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不歡迎中國企業了?

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 黃亞生

最近，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退出了面向美國消費者銷售華為Mate 10智能手機的協議。華為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合作的破裂代表着華為全面進軍美國市場的腳步不得不放緩。
而就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退出與華為合作的一周前，因為沒有得到美國一個審查外資收購的委員會的批准，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放棄了12億美元（約合80億元人民幣）收購速匯金的計劃。
像華為和阿里巴巴這樣在行業具有領導地位的明星企業，在美國拓展之路紛紛受阻，被視為標誌性的事件，不少中國媒體都將其視為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歧視，並批評了特朗普的保守主義策略。而在螞蟻金服收購失敗後，中國外交部的每日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也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美國能為中國公司創造公平環境。
把一個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容易得出一個似是而非的結論，國際貿易中，由於涉及到差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異，簡單將其歸咎為市場競爭的不公，會更加背離對現實情況的理解，中國企業在美國連續受阻不只是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所謂“偏見”。這個觀點過於簡單了。
而如果中國企業希望繼續它們在美國這一世界上最大市場的征戰，實現它們國際化的目標，那麼，理解當下的中美商業現實中的政治環境變化和複雜性，以及爭取被美國社會更多的了解，才是中國企業應該做的事情。
變化了的地緣政治

華為和阿里巴巴等事件，確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貿易投資不斷收緊，其移民政策也是。
特朗普政府有幾個方面特點：第一，它從政治上不再相信全球化會帶來價值觀念的趨同；第二，它不相信政治和經濟上有雙贏的這種概念；第三，儘管美國前幾屆政府也將中國視為一個潛在的長期戰略對手，但是，他們還是相信，如果加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會緩解中美戰略上的衝突。而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接受這一觀點的。
上月，一批國會議員致信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對華為可能會與一家美國電信公司達成協議，在美國銷售華為產品的事件表示擔憂，顧慮主要來自長期以來他們對華為與中國政府之間關係的擔心。信中稱，國會“歷來擔心中國總體上的間諜活動，尤其是華為在這些間諜活動中的角色”。同樣，在螞蟻金服的匯金收購案中，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收購速匯金（MoneyGram)等大型轉賬公司，螞蟻金服將可獲取美國境內資金流動的大量資料，儘管螞蟻金服保證會採取措施，增加數據的安全性，但交易最終還是沒有通過美國監管機構的批准。文章評述說，交易的失敗也說明了中美兩國對敏感性個人數據的擔憂日漸加劇。
所以說，一方面是特朗普不歡迎來自中國的海外投資，另一方面是美國社會對中國企業不透明的背景有深刻擔憂，造成了中國企業出海美國擱淺。儘管華為、阿里巴巴都是私人企業，可能中國人會認為他們在美國市場的拓展是純粹的商業行為，但是美國社會卻顧慮其中是否有政府行為的影子，這也是美國社會對中國企業的一個普遍認識。
美國社會一直擔心的問題是，這些企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受政府控制的或者受政府影響？我們參觀中國公司時，常看到牆上貼着的都是跟政府官員的照片，即使是私人企業，也經常看到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標誌。這裡就有一個悖論。你在國內時經常強調甚至炫耀自己和政府的關係多麼鐵，多麼硬，然後在國外卻又宣稱和政府沒有關係。可信度有多少？
這是一個深層的問題，國際社會上不相信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是一種相互獨立的關係。有些人就會認為這是美國對中國不了解，或者是敵對中國。但現在中國企業不是在美國才碰到這樣的問題。在澳大利亞和歐洲，中國企業某種程度上也都碰到這些問題。這是一個經濟發展達到一定規模時和政治制度之間必然要產生的一個矛盾。
從這一點上來講，某種程度上這也不是中國企業單方面可以改變的。所以華為和阿里巴巴的案例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一個大局前提，就是地緣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而且某種意義上來講，現在中國政府要改變這種狀況，可用的籌碼已經不多了。有一個籌碼是限制外國公司進入中國，但這個籌碼的價值在縮水，因為現在大量的外國公司都在撤資了。
