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医八五级研究生是硕士生，那时昆医还没能招博士。昆医八五级研究生差不多是在微信群朋友圈里比较郁闷的一拨人，没有人当校长，没有人当院长，在学术上也很一般，没有人当院士，没有人能称得上是某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权威，名人。可这一届学生差不多都出过国，至今可能还有三分之二呆在外面。在出国的人中，不少是由国家教委，卫生部优秀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资助的。出国后，有些人读了博士，有人在“科学”，“自然”等顶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有人当教授，有人考执照当了医生，有人到公司，有人自己开公司，也有人开餐馆，但就是缺乏出类拔萃者，不管干什么。当然，什么是“出类拔萃”也不好定义。因为昆医本身就是一所普通省级院校，有一年本科验收差点不过关。

  但在我们的记忆中，昆医是一所美好的学校：大门一进去左边是行政楼，右边是图书馆，过了行政楼和图书馆是一个花园。一年四季，鲜花常开。花园左边是生理楼，右边是生化楼，这两栋楼是典型的50年代的苏式建筑。花园正前面是实验中心电教楼，卫生系和法医系。花园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水池，水池里有一座假山，山上长满青苔。早晚都有学生老师在花园里跑步，打太极拳和读书，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昆医位于人民西路。向东走十来分钟，是翠湖公园。周末的晚上我们经常到翠湖公园。那里有个英语角，经常有老外在那里跟学生聊天。除了昆医的学生，也有很多来自云大，昆工，师大等学校的学生。没有老外的时候，学生跟学生之间练习讲英语。讲不通急起来就讲昆明话，有时候讲昆明话也不能沟通，只好讲普通话。浓密的树叶遮住了那并不很明亮的街灯，互相看地不是很清楚，发音不准也不很要紧，重要的要敢于去讲，去试，去表达自己，在表达自己中鼓励了别人，也受到别人的鼓励。你鼓励我，我鼓励你，情绪来了，就热闹起来。恰逢那一年，年轻人忧国忧民的大志受到阻滞，很快转而形成出国热。而政府也有意加以疏导，分散民意，以减轻压力。于是，那一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很多就匆匆跑出国了。

   八五级研究生招生是恢复高考后首次比较有规模的一届，招了4.7万人。其中有二分之一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的。这两届学生多数有插队和工厂工作的经验，多数出生在1955 – 1960 年之间，意思是1989年到1995年的出国热中出来的人，最年轻的都有29 岁，大多数在30 到40 岁之间。19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全民经商，出国热逐年降温。

   三十多岁了才到米国来，没有结婚的忙于找对象结婚生儿育女，已经结婚的拖家带口，那种艰难，很难描述。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承受，因为我们去过农村，进过工厂，还受过“英语角”的熏陶，把艰难困苦看成是攀登科学高峰不可缺少的磨练。多数七七，七八级的人出来后都坚持过来了，而79，80级的人也有挺过来的，但选择回去的比例相对高些。这不仅与经历，也与年龄也关。因为2000年的时候，他们多数还不到40岁。在欧美有几年经历，渡了金，回去正是时候。

   2000年后，中国经济开始逐年显著增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了。而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当时一个大学的讲师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0多元人民币左右（年薪不到3000 人民币），在美国一个博士后的年工资应该是2.8 ~ 3.8 万美元，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8.4:1。即一个美国博士后的工资当时大概是中国讲师的30 ～50 倍。

        2004年回国探亲，发现变化已经明显，虽然美元跟人民币的比值还是8.4:1，但国内的工资至少翻了三倍。更显著的变化是，从北京，上海到南宁，都没有看到蓝天，当时是十月中旬。我写了首杂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黄河常断流,

