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華》（2）隻身潛伏台灣，掘地為穴，用生命詮釋忠誠，用鮮血書寫初心及台共黨人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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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他叛變，1950年大陸就打下台灣了！

歷史記憶

Published on Jan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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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7《檔案》：級別最高的潛伏者 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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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Jul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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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等待六十載 潛伏終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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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身潛伏台灣，掘地為穴，用生命詮釋忠誠，用鮮血書寫初心

http://www.cwzg.cn/history/201802/40958.html

劉光典有一顆大愛心、熱愛黨、熱愛人民、為了黨的事業和絕大數人民的幸福，他不惜獻出自己的錢財、家庭甚至寶貴的生命。今天，我同時格外懷念包括張志忠、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肖明華、王耀東、洪國式那一批父親的英雄戰友們。至今台灣仍然沒有回歸，祖國沒有統一，我們要繼承千千萬萬個為了台灣的解放而犧牲的先烈們的遺志，繼續為台灣回歸、祖國統一而奮鬥。 【張志忠、季沄夫婦殉難史簡介見這裡轉載的第二篇：《台共黨人的悲歌》書評。關於吳石，參看第三篇：《真實的國共三十年諜戰》節錄。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就義前留影，見第四篇：《羅援：《風箏》諜戰！中共王牌特工比鄭耀先更傳奇》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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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光典烈士犧牲五十九年祭

2018年2月4日是先父劉光典在台灣犧牲59周年，特寫以下祭文

一、樹立初心投身革命

我的父親劉光典於1922年出生於大連韭菜房，奶奶是個窮苦農村婦女，我原來的爺爺姓王，後病逝，奶奶改嫁給一名在瀋陽做鐵路工人的劉德祿。劉德祿成家時已近四十歲，他們結婚後第二年便得了個兒子，取名劉鴻梁，後改名劉光典。

父親出生後，爺爺、奶奶對他十分疼愛並對他進行良好的家庭教育。當他六、七歲時，爺爺奶奶克服各種困難供父親去讀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逐步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雖然家中過着苦難的生活，但是他不畏困難，刻苦學習。

然而在他15歲時，爺爺劉德祿不幸操勞過度去世，父親只好放棄學業到大連一個醫藥商店當學徒。他在艱難困苦中邊工作，邊學習。後來他當過煤礦會計，做過醫藥生意，還曾就讀於哈爾濱鐵道工程學院和北平輔仁大學。

在1942年，在他年滿20歲長大成人時，成為一名小有成就的醫藥商人。他有了自己的事業，賺了一些錢，生活已無憂無慮。

在這一年，經朋友老膝介紹，父親與出生於北平、同樣出身於鐵路工人家庭的母親王素蓮喜結良緣。母親祖上是唐山稻地人，稻地為中國河北古灤州四大名鎮之一。

稻地鎮東南有個王莊，王莊有一戶還算富足之家，1904年，家中長子、我的外祖父王化鈞出生。此時，中國正值清末，社會動亂，朝廷腐敗。王家雖屬八旗後代，但家境逐步衰敗，王化鈞只好外出工作，成為一名鐵路工人。1922年，他與正藍旗舒氏女子、我的外祖母結婚，然後到北平通州，在西門租下一個小院，開始了新的生活。外祖母舒氏也出生於殷實人家，家中信佛吃齋，所以舒氏信仰佛教。王化鈞與舒氏結婚後第二年的4月5日，正值清明節前一天女兒出生，取名王素蓮。素蓮出生後，父母對其十分喜愛，到了她七歲時，便送她到潞河學校學習。以後，母親考上山海關師範學校，畢業後尚未外出工作。經介紹，在王素蓮19歲時，與父親喜結良緣，被鄰里朋友稱為郎才女貌的美滿夫妻。

成家後，我的父母二人回到山東老家，懂日語的父親當上了偽警察局長。但他痛恨日寇的殘暴，暗中保護中國百姓和抗日仁人志士。第二年，他們的女兒劉玉芳出生後，父親毅然放棄這份工作來到北平，從此往來於東北、上海、北平做醫藥生意。

1946年，父親在上海做生意，此時的他有着大學文憑、英俊的外表，會英語、日語，醫藥生意蒸蒸日上，收入的是黃金美元，同時他又有着美滿的家庭。自從懂事以來，他聽到看到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下的中國人的苦難;蔣介石反動集團的腐敗無能及對百姓的欺壓。在北平輔仁大學讀書時，父親接觸過進步學生，了解到一些革命理論。他在黑暗中不斷思考探索，憑着他的聰明才智和刻苦努力，在動亂不安的環境中奮鬥前行着。

抗日戰爭勝利後，黎民百姓本來可以安居樂業，蔣介石卻撕毀停戰協議，全國又陷入戰火之中。父親對蔣介石反動集團十分反感，他在上海做生意時恰巧碰到了東北老鄉洪國式。洪國式是1938年參加中共隱蔽戰線的老資格的中共地下黨員，1945年由王若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駐上海機構被迫撤回解放區，急需發展擴大隱蔽戰線隊伍。洪國式巧遇老鄉劉光典後，經過接觸，覺得劉光典這個年輕人為人誠懇，機智聰慧，有正義感，是個好苗子。此時的父親，如繼續做醫藥生意，很可能發家致富，或可以到國民黨那裡討個一官半職。但是不久以後，在洪國式的教育影響下，父親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而像那一批中國共產黨人一樣，樹立了為中華民族復興、中國人民幸福而奮鬥的革命初心。他毅然加入中共東北社會部大連情報處，成為一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隱蔽戰線戰士，他的選擇也得到了愛妻王素蓮的支持。

父親參加革命後，在大連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後，於1947年初與洪國式到上海組建中共情報站“華石公司”。一方面收集有關情報，一方面在上海購買戰略物資運回東北解放區。

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後，三大戰役即將打響，父親被調回東北，在東北與洪國式組建東北華石公司，後調瀋陽從事情報工作。他在瀋陽租下太原街31號一座小二樓，以做醫藥生意為掩護從事遼瀋戰役情報工作。 我於1948年1月14日出生在此情報站。以後，父親多次奔波於敵占區及解放區，完成組織交給他的任務。

1948年年中，父親被調到北平，從事平津戰役軍事情報工作。母親王素蓮帶三個孩子從瀋陽乘坐飛機，在東單臨時機場降落，住在西單劈柴胡同。父親隨秦笠、洪國式一起到達北平。為了開展收集平津戰區軍事情報工作，父親先後在牛街、寬街尋找工作地點，最後在宣武門內大街124號建立了情報站。 在資金十分短缺，情報組在北平的生活費都不能解決的情況下，他籌措經費，克服了各種困難，保障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1948年深秋，父親冒着危險，將收集到的平津地區國民黨軍事情報，收藏在一盒香煙中帶到大連。完成平津戰役的工作任務後，參加了從香港接回李濟琛等著名社會民主人士的工作。完成任務後，他返回已和平解放的北平，一家五口人團聚在北京東四牌樓錢糧胡同一個四合院裡，開始過上了相對平靜的生活。

父親參加革命後的表現，所在部門有如下記載：

【“劉光典，遼寧旅順人，知識分子，擅長商業貿易，在上海成立華石公司時，成為洪國式的主要助手，他為人誠實機警，不嫌棄共產黨窮鬧革命。在洪國式、秦笠於東北、北平經濟處於最困難的時候，拿出自己的財產支持革命工作。計黃金十兩，美元一千元。如以當時金價30美元折合一兩黃金計價，這一千美元就折合三十兩黃金，因此劉光典的貢獻是不小的。”】

二、實踐初心兩赴龍潭

本來可以和家人團聚，過上安定幸福生活的父親卻接受一個更為重要、危險、艱巨的任務，他要南下經香港去台灣執行任務。

1949年上半年，全中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蔣介石集團慌慌不可終日，經過選擇，他們逃往台灣。  此時，中共中央、毛主席來到北平，一方面在籌建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繼續揮師南下，準備一舉解放全中國。

中國共產黨一向把台灣視為不可分割的中國土地，重視台灣島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展。為了加強領導，中共中央於1946年選擇台灣籍、經過長征考驗的老幹部蔡孝乾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進入台灣領導革命工作。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部署解放台灣工作，討論、落實組建中共華東局事項。毛主席特別指示台灣劃歸華東局管轄，華東局提出了台灣解放後的省領導機構及各級領導人選。3月15日新華社發發《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重要時評。7月3日毛主席、朱總司令電令華東軍區陳毅、粟裕、張愛萍：“新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

