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良才：《國民黨最後的美國諍友——魏德邁將軍與中美關係》，《歐美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台）中研院歐美研究所。
摘 要
魏德邁將軍學養人品俱優,在曾在中國戰區服役過的美軍將領中真正具有中國人敦厚,謙遜以及重情義的特質.在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魏氏以同情,諒解與包容的態度對待蔣介石及其政府,並積極代為爭取美國政府援助,同時又能直言不諱,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處.一九四七年,魏德邁又奉杜魯門之命來華實地調查,可惜其援華建議並未為國務卿馬歇爾所接受,報告亦遭壓制.在國共內戰的大悲劇中,魏氏的確曾真心誠意地為國民黨政府盡一份心力,可惜當時若干主客觀因素匯聚而成的歷史洪流非其個人所能抗拒.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固然是蔣介石個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劇,也是魏德邁一生中極大的憾事.關鍵詞:魏德邁,蔣介石,中美關係,〈魏德邁調查報告〉(1947年),國共內戰奉命來華取代史迪威及其對中國戰區的貢獻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初來華擔任蔣介石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因器量狹窄偏私,個性尖酸刻薄,與人難以相處,加以對中國政府軍政領導階層敵意甚深,因此賓主間的關係日趨惡化.雖然羅斯福派赫爾利來華調停,終未挽回.8 羅斯福應蔣介石之請,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下令將史迪威召回,並任命魏德邁接替史迪威所遺留之中國戰區參謀長及美軍指揮官的職務,而當時正在錫蘭駐地康堤 (Kandy, 今名馬哈努沃勒) 的魏德邁也於十月二十七日夜晚接到馬歇爾的電訊.魏德邁對其新任命並不感到欣喜,因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軍赴歐洲戰場外,他也早就耳聞「中國是美國軍事及外交官員的墳場,有許多優秀官員的前程葬送在中國(Wedemeyer, 1958: 269, 272).」但是,作為一個軍人,除了接受命令,他別無選擇.為了避免魏德邁來華重蹈史迪威的覆轍,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在於十月二十四日給魏德邁的指令中,明確規定其主要任務如下:1. 向蔣委員長提供建議並協助其進行對日作戰.2. 指揮其屬下之美軍作戰部隊自中國實施空中作戰,並在作戰,訓練及後勤支援方面繼續支持中國之空軍地面部隊.3. 除因保護美國人民之生命及財產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美國的資源鎮壓〔中國〕內部的鬥爭. 此外,並將以往並未明確劃分的中緬印戰區正式劃分為中國戰區及印緬戰區,後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緬印戰區副手的索爾登中將 (Lt. Gen. Daniel I. Sultan) 負責.（9 ）此一決定無形中降低了中國戰區在美國亞洲全盤戰略考量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對中美戰時合作關係的立即影響已然浮現.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以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身份,發布命令,任魏德邁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索爾登為中國駐印軍總指揮 (秦孝儀, 1978, 5: 629).十月三十日,魏德邁率隨員自新德里飛越駝峰抵達昆明,在當地停留一宵,次日飛抵重慶,在機場迎接者有外交部長宋子文,赫爾利及參謀總長何應欽等人.（10） 十一月一日,魏德邁由赫爾利陪同晉謁蔣介石.魏德邁同時發現,史迪威對於其接任該注意之事項並無任何留言或交代.（11 ）抵達重慶之後,魏德邁發現當時中國的情形相當不樂觀,西南之戰況尤其危急.魏氏在十一月十日致參謀總長馬歇爾的電報中表示:「毫無疑問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嚴重的,而且在繼續惡化.桂林事實上已被包圍,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國人的毫無組織,與計畫的沒有章法則更是出人意表.」事實上,在魏德邁拍發此一電報的前一天,桂林已經被日軍攻下,柳州則在十一日陷落.（12） 貴陽之情況亦甚危急,如果貴陽失守,日軍的下一個目標則是作為美軍空軍基地以及援華空運唯一的終點昆明以及陪都重慶本身.魏德邁擔心一旦昆明失守,不僅危及重慶,更可能造成中國政治及軍事上的崩解.（13） 魏德邁獲得蔣介石的同意,將曾受美軍訓練及裝備,目前在緬甸作戰的五師國軍中的兩師調回,並由參謀總長何應欽馳赴貴陽,指揮援軍反攻,貴州戰局始告穩定 (Wedemeyer, 1958: 291; 秦孝儀,1978, 5: 648).為未雨綢繆,魏德邁曾向蔣介石建議,如貴陽失守,應有遷都昆明之準備.於十二月二日,蔣以「余絕未考慮及此」婉拒.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十二月四日之記載: 魏德邁參謀長來謁,於談話中復以遷都之事相詢,公乃鄭重告之曰:「此為中華民族精神大節之所關,不能討論,余縱在渝被敵包圍,亦絕不離渝一步也.」魏氏為 公決心所感, 隨亦言曰:「如委員長不離渝,余亦絕不離左右.」 公因自記曰:「聞其願與共患難,同生死之言,殊以為感也.」(秦孝儀,1978, 5: 647)此一記載與事實稍有出入.根據魏德邁自己的說法:「我明白告訴委員長我無意留在重慶被日本人俘虜或殺害,但如果可能我會到昆明去,如果情況許可在那裡組織堅強的抵抗.」（14）一九四五年一月,魏德邁晉升陸軍中將.除了扭轉戰事的劣勢之外,魏德邁對中國戰區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縮編國軍兵力,提高國軍待遇與建立後勤補給中心.魏氏抵華之初,國軍約有三百師兵力,訓練及裝備均嚴重不足.魏氏在四月二十六日呈送給蔣介石的備忘錄中指出「國軍約有三百師之眾,美國裝備絕不足以配備如此多之單位,故先充實三十六師之訓練與裝備,若再有可能則擴充至五十師.」此一三十六師之精簡,加上仍在緬境作戰之三師,共三十九師,即為戰後美國協助中國政府建立現代化軍隊,初步裝備陸軍三十九師計畫之由來.