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良

中國發生“文革”不能夠僅僅理解為個人爭權奪利，後面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我以為中國的“文革”不是什麼史無前例，更不是什麼歷史傳統的中斷，恰恰相反，是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一脈相承的。僅僅比“文革”早一百年的“太平天國運動”的許多做法其實與“文革”無異。至於盲目排外，毀壞一切的氣勢，比“文革”早半個多世紀的“義和團運動”也有極相類似的情況。再往前推，就可以發現，在中國幾乎每個王朝都有過類似的事件發生，這個事件一直可以推到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甚至更早。貫穿其中的一個線索，恐怕就是中國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出了問題，深層的因素就是文化基因出了問題。中國歷史悠久，但是說到底二千多年歷史其實都是在重複演繹秦始皇創立的那種垂直的專制權力體系。即百代皆行秦政制。二千多年的歷史，其實都是血腥歷史，可以說就是暗無天日，慘無人道。

“文革”發生，表面上看是兩個主席爭權奪利之戰，其實後面是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毛澤東因“大躍進”的失敗，直接導致數以千萬人餓死，導致威信大跌，加上八大退居二線，也逐漸導致大權旁落。與毛對立的劉少奇後面其實是一個特權的官僚利益集團。對毛澤東個人來說當然是不甘心這樣大權旁落，但是，他能夠挑動全國億萬群眾起來，這說明後面有一定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官僚利益集團的逐漸形成之後，越來越成為凌駕於國民之上的一個特殊利益群體。與當初革命的口號漸行漸遠。因此，挑動群眾運動，鼓動鬥爭哲學的最有力的口號就是“反官僚主義”，反貪污，反浪費之類的口號。打江山坐江山的結局其實只能夠如此。在革命共和之後，其實在權力問題上並沒有真正得到變革，權力的產生與運作，其實與歷代的專制皇權並沒有什麼區分。因此，昔日的同志、戰友加兄弟，逐漸變成了君臣關係與上下級關係。山頭、派別與利益集團的形成是密切相關的。到“文革”終於完全現出原形——公開呼喊國家最高領導人為“萬歲”，而且“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模式與歷代皇朝禮制如出一轍。因此，“革命”的外衣再也遮不住骨子裡的皇權專制與奴才文化培養出來的奴才相。

因此，“文革”的爆發，可以理解為專制皇權背景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明爭暗鬥。在中國歷史上，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對皇權的威脅最大。皇權與官僚利益集團之間的明爭暗鬥，從新的皇權誕生那一天就開始了。在官僚利益集團與皇權之間的爭鬥中，逐漸占上風的只能夠是日益坐大的官僚利益集團。因為，這個集團人數多，體系嚴密，官官相護，讓他們抱成一團，皇權體系基本上就完蛋了。因此，中國歷史上，皇帝為了防止官僚集團架空他的權力，以免受欺矇，採取了種種的嚴厲防範措施。比如設立“欺君之罪”問斬，並且株滅九族，僅僅是欺騙了一下皇帝，就要遭受如此殘酷的極刑。另外在機構設置上，也設置了許多特務機構，比如明朝的時候，設立太監製度，依靠閹人這種無家，無妻，無小的廢人，設立錦衣衛、東廠、西廠之類的特務監視機構，對百官與民間百姓進行監督、偷聽、告密制度，抓捕並嚴刑拷打，直到殘酷處死，整個皇權之下，到處是皇帝的耳目，令官僚利益集團防不勝防，到處捕風捉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心驚膽戰。這使中國千古不變的一個法則就是“伴君如伴虎”，隨時隨地都有性命交關的危險。而且對官僚集團及平民百姓實施“法、術、勢”的威權恐怖統治，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以某個名義抓出一批貪官污吏或者王公大臣來加嚴厲懲治，一方面震懾其他官員造反，另一方面防止與控制某一官僚勢力日益坐大。中國古代刑罰之殘酷慘烈可謂是舉世無雙，從剝皮示眾，沸油烹炸，到千刀萬剮，棄市凌遲，真是十分慘烈，慘無人道。為什麼皇帝要如此使用自己的權謀？因為實在沒有其他辦法能夠制約下屬官僚們的貪污腐化與篡位謀反。因此，中國歷代的皇權在用人與決策時，考慮的先後順序從來都是以保證皇權江山安全為第一要務，因此，忠，成為為臣的最重要的品質。也就是現在說的以“維穩”作為第一選擇，穩定壓倒一切。其次才是考慮服務皇權的工作效率，最後才是社會公平正義。效率與公平正義只有在有可能激起民憤，導致農民起義，嚴重威脅到皇權江山安全的時候，才會被充分重視。因此，中國歷代的所謂懲治腐敗，懲辦貪官，也只有在嚴重威脅到農民生存，官逼民反的時候才會有效。

