人也只有在這個問題上100%相信官方資料。

有人發現的2000年人口普查中出生於1961年仍健在的人口總數，居然比1983年普查數據中1961年出生人口還高出了769646人也證明了以上推測。

6、再高明的攝像師也不能把沙漠拍成大海，把大湖拍成大海卻是很容易的事。悲劇是肯定存在，怎麼寫卻要看作者，有700萬人口的地方，餓死10萬和100萬的悲慘狀況寫出來沒什麼區別，都是無數惹人淚下的故事，但是，對當事人的生存壓力卻大不一樣，而這卻是暴動發生與否的關鍵。

大饑荒大規模餓死人是事實，我始終不能理解的是3000萬(在信陽就是100萬，在四川就是1000萬)和高達1/7的餓死率。考慮到當時90%以上的人處於飢餓狀態，如果有1人餓死就至少有5至10人處於瀕臨餓死，而且餓死應當集中發生在青黃不接時，所以餓死率接近5%時(也就是25~50%瀕臨餓死)發生大規模暴動的概率就相當大，近於必然發生了。從這個角度說，重災區四川餓死者超過300萬人，全國餓死者超過1000萬就絕不可信了。

7、《三年自然災害CIA官方解密文件，已更新-翻譯版塊http://www.ltaaa.com/bbs/thread-320188-1-1.html》

再根據前面列出的《中國統計年鑑》人口數據分析下人口變化問題，因無錢也無力去搜集資料數據、從事專項研究，僅就此表進行分析，結論僅為一種推測。

1、從1950年到1958年，9年人口平均增長率為2.22%，最高的1957年為2.90%，而饑荒初起的1959年為1.84%。

2、1961年人均口糧倒退回1949年的水平(207公斤;人均口糧，以後同)後，1962年229公斤，1963年246公斤，直至1964年人均糧食才脫離緊缺狀況，達到266公斤。如上海的食油定量在1964年才由2.5兩提高到3兩、4兩，到1965年8月才又增為半斤(250克)。糧食問題是逐步緩解的，按理人口增長率也應按此曲線恢復才對。

3、但是，在糧食問題未完全緩解的1962年(229公斤)和1963年(246公斤)卻出現了一個人口增長小高潮，人口增長率為2.18%和2.79%，接近和超過了1950年到1958年9年人口平均增長率，而1963年人口增長率已和最高的1957年相當，但應注意，1957年的高人口增長率是在連續兩年人均口糧超過300公斤的情況下出現的。

然而在糧食問題進一步緩解的1964年人口增長率卻下降至1.92%，1965年才恢復至2.89%。此後連續7年超高人口增長率，平均為2.75%，遠超過五十年代。

3、考慮到血吸蟲病、鼠疫等烈性傳染病的防治進展，及六十年代末農村基礎醫療體系(赤腳醫生)開始建立對人均壽命和新生兒的良性影響，不考慮1965年以後的人口增長率是否有浮出水面的隱蔽人口在內的問題，僅分析1962年和1963年。

4、如果以1964的人口增長率1.92%為正常，1962和1963年的人口增長率應小於1.9%才對。

參考饑荒初起的1959年，以表中饑荒前的1959年人口數為基數和1.9%的人口增長率重新計算1962和1963年的人口增長數，1962和1963年的人口增長數為1277萬和1301萬，較表中算出的1436萬和1877萬少了735萬。我認為這700多萬很可能就是因逃荒造成的隱蔽人口。

5、在1949年到1958年間死亡率從2.0%逐步下降到1.1%，以1.1%為基準，這3年中應死亡2194萬人，實際總共死亡3615萬人，假設所有超出的死亡人口(1421萬人)都是死於飢餓，“餓死者”應少於1500萬。如果排除成為隱蔽人口的人口數字，真實餓死人口應少於800萬。

6、“派民兵守住村口不許外出逃荒”這種說法也從側面證明了確有大規模的逃荒潮，有資料從1958年底至1961年底，肥東縣人口淨減少18.5萬，三年中出生人口2.7萬，死亡10萬人口，自然減少人口7.3萬。合而計之，共有11.2萬人口不知去向。巢縣1960年較1959年全縣人口淨減少9.3萬，加上超過正常死亡率的出生人口約1萬人，減少人口共約10.3萬。其中淨遷出人口5.1萬，非正常死亡人口5萬……