（15 ）魏德邁深知僅憑訓練與裝備仍不足以致勝,士氣是贏得戰爭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國自古即讓軍隊「就食於民」,而軍人也認為保國衛民,受之無愧,因此強取豪奪之事實層出不窮,造成民怨甚深.魏德邁調查發現,中國人竟無「行軍靠肚皮」(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 的觀念 (Wedemeyer, 1958: 335).國民政府所實施的給養制度是依士兵人數將定額款項發給各部隊長,由其負責解決糧餉問題.但由於其時軍官薪俸微薄,不足以養家活口,因此部隊長剋扣軍糧及吃「空缺」的情形極為普遍,造成戰力不足,士氣低落.為徹底解決問題,蔣介石接受魏德邁之調薪建議,主動將國軍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秦孝儀,1978, 5: 655-656).為杜絕部隊長的中飽私囊,魏氏又擬具新的配糧計畫,分別在昆明及重慶設立一個給養中心,負責採購軍糧,分發至各分支單位,再以卡車運送至各部隊.此一新配糧計畫在全國實施成效良好,不僅士兵糧食不虞匱乏,軍民之間的關係亦大為改善.魏德邁並要求馬歇爾派遣一位食品專家來華,研究國軍膳食情形,並提出改善建議.同時,自美國運送維他命丸,以補充士兵營養之不足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Romanus & Sunderland, 1985: 65).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沿用至今的國軍後勤補給制度,多少是受魏德邁當年在中國戰區所採行措施的影響.除了協助解決國軍兵員過剩及給養問題之外,魏德邁在抗戰期間也曾數次向蔣介石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其所針對者雖非軍國大事,但卻頗收移風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對中國貧苦大眾的同情與關懷.例如,魏德邁抵華之後常獲國府官員邀宴,菜餚豐盛,有時竟達二十幾道菜.魏德邁認為當無數中國人顛沛流離,身處饑饉,而領導階級卻如此奢侈,極為不當.因此他建議蔣介石,在戰爭期間,此類宴會應予停辦,並建議蔣氏以身作則,本身宴客亦應以四菜為限.蔣氏對此欣然同意,並以婉轉方式普遍實行 (Wedemeyer, 1958: 322).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建議改變中國人「靠左駛」的行車習慣.在中國,數千年來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但是在抗戰時期,此一行之多年的舊習慣卻造成了不少意外.因為在中國戰區所使用的車輛絕大多數是美制的汽車及卡車,其設計是靠右行駛,與英制的車輛不同.魏德邁向蔣介石建議,人車改為靠右行走.蔣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議,並打算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內立刻實施.魏氏建議給予數月緩衝期,並大力宣導.此一改變因影響英產汽車在華市場,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 (Sir Horace Sey-mour) 甚至指使若干中文報紙為文攻訐,並要求蔣介石重新考慮,收回成命 (Wedemeyer, 1958: 354-355).此一新的規定於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全國開始實施,過程順利,未發生任何意外.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峽兩岸中國人一體遵行的交通規則.抗戰期間,魏德邁在中國戰區所提出的興革建議之所以能得到蔣介石的重視與採行,主要是由於其誠懇謙遜的圓潤個性獲得了蔣氏的尊重與信任.魏氏抵華之初,蔣介石即已感覺其人「直諒坦誠,其性格適與史迪威相反 (秦孝儀,1978, 5: 640).」同樣的,魏德邁對蔣介石也極為欽佩,但卻非盲目的崇拜.對於蔣的能力,領導風格,戰略素養及其在當時所面臨的困境皆有相當透徹,一針見血但卻十分公允的評析. 在其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極獲好評的回憶錄《魏德邁報告》(Wedemeyer Reports!) 一書中,魏德邁對目睹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艱苦奮鬥的情形,說出了他的感受:我開始領會到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驚人的堅忍與耐力,絕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記者朋友所描述的不願作戰.法國在德國發動攻擊之後六個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七年後,中國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撐. 當我對局勢了解更多,我認知到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是我們美國人對中國在一九四一年之前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犧牲,大部分時間皆表現漠不關心.(Wedemeyer, 1958: 279)對於蔣介石當時所面臨的困境,魏德邁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說:蔣一直是四面作戰:對抗日本;對抗以中共為代表的蘇俄;對抗以前軍閥或半獨立省份文武官員所代表的離心勢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 美國人大部分的時間不是拒絕承認蔣介石所面臨的困難,就是對中國戰後的命運毫不關心.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確定中國必須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管她的精疲力盡及其人民的慘重犧牲與苦難.當我奉派前往中國戰區,軍部給我的指令中所使用的就是這些字眼.(Wedemeyer, 1958: 281)魏德邁更進一步指出:美國人以為只要蔣介石下一道命令,它就會被執行.我則體認到委員長不僅不是一個獨裁者,事實上只是一個鬆散聯合政府的首領,有時會在獲取其屬下服從一事上遭遇極大的困難.