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出警惕极权回归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停课到重庆大学副教授唐云遭学生揭发被撤销资格，代表了社会对习禁评的看法。最近遭到处罚的还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柴晓明。3月21日，他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监视居住。只是不知大刀砍到自己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砍到别人头上，是否会反思。
列宁全集的翻译家王实味为何被砍了头
铁血真历史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大刀抡起，刀起头落，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实味。
  一九二五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位也是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风。一九二六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三十元的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数年间，他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著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场规模更大的“阳谋”的预演。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著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在延安，王实味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真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著，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样感叹。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伟大的人物化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为傀儡了。”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著“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卡夫卡所说，太阳的光芒时常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实味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的审讯。一九四六年，康生亲自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在撤离过程中，保卫部门认为王始终是祸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一颗“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著怀有无上悲悯”的心灵停止了跳动。这不仅仅是一颗心灵停止跳动。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
  一九零三年“苏报案”，清廷暴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六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制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此前，有苏区“肃反”、“AB团”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资格都不够，至多算个“党是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血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境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了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王实味与胡风、路翎一样，与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是诗人，是软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热情的、悲悯的、忧郁的诗人。诗人注定了要被“历史”所谋杀。诗人是纯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诗人是阿波罗，赶著马车奔跑；在革命之后，诗人立刻被扔下马车、五马分尸。我想起加缪的预言——“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实味，这个贫困的农民的儿子，这个辍学的学生，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位诗人和思人，我已经很难想象他的相貌与气质了。仅有几张模糊的照片与发黄的书页是不够的。他的惨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那是一个生命比草贱的时代，也是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渗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气中，越来越浓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终于汇集成了“血海飘香”。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问个本身来反思文革时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没有展开。
  加缪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统一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坐牢。”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立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经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阻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成目的的堕落。跳蚤突然以龙种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道而驰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备。在把他人当作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千山万水之间尸横遍野，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
连读书人都不关心天下事的社会，必定是个瞎子
文|江湖西子
    昨天，听微圈中有位当教师的朋友说他任教的学校正式向全校教职员工传达一项重要“指示精神：
    “莫谈国是”。 
    想一想，说样的“上级指示”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别说是各种机关单位，以及一些公司企业的领导人，就是网络上众多小小的微信群主所定的重要群规之一便是不谈国事或是不谈“政治”。否则“踢无赦”。
    所以，“莫谈国是”一说实在是已经让人听着有些麻木了。但现在突然听到当视作知识分子群体的教师们也得听从这一指示时，还是不由心生感触。
    想起一句众所周知，但似乎又已经是被人们淡忘的名言：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这一名言，也或说是一副名对，记得小时候还是被大人们不时提起说到的。初中语文课上老师也是重点讲过的。
    据说它出自大明朝。
    说起明朝，它的历史故事当是中国老百姓所最为熟知之一，可能仅次于大清了。
    比如说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己当过和尚却又杀过和尚，当然更是差点杀尽大明的读书人；又比如最后一位皇帝是生生的自己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迫吊死的皇帝在今天看来当是位“明君”。因为他大力反腐不说，还非常的节俭，常常穿件打了补丁的衣服上朝。大臣们见了纷纷仿效。可大家家中的衣服一向可都只有华华丽丽的，一时到哪里弄件破旧之及来呢？于是就各自派下人满京城寻找，结果弄得当时皇城中的旧衣比新衣还贵。
    当然还有东林党人与大奸臣魏忠贤的故事。
    而此名对便与他们有关。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由于那时明朝统治者的腐化，一部分在朝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等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但封建社会的顽固本性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乎，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纷纷被贬回乡。但他们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顾宪成、允成兄弟倡议，修复东林书院，偕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众讲学，并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是他们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东林书院为主体的东林学派，就在读书、讲学、救国的呼声中诞生了。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特别到明神宗统治后期，宦官弄权，边患频仍，名饷加派，人民负担沉重，政治日益腐败。以东林书院讲学为联系纽带并逐步发展形成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东林学派，他们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脏枉法，呼吁朝廷要惠商恤民等。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要求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忌嫉和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因为大明天子实在是听不得这些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嫌太影响清静。
    所以天天“风声、雨声、读书声”的“东林党人”的结局最后很惨。
    而灭了东林党人后再也听不到“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大明皇帝们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清静，反而随后是一连串的大祸乱，最终大明王朝自己死得比东林党人还要惨。
    当然，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后人还是有着一定分歧的。不过他们所提倡的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却是一直得到后世普通的认同。
    想当年我们之所以推翻大清，最终结束几千的封建专制，随后又是五四运动，又是抗日救国，正是无数中国人以此为座右铭。
    尤其是那时的知识分子们，如果不是他们做到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天事事事关心”，恐怕中国的历史会完全又是另一番模样。
    可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再后来读书人在广大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却是变得越来越不好了。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臭老九”。
    的确，并非所有天下读书人都是好的或“有用”的，但从整个人类几千的发展史来看，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其命运状况，发展好坏却都最终是由读书人这一群体来决定。
    当然，在一般愚者庸者的眼中，天下是由拳头和枪打下的，所以在他们眼中，读书人算个屁。
    而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是愚者、是庸者。即使他们凭借拳头打到了别人，取得了天下，也不过是暂时。他们最后也必定同样被别的用拳头打倒。如此恶性循环。
    只有智者、明者才知道天下是读书人的，或最终必须靠读书人。
    这一点就是有如当年一字不识的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也认识到了。
    当大臣贾谊说“可马上得天下，岂可马上治天下”时，他便明白自己该如何治理天下了。
    而西方另一位本是战争狂、试图以武力统治世界的独裁皇帝拿破仑在其最后的岁月中也明白了同样的道理，他说：
    有两种可以统治人类的力量，一是思想，一是剑。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这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一定是有知识、有思想的读书人，而非那些会骑马、会拿枪或是厨艺很高的厨子与会赚钱的商人之类。
    就算今天被我们视为神一般的科技智能也不会是统治这个世界的最强大力量。
    中国人自古就有一句话：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这句话的前提就是要求人人都必须关心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才对。不然，一个人根本就不关心国家大事，也或者说是所谓的“政治”，那他肯定是连国家有难了都不知道。而一个连国家是否有难、有何难、有多大难一无所知，或稀里糊涂的人，你如何指望他能很好地为国家尽责？这样的人最多也就是事到临头大不了听听别人的指挥，被人当作工具。别人可能告诉他这是爱国、为国尽责，而实际却可能是卖国，他也分不清的！
    其实，真的要求人人关心国家大事，这要求是高了一点。其实也不一定有这种必要。我们真的可以不必要求人人都能忧国忧民。有那么一些人的确是只要他管好自己，凭良知守德行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但有一个群体却是不能不“忧国忧国”、关心国家大事或者说关心政治的。
    这个群体就是读书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连这一群体都不关心国事天下事，不闻风声雨声，那就一定是面临着最大的危险与悲哀。
    如果一个社会好比一个人，那么这一群体当是眼睛、耳朵。这一群体不闻风雨之声，那么等于这个社会将是聋子、瞎子。
    一个聋子的社会，一个瞎子的民族如何能在这个瞬息万变、激流滚滚的时代找对方向，更甚至引领方向？
    再看看，今天的中国人、今天的中国象不象一个聋子、一个瞎子呢？
    但愿不象。
    我们耳聪目明。
   后记：今天恰逢端午节，也是个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不禁要想：今天我们之所以会纪念的屈原，难道不正在于他当年是个非常关心国事、爱谈政治且参与政治的读书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