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revolution）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歷史設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各個時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從它最全面的意義來說，是從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劇變性的躍進。在陳舊的制度同爭取自由的新的生產力之間，進而從人的關係上來看，在舊秩序內部的上層階級同下層階級之間，在以前的階級同向它挑戰的新的階級之間，各種衝突的匯合，會帶來革命，直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原來被剝削的階級同新的統治階級合而為一。後來，只是對於現代歐洲的革命，包括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時間認真加以考慮。馬克思在1843年已經開始研究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他的筆記中說明了這一點）。所有這些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美國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階級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領導的，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擴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這些除舊立新的嘗試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慮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隨它最初的最豪邁的階段的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這方面寫了一本書──，認為這是最早的革命；雖然作為市民和農民打破封建優勢的努力只獲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暴動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沒有自耕農和城市平民竭力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戰鬥，它不會推進到如此程度；這也就向他們暗示這樣一個一般原則，所有一切造反的運動必須推進到遠遠超出資產階級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動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種結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話（參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另一個一般特點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產階級能夠得到群眾的支持，就能以反對舊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態出現，甚至在當時自認為如此。
　　1848──1849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左派方面參加了德國的激進運動，有機會從內部看到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對終於導致失敗的猶疑不決和軟弱無能深感厭惡；後來他們在這方面思考了並寫了許多東西。對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使馬克思深信，歐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業蕭條為背景，群眾的不滿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發動群眾以前，新的叛亂不會有任何機會。事實上，中歐和東歐的資產階級甚至對支持他們的工人比對他們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決不會再冒險試驗，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國。它能夠在舊的框框內獲得一種地位，儘管不是政權，使它能毫無阻礙地發展工業，這也就是對它有實際意義的一切。
　　恩格斯曾經企圖（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中）把這種情況納入馬克思的設想，就德國而論，把俾斯麥的“統一”描寫成“革命的”，這個例子說明他和馬克思使用這個詞多麼靈活。另一個例子是馬克思關於印度農村被不列顛的壓力所破壞是亞洲歷史上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的說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但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概念方面，產生了許多問題，雖然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由馬克思主義學者生動地加以闡明。在英國，還無法顛撲不破地證明階級之間和它們所代表的經濟體系之間的衝突。甚至1789年法國的情況（這裡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諸如此類的觀點得到比較廣泛地承認）仍然很有爭論。然而人們承認，馬克思的假設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們去探討整個問題。
　　另一種革命即共產主義革命在很長時間內縈迴於少數人的腦際，但是，馬克思經常強調，在它的物質條件具備之前，不可能有實際意義。那就是說，共產主義只能是繼資本主義而來的事物，它帶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它第一次有可能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因為它不代表另一種所有制形式，而是擺脫一切所有制。它的執政將是一種道義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因為它會清算過去，掃除人類的骯髒東西，使它從新開始（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第1部分B3）。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從不背棄的另一個信念是，偉大的變革不可能在這裡和那裡個別地方發生，而應當是決定性數量的工業國同時行動的結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馬克思從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失敗中作出結論說，這只是像一個猶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樣漫長的鬥爭開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68頁）──後來這成為斯大林特別喜愛的形象。在以後的年代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認，1848年他們被青年的急躁情緒所左右，在資本主義在大陸的進程的第一個階段就指望推翻資本主義，這是很不成熟的。政權是不可能靠少數熱烈分子，即沒有整個階級的力量作後盾的戰鬥先鋒隊的突然襲擊來奪取的（參看恩格斯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序言）。