(Wedemeyer, 1958: 323)當然,魏德邁也坦誠指出蔣介石本人能力及領導風格上的弱點及缺失.一九四五年三月,魏德邁返美述職.在與陸軍部長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的餐敘中,史氏詢及蔣介石的能力.魏氏回答說: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他不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或熟練的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軍隊對抗軍閥及共黨方面相當成功,但極少展現現代軍事戰術或技巧方面的知識.(Wedemeyer, 1958: 342)對於蔣介石的個性及領導風格,魏德邁曾做過相當透徹的分析:在我與蔣介石兩年的相處中,我確信他是一位正直無私的領袖,對其人民的福祉極為關切,並渴望建立符合孫中山理念的憲政體制政府. 在我看來,蔣介石最大的弱點是他對朋友及舊屬的忠誠.在他那群僚屬中,有些既腐敗又無能的人.如果他不能接受勸告而去掉他們,中國局勢將會變成怎樣實在難以臆測.我曾告訴他,他的僚屬中很多極為腐敗無能,這些人一日不去,則其為人民所構想的良好計畫將永遠不能實現.因為這些人使他無法接觸到不少中國最愛國能幹的人才並獲得他們的支持.我承認蔣在政治方面極為機敏,有合理的思考力與堅強的個性.但他卻被儒家強調忠於家人朋友的哲學所限.他不願捨棄他周圍那些黨同伐異的人,因此疏離了不少中國最好最能幹的人才.（16 ）魏德邁對共產主義的本質,尤其是共產黨人在中國的意圖有極深刻的認識.他承認:「我也像馬歇爾一樣,曾受惑於史迪威的報告.但經驗使我對共產主義的威脅能有所警惕.」在重慶期間,毛澤東與周恩來二人曾在魏德邁的寓所中與其辯論共產主義的本質與手段.追憶這一次談話,魏德邁寫道:我常聽說他們〔毛,周〕不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而只是對中國人福祉關心的農民改革者.但是這一次非正式的歷史性會面卻拆穿了這些在美國被廣泛傳播的報告根本就是謊言.(Wedemeyer, 1958: 285-287)根據魏德邁自己的說法,抗戰期間,毛,周曾一度邀請他指揮共軍,但遭其以「身為戰區〔美軍〕指揮官,指令要求其支持國民政府」而婉拒;但當共區發生嚴重疫病,他曾運送十一噸醫藥用品救急.(Wedemeyer, 1958: 287)四,魏德邁再度來華實地考察一九四七年春季,魏德邁奉陸軍參謀長艾森豪之命,以交換將領身份前往英國訪問,在數個皇家軍事學院發表一系列的演講.魏氏在離英之前接獲其老長官國務卿馬歇爾之電報,命其返美途中順道訪問若干歐洲國家 (Wedemeyer, 1958: 381).魏德邁返國後,於七月初向馬歇爾報告訪歐觀感.馬氏趁機表示:「司徒雷登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不佳,工作表現乏力.」31 馬歇爾並詢問魏德邁是否願意重返中國擔任駐華大使.魏氏詢以去載馬氏要求其使華卻因共黨反對而撤銷任命事.馬歇爾毫無窘態或表示歉意,僅笑稱:「今日中共可能亦視我為不受歡迎之人 (Wedemeyer, 1958: 382).」魏德邁雖拒絕使華,但因軍人服從之天性且念及舊誼,表示願應馬氏之請,率團前往中國作短期實地考察.32 同時,他也希望能為反共的蔣介石再盡一分心力.正如他多年後所說的,他使華任務有雙重目的:「讓中國人知道他們必須證明美援不會被浪費;同時說服華府必須提供此一援助 (Wedemeyer, 1958: 388).」另一方面,馬歇爾之所以選擇魏德邁,則主要是基於實際的考量.正如他告訴副國務卿羅威特的:「概括地說,他〔魏德邁〕熟悉中國事務,尤其與重要官員熟識,而他甚受蔣委員長的敬重.」33 當然,在戰時即力主援助國民政府的魏德邁,也較易被親蔣的共和黨議員所接受.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紐約,華府,波士頓,芝加哥,丹佛,紐奧良,普洛維頓斯等大城市的主要報紙皆表示反對在國民政府進行改革之前給予援助 (Stueck, 1984: 18).魏德邁受命草擬的指令,在經過羅威特以及遠東司長范宣德的修改後定案,於七月九日經杜魯門簽署.34 指令要求魏德邁:(一) 立即前往中國對其目前及計劃中的政治,經濟,心理及軍事情況作一評估.(二) 在與負責之中國官員及領導者討論時,表明此為一事實調查團,美國政府只有在國府對於促進復元的有效方案能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據時,才會考慮提供援助;而任何可能的援助必須接受美國政府代表之監督.(三) 在作評估時,希望不要覺得需要事先允諾支持或贊助與穩妥的美國對華政策不符的中國官方計畫.(四) 在提出考察結果時,應簡明陳述所擬之援助的性質,程度及可能之後果;以及如果不援助之可能後果.(五) 完成在華之任務後,前往韓國作短暫停留,並評估當地情況.35值得注意的是,對照魏德邁所草擬之指令以及杜魯門所簽署之正式指令的內容,可以發現羅,范二人作了若乾重要的修正.在魏氏草擬的指令中,他被授權對中國政府官員明確表示「美國政府準備實際並立即協助一項復元及安定計畫」;而正式指令則要求他只能表明其所率領者為一「事實調查團」,而美國只有在國府對復元方案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據時,「才會考慮」提供援助.另外,魏德邁在陳述援助之可能後果外,也要陳述「不援助之可能後果」,這是草擬指令中所沒有的,也為其後魏德邁考察報告之遭受擱置預留伏筆. 對於調查團人員的挑選,魏德邁在與指令相關的執行細節中表示要有一位來自遠東司的代表,但他強調「不要一個對國民政府或共黨存有堅定的支持或反對立場的人.」36 對於魏德邁此一「遠東司內有人親共」的影射,范宣德相當不滿.在呈給馬歇爾以及羅威特的備忘錄中,范宣德表示:「遠東司沒有親共的人.絕大多數遠東司的官員對於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之缺失有切乎事實的認識,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37而在南京〔國民政府在三十五年 (1946) 五月五日自重慶還都南京〕,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則是在中央通訊社向使館求證時始獲知魏德邁將率團赴華的消息.司徒雷登在十二日接獲馬歇爾七月十一日的電報,告知調查團即將立刻啟程,命其將此一訊息儘快通知蔣介石.38 司徒雷登在七月十六日致送馬歇爾的電報中,對於魏德邁調查團來華消息在新聞發布之前,未能事先知會使館,致造成其本人及幕僚之尷尬,深表遺憾.39 馬歇爾隨即於同日覆電錶示因消息走漏而被迫提前發布.馬氏並向司徒雷登保證:「魏德邁調查團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40 這一句話才是馬歇爾的真心話,也點出了馬氏派遣調查團的真正目的.