江南无青烟,

长城内外岭南岭北罕见白云与蓝天。

老城已撤迁,

高楼连成片,

街头驻足东瞧西望不知何处可留连。

儿女不识孔孟道,

双亲八旬徘床前,

故里他乡来去蹉跎又一年。

   2006年，全世界都在炒房子。有朋友劝我在深圳投资买套房子。一问价，好点的要2万元人民币一平米。我说开玩笑，中国当时副教授的月工资大概也就在1500～2000 左右。一套1000平米的清水房要200万，而一个副教授的年薪不到3万，就算深圳人的工资高点，房价/年收入比，也超过50。而在美国，这个数超过10，银行不会贷款。我那朋友对我讲的完全不以为然。他说 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我写了篇短文发在网上：

[              今夜我流泪

   下午两点二十八我在实验室默哀，虽然此时四川是半夜。晚上看新闻，我再次流泪，为汶川的父老，德阳的孩子，绵阳的兄弟，彭州的姐妹，都江堰的朋友。我没有去过汶川，但那山川很熟悉，好象我昨天还在那里放牛砍柴。那村前的小路和路边的小草，我带着我弟弟，在那里打斗在那里奔跑。我不知在那条河里游过几千百次水，抓过几千百条鱼。村里的小学已经倒坍，里面有四个班六个年级，五个老师。靠北边教室的第一块砖是张老师砌的，那黑板是我油黑的。从那四个教室中走出十九个大学生，六个硕士三个博士，还有一个博导一个作家。怎么不见我们的村长？，，，重竖老屋的栋梁，还盖那种青瓦，大门不改东向。太阳明天依旧会从山那边升起，来年我们一定取得好收成。]

  我为汶川大地震捐款两千美元。在纽约法拉盛，有人拉起横幅，劝人莫捐款给汶川，称其为老天报应。当时真感吃惊，怎么会有这种华人。不少人还前去跟拉横幅的人论理，后来警察来了，他们才收起横幅。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开幕，非常雄伟，非常壮观。同时也发现，中国人一点也不差钱。9月中旬，回国探亲，取道上海，在上海外滩的锦江饭店住了两夜，房价是3000元人民币/晚。进去一看，很老旧的房子，有不少房客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内地游客。才发现中国已经很有钱了。

   2008年美国的房市全面崩溃，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国的房市全面暴涨，经济节节走高，工资成倍成倍往上翻。而美国人的平均工资，从1970年到2017年，就没有增加过。能够得涨工资的，都是靠跳槽或晋升，但这部分人是很少数的。2008年经济危机时，公司大量裁员，不少华人顶不住，只好抛售房子。科研经费很难拿，华人学者的重点都在保工作，顾眼前的多，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这个时候，来得早的，孩子从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了。来得晚点的，孩子要读大学了。而且，父母老了，病痛也多，两头跑，很辛苦。

   2010年，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面暴涨，项目资助强度达到25（地区）到50万（面上，不包括工资），中标率也超过30%。昆医拿到20个项目，共500多万。而到2017年，昆医获78项自然基金，研究经费总计2574万元，每年以两位数增长。而美国NIH 的经费，从克林顿时代的280亿，到2017年的300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是减少了。R01申请中标率都没有超过11%，有时只有6%，资助强度为每年25万，包括老板和伙计的工资，资助年限从原来的五年缩为4年。

   我们在震惊的同时，也开始反省：到底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没有人知道。问自己也问朋友，我们是不是误入歧途了？没有人能回答，鬼才知道。

   生物医学研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第一，人口过多和老化，生物医学任何方面突破性的进展都会使人口更多更老化。第二，技术瓶颈。客观地说，这是西方医学的结构和系统本身造成的。西方科学十分强调分析法，把一个机体分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糖，蛋白，基因，DNA, RNA 等等，光microRNA 就有几百种。几乎所有的实验，论文，课题申请，都要在更细小更微观的层次来分析探讨生命和疾病的机制。这是违背生命和疾病本身的自然逻辑和规律的。其结果就是，这二三十年来，除了发现更多的基因，更多的microRNA 外，生物医学的基础研究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夸耀的进展。有些基因治疗，基因编辑，听起来很玄乎，除了有可能制造出类似N1H1的流感病毒以外，几乎一无是处。看看那些大制药公司关掉了多少基础研究部门，裁了多少人，就知道什么回事了。