早在2008年，中國就開始收緊對外資的政策。外資進入中國的總量雖然在提高，但是有一個結構性的根本變化：西方跨國公司投資比例，實際上現在是在下降的，湧入中國的更多的是港資，而且很多都是在房地產方面，甚至現在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投資都出現了大面積的撤資。
所以在討論海外投資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人往往只看到別人對中國設置的一些壁壘，看不到中國政府自己做出的很多的限制，如強迫外國企業要跟中國企業共享知識產權、本地採購等等。
事實上，即使在特朗普政策收緊的背景下，中資企業到美國的投資還比美國企業到中國的投資要多好幾倍。所以，對於美國在吸引海外投資上變得不開放了的指責是正確的，但也至少是不全面的。“退全球化”早在特朗普時代之前，在中國已經開始發生了。你不信的話你可以做一個思想實驗：假如是速匯金收購支付寶，你認為中國政府會批嗎？
用美國的方式讓美國了解
據中國媒體報道，任正非在內部講話中的一些內容疑似回應了美國被拒一事。他說：“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戰鬥，我們的青春熱血，萬丈豪情，譜就着英雄萬古流。”由此看出，華為不會輕易放棄美國市場。同樣，匯金的收購，也是阿里巴巴美國拓展一系列布局之一。儘管阿里巴巴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相比亞馬遜、eBay等已確立自身地位的公司，阿里巴巴還有很大的差距，鑑於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頗為緊張，馬雲和其它的知名中國公司可能會更難收購美國的公司。
如果中國企業有征服美國市場的雄心，那麼就需要配上適時的策略。在當前局勢之下，如果說在政治上沒法表明企業行為跟政府完全沒有關係，那麼，至少可以從行為上表現出企業願意努力符合美國本地社會的期望，學會在服務於美國的社會結構特徵的情況下，採取相應的行動。
像華為這樣級別的企業，可以在美國選擇參加很多的社群支持活動，建立基金會，支持地方的教育、扶貧等等，這就是多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當年日本企業進入美國市場時，儘管不像中國企業受到這麼多懷疑，但確實也曾受到相應的質疑，比如企業得到政府多少補貼等等。日本很多大型企業都在美國建立了慈善基金會，爭取社群的支持，因為畢竟是民主社會，如果社會對你認可的話，既使是國會和特朗普的白宮對你有敵意，各種社群的支持也可以贏得更多緩和的機會。
中國的企業在跟美國媒體打交道時，往往有些天真，帶有強烈的中國烙印。可能他們習慣了在中國，作為大企業，在媒體輿論中受到尊重，但美國的媒體環境恰好相反。越大的企業，媒體越有揭露的價值。所以，從這方面來說，不僅僅是僱傭一些美國公關公司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對美國社會做出貢獻的行為，就業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說像日本的公司那樣建立慈善基金會支持大學，支持教育等，豎立起企業社會責任的形象。這也是中資企業應該多做的一些事情。
除了在美國社會樹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中國企業還可以選擇和美國的地方州政府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因為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中央政府當然會影響到商業的來往，但是中央政府只是治理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政治力量。以廣東為例，廣東和美國麻省是姐妹省。而且，廣東和麻省之間應該很有互補關係：廣東是一個製造大省，而且廣東的製造跟“長三角”製造不太一樣，它實際上是一種深究的製造模式，可以進行大規模生產，也可以進行小規模生產。
儘管麻省與廣東省締結了友好省州關係契約，但是，這其中存在一個知識的真空，即雙方對對方都缺乏足夠的了解。比起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日本、韓國和台灣，廣東在海外的收集信息能力實際上是很差的。當時“東亞四小龍”派出的機構在收集信息這方面的能力非常強。以日本政府為例，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有合作，信息共享，政府協助企業收集重要和相關的海外信息。
像廣東這樣的經濟大省應該有自己的派出機構。比如，廣東可以在波士頓、劍橋一帶設立一個辦事機構，而且也不只是跟麻省政府聯繫，更多要在當地跟商業界、學術界多建立聯繫。
現在很多中國企業到麻省訪問都是走馬觀花式的，中國企業要想在美國立足發展，得有一種常駐的機構，定期與美國當地進行交流，沉浸在美國社會中，用美國能夠理解的方式讓美國了解中國的企業。
去年在廣州舉行的《財富》論壇，有很多美國頂級公司都參加了，反過來，為什麼像華為、騰訊這樣級別的公司，不能在美國舉行類似的活動呢？這種符合美國風格的、開放和討論性質的商業峰會，應該可以幫助美國社會進一步了解中國企業，了解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