魏德邁調查團一行共十一人於七月二十二日飛抵南京.41 在機場迎接者除司徒雷登大使外,尚有國府文官長吳鼎昌,外交部次長劉師舜等.42 在其發表之抵華聲明中,魏德邁表示:余之任務主要系在調查實況,而由專家小組如經濟,財政,工程與政治等人員,助余進行,吾人特別注意者,為研究及考察中國政府在復員時所取種種措施之功效……吾人並非根據吾人所希望者為真實之事實,而系根據客觀徹底之考察,而斷定為真實之事實.……余將竭盡所能執行杜魯門總統給與余之使命,調查與政治,經濟及軍事局勢有關之良好或惡劣之事實,將其互相連貫,予以評價,而在余之任務完成時,將此種工作所獲之結果,貢獻與美國總統.43蔣介石以及其他國府高層官員對於魏德邁之來華在起初顯然是抱著很高的期望,認為是象徵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契機,隨之而來的將是大量的軍經援助.44 隨著調查團考察行動的展開,這份期望很快就轉變成失望與不滿.蔣介石首先感到不快的是調查團將甫自日本殖民統治下解脫的韓國包括在行程之內,與中國相提並論,對中國的尊嚴及主權是嚴重的羞辱;其次,美國政府在宣布派團來華之時,未與其事先磋商對其本人是極為不敬.45Eng (翻譯官),M/Sergeant Alvin Garbs (傳令員),S/Sergeant Albert J. Gasdor (速記員),Lt. Colonel C. E. Hutchin, Jr. (執行官),Mr. David Ross Jenkins (財政顧問),Mr. Philip D. Sprouse (政治顧問,遠東司代表),Rear Admiral Carl A. Trexel (工程顧問),Mr. Melville H. Walker (經濟顧問) 以及Mr. Mark Watson (新聞顧問) 見RUS, 1947, Vol. VII, 642-645. F蔣介石於七月二十三日接見魏德邁時,以「魏氏來華竟未攜有美總統之介紹函,頗引以為異.」而蔣更深覺美國輿論對中國懷有敵意,在二十四日之日記中有如下之記載:「尤可痛者,美國輿論不僅以中國與韓國並論,而且其對待中國之態度,尚遠不如對待其仇敵之日本.」見秦孝儀 國民黨最後的美國諍友—— 魏德邁將軍與中美關係 363對魏德邁而言,這種失望與不滿的感覺是相互的.魏德邁發覺自從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初離開後,在過去的十五個月間,中國的政治及軍事情況非但毫無改善,反而日趨惡化.大使館一等秘書魯登 (Raymond P. Ludden) 在七月二十三日向魏德邁提出的備忘錄中指出:不幸的是在過去二十年間,國民政府只會以武力對付政治反對勢力.目前政府除苦於嚴重軍事挫敗以及過度通貨膨脹之外,正在失去所有人的信賴……要想把作為中國一股主要力量的共產黨人除去將非常困難,即使政府能獲得大量軍經外來援助……很顯然的蔣介石堅信中國共產黨問題可以單憑武力解決而不必同時進行社會及經濟改革的看法始終未變.……他目前所採行的途徑正是刺激共產主義的快速發展,美國對此一情況不能再坐視不管.46同日,蔣介石的侍從武官兼總長辦公室副主任蔡文治將軍告訴調查團政治顧問石博思 (Sprouse) :國軍的主要弱點是士氣低落,逃亡者眾.共黨士氣優良.但是,國軍如果能吃得飽,獲得好的薪餉及裝備,士氣會一樣的好.政府唯一的希望是美國提供軍經援助.缺少此一援助,政府將很快崩潰,共黨會很快控制全中國.47就在同一天,國民政府委員蔣夢麟在寓所中也告訴往訪的石博思:「沒有美國的援助無法挽救國民政府.」蔣氏更明白指出「中國最大的腐敗存在於軍事指揮官之中,所有在東北的將領都預期潰敗,都打算趁機能撈就撈.」48曾告訴他:「在這個時期中國沒有什麼希望,但大約在五十年之內中國會崛起成為一個強大而安定的國家.」而在二十三日的談話中,蔣氏則表示:「這樣的崛起其結果可好可壞,無人能確實地預測.」見本注,670在如此悲觀的氣氛中,調查團於二十六日自南京前往上海,正式展開考察活動.49 魏德邁於二十八日返回南京.二十九日,在其抵華後呈給馬歇爾之第一封電文中,報告了他的初步觀感:調查團不幸地已被一般中國人視為解決中國所有苦難的萬靈丹.我們被寄望在一夜之間解決此一情勢錯綜複雜之地區所有重大而存在已久的問題. 我覺得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在精神上已經破產.他們不明白為何而死或做任何犧牲.他們對軍政領導階層已失去信心,預期全面崩潰.那些居上位的的貪腐之輩則試圖在崩潰之前競相撈取.50當晚,在外交部與石博思的長談中,葉公超次長也坦白地說出了他的看法:雖然蔣〔主席〕犯了很多過錯,無人能取代之……他必須做些有益人民福祉的事,必須進行改革,使政府獲得人民的支持……上校以上階級的軍官有百分之九十應予淘汰,軍隊應該重整並給予適當的訓練.軍隊指揮官的貪贓枉法已使軍隊成為無效率的機器,使士氣低落.現在國軍在素質上已不如共黨軍隊.如果有一個良好而值得他們支持的政府,有很多與共產黨人合作的中國人可能就會離開.蔣仍然堅信他可以靠武力對付共產黨人,卻不明了對付共黨唯一有用的方法就是有一個誠實而有效率的政府.51在以後三個星期中,調查團又先後前往北平,天津,漢口,瀋陽,撫順,青島,濟南,台灣,廣州等地考察.所到之處,與當地人士訪談的結果令魏德邁相當震驚.52 其中以東北及台灣的情形最為嚴重.在東北,魏德邁認為從軍事觀點來看,當地情況已非國民黨人所能掌控.在八月八日呈送馬歇爾的電報中,魏德邁指出:國軍犯下劫掠罪行,他們經常傲慢無理,以征服者而非負有保護東北人民使命之中國軍隊的姿態出現.東北人民準備接受共產黨的嚴苛對待,但是他們希望從國民政府的官員及軍隊那裡得到友善的合作.53 魏德邁對於蔣介石派往東北接收之將領的表現相當不滿,對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及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二人之印象尤其惡劣.54 八月六日,魏氏在離開瀋陽之前與適才抵達的參謀總長陳誠會面,建議後者轉請蔣介石將熊式輝及其總部人員全數撤除,另擇廉潔能幹之將領統率東北所有國軍.55調查團八月十一日抵達台北考察,距「二二八事件」發生不到半年.在台灣,魏德邁發現了與東北相當類似的情景.在十七日致送給馬歇爾的電報中,魏德邁指出:前行政長官陳儀的統治造成〔台灣〕人民與中央政府的疏離……中央政府失去了一個向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示其具有提供廉能政府能力的良機……〔台灣〕人民真誠熱切的期待自日本人的束縛中獲得解脫.但是,陳儀及其黨羽卻毫不留情地將其腐化貪婪的統治強加之於這群快樂而順從的人民.軍隊以征服者自居,秘密警察肆意威嚇〔百姓〕以協助中央政府官員的剝削……56八月十九日,魏德邁完成在中國的考察行程.當天,蔣介石與其長談六小時,就政治,軍事,黨務等有關問題廣泛交換意見,但未觸及美國之世界與遠東政策或中美具體合作辦法.蔣對此似有不滿,在日記中有如下之記載:「對美國之無政策.