7、何況，“派民兵守住村口不許外出逃荒”這種命令，上面會下達，但下面會執行嗎?尤其在地方主政者已釀成大錯威信掃地的時候?中國本就是人情社會，能大義滅親者就已鮮見，更何況不義滅親。事關生死，鄉村小徑眾多，稍有良心人情的民兵也只會對自己的親友閉上一隻眼睛，這種情況下誰會不逃荒坐着等死?而所謂“糧油關係”和戶口的問題，在城鎮人口流向農村或平原地區流向山區的情況下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生產隊是不會提供糧油什麼的，只要能開荒就有土地，接收的勞動力是多多益善。所以我認為當年應當有大量因逃荒產生的隱蔽人口，山區湖濱就是逃荒者的接納地。

我的老師就是原籍仁壽，61年因糧食問題合家遷到我縣一深山偏遠鄉鎮上開荒，戶口是63年要上學才去辦的。類似情況他所知道的就有好幾十家。

而這種分散在大山大湖中的逃荒開荒，在僅10年以前的民國不過是家常便飯。和“上億饑民被困餓死3000萬”相比，顯然後者對政權對社會秩序的衝擊更大得多;但偏偏有人就認為前者“不可能”而後者就“可能”。其次，在寄籍地，逃荒者也在承擔糧稅任務，主客上下彼此都能受益且有施捨之樂不違良心。再次，能有收容之力的地方就必不是浮誇太過的地方，也就必不是極左或想踩着屍骨往上爬的人主政。最後，即使3、5年後“已餓死的人”要歸籍也不是難事，表現為1962年、1963年的人口反常增長，甚至1965年以後也有部分歸籍者。誰會為已被打倒批臭聲名狼藉的“前領導”買單背書?尤其文革開始後。

同時，請不要無視以下事實：

1、在饑荒歲月里國家依然取得了偉大成績(西藏平叛、中印戰爭、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等等)。

2、中央了解實情後快速行動起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迅速帶領人民走出饑荒歲月。

3、此後中國再沒有發生饑荒，在27年間人口增長近3億!

4、事實上在民國時期，年年都是“困難時期”。

當然，屁股決定頭腦，無視這些也可以，但請“歷史發明家”不要語不驚人誓不休，3000萬人不只是個數字!以全國13億人下崗職工3000萬，全國鬧成了什麼樣大家應該知道，可6億人口時3000萬人餓死卻在有叛亂、有土匪、有特務、有間諜、基層政權尚不穩固的情況下，全國卻無大的動盪，這是為什麼?歷來饑民就是暴民，3000萬人餓死就意味着有2億人瀕臨餓死，意味着有2億暴民!參考明末就知道在他們面前，什麼秩序、政權等等都只有崩潰的份。而在同一時期有1957年涼山叛亂，1958年甘肅叛亂，1959年西藏叛亂，美蔣能夠武裝西藏叛亂分子，難道他們就不能夠武裝饑民使其發動更大的暴亂?你可以說農民愚昧說農民短視，但也必須承認他們現實、精明，飢餓是最好的清醒劑，在死亡威脅下會造反的。農民不好忽悠。

真以為中國人不會造反嗎?

至於移花接木把“準備餓死一半”國家建設項目說成“準備餓死一半”人，以及其它有意無意暗示的國家領導人視人命為無物的謊言就算了吧。就連蔣介石若能選擇的話我也不相信他會下令炸開花園口，雖然“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犯了錯誤，但我不相信“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和寫《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人會是冷酷兇殘的人。

另：有人用“民國內憂外患，軍閥混戰、日本侵華，三年困難時期卻是太太平平風調雨順”來為民國饑荒辯解，但請教一下，“中國內憂外患，軍閥混戰、日本侵華”國民政府就一點責任都沒有了?它為生產發展做過什麼?為救災防災做過什麼?為結束“中國內憂外患，軍閥混戰、日本侵華”做了什麼?

