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出警惕極權回歸的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被停課到重慶大學副教授唐雲遭學生揭發被撤銷資格，代表了社會對習禁評的看法。最近遭到處罰的還有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前講師柴曉明。3月21日，他被南京市國安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監視居住。只是不知大刀砍到自己頭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砍到別人頭上，是否會反思。
列寧全集的翻譯家王實味為何被砍了頭
鐵血真歷史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興縣。一名被押綁的中年知識分子被武裝人員押送到破廟後的僻靜處，大刀掄起，刀起頭落，鮮血狂噴。之後，屍首被扔進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蓋，從此消失。被殺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經不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卻開啟了一幕悲劇，一幕本世紀下半葉知識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劇。人們以為文革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卻認為，那僅僅是高潮，一切早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那位被殺戮的書生，是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實味。
  一九二五年，王實味考入北京大學。“五四”運動之後的北京大學，宛如百川歸大海，有容乃大。與王實味同班的同學裡，有一位也是將在本世紀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風。一九二六年，王實味在北大四齋創作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並向《現代評論》投稿。主編陳西瀅讀完之後，大加讚賞，破例開出三十元的稿費。在自敘傳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與怒濤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華。王實味以稿費維持生活，後來實在無法繼續學業，不得不半途休學。此後，他開始大量翻譯外國文學名著。數年間，他一共翻譯了上百萬字，如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哈代的《還鄉記》、都德的《薩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譯文別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熱與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實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燈塔與明燈”。他投入到馬列著作的翻譯與研究之中，四年內譯出兩百萬字的著作，如《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和利潤》、兩卷半《列寧選集》。由於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
  隨著對經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對延安現實的全面觀察，王實味發現了一個歷史的悖論：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而達到目的？在這樣的思路下，尖銳的對立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否必須以犧牲個體的精神自由為代價？民族的解放、社會的整合是否能與人的解放、國民性的改造統一起來？龍種是何以變成跳蚤的？
  理論家的悲劇緣於理論的尖銳和實踐的固執。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開始。這實際上是十五年之後那場規模更大的“陽謀”的預演。二月十七日，王實味在《穀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著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他承續了魯迅“改造靈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貴的一面“常與黑暗勢力抗戰，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見到了深淵，他毫不留情地批評“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批評“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是“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
  醫生遇到了諱疾忌醫的病人，“真”與“假”的命題被強權置換了。在延安，王實味大概是研讀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但是，當眾多不讀馬列的“真馬列主義者”把他當作“異端”之後，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馬列主義者”。假如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連苦笑也笑不出來吧？正如魯迅所說：“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樣感嘆。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偉大的人物化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大時，他已經變為傀儡了。”
  “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批判一開始，王實味沒有低頭認錯。自東漢以來，河南人就頗有“強項”之氣。身為河南人的王實味又稟賦了北大的抗爭精神，喊出了“絕對民主”的口號。他說，作為人格獨立的知識著“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對經典理論的爬梳與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使他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