　　恩格斯後來認為俄國可能是這條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慮到那裡的革命可能會被戰爭所促進而迫在眉睫（《俄國的社會狀況》）4；1885年他告訴一個俄國記者，如果說布朗基主義的幻想（由一批密謀者推翻整個社會）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話，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為沙皇制度如此不穩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維·查蘇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會緩慢一些，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高潮也許是武力的較量。馬克思可能認為，少數國家，首先是英國由於其長期的政治傳統，可以避免最後的嚴峻考驗。但是，英國的發展情況令人失望，工人階級在憲章運動失敗之後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聯主義，缺乏社會主義的“責任”感。在法國，政治精神比較活躍，但1848年以後不久，馬克思懂得，在一個主要具有農業性質的國家，沒有農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取得政權，他估計，農民日益加深的貧困將保證這種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的工業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階級將率先行動的國家。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不久開展起來，在帝國國會的議席不斷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為選舉力量的增長，因為他作為軍事問題專家，也意識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強各國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寫信給拉法格說，巷戰和街壘已成為過去的事情；在同軍隊作戰時，社會主義者肯定要吃大虧，而且他承認，他還找不到解決這種困難的好辦法。但這就更有必要把群眾吸引進來，儘可能擴大運動的範圍，在德國，要把它推進到軍隊的主要徵募地區，如東普魯士。
　　恩格斯在1895年為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強調了這些告誡。然而，他的文章被編者由於擔心書報檢查而大肆刪改，他對此極為不滿；他在寫給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說，這使他容易被歪曲為“合法鬥爭的崇拜者”。事實上，這種情況不久就發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後，伯恩施坦開始提出導致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的種種主張（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在這場複雜的爭論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論點是：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將來的所謂不可避免的崩潰，只是願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爭論是關於原有意義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種實際可能性，或是說，現在是否只應依靠憲法的方法。
　　在俄國，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憲法權利，以後也沒有多少憲法權利。列寧決心創立一個能夠準備、然後領導革命的政黨；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貫徹了事先籌劃的革命主張。在1905年主要帶有自發性的暴動中，他的黨太小，沒有經過考驗，無法取得很大成就，它無論如何未能超出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敗表明了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的不堅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國資產階級不堅定一樣。因此產生這種似非而是的說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群眾代替它、甚至撇開它進行。這種思想自然而然導致“不斷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頓地從資產階級革命（比較確切些說，現在的民主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這裡，存在夠多的複雜情況促使左派方面進行無窮的爭論，正如修正主義在西方那樣。
　　1914年當歐洲按照它的統治者的命令服從地拿起武器的時候，列寧試圖反擊這種責難，國際曾經愚蠢地預言戰爭意味着革命。他寫道，它從來沒有保證這一點，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導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來（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620—621頁）。只有在號召已經準備暴動，而上層階級無法在舊秩序下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可能發生。這是一些不以政黨和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1916年3月，在戰時的另一次論戰中，列寧宣稱，社會主義革命不能設想為一次迅速的打擊：它是一切戰線上一系列的緊張戰鬥（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17頁）。
　　在俄國，1917年發生了列寧所期待的總危機。托洛茨基在他的歷史（見“參考書目” ⑧，附錄2）中寫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發動者的意圖，但十月革命卻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它卻離開正道。他和列寧曾經指望它成為歐洲暴動的訊號；對於他們如同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勝敗要在國際舞台上決定。但是，東方和西方相距過於遙遠，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並不太樂意仿效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感到被人離棄，首當其衝。不久發生一場爭論，列寧以考茨基為主要論敵。問題是，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譴責他的批評者背離馬克思主義而信奉改良主義。考茨基卻譴責布爾什維克以馬克思曾經認為任何革命後的過渡必不可缺的無產階級專政為藉口憑籍恐怖主義執政。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恐怖主義有別於這種專政的觀點，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得到說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們自己驚恐而從事簡直無用的暴行來支持他們自己的信念的一種制度。
　　以後幾年歐洲另一些地方舉行暴動的嘗試失敗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在獄中悠閒歲月中思考經驗教訓，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葛蘭西。他根據19世紀意大利的種種事件，區分出馬志尼的積極的起義和卡富爾所倡導的“消極的革命”，後者以耐心準備作為通過人們頭腦中的“分子變化”造成社會力量改變構成的方法。他設想，也許二者對於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認為歐洲的其餘部分在1848年以後傾向“消極”類型。他論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後，更慎重地說，在1945年以後，歐洲社會主義可以說有一個類似的轉變。在西方，對革命目的的追求實際上已經意味着相信社會的徹底改造，以別於僅僅用零星的改革來修補舊社會的任何辦法。在蘇聯，可以看到向這個方向的緩緩移動；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蘇聯理論已願意採納下列這種觀點，隨着社會主義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政權。
　　這個論點是在毛主義（參看毛澤東條目）的偏激學說的壓力下得到承認的。毛主義同莫斯科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並一再重申鬥爭的國際性質。較近幾年，北京已經放棄它的極端革命姿態。但是，自從列寧在1914年以前認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很有希望，乃是對歐洲革命運動的支持以來，武裝鬥爭已經從歐洲轉移到第三世界。在那裡，這始終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因為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有外國背景的右翼軍人統治，似乎沒有留下選擇餘地。社會主義和民族情緒或農民情感往往交織在一起，但在許多地區，提供指引線索的是馬克思主義或它的某種改頭換面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