中共情報工作重點不斷向南部發展，為了順利解放台灣，由中社部李克農部長親自部署，通過劉瀾波聯繫劉多荃在台灣的兒子劉全禮組建了一個重要情報機構，《北方企業行》，中由洪國式、劉天民負責。此機構實力最強，由約50人組成，分為情工、敵工及交通三部分，並收集到大量重要情報，父親擔任交通員。為了取回這些情報，父親於1949年5月接受了中央社會部的派遣，奉命離開北平，先赴武漢。他將一份文件交給我黨潛伏在國民黨守軍中的我隱蔽戰線人員，配合武漢解放。7月父親完成任務後前往香港，此時他給家裡寫了一封信，講要到遙遠的地方做生意，最長一、二年就會回家。一兩年後，家人如找不到他，可查報上有一叫劉芳的人登出的尋人啟事，這就是劉光典。隨後，他離開武漢，於9月中到達香港。

父親到達香港後，根據組織安排，以劉天民之侄的身份於金門戰役打響的1949年10月25日前往台灣。此次赴台，他有三項任務。第一向同志們轉達上級指示;第二了解台灣《北方企業行》的各方面情況並帶回匯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任務，取回同志們收集到的重要情報。父親在台工作一個月以後，他用密寫方法，把情報寫在一張茶葉包裝紙上，然後用其包上買好了的茶葉，用此掩護方法，用於11月27日，順利返回香港，帶回了第一批極為重要的國民黨各方面情報。情報包括 :

1、國民黨在台灣的陸、海、空各軍情況。

2、台灣氣象密碼。

3、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

4、台灣西海岸國民黨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

5、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及基隆地通信密碼。

就在父親取回情報的同一天，中共華東局交通員朱楓於11月27日在台灣基隆上岸。大約一周后，朱楓將吳石交給她的另一批重要情報帶到香港並立即被上報黨中央。

黨中央確定於1950年6月前後解放台灣。由於需要，1950年1月6日，父親不顧個人安危再次接受命令前往台灣取回新情報。2月初，父親順利地取得了一批新的情報。情報包括台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島內團以上駐軍點及火力武器設備;高雄、基隆火炮陣地;台裝甲車數量;台灣花蓮港口狀況;台灣島內公路網。他通過郵局給上級發出信息：“貨已辦妥，日內運港”，但沒有得到指示令他回港。

此次入台，父親面臨的形勢已十分嚴峻。蔣介石、蔣經國指使毛人風、彭孟輯、谷正文等人在台灣處心積慮地偵破中共在台地下組織。 他們一方面實行世上罕見的白色恐怖政策，一方面使用高官厚祿引誘中共人士自首投誠。為了破獲《北方企業行》，他們將2名特務打入了這一中共情報機構。

此時，蔣介石集團耍盡陰謀詭計，不斷對中共在台地下組織加緊偵破工作，環境兇險、形勢危急。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不久他便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叛變投敵，至使在台組織幾近全軍覆沒;

2月18日，中共交通員朱楓被捕;2月28日，國民黨特務組織在台北車站誘捕了組織負責人洪國式，父親所在的中央社會部精心建立的情報組織在一天之內不復存在。接着， 3月1日吳石被捕。

三、牢記初心掘地為穴

父親第二次赴台執行任務不久，他的關係已被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二部。

父親在台灣執行任務其間，平時住在台中市新北里存信巷6號，2月28日這一天，恰巧他在敵人進行抓捕行動前去台北取出境證，準備買船票返回香港，因而沒有被敵人抓到。當天洪國式被捕，當晚敵人發現沒有抓到劉光典，便審問洪國式劉光典在哪裡?洪國式明知劉光典在基隆，但他講劉光典已回香港，因而保護了父親。1950年3月1日，父親在基隆突然得到消息：他所在的中共情報機構《北方企業行》已被國民黨特務徹底破壞，包括洪國式在內的所有同志全部被捕。父親此時身陷孤島，隻身一人，陷入困境之中。他在台北沒有一個可靠的去處，擺在他面前有兩個選擇，或投降自首，保下一條命，或堅持與敵鬥爭。他牢記初心，對黨無限忠誠，決定克服千艱難萬險，堅持鬥爭，當天他返回台北。為了避免被捕，他當夜機智地住在了一個三輪車夫家中。

3月2日一早，父親冒險通過當地郵局給組織發出： “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的報警，報告上級，機構已遭徹底破壞。然後，他來到一家雜誌社，找到另一位聯繫人王耀東。經暫短研究後，二人決定立即分頭離開台北南下。按約定，當晚七時，他和王耀東在彰化會合後立即乘車前往善化，從此與組織失去了聯繫。

當敵人發現沒有抓到劉光典後，立即在全島發布通緝令。

遍布台灣各碼頭、機場及各個派出所、交通要道的通緝令寫到：“重要在逃匪諜劉光典，化名劉先農，三十餘歲，大連人，高等身材，平時喜穿棕色西裝及藍色中山裝。一經發現立即逮捕。”但由於有王耀東掩護，劉光典很快便躲到台南山中。一周后的3月7日，彭孟緝親自寫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說：“但迄今仍沒發現劉有離境蹤跡象，尚在繼續加緊追緝中。

父親在敵人的抓捕中得以逃脫，除了巧合外，另一個原因是他的戰友王耀東及時將他帶台南進入了旗山深山。此時，父親身上僅帶有黃金二兩半、台幣20元、港幣10元。

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父親被他人出賣而被捕的3年11個半月，他在台灣旗山深山與敵人堅持鬥爭，他是如何度過這艱苦歲月的呢?                                               

第一， 處處關心台胞，與他們同甘共苦

在王耀東的精心安排下，父親在台灣南部的旗山山中與台灣同胞融為一體，如同魚兒進入大海。他處處維護台胞的利益，成功躲過國民黨軍警人員的抓捕。父親出生在東北，在台灣熱帶原始山林中堅持鬥爭，過着類似原始人一樣的生活。雖然他缺衣少食，經常以野菜野果充飢，但他一直關心着廣大受苦受難的台灣窮苦百姓。有時台灣同胞會給他送來食物，或偶爾居住在台胞家，他從不白吃白住，處處維護黨和人民軍隊的名譽，總是把有限的金錢送給台胞。

一次，父親轉移到王氏老夫妻家，他看到他們的房子又破又舊，便非常關愛地對他們講：“共產黨解放台灣後，一定給你們蓋一所房子，讓你們過上好日子。”以後，父親的生活費用逐漸用光，他只能以編竹器為生，風餐露宿在台灣的深山中。

第二， 心向中國共產黨和祖國大陸

父親在深山中委託台胞為他尋找船隻，設法返回香港。他冒着風險親自出山找熟人求助。但是，由於敵人的陸上、海上的嚴密封鎖和對船隻的管控，他無法離開台灣。在此種艱難環境中，他下定決心，決心在台灣南部深山與敵人堅持鬥爭。

第三，在與組織失去聯繫的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堅持革命信念不動搖。

父親在無法返回祖國大陸的情況下，在與黨失去聯繫，得不到組織的任何指示及命令、沒有其他戰友的幫助的情況下，牢記自己參加革命時樹立的初心，堅守信仰，以鋼鐵般的意志，克服各種困難，從1950年3月2日到1954年2月13日被捕，在台灣深山堅持了3年另11個半月。為了躲避敵人，他平時都住深山密林中;為了躲避風雨，或在山中掘地為穴或在林中搭個窩棚用以安身。在最為艱難之時，為了躲避敵人抓捕，父親和王耀東二人最後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一個小山洞中安身。小山洞洞口50厘米寬、60厘米高，洞深一米一，洞內高僅一米七。

在異常惡劣的環境中，父親不但自己堅定的與敵鬥爭，當他發現有一名同志發生動搖時，立刻加以鼓勵，勸說他堅定立場。他得知該同志生活有困難時，把身上僅有的台幣送給了他，使得動搖的同志安心堅持與敵鬥爭。就這樣，他與戰友王耀東過着類似原始生活，在山中堅持了將近四年。

四、恪守初心英勇獻身

1954年2月8日，國民黨特務機構經過近4年的追蹤，將在台南一帶隱蔽的中共地下黨員張璧坤及該組織人員全部被抓獲。2月9日，被捕的成員之一胡滄霖向國民黨特務交代：民國39年3月，王耀東曾帶來一位中共重要人物到旗山躲藏，此人至今還藏在附近的深山裡。