與民主法治社會不同，中國的官僚集團一旦形成，就難以有其他力量與其制衡。如果說皇權就是老虎，那麼官僚集團就是餓極了的群狼，老虎雖威，但是還怕群狼，在歷史官僚集團與皇權的爭鬥中，從來都是皇權最終選擇退讓，退讓的結果就是從家天下中，多分一些利益給官僚集團，同時也允許官僚對平民百姓作更多的壓榨與剝奪。皇權為統治方便，也常常有意識在制度上造成讓官僚貪污的有利條件，這樣因為官僚屁股上有屎而便於掌控。但是，一旦失控，最後皇權就無法控制官僚利益集團的無限膨脹，導致官逼民反，爆發農民起義，推翻這個王朝，直到新的王朝重新建立，如此數千年時間裡周而復始，綿延不絕。

回顧中國歷史的權力鬥爭史，其實不難明白，所謂“文革”，只不過是中國數千年的皇權官僚之間爭鬥的又一次重演而已，只不過是外表多了一層“現代”、“革命”的外衣包裝而已。我們不要忘記了毛澤東在“文革”前所說過的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時時講。在“文革”中又有所說過的話：“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所謂階級鬥爭，其實只是把中國歷代皇朝官僚的權爭包裝成了“階級鬥爭”而已。而所謂“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其實這也不是隨便說的，而是對每七、八年就容易坐大一個勢力，形成一個新的利益集團的一種估算。現在也可以證實，一個官僚，從新上任到形成穩固的官僚利益集團所需要的時間剛好是七到八年時間。為了鞏固這種鬥爭性，還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一句話：造反有理。”所謂造反，其實就是造官僚利益集團的反，當然不是造他自己的反。目的當然也不是為了民眾福利，而是為了他方便對付官僚利益集團。這種用群眾運動的辦法，其實也並非毛澤東首創，而早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早就用過。那時朱元璋向民眾公布大明律典，群眾對違反大明律典的官僚，有權抓起來，直接送到京城。

有趣的是，美國的總統一屆任期四年，最多任兩屆，也只八年。八年正要形成穩固的利益集團時，就讓他滾蛋，這樣不容易形成利益壟斷集團。利益壟斷集團的存在，簡直可以說就是社會的惡性毒瘤，有這種利益集團的存在就不可能讓社會健康地發展，其他平民百姓就不可能安居樂業。

因此，我們由此可知，七八年來一次的“文革”與美國四年來一次的選舉，最多八年的總統任期，有着某種不謀而合的東西，那就是不讓特殊利益集團滋生成穩固的特殊利益堡壘。可惜的是，毛澤東對這種利益集團的形成破壞，選擇了“大鳴、大放、大字報”，用群眾運動與運動群眾的手段與策略，將那些領導幹部及其特殊利益集團，用非法律程序的手段，拉下馬，打倒在地，並且踏上一腳，這樣的方法與手段，對於受到官僚利益集團侵害的平民百姓來說，無疑是大快人心的，極其容易被煽風點火的。其後果無非是一治一亂，雞犬不寧，國無寧日。最後的結果，在傷害官僚利益集團的同時，也傷到了一般的平民百姓，整個民族根基被破壞。

為了防止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為阻斷壟斷集團為害社會，民主法治的辦法是最好的辦法。這個辦法，說到底就是依法通過民主程序，讓選民的選票，來決定權力的去向，官員的去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堅持服從多數，保護少數的原則，防止鬥爭擴大化，傷及人權與生命安全。這個過程中，和平穩定，井然有序，客觀理性。用選票決定政府的去留，社會多元開放，利益均沾，職業無貴賤，破除官本位思想，斬斷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破除壟斷利益，社會各階層之間消除壁壘與等級化，實現合理而開放的流動性。只有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這個千年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