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月，在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半年之後，英軍開始大舉進攻林則徐銷煙之地——珠江咽喉，虎門。儘管清軍嚴密布防，依然一敗塗地。

前後4次戰鬥，英軍僅以傷亡數十人的代價，擊斃清軍1300餘人，俘虜1200人，清軍主將關天培陣亡，另一名將領祥福被逃跑的自己人踩踏致死……這場在我們教科書中極為悲壯的戰鬥在洋人的記載中充滿了搞笑的段子。

“當英艦突破虎門要塞，沿江北上，開向烏涌炮台時，珠江兩岸數以萬計的當地民眾，平靜地觀看自己朝廷軍隊與英軍的戰事，好像觀看兩個不相干的人爭鬥。”[1]

“當掛青龍黃旗的官船被擊沉，清軍紛紛跳水時，兩岸居民竟然發出象看馬戲看到精彩處的噓噓聲。”[1]

當時《泰晤士報》的特派記者庫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在英軍軍艦“費勒吉敦號”上觀戰，他寫道：“……百姓到岸邊，注視飛過他們頭頂的炮彈……向正在炮擊省城的水手售賣水果蔬菜，誰能明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2]

庫克還是太年輕，不懂得大清自有國情在。

這種搞笑的場景並不是偶然發生，而是多次。比如在1842年7月同樣慘烈的“鎮江之戰”中，清軍水師和英軍在長江激戰時，岸邊大批百姓冒着槍林彈雨聚集圍觀。當清軍艦船被擊沉時，岸上百姓並不悲傷反到不時爆發出陣陣喝彩聲、鼓掌聲、尖利的長嘯聲。

當英軍登陸後，正為食物和淡水發愁時，鎮江百姓爭相將蔬菜、牲畜、糧食和淡水賣給英軍。[3]

被渲染為民族英雄，在鎮江戰役中陣亡的滿清將領海齡，一貫瞧不起漢人，在戰鬥進行中，都不忘記抓“漢奸”，隨意處決他認為會叛變的漢人。鎮江人寫的《出圍城記》記載：“人疑副都統欲盡漢人而後止……百姓有違言，即是漢奸，吾兵足以殺之。”，當時被海齡以“鋤奸”名義殘殺的百姓甚至上萬！城中百姓都希望英軍早日破城。連他的主子道光皇帝接到奏報都看不下去，說“海齡查拿漢奸，誤殺良民不計其數……”[4]

百姓對於滿清的恐懼遠遠勝於英軍。所以至死百姓都為英軍叫好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都以為“三元里抗英”那些民眾是中國人的形象，但其實這才是。即便是三元里的故事，也不是因為保衛滿清，真實的起因是因為當地百姓聽到英軍強姦女性的傳聞後之後，才義憤填膺，投入戰鬥的。

即便如此，廣東本地人“援英”的遠遠多過了“抗英”的。同樣是三元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前後就有1200餘人投靠英軍，主要做嚮導、馬夫、苦力等後勤保障，也有個別直接為英軍衝鋒陷陣者。連英軍都認為這些廣東人吃苦耐勞，“如果給予適當的訓練和引導，絕對會是優秀的士兵。”[4]

在虎門戰役中，林則徐就上奏，有很多老百姓為英軍當帶路黨，“漢奸百餘名，由穿鼻灣登岸”，使得英軍輕而易舉繞過復雜的珠江水道。不僅僅是在廣東，其他地方的帶路黨也是此起彼伏。在寧波，“夷人用漢奸各處打聽信息”；在定海，英軍在帶路黨引導下，從清軍設防薄弱的後山突襲；鎮江戰役中，英軍“遣漢奸駛駕杉板船，預伏岸側，乘火輪船開炮頭，捨命登岸。”[5]

對於這種民心的反轉，滿清也是一臉懵逼，震驚不已。主政廣東的琦善1841年2月上書道光皇帝，指出廣東已不堪作戰，原因就在於廣東民眾除了帶路黨，其餘民眾咸被英軍誘惑以助敵勢。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於防寇”的觀點。

從不反思自己的施政有沒有問題，只會視民如寇……誰才是寇，這很難說。

即便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京津地區，王化之地，帶路黨也是蔚為壯觀。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聯軍進入圓明園，當聯軍劫掠完畢傳令縱火的時候，“各軍並無火器，惟有水桶、水鍋而已”。洋人正為缺少縱火之物而着急之際，又是“海淀華人暨華役，將攜來之火線、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齊集以待。”聯軍走後，周邊百姓一哄而上，把皇家園林剩餘的東西哄搶個精光。[6]