  生物医学研究工作者，尤其象从昆医出来这样的老中，同样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1. 年纪大了，知识的更新赶不上日新月异的发展，尤其是在分子生物学方面。2.语言文化的障碍。不论我们怎么努力，在听说读写方面都会有困难，审稿者和课题评审者，都看得出我们语法用词造句方面的缺陷，都可以因很细小的笔误毙了我们的文章和申请。年纪的事是完全没有办法的。而这个时候，想要转行，另起炉灶，几乎没有可能了。

   2012年，奥巴马连任。奥巴马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很喜欢听他演讲。但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最显著的政绩就是把利比亚的卡扎菲给拿掉，把叙利亚的阿萨德打得个皮开肉绽，屁滚尿流。由此造成中东和北非中非的难民每年数以百万计地向欧洲涌入。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国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难民对就业和福利的冲击已经到了不可小视的地步。克林顿时代（1993 – 2001）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看起来对美国是有利的，为资本找到了新的大陆，新的市场，也减轻了环境污染的压力。但二十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贸易条约，掏空了美国的经济基础，资本和技术已经流失殆尽。加上非法移民和人工智能的普及，西方国家的就业市场就象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对每一个中下层人的影响，都是深刻而又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搞生物医学研究的老中，都还在中下层挣扎。而这时候，我们已经有深刻的体会：个人的才智，勤奋，主动性和付出，与自己的经济和物质收获不成正比，没有什么关系，太主动太积极的话，还可能招惹是非，跟自己过不去。懂看老板脸色，跟同事搞好关系，明哲保身，才是“正”道。他妈的,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了“社会主义”，回到了“大锅饭”！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脾气都没有，十分窝囊。

   2016年大选时，认真听了川普所有的演讲，投他一票。很多次，很多事，看起来他都是乱弹琴，不中规不中矩，快完蛋了，但后来都证明他是对的。2017年11月10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演讲时川普说：“多年来美国系统性地开放了我们的经济，没有附加条件。我们降低和消除了关税，减少了关税壁垒，容许外国商品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国家。但是在我们降低我们的关税壁垒时，其他国家并没有向我们开放市场。美国鼓励私有企业、革新和自由竞争。而其他国家则使用政府工业计划和国有企业系统来对付我们的自由竞争。我们拥护保护知识产权和保证公正及平等的WTO市场准入原则。而他们则在忙于倾销产品，补贴出口，操纵通货，并推行掠夺性的产业政策。他们无视规则，从遵守规则的人那里谋取利益。造成了数不清商业上的扭曲，威胁了国际贸易的基础本身。这些行为使得我们一再失利，伤害了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很多人。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被流失了工作机会、工厂和行业。还丧失了许多互惠的投资机会，因为人们不再信任这个系统了。我们不能继续忍受这种慢性的贸易弊端。从今以后，我们将在公平和同等的基础上竞争。我们不会再让美国被占便宜”。不知川普是否会言而有信。

   川普不是第一个觉悟到已经不能让资本为所欲为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想给唯利是图的资本套上龙头的美国总统。他意识到，私有企业的利润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自由贸易对美国则可能只是灾难。而政府对税率，汇率，出口补贴，征地拆迁等进行系统性的操纵干预，降低或取消环境保护门槛以吸引资本，通过合资来消化技术。这对西方开放自由的资本经济，无疑是要命的克星。

   客观地说，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美国的错，是资本主义的错。我们只是当年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为个人，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对时事的把握，对将来的预计，都是很有限，不清楚，甚至错误的。当天空不再蔚蓝，海洋充满垃圾，江河一片静寂，草原沙化，森林枯萎，山川颓废，大地只有林立的高楼，呼啸的汽车和拥挤的人群，任何个人的成败得失都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一场大雨，一阵飓风，一把野火，就可以把整座城市干掉，还有地震，火山，大旱，黑死病，大流感，美国优先还是中国第一，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类已经把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置于十分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