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指責中國的人，我倒想問問怎麼做才是對的

        在西方媒體世界，中國是無論如何也打不贏這場疫情阻擊戰的：中國採取大規模隔離措施，就是搞威權主義，是外強中乾的象徵；不採取隔離措施，就是不負責任，就是對疫情失控了。

        1月30日《今日俄羅斯》刊文《西方媒體打擊美國勁敵的新戰術——抨擊中國“威權式”疫情阻擊戰》

        前幾個月，西方媒體一直在利用香港暴亂活動抨擊中國。這次中國全力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這些媒體竟又趁機指手畫腳，批評中國缺乏“民主”觀念。

        這些媒體的說法是：儘管疫情不是中國政府製造出來的，但防控工作反而讓情況更加糟糕。儘管這場疫情完全有可能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爆發，儘管人們目前尚不確定病毒是如何從動物中間宿主傳播到人的，但既然它發生在中國，那就該怪中國。西方媒體以一種近乎宗教式的口吻宣揚中國“報應不爽”，其實中國最主要的“罪孽”就是挑戰了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口頭上又不附和“民主價值觀”，所以新型冠狀病毒就是中國遭到的神聖懲罰。

        做了也罵，不做也罵

        為防止疫情擴散，中國採取了“封城”措施，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武漢作為這次疫情風暴的中心，連同湖北省多個大型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將五千多萬人口封在了高科技的防疫封鎖線里。要確保這項環環相扣的措施沒有差池的貫徹落實下去，需要動用真正的國家力量。一些原本應該呆在武漢的人，在得知即將封城的消息後就“逃離”了武漢，病毒也已經傳播到十幾個國家。不過，倘若中國沒有採取這樣的舉措，那些批評中國“威權主義療法的激進實驗”的媒體，又會給它扣上“極度不負責任”的帽子。

        的確，這些媒體圍繞當前疫情應對舉措向中國潑髒水時，他們都會扯上2003年中國對“非典”的處理方式。上周《華盛頓郵報》一篇社評惡意中傷中國對此次肺炎疫情的處理，文章說：“必須抵制威權政府掩蓋問題的習性”。一篇更加陰暗的文章搬出了50年前中國的“大躍進”，使出渾身解數指責中國“在其他可避免的悲劇中有謊報死亡人數和感染率的前科”。

        正值中國上下全力抗擊病毒之際，西方媒體卻站着說話不腰疼地指摘中國，無論中國做或不做，都做得不夠好。儘管中國“封城”等一系列疫情防控舉措已初步奏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也讚賞中方公開透明發布信息，及時主動同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基因序列，但中國竟敢隔離一個人口超過美國大城市人數總和的地區，這讓美國媒體名嘴們忍不住要雞蛋裡挑骨頭。

        儘管中共中央政法委已經明令：刻意遲報瞞報疫情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西方媒體仍然詆毀說這種措辭“未免有點浮誇”，甚至還引用一位前世衛組織官員的話，說中國“從一開始就在武漢流感病毒的事情上撒謊”。中國作為美國的頭號經濟勁敵，居然有能力從以往的錯誤中汲取經驗教訓，並有擔當地運用國家力量，這令許多美國人恨得牙癢，因為在他們的總體敘事裡，腐朽無能的中國是舊時代的餘孽。

        如果中國在沒有完全掌握病毒性質及其傳播方式的情況下就立即將其公之於眾，那麼西方媒體會指責中國政府公開散布恐慌情緒。1月23日，中國領導人出席春節團拜會，《紐約時報》找茬說他們對疫情視而不見，如果不出席這個活動，恐怕又會被說成軟弱，不敢出面穩定民心。

        當武漢最初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時，武漢市政府雖然沒有第一時間公開消息，但他們在12月底之前就把消息傳遞給了世衛組織，並成功分離了新型冠狀病毒毒株，隨即在網上公開發布了全基因組序列。對以上這一點，《紐約時報》應該無法矢口否認。

        尋找替罪羊：最真誠的奉承？

        只有當這種規模的災難發生在中國，政府才會被追究責任。當半個澳大利亞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時，批評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的只有一些地方媒體，而“國際社會”則把罪責推給了氣候變化。

        換作其他的傳染性疾病，比如艾滋病，美國拖拖拉拉多少年才肯承認問題的嚴重性，但美國政府也沒因此遭到非難。根據One.org（譯註：一家致力於消除絕對貧困的全球性組織），全球已有3500萬人死於艾滋病。但卻沒有聲音說：如果能早點對艾滋病傳染性給予重視，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被病魔奪去生命了。

        為了讓中國“背鍋”，有的西方媒體甚至恣意編造說，由於管控不力，冠狀病毒是從中國實驗室泄露出來的，還煞有介事的指出，專門研究高致病性微生物（比如“非典”病毒、埃博拉病毒）的武漢生物安全國家實驗室和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發源地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僅有30公里的距離。

        但實際上，沒有證據表明在此次疫情爆發時，該實驗室正在研究冠狀病毒。還有人搬出了據稱是美國馬里蘭州一位生物安全顧問在2017年所說的話：要警惕在未來某個時間節點，中國式“文化”會讓這個實驗室產生“不安全”。這些人還搬出2004年“非典”病毒泄漏事件，完全不顧那是一座安全級別較低的實驗室這一事實。基於以上內容就試圖將這次的疫情和武漢的國家實驗室做聯繫，這種夾帶文化沙文主義意味的猜測未免有些不負責任。

        但不是所有西方人都反對中國“威權主義療法”。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全球商業網絡（Global Business Network）於2010年撰寫的《未來科技和國際發展的圖景》（Scenarios for Future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就預言了十年後的今天正發生的頭等大事，預言之准令人汗毛倒豎。它在假定的情景分析里稱讚中國“要求全體公民隔離，迅速部署執行，立即嚴密封鎖所有邊界”的做法(理論上)可以拯救“上千萬條生命”，也讓“疫情過境之後得以更快恢復”。

        這些舉措都在此次疫情爆發的中心武漢得到了嚴密實施，同時推行到了湖北省其他城市。到底西方國家會不會如《圖景》所述，脫下所謂民主的外套，跟隨中國的腳步，傾盡國家力量來防控新型冠狀病，還有待觀察。但至少某些政府對中國的指指點點很有可能純粹出於嫉妒。

        這次疫情來襲之際，西方媒體藉機把它們對中國的偏見發揚光大，作為反華的註腳。正如奧巴馬內閣的一位官員所說：“永遠不要讓任何一個重大的危機白白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