  正如卡夫卡所說，太陽的光芒時常會被烏鴉的翅膀所掩蓋。撲面而來的是對王實味暴風驟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壓力下，王實味被迫檢討自己錯誤的根源在於“有濃厚的虛無主義傾向”，“小資產階級病態的憂鬱性”和“極端頑強的自以為是”，並說自己“神經確實有些異狀”。然而，隨著毛澤東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質很快發生改變，由“思想錯誤”變成“敵我問題”。與王實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陳傳綱、王汝琪夫婦和潘芳、宗諍夫婦也被牽連進來。一個“反黨五人集團”產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實味被關押，受到殘酷的“逼供信”的審訊。一九四六年，康生親自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奸細分子”的結論。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軍隊占領延安。在撤離過程中，保衛部門認為王始終是禍害，因此“根據王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後，我們於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
  一顆“對於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著懷有無上悲憫”的心靈停止了跳動。這不僅僅是一顆心靈停止跳動。我把王實味的被殺看作“前文革時代”的開始。因為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處決”的命運。
  一九零三年“蘇報案”，清廷暴怒，欲凌遲處死章炳麟、鄒容。但租界當局堅持依法處理“國是犯”，判決極為輕微。由此給這個“思想獄”的大帝國帶來一線生機。“蘇報案”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十六年之後，思想狂飆得以突進。中國邁出走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在失控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真空裡，言論與思想的自由在某種制度上得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均有賴於此自由之風。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風”。此前，有蘇區“肅反”、“AB團”等一系列事件，所殺者亦不計其數。相比之下，王實味僅僅是一介書生、一個純粹的思想者。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而是馬列思想內部的“修正派”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者。他連“國是犯”的資格都不夠，至多算個“黨是犯”——而且僅僅是思想、理論意義上的。對這樣的一名知識人“秘密處死”，使崇高的理論吞噬了理論的崇高。鮮血流淌，人頭落下，祭品擺上，祭禮開始。一旦殺戮被賦予正義性，那麼茹毛飲血的狂歡就將在“最現代”的情境中展開。
  思想的出格導致生命的終結，對思想者的屠殺則導致整個民族患上了靈魂的“敗血症”。理性的謀殺在線性進化的歷史觀中得到了開脫。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在此後的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裡，“思想”將不再成為“可能”。
  王實味與胡風、路翎一樣，與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是詩人，是軟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熱情的、悲憫的、憂鬱的詩人。詩人註定了要被“歷史”所謀殺。詩人是純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詩人是阿波羅，趕著馬車奔跑；在革命之後，詩人立刻被扔下馬車、五馬分屍。我想起加繆的預言——“革命首先企圖實現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後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實味，這個貧困的農民的兒子，這個輟學的學生，這個愛好文學的青年，這位詩人和思人，我已經很難想象他的相貌與氣質了。僅有幾張模糊的照片與發黃的書頁是不夠的。他的慘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那是一個生命比草賤的時代，也是一個凱歌高奏的時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滲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氣中，越來越濃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終於匯集成了“血海飄香”。
  巴金聲討幾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們普遍的讚揚，這說明半個世紀的困頓之後，思想的疲軟和空虛。就問個本身來反思文革時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的。文革僅僅是歷史鏈條上的一環。文革是風暴，風暴的前夜，醞釀的過程比風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為止，關於“前文革時代”的反思仍沒有展開。
  加繆說過：“真正反叛的行動只是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為了使反叛的行動成體系才統一武裝自己。一場革命只有當它保證取消死刑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絕進行無限期的懲罰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去坐牢。”拒絕參與歷史罪惡並揭露這一罪惡的王實味立即被革命消滅了肉體。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經無法阻止。一切試圖阻止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思想者”都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手段的墮落終於演變成目的的墮落。跳蚤突然以龍種自居。奧斯維辛集中營、古拉格群島與文化大革命，它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你們”不再存在。
  一個人死去，靈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夢死去。一個時代到來，災難到來，暴虐到來，奴役到來，與夢背道而馳的現實到來。沒有人關注那個被殺害的“敵人”，同樣也沒有人對將要來臨的一切作任何的準備。在把他人當作祭品獻祭的時候，誰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個祭品呢？
  殺人如草不聞聲，王實味無聲無息地被殺害了。與此同時，千山萬水之間屍橫遍野，革命的車輪滾滾向前。誰也沒有意識到，“前文革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喜劇演員們想不扮演悲劇都不行了。
連讀書人都不關心天下事的社會，必定是個瞎子
文|江湖西子
    昨天，聽微圈中有位當教師的朋友說他任教的學校正式向全校教職員工傳達一項重要“指示精神：
    “莫談國是”。 
    想一想，說樣的“上級指示”已經是一種常態了。別說是各種機關單位，以及一些公司企業的領導人，就是網絡上眾多小小的微信群主所定的重要群規之一便是不談國事或是不談“政治”。否則“踢無赦”。