深為世界前途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不自強,何能為人所重,故除自強雪恥,努力奮勉之外,別無他途也 (秦孝儀,1978, 6: 548-549).」很顯然的,魏德邁對於此次來華考察的發現也相當失望.在他與蔣介石相處的經驗中,從未像現在這樣,對蔣的領導能力幾近於完全失去信心.正如他離華前夕寫給當時在美國的麥克羅將軍的信中所說:「他〔蔣〕向我保證他是真心要幫助他的人民以及消除腐敗.他要不是一個玩弄權謀者,就是他無力進行現在有急迫需要的改革 (Stueck, 1984: 43).」但是魏德邁也知道,在當時蔣介石是唯一可以領導國民黨擊敗共產主義的人.他希望蔣介石能真正了解改革已刻不容緩,在後者邁上改革之路時,出一分推動的助力,也讓他更能說服美國提供援助.因此,當蔣介石邀請他在國府委員會及各部會首長聯席會議演說時,他雖考慮再三仍勉強答應 (Wedemeyer, 1958: 387-388).八月二十二日,面對六十多位包括蔣介石本人及宋美齡等在內的國府高級官員,魏德邁,以一個諍友的身份,坦白地說出了他考察的觀感.他抨擊政府之軍事措施以及國府軍政官員之腐敗無能.魏德邁並指出共黨問題非一時僅賴武力所能解決,政府必須立即從事政經改革,以獲取人民之支持.當時在座的國民黨元老,考試院長戴季陶聆聽之餘,感觸甚深,竟至泣下.57 可惜,蔣介石以及大多數之國民黨領導階層似乎聽不進魏德邁的肺腑之言.他們認為魏氏對國府之批評「其中因受共黨及其外圍份子宣傳之影響,頗有曲解及誤解者 (秦孝魏德邁原擬於八月二十三日晚間在司徒雷登大使官邸設宴答謝蔣介石,宋美齡及行政院長張群夫婦.但在當天下午蔣介石託辭身體不適,無法赴宴,魏德邁乃取消此一宴會.蔣介石對魏德邁坦率批評之不悅,由此可見.而張群則對魏氏因蔣介石無法出席即取消宴會亦極表不滿.58八月二十四日上午,魏德邁及其幕僚飛東京轉往韓國考察.在行前發表的離華聲明中,魏氏更明確而直接地指出:余今日見中國各地多有冷漠無情與麻木不仁之現象,對眼前之問題不求解決,而以相當之時間與精力擲於譴責外來之影響,或覓取外來之協助,多數能幹愛國之中國人士,原應滿懷希望與決心者,反陷於可鄙之失敗主義,言之誠屬令人喪氣.中國雖經多年戰爭及革命之阻撓及削弱,現仍擁有其本身所需之大部分物質資源,復興有待於睿智之領導與道德及精神之再生,而此僅能求諸中國內部. 同等重要者,目前中央政府能裁除在政府組織內,尤其省縣機構內,擔任職位之顢頇或貪污官員,而獲得並保持大多數中國人民一致及熱忱之支持……為重獲得並保持人民之信任計,中央政府須立即實施大刀闊斧而範圍廣大之政治及經濟改革,純作諾言,將無濟於事,亟需見諸實行.一般所應接受者,即軍事力量本身將不能消滅共產主義.59如所預期的,魏德邁的離華聲明在國民黨內立刻引起了極大的反彈.首先,在魏德邁離華後次日晚上,蔣介石召喚司徒雷登之私人秘書傅涇波 (Phillip Fugh) 至官邸,詳詢調查團來華之背景,並對既有大使駐華又派遣此一未經過邀請之調查團表示不解.蔣介石顯然關心美國是否有意逼他退隱或以其他方式令其去職.60八月二十六日,外交部長王世傑在行政院會議之報告中,詳述魏德邁聲明中之各項錯誤.王氏認為:經濟復甦緩慢是由於抗戰帶來的紛亂失序以及國軍未能在日本投降後收復整個東北所造成的結果;國民政府在與共產黨人鬥爭時並非只追求軍事的解決;而在清除公務員貪污的工作上亦已獲得若干進展.61八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長文,強調中國的問題不能用西方的政治及經濟的尺度來衡量.他更進一步批評「那些只不過訪問少數幾個城市,即對當今政府之缺失擅下結論的外國人 (Stueck, 1984: 47).」九月份,國府高層對魏德邁的批評愈趨明顯.九月二日,行政院長張群在接受美聯社獨家專訪時表示:中國政府的內政或外交政策不會因為魏德邁調查團而有所改變.他說:「有很多事情魏德邁不知道.」張群並指出:魏德邁來華訪問時,他曾數度與其見面,但魏德邁從未與其進行任何嚴肅的談話.張群抱怨說:「比較起來,政府之外的人比政府內部的人更受到魏德邁將軍的重視.」張群並且強調:魏德邁在離華聲明中建議的改革事項,有很多在他來華之前已經實行了.可能魏德邁將軍認為他離開中國並不太久,對中國仍很了解.62 當時即將赴美出席聯合國大會的王世傑在九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中美關係因魏德邁訪華後所作之公開聲明,顯然日趨惡化 (王世傑,1990, 122).」九月十六日,國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長孫科接受合眾社記者訪問時表示:除非美國立刻給予大量援助,否則中國將會與蘇聯合作.孫科宣稱:魏德邁的「不夠技巧的」批評已令許多中國人不滿,因此使轉向莫斯科的工作變得單純.63 司徒雷登在九月二十日呈給馬歇爾的報告中也指出「甚至有國府高層官員向他表示,可能會請求蘇聯駐華大使調停國共內戰.」64很顯然的,國民黨高層對魏德邁的批評惱羞成怒.值得注意的是當初力勸魏德邁接受蔣介石演說邀約的司徒雷登,在給馬歇爾的電文中也隱約指出魏德邁對國府之缺失「過於坦白的」批評有傷國民黨人的「顏面」.而他們也擔心這些出自一位總統特使口中的言辭會激勵共產黨人,鼓勵無黨派人士反對政府,同時也會造成金融市場的騷動.因此,司徒雷登認為魏德邁對國府高層官員的談話以及離華前發表的聲明對國府來說「無疑是一個粗魯無禮的震驚.」65事實上,蔣介石未嘗不知道魏德邁對國民黨高層的談話以及在離華聲明中的批評皆是實情.單就軍人而論,抗戰結束未久,軍紀敗壞將領腐化的情形就已普遍存在.蔣介石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及三十五年四月三日兩次對國軍高級將領的談話中,就痛切指出:各部隊經過此次長期抗戰之後,軍隊風紀的敗壞幾乎成了普遍的現象,以後剿匪的工作,其艱鉅困難不亞於抗戰,我們高級將領如果不極力振作,以新的精神和決心來振刷部隊的風紀,提高部隊的朝氣,就沒有不失敗的!但是我聽到現在還有許多高級將領,沈溺於賭博,動輒輸贏幾十萬,這是最可痛心的一件事,這些人我今天不必一一指出,你們自己應該明白.現在反動派到處宣傳,說我們士兵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下級軍官也很健全,惟有我們一般高級將領人人都是腐敗墮落,而且階級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動愈腐化,狂嫖濫賭,走私經商,吃部下的空額.不僅反動派如此說法,就是一般外國朋友也是如此看法.這不能怪人家輕視我們,而必須反省我們本身有沒有這種缺點.我可以說,我們高級將領雖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經腐敗墮落了.(蔣總統思想言論編輯委員會,1966, 19: 23, 68-69)他在以後多次對國民黨員的訓話中,一再提出同樣的指責.