國民黨軍、警、特人員立撲向旗山，經過24小時搜捕，於1954年2月l3日下午，在台南與高雄的交界處溝坪，將父親與王耀東抓獲。被捕後，敵人對他的評語是：“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着長年類似原始生活，仍執迷不悟，繼續從事反動宣傳，由此可見其思想受毒之深。”

父親被捕後，陰險狠毒的國民黨特務機構設計了一個惡毒的離間計：他們散布劉光典已“棄暗投明，決定為國民黨效忠”。更卑鄙的是，他們為了將離間計實施的更為逼真，於1954年2月下旬，在特務中挑選出一個與父親長相相像的人，派到香港發表反共言論。而近四年來，我方對父親的情況一無所知。當我中共駐港人員了解到敵人散布的有關父親已叛變的這些消息後，認為他已叛變，將此情況報告上級機構。

而國民黨反動集團認為王耀東無運用價值，於第二年將其殺害。

父親離開家以後，組織一直周到地照顧着我們。母親帶着我們三個孩子住在東四錢糧胡同的一個四合院裡。她不但細心撫養着三個孩子，還用一顆善心，關心照顧有困難的同鄉。一次，她恰巧碰到一名從大連來北京讀書的窮學生，母親讓她吃住在家中。在漫長的五年歲月中，冬季大雪紛飛，北風呼號;夏夜雷電加交，大雨如注，母親細心地呵護着我們。她無數次盼望門突然被打開，高大的愛人推門而入，丈夫終於回家了!但這只是美好的幻影。五年過去了，父親不但沒有歸來，她等來的卻是意想不到的消息。公安人員來到家裡，向她索要劉光典的照片，到香港去對照那個高呼反共口號的人是否為父親本人。

1954年冬春之交，有關方面採取防範措施，王素蓮帶着三個孩子搬到了北京東城區北新橋王大人胡同觀音寺21號，四口人住在一間約12平方米的東屋裡。王素蓮在此繼續苦苦等候丈夫的歸來。她相信丈夫做的是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事業，默默盡着一名賢妻良母的職責。

但是，由於王素蓮本來患有先天性風濕性心臟病，又要克服各種困難生活，同時還要承受誤解，處於十分困難的狀況中。但她從來不埋怨黨和政府，不抱怨丈夫一去不返。在她最痛苦的時候總是對孩子講一句話：“等全國解放了，你爸爸就會回來了!”就在她苦等了心愛的丈夫六年多以後，終因種種原因，再也堅持不下去，於1955年秋在北京同仁醫院去世，年僅32歲。王素蓮盡了最大努力，培養了三個幼小的孩子，讓孩子們熱愛黨和國家，健康成長。她自己在32歲時離開了人世。她同樣是為了台灣的解放，中國革命的勝利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她是一名偉大的女性，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其實，父親一直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中。他在獄中的表現，由一名與他一起關押在同一牢房的國民黨士兵張家林提供了材料：“我突然被調去8號，那裡關的是劉光典，旅順人，二十多歲。我們初見面，他就自報姓名，這點令我對他生出好感，因為我自己也這樣。有些人不這樣，他們不願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實姓名。劉光典長得高大英武，頭髮鬍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我因為對他一見面就有了好感，雖然不知道他犯了什麼案，卻很同情他。

漸漸我發現他很能幹，不但會說閩南話，還會說日本話。他絕口不跟我談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處熟了，常常聊天。有一天談到他父親。他說：‘我爸爸是瀋陽火車站的調車工人。’我隨嘴問出：‘那麼你幹嗎來台灣?’他說：‘我奉命。’聽他這麼說，我感到這個人有種。當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產黨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說。”

張家林還談到，在牢房中，父親見到他被刑訊後渾身是傷，便處處關心照顧他。有時送來的菜湯中漂着一小片肥肉片，父親馬上叫張家林吃並說：小張你身體不好，你需要補養。張家林非常感謝父親。後來他聽說父親不幸犧牲，感到十分惋惜，認為這樣一個優秀的人派到台灣白白犧牲了。在父親優秀品質感召下，一個敵對陣營的國民黨士兵被深深感化。

父親被關押4年多後的1958年10月22日，國民黨特務機構認為他此時已無運用價值，決定移交軍法處組成軍事審判廳進行審判。法庭認為父親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並着手實行，重大惡性，罪大惡極，判以死刑，剝奪政治權力終身，沒收一切財產。後又經二、三審認定維持原判。而父親面對敵人的三次審判，不低頭、不認罪，堅強不屈，從不抗辯。判決後，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為於1958年11月27日將判決結果上報給蔣介石。蔣介石見到此判決後氣急敗壞，因為他知道父親早在1954年2月就已被捕，但卻在1959年才被判死刑，讓父親多活了5年。他大筆一揮惡狠狠的在報告上批到：“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獲 為何延至現在始行判決 查報 劉犯死刑照准  蔣中正  元、十三。”蔣介石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無比仇恨，立即批准了此死刑報告。

蔣介石批示後，父親的生命到了最後。國民黨反動集團決定在1959年2月4日對父親執行死刑。死刑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黃杰親自操辦，為了萬無一失，他於2月2日給台北憲兵司令部發出命令，要求派員對“叛亂犯劉光典”執行死刑，同時認命金士祥為監刑官。

1959年的2月4日是立春時節，清晨5時，一隊憲兵在金士祥帶領下來到台北市青島路三號國民黨軍法處監獄，準備對經三審判處死刑的父親執行死刑。

他們將父親五花大綁，掛上寫有“劉光典”名字的牌子帶出牢房。執行官金士祥當場向父親出示死刑執行書並宣讀後，詢問父親還有什麼話要說。父親此時面對犧牲，堅定地恪守初心，他毫無畏懼，從容不迫的回答：“沒有”。然後，他在執行書上籤上姓名，按下了他的指印。這一鮮紅的手印是英雄父親留在世上的最後印記，代表了他鮮紅的思想和革命的一生。

按蔣介石要求，他要看到“中共重要匪諜”生前死後的照片。在對父親執行死刑前，他們給他拍下了照片。這是父親在台灣深山掘地為穴，渡過近4年艱難生活，又被敵人在監獄中關押5年之後留下的最後影像。這一切絲毫沒有動搖父親的初心與信仰，沒有削弱父親的堅強意志。此時，劉光典面對即將到來的犧牲，面對記者的相機，在兇惡的劊子手簇擁下，微微向右歪着頭，輕蔑平靜地對着敵人的鏡頭，留下了他那張犧牲前的最後一張大義凜然、永垂青史的照片。此張照片說明劉光典沒有給中國共產黨人丟臉;沒有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丟臉;更沒有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隱蔽戰線指戰員丟臉。在犧牲前，他不會忘記黨和組織交給他的任務，他也可能會想到遠在大陸的家人，此時，他不知道他心愛的妻子已經過世近5年。

隨後，敵人立即將父親押送到台北新店安坑刑場，罪惡的執行官金士祥一聲令下，四名憲兵同時開槍，四發子彈擊中了英雄的身軀，父親的鮮血流盡在台灣島上。敵人又拍下了另一張更加令人震撼照片。已經犧牲的父親，仰面倒在寶島台灣的大地上，他雙目怒睜，死不瞑目。父親在犧牲前，一直堅定地相信，台灣一定能解放，但直到他英勇犧牲前也沒能看到這一勝利。所以他滿懷遺憾，希望後人去完成他沒能完成的任務。

這樣，一名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優秀戰士劉光典，懷着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忠誠、對廣大勞苦大眾的關心愛護，走完了他37歲的人生道路。

隨後，一份報告打給蔣介石，報告中寫到：“劉光典四彈斃命”。隨後，國民黨當局又以我父親的遺體無人認領為由，將英雄的遺體解剖。由此可見，蔣介石集團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忠誠戰士劉光典是多麼仇恨。

五、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經過多年追尋，在各方面及朋友的幫助下，我們找到多方面證據，英雄不會被埋沒，父親的真實事跡終於大白於天下。曾與父親同關一室的國民黨士兵張家林對他十分敬佩，張家林得知劉光典被殺害後感到十分惋惜，他認為：共產黨為了奪取台灣，把這麼優秀的人物派進台灣，卻白白犧牲了。我認為他的話不對，父親並沒有白犧牲，他的精神永存。

父親身上有着眾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秀品質。

1.他講政治、樹立了革命信仰、在鬥爭中鑄就了對革命事業對黨的忠誠;