著名詩人龔自珍的兒子龔橙精通英文但窮困潦倒，當時曾在英法聯軍中任翻譯混口飯吃。因為跟洋人幹活被罵為“漢奸”。晚清小說《孽海花》藉助他的口（實為杜撰），對此回應：“我們本來是良民，上進之路被你們堵死，還被爾等貪官盤剝壓榨，衣食都不全，你看我是漢奸，我看你是國賊！”

帶路黨到了八國聯軍之役（1900年）的時候，就更為壯觀了。聯軍在天津登陸後，百姓發現這些洋鬼子並沒有燒殺掠奪，反而還比清兵規矩。於是，當地老百姓受聯軍僱傭，用獨輪車隊為聯軍把糧草送進城，士紳們甚至組織大量糧草勞軍。據英軍總司令格蘭特的日記記載，有天津百姓甚至為了降暑，給聯軍送來窖藏的大冰塊，一位天津糧商還把自家的豪宅騰出來給聯軍作為指揮部……

在聯軍攻入北京的時候，是天津當地民船組成的運輸船隊通過白河向北京運送物資。清兵一鬨而散後，民眾競相扶梯幫助聯軍翻越北京城牆，堪稱奇景。英軍在帶路黨的引導下，直接抄近道從沙窩門的下水道進城，百姓並不畏避，皆在側圍觀……

英國人在多次的戰爭中也注意到了這些中國的“特殊國情”，敏銳的意識到中國民眾“絕不熱愛他們的韃靼統治者”，在戰爭中要“儘量少與人民做對”。[7]

所以英國人在戰鬥中，往往是一邊狠揍大清，一邊張貼布告安民。比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攻占廣州的時候，英軍就發布告安民，說作戰對象是清政府而不是普通民眾，還號召廣州人想一想誰才是“真正的禍害”，試圖讓廣州人相信英國人是“這個城市真正的保護者”。[8]

1860年10月16日，決定焚毀圓明園的英軍統帥額爾金在北京發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中文通告：“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9]

大白話很容易理解，我們燒圓明園是懲罰滿清政府，跟老百姓無關，大家該幹嘛幹嘛。

區分政府和人民這一招，如今看來已經被美帝的某些愛洗碗的胖子學到了。

人民群眾覺悟不高，深受皇恩的官員又怎樣呢？答案是比百姓還糟糕。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留下的北京官員給聯軍司令部送了兩面大錦旗：“萬國咸喜”和“祝效華封”。“萬國咸喜”比較好理解，就是喜大普奔、皆大歡喜，“祝效華封”語出《莊子·天地》，是人民為堯帝祝壽的話，意思是祝你多福多貴多子孫。

自家的國都被人占領了，作為官方代表居然表示大家都很開心，祝福敵軍萬壽無疆……這個操作也算是空前絕後了，老百姓帶路黨的那點事，與之相比簡直太清純了。

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曾經對百姓助陣英軍很困惑，問身邊的翻譯何至於此？翻譯說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話：“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

當國家只是統治者的私產，民眾不過是統治者的奴隸的時候，要求民眾愛國是可笑且無恥的。民眾可能大部分時候出於階層的限制，顯得無力而又愚昧，但是當可以選擇的時候，並不愚笨。苟且偷生都是一種奢望，也就不可能會有捨生取義。特別是有人幫他們出拳解恨的時候，倒戈也就在情理之中。

當年群眾對夏桀說：時日曷喪，吾及汝偕亡！依我看，還是不要偕亡，因為不值得。愛新覺羅家的大清亡也就亡了，不值得可惜，但人民還得繼續生活。搬出小馬扎，坐在岸邊隔岸觀火，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2020/7/27

史料索引：

1.《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三聯書店譯本），（美）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

2.《中國與下孟加拉，1857—1858年》，（英）George Wingrove Cooke

3.利洛：《英軍在華作戰末期記事——揚子江戰役及南京條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0年版

5.《鴉片戰爭文獻匯編（三）》，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就，1973年版

6.汪康年：《記英法聯軍焚劫圓明園事》

7.《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柏納德：《復仇神號輪艦航行作戰記》

9.《第二次鴉片戰爭》（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