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四日在「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的開訓講話中,他就明白指出:自抗戰勝利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已經一落千丈,我們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而且因為本黨自身在人事上缺乏健全的考核制度,凡是刻苦耐勞富於革命精神的同志,不僅沒有識拔出來,反而要受人妒忌,工作上遭到阻礙,這樣一來,一般同志工作的情緒,自然更加低落,而整個黨務,也就更加因循泄沓了.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的,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蔣總統思想言論編輯委員會,1966, 19: 23, 291)三十八年十月,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國民黨政府播遷台灣.蔣介石在十月十六日「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開訓講話中再度指出:「自從抗戰末期到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內部所表現的貪污腐敗的內容和實情,真是光怪陸離,簡直令人不能想像 (蔣總統思想言論編輯委員會,1966, 19: 397).」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所在地陽明山莊所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中又再三提醒國民黨人:近年我國黨政軍各階層中普遍流行的現象,是虛偽,欺騙,因循,苟且.說了話不能實行,下了令不能貫徹.循至於紀律廢弛,組織散漫,風氣頹喪,官常敗壞,外國人譏諷我們政府「貪污無能」,都是由於這種虛偽積習所發生的結果.(蔣總統思想言論編輯委員會,1966, 20: 10)由蔣介石這些講話可以得知,他對國民黨政府內部這些弊病相當清楚.但是除了他本人之外,其身邊部屬幕僚,即使能看出問題之所在,又有幾人敢坦率直言 在台灣的幾十年間,在國民黨的改造聲中,蔣介石曾在無數次的講話訓詞中一再重複這些責備,但已流於形式,不具有任何激勵改革的實質意義了.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離開南京的魏德邁調查團在東京短暫停留之後,於二十六日下午飛抵漢城.魏德邁在韓國進行為時一周之考察活動,於九月三日離開漢城至東京.同日,魏德邁得知司徒雷登於八月二十六日致馬歇爾電文之內容.魏氏對司徒雷登當初力勸其接受蔣介石之講話邀約,而今卻暗指其發言不當之作法深感不滿.魏德邁立即致電司徒雷登表示不滿,並對蔣介石及其他國府高層官員之反應深感遺憾.魏氏指出:「我衷心覺得我之工作系以美國及多數中國人之最佳利益為念.」66 魏德邁最後深感遺憾地表示:戰時我在中國竭盡心力.而在過去兩年間我在美國也以演講及寫信方式盡我所能地幫助中國,如果蔣介石或任何愛國明理的中國人對我的動機及作為作不利的解釋,令我感到悲傷與失望.67司徒雷登雖於九月十二日致電委婉解釋,但魏德邁對其言行不一之作法始終難以釋懷.68魏德邁調查團離開東京後轉赴夏威夷,在檀香山停留九天,積極擬就考察報告.魏德邁於九月十八日返回華府,次日即向杜魯門提出書面報告.這份冗長的報告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論從國際局勢的觀點陳述中國的現況;第二部分則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軍事各層面分析中國在戰後所面臨的問題;第三部分從同樣的層面分析韓國的現況及問題;第四部分為結論;第五部分為建議.在概論中,報告指出:儘管人們在中國所見到的全是腐敗與無能,可以確定的是大多數人民對共產黨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並無好感.有些人為了對警察的高壓措施,腐敗的作法以及國府官員的施政不當表達憤怒的抗議而與共黨合作.有些人則因對現今的中國領導階層完全不抱希望,在絕望中而變成共產黨人.69對於蘇聯在遠東的圖謀,報告亦指出:美國在雅爾達會議中同意俄人重入東北,而後來又拒絕對國府提供援助,間接地幫助了蘇聯在遠東的計畫……東北情況已惡化到必須立刻採取行動以阻止該地區成為蘇聯的附屬.中共可能即將獲得對東北的軍事控制並宣布成立政府.70報告亦不忘提醒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雖然日本人提出愈來愈有利的投降條件,中國仍選擇堅守同盟陣營.如果中國接受投降的條件,大約有一百萬日軍可以被用來對抗太平洋地區的美軍.」71 在政治層面,報告預測共黨最後可能統治中國:雖然中國人民一致期望不計任何代價求得和平,照目前情況來看,此一願望似難實現.一邊是國民黨,其保守的領導階層,鎮壓及腐敗已使大眾對政府失去信心.另一邊則是在意識形態上服從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其公認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建立一個共黨政府……溫和派則處於國民黨的失政與鎮壓和共黨殘酷極權主義的夾縫中.少數黨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與眾多追隨者.由於國民政府的鎮壓,無論是溫和派,其中很多是在國民黨內,或是少數黨皆無法發揮他們的影響力……目前的趨勢是國民政府的控制逐漸崩潰,而最後可能出現一個共黨統治的中國.72在經濟層面,報告所呈現的遠景也極不樂觀:由於內戰及通貨膨脹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在解體中.目前趨勢最可能的結果是不會立刻崩潰,但持續而緩慢的麻痹將會造成國民政府威信與權力的衰退.過去十年的戰爭造成運輸通信設備,礦藏,公用事業及工業的嚴重損壞.雖有若干令人讚賞的努力與大量的經援,但其整體的能力尚不及戰前的一半.由於運輸設備的中斷以及失去了大部分的華北及東北,這些富庶地區的重要資源已無法再支援經濟的復原……國民政府在經濟上最迫切需要的是降低軍事預算.73在社會文化層面,報告認為公眾教育已成為戰爭以及社經崩解的一個主要受害者:教室,課本以及其它設備多已損毀,而目前已無力作較多數量的添購.教師,就像其他公務人員,發現他們一個月的薪水已貶值到只夠幾天的米錢.從提供全國嚴重文盲問題解決之道的小學到培養國家專業,技術人員與行政人才的大學,整個教育體系皆是如此.而大學也遭受另外一個同樣嚴重的打擊—傳統學術自由的箝制.