2.無論在革命工作中還是在與組織失去聯繫時，他從來不怕苦、不畏難，堅持與各種困難、頑敵進行鬥爭;

3.他有一顆大愛心、熱愛黨、熱愛人民、為了黨的事業和絕大數人民的幸福，他不惜獻出自己的錢財、家庭甚至寶貴的生命。今天，我同時格外懷念包括張志忠、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肖明華、王耀東、洪國式那一批父親的英雄戰友們。至今台灣仍然沒有回歸，祖國沒有統一，我們要繼承千千萬萬個為了台灣的解放而犧牲的先烈們的遺志，繼續為台灣回歸、祖國統一而奮鬥。

如何實現台灣回歸、祖國統一這一偉大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全面論述了中共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灣獨立。其中最為令人振奮的是，習總書記提出:在本世紀中葉，要把中國建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實際上已經為全黨全國人民提出了一項輝煌重任。那就是在建成這一強國的征程中，結束兩岸分裂的狀況，達到台灣回歸、祖國統一這一偉大的戰略目標。我認為，這一目標的實現，首先應爭取以和平手段取得。我們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不斷提高國力，到那時，台灣回歸會水到渠成。

但是，我們也應做好以武力應對各種局面的準備。因為台灣回歸,和平統一會有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國際及台灣島內的分裂勢力絕不會拱手相讓，使祖國統一大業順利完成。我們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寶島台灣從祖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因此，我們必須有強大的軍力，必須制定在特殊情況下，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應對措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達到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的、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目標。

今天，我們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一個新時代。我們將親身參加把我國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新征程，任重而道遠。我們要繼承革命先烈的講政治、樹初心、鑄忠誠;不怕苦、不畏難、斗頑敵;大愛心、為人民、獻終身的精神。

與此同時，為完成把中國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一目標，需要我們深刻把握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新理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今天，革命的大旗傳到我們手中，絕不要讓這面大旗倒在我們手中，更不能讓中國共產黨人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斷送在我們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手中。在光榮偉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幾代、十幾代或更多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廣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奮鬥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

今天，我們要學習先烈們的優秀品質，繼承犧牲在台灣的革命烈士的遺志，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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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共黨人的悲歌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503889/

作者: 藍博洲
出版社: 台灣人民出版社
副標題: 張志忠、季澐與楊揚
出版年: 2012-7-2
頁數: 424
定價: NT$399
叢書: 百姓叢書
ISBN: 9789868633919

內容簡介  · · · · · ·

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

黑暗歷史侵奪下，一家三口的悲劇故事

從「楊揚之死」的悲劇根源開始說起，

藍博洲再以報導文學之筆，從歷史的積土中，

挖掘五○年代白色恐怖下犧牲者的群像，訴說一個時代悲悽悵然。

日本殖民地台灣回歸中國以後，ZG在台灣的地下黨的組織、活動與潰敗，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整整長達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史。

關於張志忠的傳奇及其妻兒季澐與小羊的悲劇故事，從「楊揚之死」一封留予柏楊的遺書開始說起……張志忠與季澐一家三口被捕的經過，官方檔案有種種不同的紀錄乃至相互矛盾的說法，兩人先後被槍決後，關於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也一直有著那樣不切實際的傳說，要理解小羊自殺的真正原因，歷史的澄清顯然還需要一段時間……

嘉南平原的野風繼續吹著，火紅的落日已經掛在遙遠的西邊田野的地平線上了，寂寞荒塚裡一家...

(展開全部)

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

黑暗歷史侵奪下，一家三口的悲劇故事

從「楊揚之死」的悲劇根源開始說起，

藍博洲再以報導文學之筆，從歷史的積土中，

挖掘五○年代白色恐怖下犧牲者的群像，訴說一個時代悲悽悵然。

日本殖民地台灣回歸中國以後，ZG在台灣的地下黨的組織、活動與潰敗，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整整長達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史。

關於張志忠的傳奇及其妻兒季澐與小羊的悲劇故事，從「楊揚之死」一封留予柏楊的遺書開始說起……張志忠與季澐一家三口被捕的經過，官方檔案有種種不同的紀錄乃至相互矛盾的說法，兩人先後被槍決後，關於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也一直有着那樣不切實際的傳說，要理解小羊自殺的真正原因，歷史的澄清顯然還需要一段時間……

嘉南平原的野風繼續吹着，火紅的落日已經掛在遙遠的西邊田野的地平在線了，寂寞荒冢里一家三口長埋地下竟至教世人所遺忘了。紀錄這個故事，為了忘卻的紀念，只盼將來總有人記起他們吧！

作者簡介  · · · · · ·

藍博洲

TVBS電視台《台灣思想起》製作人；著名導演侯孝賢御用編劇；台灣“中央”大學教授；時報出版公司曾經的主編……

在台灣名導侯孝賢眼中，他是“咬住歷史不鬆口的大牛頭犬”；

在熟悉他的大陸學者眼中，他是“文化界的福爾摩斯”；

而他也這樣描述自己：“為了掌握歷史細節，我的寫作過程 就像特務一樣，只是目的、動機有所不同。”

其作品被侯孝賢導演改編為中國首部國際大獎電影《悲情城市》。

另有作品《台北戀人》改編為電影《好男好女》和數十集電視劇等等。

已出版《共產青年李登輝》等十餘本書籍。

曾獲《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好書金鼎獎、時報文學獎……

【序言】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 ——《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

這篇書評可能有關鍵情節透露

作者 | 汪 暉


藍博洲的寫作以報告文學（台灣學者稱為“報導文學”）和歷史調查為主要形式，訴諸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開的敘述是論辯性的，它同時針對了藍綠兩個陣營的主導敘述，即“台獨”敘述與國民黨的正統敘述及其變體。對於前者，他的立場是反對殖民統治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對於後者，他的立場是反對白色恐怖和專制統治的大眾民主的左翼運動。通過漫長的調查，在他的筆下，日據時代台灣民眾和革命者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戰後台灣民眾和革命者反對國民黨暴虐統治的鬥爭、“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左翼進步人士的奮鬥和犧牲，漸漸以具體可感、清晰真實的方式呈現於讀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間的連續與變化，又將這些連續與變化置於與中國革命及建國運動的關係之中，展開了一幅生生不息、廣闊深厚的歷史畫卷。

這幅畫卷的形成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台灣政治的巨變是同步的，或者說，作者正是以此介入這場藍綠主導的、圍繞歷史觀而展開的戰爭。在這場歷史觀戰爭中，國民黨處於守勢，攫取了黨外運動領導權的民進黨則處於攻勢。在“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口號之下，新台灣史寫作以省略和扭曲的敘述策略，遮蔽台灣左翼傳統的歷史脈絡及其對民主運動的歷史貢獻，重構台灣的悲情。這一扭曲的歷史脈絡對於台灣的新社會運動，尤其是新生代對於兩岸關係的歷史觀點和思想情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新的台灣史敘述是一個包含若干層次但並不複雜的敘述：最表層的部分是將台灣歷史無差別地視為殖民史，將民進黨上台前的台灣政權一概視為外來政權，並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和中華民國的殖民地序列。

以這一“外來政權史”為框架，新的台灣史敘述又對這一歷史序列的內部關係進行重組：首先，通過抬高日本殖民統治（以及荷蘭殖民統治）的“文明程度”或“現代化水平”，將近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置於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的對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優越感；其次，通過日本殖民統治與“二二八”事件的對比，實際上為“皇民化”開脫（即在對比的意義上將其合理化），進而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懷舊”組織到“台獨”（也即區分於中國大陸，而與日本、美國主導的秩序相調和）的氛圍之中；第三，儘管存在少數對中國革命和革命中國持同情和理解態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義包裝冷戰與後冷戰的台灣政治結構，貶低中華人民共和國，切斷台灣社會與中國革命的歷史連帶，卻是台灣史敘述的主流。在台灣，以“共產主義”和“威權”概念指稱中國大陸，並以此掩蓋冷戰時代的台灣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宗主—殖民關係，是貫穿各主流派別政治修辭的共同語彙。