    所以，“莫談國是”一說實在是已經讓人聽着有些麻木了。但現在突然聽到當視作知識分子群體的教師們也得聽從這一指示時，還是不由心生感觸。
    想起一句眾所周知，但似乎又已經是被人們淡忘的名言：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這一名言，也或說是一副名對，記得小時候還是被大人們不時提起說到的。初中語文課上老師也是重點講過的。
    據說它出自大明朝。
    說起明朝，它的歷史故事當是中國老百姓所最為熟知之一，可能僅次於大清了。
    比如說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自己當過和尚卻又殺過和尚，當然更是差點殺盡大明的讀書人；又比如最後一位皇帝是生生的自己在一棵歪脖樹上吊死。更有意思的是，這位被迫吊死的皇帝在今天看來當是位“明君”。因為他大力反腐不說，還非常的節儉，常常穿件打了補丁的衣服上朝。大臣們見了紛紛仿效。可大家家中的衣服一向可都只有華華麗麗的，一時到哪裡弄件破舊之及來呢？於是就各自派下人滿京城尋找，結果弄得當時皇城中的舊衣比新衣還貴。
    當然還有東林黨人與大奸臣魏忠賢的故事。
    而此名對便與他們有關。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
    由於那時明朝統治者的腐化，一部分在朝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紳及其知識分子等指責朝政腐敗，要求改革。但封建社會的頑固本性當然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乎，顧憲成、高攀龍等一批敢於直諫的官吏紛紛被貶回鄉。但他們並未消極隱居，仍“志在世道”，以國家興亡為重。萬曆三十二年（1604），由顧憲成、允成兄弟倡議，修復東林書院，偕同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眾講學，並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對聯，就是他們讀書講學而不忘國家安危的真實寫照。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以東林書院為主體的東林學派，就在讀書、講學、救國的呼聲中誕生了。 
    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特別到明神宗統治後期，宦官弄權，邊患頻仍，名餉加派，人民負擔沉重，政治日益腐敗。以東林書院講學為聯繫紐帶並逐步發展形成以江南士大夫為核心的東林學派，他們既有鮮明的學術思想見解，又有積極的政治主張。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髒枉法，呼籲朝廷要惠商恤民等。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要求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集團的強烈忌嫉和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競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而加以無端攻擊詆毀。這就是“東林黨”的來歷。
    因為大明天子實在是聽不得這些個“風聲、雨聲、讀書聲”，嫌太影響清靜。
    所以天天“風聲、雨聲、讀書聲”的“東林黨人”的結局最後很慘。
    而滅了東林黨人後再也聽不到“風聲、雨聲、讀書聲”的大明皇帝們卻似乎並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清靜，反而隨後是一連串的大禍亂，最終大明王朝自己死得比東林黨人還要慘。
    當然，對於東林黨人的評價，後人還是有着一定分歧的。不過他們所提倡的這“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卻是一直得到後世普通的認同。
    想當年我們之所以推翻大清，最終結束幾千的封建專制，隨後又是五四運動，又是抗日救國，正是無數中國人以此為座右銘。
    尤其是那時的知識分子們，如果不是他們做到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天事事事關心”，恐怕中國的歷史會完全又是另一番模樣。
    可奇怪的是，不知為何，再後來讀書人在廣大中國人心中的形象卻是變得越來越不好了。什麼“百無一用是書生”，什麼“臭老九”。
    的確，並非所有天下讀書人都是好的或“有用”的，但從整個人類幾千的發展史來看，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其命運狀況，發展好壞卻都最終是由讀書人這一群體來決定。
    當然，在一般愚者庸者的眼中，天下是由拳頭和槍打下的，所以在他們眼中，讀書人算個屁。
    而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是愚者、是庸者。即使他們憑藉拳頭打到了別人，取得了天下，也不過是暫時。他們最後也必定同樣被別的用拳頭打倒。如此惡性循環。
    只有智者、明者才知道天下是讀書人的，或最終必須靠讀書人。
    這一點就是有如當年一字不識的大漢開國皇帝劉邦也認識到了。
    當大臣賈誼說“可馬上得天下，豈可馬上治天下”時，他便明白自己該如何治理天下了。
    而西方另一位本是戰爭狂、試圖以武力統治世界的獨裁皇帝拿破崙在其最後的歲月中也明白了同樣的道理，他說：
    有兩種可以統治人類的力量，一是思想，一是劍。但最根本的還是思想。
    縱觀整個人類歷史進程，這社會發展進步的根本力量一定是有知識、有思想的讀書人，而非那些會騎馬、會拿槍或是廚藝很高的廚子與會賺錢的商人之類。
    就算今天被我們視為神一般的科技智能也不會是統治這個世界的最強大力量。
    中國人自古就有一句話：
    國家有難，匹夫有責。
    這句話的前提就是要求人人都必須關心天下大事、國家大事才對。不然，一個人根本就不關心國家大事，也或者說是所謂的“政治”，那他肯定是連國家有難了都不知道。而一個連國家是否有難、有何難、有多大難一無所知，或稀里糊塗的人，你如何指望他能很好地為國家盡責？這樣的人最多也就是事到臨頭大不了聽聽別人的指揮，被人當作工具。別人可能告訴他這是愛國、為國盡責，而實際卻可能是賣國，他也分不清的！
    其實，真的要求人人關心國家大事，這要求是高了一點。其實也不一定有這種必要。我們真的可以不必要求人人都能憂國憂民。有那麼一些人的確是只要他管好自己，憑良知守德行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但有一個群體卻是不能不“憂國憂國”、關心國家大事或者說關心政治的。
    這個群體就是讀書人，或者說是知識分子。
    如果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連這一群體都不關心國事天下事，不聞風聲雨聲，那就一定是面臨着最大的危險與悲哀。
    如果一個社會好比一個人，那麼這一群體當是眼睛、耳朵。這一群體不聞風雨之聲，那麼等於這個社會將是聾子、瞎子。
    一個聾子的社會，一個瞎子的民族如何能在這個瞬息萬變、激流滾滾的時代找對方向，更甚至引領方向？
    再看看，今天的中國人、今天的中國象不象一個聾子、一個瞎子呢？
    但願不象。
    我們耳聰目明。
   後記：今天恰逢端午節，也是個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節日。不禁要想：今天我們之所以會紀念的屈原，難道不正在於他當年是個非常關心國事、愛談政治且參與政治的讀書人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