參加示威抗議的學生遭受國府情治人員嚴厲有時甚至殘暴的懲罰……教職員經常在並非不能勝任的情況下被免職或解僱,顯然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觀點與政府官員不合.同樣的,刊物經常未經指控即被以「軍事安全理由」關閉,在更換新的經理人員後,才能重新營業.74在軍事情勢方面,報告指出國軍已漸居劣勢:在過去數月間,國民政府的整體軍事情勢在惡化中,而目前的狀況對中共的軍隊有利.雖然國軍在力量上占優勢,但戰術的先制卻是操控在共軍手中.共軍為達成摧毀其所擇定之據點或地區的任務而採用的打跑戰術 (hit and run),使他們比國軍享有決定性的優勢,因為後者必須防衛包括通訊連接線在內的許多重要地區.為實質改善目前的軍事狀況,國軍必須先穩住前線,再重獲先制.此外,由於政府使用了全國預算的大約百分之七十以支持內戰,為舒緩此一情況所採取的措施,顯然必須朝向提升軍隊效率,並伴隨社會,政治及經濟改革計畫,包括減少軍隊編制的數量……中國目前的工業潛力不足以有效地維持軍隊.國軍在目前狀況下無法順利應付內戰或履行其國際社會一分子之責任.因此任何作戰行動計畫若期望能夠成功,在進行之前必須先有軍火 (彈藥最迫切需要) 以及技術援助形式的外援.美國提供軍援給國民政府,可能會促使蘇聯公開或暗中提供相同的援助給中共……如此將造成一個類似一九三五年在西班牙的意識形態衝突的競技場.如果此種在歐洲及中東地區出現的類似狀況也在此一地區發生,可能隨時會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75在結論中,報告指出:大多數的中國人〔及韓國人〕對共產主義並無好感,他們也不關心意識形態.他們渴望的是食物,遮風避雨的地方以及平安度日的機會.76 在第五部分中有關中國者,報告具體建議:(一) 知會中國,美國願繼續援助中國,以保障其領土完整及加速復原;(二) 中國應有效使用其本身資源以執行經濟復興計畫.並採行健全之財政政策,以減少預算赤字;(三) 中國政府能持續證明其已進行具迫切必要性之政治及軍事改革;(四) 中國接受美國軍事及經濟顧問,以有效使用美援.77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東北問題,魏德邁在報告中建議中國要求聯合國立即採取行動以中止在東北的敵對行為,並要求將東北由中,蘇,美,英,法五國共同監護,或依聯合國憲章託管.78 此一部分,魏德邁認為系其報告中之「最重要之成分」,但馬歇爾卻認為此一建議不僅不切實際,而且「此一建議,當時若予公布,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意指國府無力統治其領土,對中國人的感受是極為無禮的.」79 馬歇爾要求魏德邁將其報告中此一部分刪除,但遭後者婉拒.馬歇爾乃決定將報告壓制,不予公布並列為最高機密.80正如一位著名的中美關係史學者所寫的:壓制魏德邁報告是〔杜魯門〕政府一項最無必要也最不幸的行為.如果報告得以公布,其所引發的公開辯論可以澄清許多基本問題.如果〔美國〕大眾顯示無意承擔一項積極對華政策之花費以及最後介入中國內戰的風險,政府的消極政策便可得到某種背書.如果政府輸了這場辯論,則採行新的對華政策猶為未晚……不管怎樣,政府均不至於〔後來〕在遭受對國會及美國民眾隱瞞重要訊息的指控時而無法辯解.……魏德邁關於東北建議之揭露,其對中美關係之傷害應不會大過雅爾達密約或馬歇爾本人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所發表的離華聲明.對於國民政府的感受突然表現過度的熱切,〔杜魯門〕政府犯了一個可以避免的錯誤.(Tsou, 1963: 460-461)魏德邁本人對其報告的被壓制,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他在回憶錄中指出:調查報告的結論及建議部分,在用字遣詞上皆很慎重,就是為了避免引起不快.而幾乎所有構想皆在極融洽氣氛中事先與蔣介石商量過.因此我確信調查報告的公布,不會讓美國政府或中國人難堪.如果我錯了,那麼在一九四九年的對華關係白皮書中公布了我的報告,則似乎是嚴重的外交錯誤.(Wedemeyer, 1958: 398)他更進一步表示:當我在報告遭到壓制之後又重回軍旅,我也許已經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也是對國家的未能盡責.如果我當時辭職並說出我心中想法,也許我能讓美國大眾了解真相,因而使中國免於共產黨人的征服,使後來殘酷而徒勞無功的韓戰得以避免.但對馬歇爾將軍的尊敬與情誼,使我很難放棄軍旅生涯,以便在政策上向他挑戰.(Wedemeyer, 1958: 402)對魏德邁個人來說,調查報告的遭受壓制,正式宣告了魏德邁與馬歇爾兩人之間長官部屬關係以及私人情誼的終結,也使他在軍旅生涯中終於無法再上層樓. 儀,1978, 6: 550).」伍,對國府之支持始終如一在其報告遭到壓制之後,魏德邁立即歸建軍中,先後擔任過陸軍計畫及作戰署長 (1947-48),陸軍副參謀長 (1948,主管計畫及作戰),陸軍第六軍軍長 (1949-51).魏德邁於一九五一年以中將軍階自陸軍退役,正值五十四歲壯年.81 職務雖屢有更動,但魏德邁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支持則始終未變.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距其提出考察報告不到一個月,魏德邁發表談話,籲請美國當局繼續支持蔣介石領導之國民政府,並認為:「非立即給予中國以軍事物資及道義上的支持,實不足以阻止共產主義之滋蔓.」(秦孝,1978, 6: 569-570)兩個月後,魏氏在參院撥款委員會作證時,再度力主緊急援助國府.他說:我認為蔣主席是中國合理的領袖,美國應該將其可能予中國的援助,和中國可以有效方式利用美援的能力,予以相稱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他始終如一的反對共產黨,在太平洋戰爭的最高潮,蔣主席可以在極有利的條件下,與日媾和.因之,日本可調出一百五十萬人,與美軍作戰.蔣主席決定忠於他的盟國,他是一極可欽佩的人物,美國應當速予中國以軍事,經濟援助.(秦孝儀,1978, 6: 529)一九四八年中,國軍剿共情勢日趨不利,亟需美國軍經援助.六月初,參眾兩院討論援華法案,馬歇爾及陸軍部長羅耶爾 (Kenneth C. Royall) 等人皆認為美國援華,不獨消耗金錢,反而有損美國之國際威信.魏德邁則力陳:「中國所處地位在對蘇軍略上重要,美國既抱抵制共黨蔓延政策,何以輕視亞洲情勢,不予援助.」最後,援華法案經兩院協商後於六月二十日通過,援華總額為四億美元,其中包括軍援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82根據聯勤總部派往美國之楊繼曾署長之報告:馬歇爾將軍對中國成見甚深,彼歷來不主張援助中國,認為中國已不堪救藥,終將淪於共黨之手,援助不成,必至喪失美國體面,此次國會撥款之討論,又予以阻撓之機會……幸魏德邁將軍之答覆,認為時機雖屬已晚,但尚可發生有用之效力,否則,此項援助幾將全部取消.