將台灣建構為“中國的他者”的客觀力量與其說是台灣島內的政治運動，毋寧說是兩個形態不同的統治秩序，即“二戰”結束前的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和“二戰”結束後，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後形成的美國主導下的內戰冷戰體制。1954年簽訂的“《美中 共同防禦條約》”，與美日、美菲協防條約性質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國、以條約規範台灣行為（如不允許主動進攻大陸）、以聯防形式阻止共產主義滲透，最終造成了台澎主權未定的格局。 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單方面頒布《與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禦條約》”，以維持兩岸對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灣人的命運由台灣人來決定”這一口號本來包含着反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內涵，但當這一口號被轉換為針對中國大陸的獨立運動時，其含義恰好與兩種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應，從而以自治或獨立的名義鞏固了這一統治。由於不得不藉助於“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外殼，“台獨”運動和“獨台”政治一直在“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民國是台灣”等說法之間閃爍其詞。換句話說，當代語境中的所謂“台灣主體性”與現代台灣為擺脫台灣殖民性（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而言的後殖民性和對於美國帝國主義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非但沒有歷史的聯繫，而且更是以割斷或扭曲這一聯係為前提的，或者說是以台灣在美國冷戰體制中的戰略地位的轉變為契機，通過承認“雙戰”構造造成的地緣政治格局為前提的。如果台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麼，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

正由於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達到高潮的“台獨”新歷史觀必須以“遺忘”藍博洲所探尋的那段地底的歷史為前提。這是藍綠對立中的共識。從1895年《馬關條約》至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經歷了50年日本殖民統治。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為了從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自主地位的連續性，不惜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修訂為“日治”時期，並作為教科書的標準用法加以推廣，由此引發了台灣史研究中的“日治”時期與“日據”時期的命名之爭。從日本殖民統治的角度說，“日據”時期的台灣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1895年的乙未戰爭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的第一時期，大致與殘酷鎮壓台灣民眾抵抗運動的武官總督時期相重疊；1915年西來庵事件（第一時期最後一次漢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時期，大致與日本從大正民主時期邁向法西斯軍國主義時期相重疊，在這一時期，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政策被概括為對台實行同化政策的所謂“內地延長主義”；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時期，即“皇民化政策”時期；在這一時期，殖民當局取締自治性的社會運動、推進“皇民化政策”，以使台灣成為其“大東亞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後備基地。

但從台灣抗日運動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時代的分期則有所不同。從1895年至1915年，台灣人民以各種形式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武力反抗，其間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895年台灣保衛戰時期、1895年至1902年間由北部義勇軍起義延及中南部響應的游擊戰時期，1902年屏東林少貓事件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裝起義時期。台灣人民在整個武力抵抗時期的犧牲總人數，至今仍眾說紛紜，但“日軍在台灣的殖民地征服戰爭戰死的人數，遠比甲午戰爭戰死的人為多。至於台灣同胞慘遭日本軍警屠殺的總人數，有學者據日方官書台灣憲兵史、台灣警察沿革志累積統計，總數約近40萬人” 。這個數字遠超台灣史上（包括戰後）的族群衝突受難總人數。1915年以降，台灣人民的武力抵抗並未終結，如1930年霧社事件就是台灣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里程碑，但伴隨日本殖民統治的鞏固，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還是在西來庵事件之後由武力抵抗轉為文化抵抗。

面對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灣的自治性社會運動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此起彼伏，蔣渭水（1891－1931年）是這一時期文化抵抗運動的領導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蔣早年學醫並關注中國革命運動，曾致電國際聯盟指控日本妨礙中華民國統一。1921年，他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在以林獻堂為代表的霧峰林家的資助下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倡導民權啟蒙運動；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後，蔣渭水成立了居於中派的台灣民眾黨。在蔣的左邊，是島內新興左翼奪得領導權的台灣文化協會；在蔣的右邊，則是與日本統治者妥協程度較高但仍追求台灣自治的林獻堂。1928年台灣共產黨於上海成立之後，先後奪取了島內台灣農民組合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蔣渭水也於1928年成立台灣工友總同盟，並在鬥爭中日漸激進、左傾。 與蔣渭水並肩抗日的許多革命志士，如廖進平、楊元丁、黃賜等，後來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時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蔣時欽遭國民黨當局通緝、流亡內地；與國民黨關係複雜的胞弟蔣渭川則列入捕殺名單，女喪子傷。

藍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於這一時代背景之中，通過複雜微妙的人物關係，他串聯起台灣歷史的斷續脈絡。他的成名作《幌馬車之歌》從妻子蔣蘊瑜（本名蔣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視角展開基隆高中校長鍾浩東（1915－1950年）的生命史。鍾具有雙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而被槍斃處決的中共黨員；另一重身份是蔣渭水的女婿、著名鄉土作家鍾理和的異母弟。鍾浩東年輕時不願效命於侵華日軍，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學，後於1940年攜妻奔赴大陸參加抗日，在廣東惠陽被誤為日本間諜而遭拘禁待決，幸得台灣抗日先賢丘逢甲之子、少將參議丘念台（1894－1967年）的救助，並加入他領導的國民黨第四戰區的東區服務隊，協助審問日本俘虜，從事敵前敵後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們轉赴廣州，協助處理滯留廣州的台胞返鄉。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強征入伍的軍人和醫護人員。鍾浩東夫婦等用台語和日語向他們解釋台灣歷史的演變及回歸祖國後台胞均為中國國民的事實，安定其情緒。鍾浩東年輕時崇拜蔣介石，視之為抗日領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響，接觸社會主義學說，逐漸左傾,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二八”事件後，他堅持地下鬥爭，並印行地下刊物《光明報》，“宣傳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於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周年那天犧牲。

鍾浩東也是《悲歌》中的一個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張志忠批准了由台共黨人吳克泰擔任介紹人的鍾浩東入黨。相對於張志忠，鍾浩東只是這一複雜的共產黨人活動譜系中的一個相對邊緣的環節。作者所以慨嘆張志忠、季沄的“墳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是因為這兩位歷史的失蹤者恰恰處於這個活動譜系的關鍵位置。在這個譜系中，我們可以找到翁澤生、王萬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輝、謝雪紅等各色人物，他們經由不同道路參與過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又在殘酷鬥爭的時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奮鬥、犧牲、堅守、疏離、投降和背叛是描述這一時代不同政治選擇的基本語彙。張志忠和他們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軌跡，共同折射出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曲折、複雜的現代歷程。作者在書中已經對張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跡做了詳細描述，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還是參照其他資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顯示這一歷史脈絡的廣闊與深厚。

張志忠，1910年出生於日據下的台灣南部嘉義的一戶赤貧農民家庭，1924年赴廈門集美學校就讀，參與了翁澤生等人建立的閩南學生聯合會，並擔任刊物主編。翁澤生（1903－1939年），台北人，先後就讀於集美學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時等早期共產黨人任教的上海大學，1925年參與“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26年至1927年間在漳洲發展組織。1928年4月15日，他參與創建了以台籍中共黨員為主體的台灣地區共產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1932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長。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並被移交給日本政府，送回台灣。他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於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張志忠參與了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活動，成為該組織嘉義地方負責人，並因此被日本當局逮捕。黑色青年聯盟領導人是王萬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萬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獻堂、蔣渭水等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1927年在大陸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轉籍至台灣共產黨，1931年被選為台共常務委員兼書記長，同年被日本當局逮捕，入獄12年。“二二八”事件後逃往大陸。蔡孝乾，台灣彰化人，與翁澤生一樣，1924年在上海大學就讀，受到在該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影響；1928年參與組織台灣共產黨，並擔任重要職務。1932年紅軍攻克漳州，經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介紹，蔡孝乾與許多台灣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據地，他也是台共成員中唯一參加過長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1945年任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後脫逃，第二次被捕後“自新”，引發著名的吳石、朱諶之案。

1932年，張志忠由侯朝宗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赤色救援國際的中國支部）；又經王燈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黨，並回台灣重建台共的黨組織。侯朝宗（1905－1968年），嘉義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農民運動，為台灣農民組合領導核心，後潛赴大陸進入國民黨系統任職。抗戰爆發後，他改名劉啟光，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從事專職宣傳工作，後因表現突出被提拔為第三戰區少將兼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1945年日本投降後，劉啟光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及包括今桃園、新竹、苗栗三縣的新竹縣長；1946至1947年，他負責籌備華南商業銀行(由日據時期的株式會社華南銀行與台灣信託公司合併改組而來)，並出任董事長，由此成為台灣金融界的頭面人物。《悲歌》開篇敘述柏楊尋訪劉啟光，其根據便是後來被證實是張志忠、季沄兒子的楊揚自殺時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遺書。