民國“黃金十年”卻一事無成，而土共僅用3年時間就掃平大陸，結束了軍閥混戰。隨後又在朝鮮禦敵於國門之外，掐滅了第二次“日俄戰爭”的導火索，阻止了美軍和蘇軍在東北大戰的可能;之後東南虎視老蔣，國內蕩平土匪和叛亂，恢復發展生產，肅清“黃賭毒”，結束了內憂外患。比較民國確稱得上“太太平平”，但這些“太太平平”難道是拜菩薩拜來的?況且“太太平平”也遠沒到真正的太平歲月，還有1957年涼山叛亂，1958年甘肅叛亂，1959年西藏叛亂及中印邊境衝突(注意：後勤線須跨過青藏高原)、沿海沿邊的麻煩……

年年饑荒戰亂的“黃金十年”!年產鐵只夠全國每人打一把鋤頭，鋼只夠打一把剪刀的“黃金十年”!如果“三年困難時期”發生在三十年代，情況絕對只會更糟!

最後：

那段慘痛的歷史確實應該反思，我也同意阿馬蒂亞.庫馬爾.森的觀點：不僅是因為食物產量下降，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結合着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毛的錯誤經濟政策能夠持續三年得不到校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主因。(《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

但“反思”不是“反嘶”。當在某些人眼裡，水利工程只剩下了“徭役”和“表功”的標籤，“三年困難時期”只剩下“風調雨順”、“暴行”和“暴君”的標籤，反思就成了笑談，這和當年的紅衛兵又有什麼區別?反思的基礎和核心是“思”，而不是“反”!

反思不是講講故事，秀秀良心這麼簡單，大饑荒的發生固然有政治、社會、文化的根源，但不容置疑，物質和經濟基礎至少是同樣重要。事後諸葛亮誰都會當，如果連歷史背景和社會經濟基礎都不明白怎麼談得上真正反思?在上世紀中葉，中國農村農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會發生土地革命?土地革命能解決什麼問題?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為什麼要建立人民公社?為什麼會出現“大煉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功過?為什麼要大修水利工程?中國農業在毛時代是停滯還是發展?歷年糧食單產有何變化?因何而變化?土地革命、人民公社、“三年困難時期”、文革、工業化進程間有什麼聯繫?

即使是前面提到過的《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的著者，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和饑荒研究專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也承認，“在毛時代，中國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礎教育和醫療方面取得了進展”為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向我們充分地證明了，即使一個國家相對貧困，我們也能通過良好的社會醫療和社會分配政策來極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壽命”(《社會發展中的和諧與不和諧》)。“世界上的極度貧困主要集中在兩個特定地區：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這兩個地區的成人識字率和嬰兒死亡率差別不大”，甚至“印度的營養不良的程度，要遠甚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自由看待發展》)!他的祖國，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存在持續的隱形饑荒!

2010年在84個國家中，印度飢餓指數24.1點(被認為連年處於嚴重饑荒威脅的朝鮮20.3點)，排名18位，5歲以下的兒童有40%~50%存在程度不同的營養不良。中國6.0點，排名76位。

看到印度今天的困局，我只能慶幸我們在建國伊始就土地革命消滅了地主，就勒緊褲帶流着血汗搞工業化。建國25周年人均耕地下降至2畝時，平均畝產已從70公斤提高到了150公斤，再10年後人均耕地下降至1.8畝時，平均畝產達到了240公斤，如今為350公斤。中、印這樣的大國不可能依靠進口(化肥、糧食)解決吃飯問題，也不可能在基本工業化前糧食單產達到150公斤以上。

提示下：沒有工業化平均畝產50公斤的黑非洲，10億非洲人在進口或受援6千萬噸糧食後人均口糧210公斤，但因各國情況不同和戰亂的原因糧食分配不合理。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12年報告稱，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飢餓人口占該地區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僅薩赫勒地區就有1000萬人陷入糧食嚴重不足和營養匱乏。即使在外國大力援助下，每年依然有1億以上的兒童程度不同的營養不良，數百萬人死於食物短缺，2011年布隆迪瘧疾發病人數高達每千人391例，莫桑比克人均壽命31.30，和解放前的中國相當。

民主能幫助我們避免在險徑上重蹈覆轍，但只有完成工業化才能讓我們永遠離開那條飢餒險徑。

如果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印度一樣平均單產為100公斤，也就是人均口糧不到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最公平最理想的糧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無私的外國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饑荒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