(秦孝儀,1978, 7: 101)由此可見,若無魏德邁之仗義執言,此一援華法案似難在國會通過.雖然軍援部分之首批軍械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始運送來華,對遏阻共黨攻勢已經太晚,但魏氏之義助仍足感人.三十八年 (1949)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府播遷台灣,蔣介石於次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復行視事.一九五一年九月中,魏德邁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專訪時表示:「我認為蔣介石目前是中國人理所當然的領袖,我們美國人必須與其合作.」("Interview," 1951: 39) 他始終認為未能在精神上支持蔣介石,是美國戰後在遠東所犯的一項根本錯誤.他說:如果我們在一九四六年明確聲明蔣介石是戰爭期間一位忠實而有力的盟友,美國決心繼續給予支持,協助其帶領中國走出動亂並自八年戰爭所造成的經濟崩潰中復原,共產主義可能不會得手……我也深信,如果［我們］能及時給予選擇性的精神,經濟及軍事援助並加以監督,蔣介石應可阻止共產黨人在亞洲的擴張.("Interview," 1951: 41-42)三十多年之後,他在接受一位也是西點軍校畢業生的歷史學者的訪問時,仍然認為共產黨人的接管中國並非「不可避免」(Eiler, 1983: 46).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九年建交之後,中共曾多次邀請魏德邁夫婦訪問大陸,均遭其婉拒.正如他在一九八三年二月初寫給一位中間傳話人的信中所說的:我始終堅信真正的和平,繁榮與快樂只有在一個基本人權受到尊重,個人在充分自由的環境中得以自行發展並表達其天賦才智與期望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許多年來,尤其是我在戰時及戰後在遠東服務的那段期間,我一直鼓勵中國人依據這些原則追尋他們的命運.……現有的證據充分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恰好是奠基於對這些價值的否定上. 到中國大陸訪問,即使是拜訪老友,將必然會被解釋成贊同或至少是默認—中國的現況.因此很遺憾地,我要讓你知道,如果此時接獲邀請,我們將不得不予婉拒.我們熱切期盼中國大陸已有改變的確實證據,使我們在有生之年,得以心安理得地再次重返那具有可敬人民與美好土地的偉大國度.(Eiler, 1987: 221-222)可惜,他的此一願望未能實現.當他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九十二歲高齡逝世於維吉尼亞州貝爾沃堡市 (Fort Belvoir) 時,魏德邁終未能再踏上那片他曾貢獻過心力,睽別四十多年的土地.83陸,結論在二次大戰期間嶄露頭角的美軍將領中,魏德邁是一個學養人品俱優的人;而在所有曾在中國戰區服役過的美軍將領中,他也真正具有中國人敦厚,謙遜以及重情義的特質.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之前,魏德邁即以其參謀長才獲得馬歇爾的賞識與拔擢;可惜後來也因其在對華政策理念上與馬氏背道而馳,兩人關係漸行漸遠,進而遭受排斥,使他在美國陸軍中的升遷無法更上層樓.一九四四年十月,羅斯福應蔣介石之請,將史迪威召回,同時派遣魏德邁來華,接替史氏所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指揮官職務.在華期間,魏德邁因其個性謙和圓潤,與蔣介石及國民黨軍政高層皆能相處融洽,尤受蔣氏之信任與敬重,使抗戰後期因史迪威事件而瀕於惡化的中美戰時合作關係得以舒緩.在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魏德邁除改善國軍膳食,建立後勤補給制度之外,並建議消除奢靡風氣,改變國人行車習慣,頗收移風易俗之功效.在對中國抗戰曾貢獻過心力的美軍將領中,他與陳納德二人最令中國人懷念.陳納德因率飛虎隊來華助戰,並娶國人陳香梅為妻,極受蔣介石及宋美齡之寵信;但未見其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缺點有所指陳.真正能以同情,諒解與包容的態度對待蔣介石及其政府並積極代為爭取美國政府援助,同時又肯直言不諱,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處的只有魏德邁一人而已.可惜,魏氏的坦誠諫言有時並未得到國民黨政府高層的善意回應,反而遭受誤解與無謂的攻訐. 在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的中美關係發展中,雖也有若干積極支持蔣介石及其政府的人,如所謂「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中的眾議員周以德 (Walter H. Judd) 以及參議員諾蘭 (William F. Knowland) 等人;但這些支持者對國民黨政府的弊端缺失未必真正了解;或即使曾有所聞,但在冷戰「反共第一」的前提下,也未忍多加苛責. 在抗戰期間及其後的中美關係史中,對蔣介石的個性,領導風格,以及國民黨政府的弊端缺失有深刻體認,敢於批評並提供改革建言,而猶能終其一生未改變其支持立場者,魏德邁是唯一,也是最後的一人.對於這樣一位真正的朋友,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是有所虧欠的.在杜魯門任內曾任國務卿的伯恩斯在其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他對國共內戰的感想:「像中國這樣一個如此人力充沛物產富饒的國家,卻因鬩牆而分裂,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悲劇 (Byrnes, 1947: 226).」在這場國共生死搏鬥的大悲劇中,魏德邁的確曾真心誠意地想為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存續盡一分心力.可惜,戰後東亞局勢的演變,國民黨政府內部長久以來存在的許多問題以及杜魯門,馬歇爾二人對蔣介石及其政權的厭惡,這些主客觀因素匯聚成為一股非魏德邁個人力量所能抗拒的歷史洪流.在大陸蔣介石及其政權是被這股洪流所淹沒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最後之失敗固然是蔣介石個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劇;對魏德邁而言,也是其一生中極大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