也是在1932年，張志忠回台後因上海台灣反帝同盟“關係者”大檢舉的牽連而被捕關押，但未暴露黨員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裝瘋的方式獲得假釋後脫逃。1939年張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訓後，赴劉伯承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曾幫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戰俘學習進步理論。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師團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區的一次戰爭中受傷被俘。八路軍為其治傷，他還受到陳再道司令員、宋任窮政委的慰問。此後，他發起組織“覺醒聯盟冀南支部”（後改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冀南支部），並擔任書記。1942年，秋山良照帶領反戰同盟成員參加了八路軍在冀南地區的反掃蕩鬥爭，表現英勇，得到劉伯承司令員的高度評價。

1946年，張志忠秘密回台，並與謝雪紅、楊克煌、吳克泰等共產黨人建立了聯繫，指導其工作。經過對原有組織的合併和改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也就在這一年，張志忠批准由吳克泰介紹的李登輝加入共產黨。謝雪紅（1901－1970年），台灣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她在上海參與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補委員。1945年10月，謝雪紅在台中組織人民協會等組織，後遭陳儀政府強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在台中號召人民起義，攻占台中警局及公賣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並親自擔任總指揮。在她的領導下，起義者攻占軍營及彈藥庫，為嘉義、虎尾等地的起義軍供應彈藥，並於3月6日組建著名的“二七部隊”，即“台灣民主聯軍”。起義失敗後，謝於1947年5月經上海逃至香港，組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並任主席。

“二二八”爆發之後，張志忠與許分一起前往東石，接管拘留所，釋放犯人，他通過以黃文輝為核心的外圍組織，組織嘉南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嘉義民眾對警察武裝實行繳械，並占領市政府。張志忠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即“嘉南縱隊”，又稱“台灣自治聯軍”。1949年12月31日，張志忠被捕，堅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參謀總長”周至柔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鴻鈞發出執行張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時30分，張志忠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時年45歲。他的妻子季沄先於他在1950年11月被槍決。

《台共黨人的悲歌》延續了作者早期紀實性作品的文脈，在敘述上採用了文獻、口述與人物故事相互印證的形式，但與《幌馬車之歌》等作品相比，這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它所要處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人的活動及其歷史定位問題。不同於通常的歷史學著作，藍博洲將自己的調查過程也帶入敘述，用張志忠和季沄的鬥爭和犧牲經歷為線索，串聯起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讓“二二八”事件擺脫話語的扭曲，重返其歷史現場。作者顯然相信：這種謹慎的紀實文學敘述（但排斥虛構的）的形式，比通常的歷史學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現發掘和偵測歷史真相的艱難過程。這確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灣現代史，其中貫穿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等複雜線索。作者的詳細勾勒和考訂清楚地說明：若抽去了這些複雜的線索，台灣現代史便不能成立。

江戶川柯鎮惡 2015-05-02 19:59:40 中信出版社2014版

於無聲處

這篇書評可能有關鍵情節透露

“張志忠，本名張梗，化名老鍾，嘉義新港人，台灣共產黨黨員、中國共產黨黨員。其妻季沄，亦為中共黨員。戰後，擔任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裝部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嘉義舉兵反對國民黨，兵敗轉入地下，1950年被捕，國民政府總政戰部主任蔣經國多次勸降無效，1954年被國民黨槍決。

……

199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追贈張志忠、季沄“革命烈士”稱號。台灣則有左翼歷史傳記作家藍博洲於2007年出版“孤墳下的歷史：張志忠及其妻兒”一文，收於聯經出版社之《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一書，記述其事。“

上述文字摘自百度。

讀罷此書，我特意百度了一下張志忠烈士，還好歷史沒有忘記，一股欣慰感油然而生。

儘管看過了太多紅色題材的文學影視作品，我很長時間以來也沒有能夠完全理解當年的熱血志士的革命信念為何能如此的堅定，而從一位台灣作者筆下寫出當年我黨一對革命伉儷的生死悲歌，我更是很驚訝的。

無法想象，信念對一個人是如此的重要，這股偉大而神秘的力量可以驅使人們克服一切常人不能忍受的艱難險阻而一直堅持在革命事業上。

文章列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使得其中的很多推理顯得有理有據得多，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張志忠夫婦的成長曆程，他們既是鐵血，也有柔情，尤其是夫人季沄入獄後寫給家人和兒子羊羊的信中展示的他們溫情的一面，這一點在我現在初為人父之後尤其受到感動。

整本書大部分文風是紀實性的，然後最後作者描述去祭拜的那一篇卻格外的煽情。一對為了台灣人民幸福未來而奮鬥終身的革命志士，最終被散葬在一處荒涼的亂墳處，而且因為不為人知而鮮有人去悼念，令人揪心不已。

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先烈們不知忠骨在何處？於無聲處，他們已經沒有機會聽到驚雷，然而，就像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結尾說到的：”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就像本書的作者一樣，感謝。

sunfai 2013-06-11 09:59:37

筆記

-第一次接觸跟台共相關的資料/書, 還是比較震撼的. - 作者在書中表達的立場對台共/中共台灣省委比較友好. 不過有幾點值得注意的是, 當時的國民黨真的是惡名昭著, 尤其是加上後來的白色恐怖迫害; 相比之下台共一直處於邊緣/被打壓的位置, 其受人'同情'的特性便不難明白. 若因讀...  (加載中...)

-第一次接觸跟台共相關的資料/書, 還是比較震撼的.

- 作者在書中表達的立場對台共/中共台灣省委比較友好. 不過有幾點值得注意的是, 當時的國民黨真的是惡名昭著, 尤其是加上後來的白色恐怖迫害; 相比之下台共一直處於邊緣/被打壓的位置, 其受人'同情'的特性便不難明白. 若因讀到類似文章便以為共產黨在台灣有多少市場, 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 書中展示共黨作為地下黨的組織工作, 讀來挺像看電影. 當然那種'革命'的投, 確實不是我們這一輩人能夠理解的了.

- 讀到季澐最後寫給兒子的幾封信, 還是讓人十分傷感的.

- 書中有提到共黨對台灣當時的分析, 有很正式的也有比較私人的東西, 比如說對台灣的鐵路系統, 識字率的讚賞等, 挺有意思; 還有台灣當時有沒有形成一個民族呀, 省藉的問題等等.

- 革命時期提的口號/政綱都很好聽, 真正上台後是否這樣做大家都知是甚麼會事了.

- 革命黨雖然提的口號都'很好', 但想來為甚麼這些事情要用那麼'地下'的方式來做呢? 或許當時的社會情勢沒有公民社會這樣的概念, 一來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 接下來可能要看的是, <中共在香港>。

雪 2014-09-25 00:08:52 中信出版社2014版

汪暉對話藍博洲：反駁“台獨”史觀，讓台灣民眾多了解中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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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對話藍博洲：反駁“台獨”史觀，讓台灣民眾多了解中共

澎湃訊

2014-09-24 19:34
來自澎湃新聞m.thepaper.cn

來自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7121
【編者按】

        1945年日本殖民地台灣回歸中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組織地下黨活動，與國民黨展開長達八年的鬥爭。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台灣共產黨機構曾組織過暴力起義、武裝割據等活動，但因實力懸殊，抵抗數年後終被血洗。一部分台共黨人或投降、或叛黨，但領導人之一張志忠夫婦卻於1954年從容赴死。

        台灣作家藍博洲先生的新書《台共黨人的悲歌》即以張志忠夫婦為主角，展開描述了那個時代裡懷有信仰的台共黨人群像，折射出近代中國歷史的一段縮影。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此書簡體中文版，9月14日，新書發布會暨“尋找失落的台灣歷史記憶”座談會邀請了台盟中央官員、著名歷史學者、老台胞、台灣文學批評家等人致辭並發言。經授權，澎湃新聞特摘取與會的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和作者藍博洲本人的發言，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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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暉：首先我祝賀藍博洲先生這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幾個月前，藍博洲先生和我的朋友讓我來寫一個序言，我其實是非常惶恐的，因為台灣去過多次，但是談不上理解。因為從甲午戰爭到兩岸分治的格局形成，兩個大的中間有日據時期，發生太多的事情了，不僅在台灣，在中國大陸，不僅是在這個區域，而且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所以怎麼去把握這段歷史？我覺得是並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讀藍博洲先生這本書的時候十分感動，感動於當年的革命者，這樣獻出自己的性命，為了民族的解放完全忘了自己，這種精神在今天實在地說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我們可以敬佩，但是你要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人願意這樣做，他們身上的精神，我們應當禮讚，但是真正想進入他們的思想世界、精神世界、鬥爭生活，既要有信念還要有政治上的了解，這樣的過程不是一個今天那麼多人容易接近和理解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過程。

