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定律為什麼能夠成功在中國推行？

希特勒定律：

    希特勒的統治術之一的定律就是，他認為只要在一個地方實行高壓管理模式的時間夠久，久而久之那裡的人就會習以為常而不會以為當中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了。

 不過希特勒沒有來得及證明他的理論就滅亡了。不過，希特勒的理論卻在中國大獲成功，統治中國七十年的中共，長期實行高壓管理模式，讓其政權獲得鞏固和穩定。特別是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統治者後，把中共的高壓管理模式提高到了一個更為高壓水平，而國際社會和中國的民眾都逆來順受的接受了習近平，有人是他是習特勒，的統治模式，一直到美國總統川普和他的團隊進入白宮以前，都沒有人對習近平提出異議。

習近平以能迅速取得絕對的權利，全假反腐之名，得到農民工、城市貧民，失業者、鄉村農民與小中產知識分子人士的廣泛支持。而且在這一段時間，人們家庭生活都有了一些改善，不再受窮挨餓。毛澤東使他父親變窮，但是習近平給了他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是國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險和養老金，縮小了貧富差距，每個人都有了工作機會，習近平讓他的這些夢想全都實現了。民主自由儘管很美麗，但自由卻不能作為生活的消費品。民主也不能當飯吃。

習近平的支持者都是一些“小人物”，不僅因為他們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見識不高，而且更因為他們時時都覺得自己是小人物，永遠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們的生活世界。對身邊周圍發生的事情，他們滿足於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們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與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們是憑着小人物“常識”生活的人——什麼安全、什麼危險、什麼對自己個人利益有好處、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麼好處、該與誰親近或疏遠、如何擺正與元首和黨的關係，等等。他們對中共統治的認識囿於常識，並不認為中共極權統治有什麼不好，更不覺得它有什麼邪惡，他們接受自己成為“活得較為舒服”的小人物。 而根本不進行深入的邏輯推理和思維，他們完全把生活根本歸功於中共而不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開放，為中國提供至關重要的科學技術，物資資金和廣闊的市場。6而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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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小人物的思維模式不是一條連續的平和的曲線，而是不連續，間斷的，跳躍的不連續的折線，

正如威班奈特（Milton J. Bennett）教授描述的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模式：中國人的想法中缺乏精確的分析力和抽象的分類能力，主要喜歡用具體的形象，喚醒情感以及激發行動和熱情。並且力求在真實的事件和物體上，和象徵它們的標誌或符號達到統一。

這樣的分析，就可以解釋當年何為“文化大革命”可以在中國興起，而且更能夠解釋今天中國官方、媒體和網域上，經常打着愛國愛黨旗號四處征討敵人的反應。包括近期一度風風火火抵制NBA的行動，都帶有類似的思路。班奈特說，思想跳躍正是中國思考模式中特有的“置換法”，和一般西方人着重概念、原則的邏輯不太一樣。

他們對於自己生活在一個高壓管理模式的政權統治下，不但沒有任何的不滿而且還沾沾自喜，認為他們很安全，很穩定，很滿足。

不僅僅中國人習慣於中共的強權統治的高壓管理模式，而且西方世界也屈服於中共的強權統治的高壓管理模式。

近年了國際上興起的西方公司向中共的道歉之風就足以證明

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引起的風波，，

挪威給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後， 中國官民大舉抵制挪威，

立馬有挪威國會議員出來說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確實不該冒犯中國的法律（劉曉波是被判刑入獄）。當時中國官民也數度強調挪威“傷了中國人民感情”。於是，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和隨之附予的思想和行動，就全被國際社會稀釋簡化了，就連和平獎的內在意涵對很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

無論是支持“中國反擊有理”論，或是“中國惹不起”論，恐怕都正潛移默化成了西方世界面對中國的應對基礎。問題在儘管推論“正確”，卻未必是“正常”，而在中國巨大身影之下，做表面看起來“正確有利”的事，似乎又比做“正常”的事來得妥當許多。

西方世界對中國模式的屈服，是因為市場利益之誘餌，也因為經濟利益的誘惑，還有其武嚇的恐懼，或者被它華麗的現代化風貌震懾，進而有效地影響了西方精英原本具備的分析性思維。

當美國總統川普和他的團隊入主白宮後，世界局勢發生了改變，川普敢於直面中共的高壓管理模式說“NO！”

不過習近平面對川普的挑戰，他的權利是否會產生危機，應該還是一個未知數。不過他在國際上為所欲為的霸道行為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去不復返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