        第二個感動，是感動於藍博洲先生，從他早期的寫作開始，前後將近30年了，一直在努力發掘這樣的歷史。我自己在序言裡面也說過，他似乎用他的寫作把自己嵌入到這個歷史的現存裡頭，他身上有一個使命感，要連接起先輩的鬥爭和今天這個時代。這當然不止藍博洲一個人，他們所做的貢獻令人欽佩。由於時代發生重大的變化，就特別需要有人，不僅是敘述，而且是身體力行地讓你感覺到這個歷史沒有中斷。歷史沒有中斷就還能生長出新的東西來，如果中斷了再去接，這是非常困難的。由於台灣的特殊的歷史命運，連接傳統的努力，是在異常艱難的條件下發生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欽佩。

        第三，我覺得讀完他的這些書和他的其他著作，有很多感慨。我自己做一點思想史、文學史方面的研究，深知要理解二十世紀中國，實在上是一個非常難的事情。我們如果看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歷史研究，會發現研究十九世紀，或者更前，大家的興趣很大，到二十世紀的歷史，尤其是跟革命相關的歷史，其實是非常難的，不僅是史實方面的問題，而且是逐漸地失去了對這個歷史時代的脈絡、氣質和精神的把握，這個動力越來越稀薄。歷史發生變化了，今天兩岸關係也發生變化了，因為統一的問題，統獨的鬥爭，敵我的關係，從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產生出來的變化的敵我關繫到今天又發生了很深刻的變化。所以這樣一個變化的條件下，怎麼理解這個歷史傳統？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於中國大陸年輕一代來說，要理解猶為困難。我們怎麼發掘和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這個時代發生的所有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所發生的鬥爭，這幾代人的命運？從台灣的角度，我覺得藍博洲先生的工作給了大陸人理解二十世紀中國一個契機，一個重新從一個特殊角度去看待我們自己經歷過的歷史角度。今天，我們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對於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的爭論都是巨大的，我們知道過去這些年，在大陸流行文化中，“民國熱”非常盛行，用這樣語境來閱讀藍博洲的作品，我希望他能夠給我們一些震動，讓我們重新進入到歷史裡面，去理解二十世紀中國，乃至理解我們生存狀態。過去，我們老師一輩的，都早已經提出“告別革命”這種說法了。告別革命，一定意義上是一個歷史的狀況，因為在今天不太可能再回到二十世紀的革命方式，大概也不大會有人這樣去想問題。但是這樣的一個歷史時代不等同於對革命歷史和自己的歷史傳統的否定，如果把這個歷史傳統否定了，我們現在的中國認同，我們作為現代中國人的基本價值源泉和歷史的地基都會被動搖，這是今天這個中國社會面臨的非常巨大的問題。

        更不要說，我們的雙戰構造，也就是內戰、冷戰的構造，在今天並沒有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上還會存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重新鞏固。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就在這樣的意義上，發掘這一段歷史，不但是對先烈的一個紀念和致敬，也是對於我們重新思考今天到底如何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思考這個突破雙戰構造的方式的可能性，這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啟迪。我也覺得特別希望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當中，來開展這方面的研究。

        最後順便說幾句，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敘述裡面，台灣的現代史，台灣現代史，台灣的文學，可以說是被提出來，作為一個獨特的門類放在這樣研究。比如我們教現代中國文學，或者教現代中國思想，並未將台灣內置於敘述，它實際上是中斷的。也就是說，當我們敘述現代中國史、現代中國思想史或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時候，台灣問題是放在另外一個方向的，由一些特殊的專家研究，不是在我們的基本的教科書的或者是我們教學的基礎性的框架裡面，這個狀況必須改變，如果我們不改變，就等同於我們的知識狀況服從於雙戰構造的狀況。我們如果不能找到一個方式來突破這個冷戰和內戰給我們造成的隔絕，在思想上、知識上、情感上作出突破，那我覺得對年輕一代人而言，這個機會更失去了。因為日常生活的實際的確是存在的，在今天需要有一點緊迫感，在中國大陸需要有這個緊迫感。我知道很多台灣的朋友有這個緊迫感，但是在中國大陸有緊迫感的人很少，我實話實說，沒有這樣的緊迫感，是對於問題缺少一個尖銳的意識。所以我很高興藍博洲這本書能夠在大陸出版，我也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帶動更多台灣朋友的著作在大陸出版，給我們一個機會，也使得大陸的學者和寫作人能夠跟上，把這些工作重新接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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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博洲：前面剛剛幾位前輩都講了很多，包括汪暉先生，他的序，他的發言都是很有啟發性的。為什麼要在大陸出這樣的一本書?我們是把被埋葬的台灣地下黨的歷史挖掘出來。困難的就在這裡，台灣也好，大陸也好，台灣地下黨的歷史或者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是長期以來都是不能談的。我1960年出生，1968年上小學，那時候是大陸的“文革”，我們走出家門，跑到操場圍牆，殺豬打馬，反攻抗日，到了教室也是這些東西，還要唱歌、升旗，校長的訓話還是反攻的言論，教室後面也都是反共標語。那時還有一個電視劇，叫《寒流》，裡面的共產黨好可怕，在我腦海里的印象很深。然後就這樣，一年一年的，都是這樣的教育。

        你說接受這樣教育的一代人，他能不反共、他能不恐怖嗎？不可能。所以我自己1979年在學校任職的時候，整個校園是一片肅殺的。然後過了一個學期才慢慢平常。當時大家都支持民進黨。參與黨外運動的時候，一直在謠傳說，好多年以前，國民黨在台灣殺了很多人，剛開始不敢說，我們只聽一些年紀大一點的人很隱諱地講，國民黨在台灣殺了很多台灣人。慢慢地才知道，那個符號出來了，“二·二八”。

        我15歲立志要當小說家。搞文學的人要關心社會，要了解自己土地的歷史，所以就試着理解這些傳說中的一些歷史，可是真的是找不到答案。我經常想，兩岸的問題，身份認同的問題，該怎麼看？比如今年所謂“太陽花”的鬧劇，就是說你怎麼讓台灣的年輕人認同，認同中國。希望兩岸統一？我覺得很難。用什麼來吸引他們？他們是活在一個“反共”社會的年輕人，他祖父、父母都“反共”，他不了解後就“反共”，他尤其受這一代人的影響，喝去中國化的奶水長大的，根本沒有中國心，中國情，我們這一代老講“反攻”教育，但我們還是有中國情、中國心的，雖然要“反攻”，但都是中國。但“台獨”就是不要長江黃河。你只要回想受教育史就知道，你的中國心、中國情還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不是這樣的，他已經沒有中國心、中國情，他也不一定反共，他也願意來中國大陸，他覺得他是出國，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他願意交流，願意參加夏令營，但他沒有認同。他也不了解共產黨，他怎麼知道1949年以前的共產黨？他怎麼知道長征的共產黨？他怎麼知道1921年的共產黨？他完全不知道。

        那你怎麼辦呢？我們可能首先要在宣傳上讓台灣民眾多方面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是什麼，它怎麼走過來的，這個還是要想辦法用各種方式讓台灣了解，了解了以後，你才不會沒有道理地恐共。還有一個，中國共產黨到底跟台灣，跟台灣人民有什麼關係？我們就有很多東西要講，而且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台灣人民也參與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和建設，台灣人是參與的，不是區隔的。你讓台灣民眾了解了以後，台灣民眾可能才會有所認同，要不然我覺得前景是無解的，讓人悲觀。光是經濟讓利，是爭取不到民心的，民眾不了解，如果讓台灣民眾知道更多的相關歷史，那你就可以把被顛倒的歷史就顛倒過來。

        我接着就說，我的《台共黨人的悲歌》，還有其他的一些寫作，它的意義是在這裡，它對“台獨”歷史的論述有一種反駁，比如，“台獨”說“二·二八”以後台灣人開始搞獨立運動，這是謊言。“台獨”是土改以後才開始有的。我們要有更多的歷史事實，去反駁他這種被他們收歸過去的歷史解釋權，要不然就很難。“台獨”敘述的歷史雖然是假的，但是影響着老百姓和媒體。

        到現在我們搞白色恐怖的紀念活動，媒體也說“二·二八”，在台灣“二·二八”就等於是“台獨”。因為很多人本身就同情“台獨”派，所以我的書在台灣賣得越來越不好，他們不理解這種情結。

        總之，台共的歷史前面講了很多。你如果不理解、不處理會流失更多的東西，包括地下黨歷史的家史，這個是讓人家很痛心的，但是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只知道他們父親、母親被國民黨殺害了，他不知道他父親是共產黨，他會說怎麼可能是？如果烈士的家屬都反對烈士的理想，這個時候我們就感覺到最大的悲哀，我不指望我的書能影響一代大眾，但最起碼要影響這些烈士的家屬，如果這個都做不到，那我就不曉得我們要怎麼解決台灣問題，怎麼談統一了。

黃紀蘇：沉重的《台共黨人的悲歌》

文藝 1年前 (2016-12-17) 黃紀蘇 0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5548

 《台共黨人的悲歌》我一直想談談卻一直拖着。這本書是去年秋天讀到的，讀完合上書，感覺像是從岩石縫裡鑽了出來，以後一想到還要鑽回去就不由自主地深呼吸。要不是今天朋友的一句微信，我還會一拖再拖。

這部傳記的主人翁是兩位鮮為人知的共產黨人，台灣籍的張志忠和他的江蘇妻子季沄（原作芸，誤）。他們都是上世紀前半葉參加共產黨的知識青年，抗戰勝利後被派往台灣從事地下工作。張志忠擔任中共台灣工委的軍事負責人，季沄在學校教書——不光是掩護，也是生計。二二八事件後，台共發動軍事起義，由張志忠領導。起義失敗後，他們轉入地下，後雙雙被捕，先後就義。這其實是上世紀那場革命中司空見慣的故事。當年關在渣滓洞的共產黨員得知新中國成立，興奮之餘用背子面製作了一面國旗。由於只知“五星紅旗”而不知具體圖案，他們憑想象在旗的正中擺上一顆大五星，四角各一顆小五星。這些五星的角很平緩，其實就是個五邊形每邊弧進去一點，顯着豐滿而柔和，就像母親懷中嬰兒的臉龐。這些革命者本打算舉着它衝出監牢與解放大軍會合，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倒在黎明前最後的黑暗裡，當新中國的太陽照到他們身體的時候，彈孔中的血還在流。張、季夫婦也屬於“齎志而歿”，卻更讓人壓抑。且不說他們的屍骨連同身世早已委諸荒煙蔓草，他們遺下的一個兒子後來加入國軍，據說還要派回大陸從事地下工作，其慘毒遠過斬草除根。不過這孩子後來自殺了。行文至此，不知為什麼想起陳寅恪先生“元佑党家猶有種，江潭騷客已無魂”的哀痛之句。

把張、季的故事同他們以及無數青年殞身不恤的那場革命後來的故事放在一塊，讓人更覺沉痛。那場革命後來的故事他們沒看到，我們都看到了。近日網上有文章指某開國元勛的後代富可敵國，一位友人發來激憤的微信，說這讓“整個中國革命看上去就像一場騙局了”。其實，不用等這類文章“揭秘”“起底”，老少權貴們舉着這場革命的產權證虎咽鯨吞、比起這場革命當年兵鋒所指的巨蠹國賊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就不是秘密了。我有時在微信朋友圈裡會跟一些“果粉”爭辯，他們對當年國民黨的病態美化，對當年共產黨的病態醜化，實在讓人看不下去。但他們的現實所指誰又能說就錯了呢?今天的無產猛虎、共產蒼蠅，別說不如今天的國民黨，就是當年的國民黨誰又敢說他們就如呢?起張、季於地下，誰又敢保證老兩口不會彼此攙扶着一路小跑加入“兩頭真”的行列，逢人就宣傳“人類普世價值”呢?

博洲先生以數十年時間尋繹史跡、復原史事，為死難烈士立傳。如此惛惛之事、冥冥之志，仿佛千年前敦煌、雲岡崖壁上孤獨而執着的斧鑿聲。我接觸到的台灣“左翼”學人，身上多有一種質樸方正之氣。道理想來也簡單：共產黨在那裡一直是撲殺的對象，這些年也只是不用坐牢而已，想榮華、謀富貴、耍威風的人都去了別處。而在大陸，“如何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屬於國家級社科基金招標項目，什麼樣人招不來呀。如今“左”在不少人那裡越來越是梯子、棍子，越來越不是擔子了。我一直不大好意思以“左派”自居，這其中確有跟他們觀點不大一樣的原因，也有老模老樣不適合左岸小掛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真正的左派須要擔起高遠的理想和沉重的人生，像我這種遊手好閒、沒事愛溜個胡同跳個廣場舞的人就別逞那個能了。《台共黨人的悲歌》及其堅韌漫長的寫作過程，算是又提了回醒。

(作者：黃紀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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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國共三十年諜戰

老劉001 2017/9/15 14:43:14

http://bbs.tiexue.net/post_12723225_1.html 節錄

中國革命成功後，新政權輕鬆肅清國民黨潛伏在大陸的間諜，而國民黨在台灣取得勝利。【國民黨在台灣繼續施行戒嚴，加強特務組織建設，軍事上因金門戰役獲勝得到短期的安全保障，隨後朝鮮戰爭爆發促使美軍防守台灣。暫時消除了解放軍的進攻威脅，當國民黨在台灣做足組織動員和思想動員後，再也沒有人能有意無意保護間諜、阻撓偵查，這迅速提高了反間諜效率。】

1949年7月，一份台共的《光明報》被交到蔣介石面前，證明台灣有地下黨活動。憤怒的蔣介石召集毛人鳳等開會商討。當毛人鳳散會走出來後，台灣保密局上校谷正文說正好有臥底潛入一個共產黨的工會，毛人鳳立即命令他從會計室拿兩千元辦案經費，迅速去辦案。

國民黨此時山窮水盡，會計室里只有800元，谷正文只領了500元，不過他很快抓到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時任基隆中學校長的鐘浩東，之後的進展也非常順利。（按：1949年8月18日，從台大法學院畢業的王明德（民進黨政客王世堅之父）破口，保密局循供逮捕了成功中學與台大學生及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等44人。從此拉開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 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台灣中立化”方針：第七艦隊悍然駛入台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 在美國支持下轉危為安的蔣政權於是以反共之名發動了籌措已久的全島規模的軍法大肅清。據保守估計，在這場長達五年的巨大的恐怖政治中，至少有上萬名以上不分省籍的“共匪”、愛國主義知識分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淪為民族相殘、祖國分斷的時代犧牲者；數以萬計的民眾被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 ——藍博洲 《台灣向何處去 ——“二二八”與台盟的人民民主鬥爭》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1144 ）

化名“老鄭”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後逃脫。但他的隨身資料暴露了“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吳石與參謀總長周至柔的關係非常好，他用這層關係和軍銜來施壓谷正文，但這一套做法在台灣失效，周至柔拒接吳石的電話，吳石被捕。

不久後，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徹底摧毀。【主導破案的谷正文深切體會到，當解放軍的登陸作戰被無限期拖延後，孤立無援的台共成員們意志消沉，被捕後很容易變節。不久後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徹底摧毀。此時，儘管共產黨的整體實力遠強於國民黨，但它在台灣的諜戰以全軍覆沒告終。（來源：鳳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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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個特例。長期被日本統治。到1946年中共華東局才開始在台灣建立地下組織。而且領導又是個好色之徒、腐化墮落。

在1949年以前中共各級情報機關和軍隊情報系統都不可能將台灣作為自己系統主要發展地區。所以中共地下組織在台灣的力量很弱。

以下見 羅援：《風箏》諜戰！中共王牌特工比鄭耀先更傳奇  

來源：紀念中央特科暨隱蔽戰線九十周年　2018-01-17 10:38:40http://www.yangtse.com/app/ent/2018-01-17/507269.html

吳石將軍潛伏台軍高層多年，最後被叛徒出賣英勇就義（上圖）。他的骨灰直到1994年才魂歸故里。

我父親【羅青長】為他題詞：“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羅青長（1918年9月4日—2014年4月15日），四川蒼溪人。1932年秘密參加共青團，1934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參加長征，在紅軍政治部門從事聯絡工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紅軍總政治部幹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部情報訓練班，任林伯渠機要秘書，1941年調回延安，解放戰爭期間擔任情報機要工作；建國後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分管外交、情報、對台工作；還曾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部長，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等職。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羅青長同志因病於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6歲。

2014年4月21日，各界人士在北京八寶山送別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同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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