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特朗普的國務卿跑到加州尼克松圖書館發表了一個題目叫“共產中國及自由世界”的演講。很明顯，在特朗普執政已經過了三年半，身處病毒流行，白宮急於改變大選話題才想到要反（中）共了。問題是，既然要把尼克松拖進來做陪襯，那麼為什麼不用水門大樓做背景而是選擇尼克松的故居？尼克松被認為在冷戰打開了中國大門，但他也是戰後美共靠反共起家而且獲利甚豐的美國總統。如果今天我們了解尼克松當年運用了什麼樣的手段去贏得選舉，就會對今天特朗普政府“反”共的動機和目的有更加清晰的把握。

尼克松出生在1913年，42年應徵加入海軍。1945年，南加州共和黨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招募挑戰第十二選區聯邦眾議員沃里斯（Jerry Voorhis）的合適對象，委員會聯繫了包括州教育廳長、仍在歐洲的巴頓將軍（George Patton）、UC伯克利的一個球星，......。這消息傳到了還在馬里蘭州海軍基地的尼克松耳朵里，他立即表現出很大熱情。第一輪面試下來，三分之二的委員投票支持尼克松。46年初辦完退役手續後，尼克松立即帶着太太搬回加州加入競選。他一邊走遍400平方英里的選區做演講，一邊研究對手。這時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PAC）的傳單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一個多世紀勞工聯盟歷史上，美國的“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和“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是規模最大的工會組織。由於建立工會的主要目的是保護雇員的權益，所以同“共產主義”有天然的聯繫，在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下就算是“左傾”組織。

1940年代南加州活躍着兩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一個直接隸屬於“產聯”（CIO-PAC），被認為是美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另一個是“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NCPAC）。它也隸屬於“產聯”，但向社會各界人士開放以吸收成員，不具有明顯政治傾向，46年裡根（Ronald Reagan）也是其成員。46年4月，NCPAC南加州分會宣布支持沃里斯連任。尼克松撲捉到這個機會，他不僅大力渲染這個背書（endorsment），而且故意把NCPAC同CIO-PAC混為一談，攻擊眾議員受控於“共產主義勞工聯盟組織”從而以達到把對手同共產主義綁在一起的目的。

沃里斯45年8月開始在華盛頓，直到46年8月底才回到選區參加競選，他也不知道NCPAC對他的背書。辯論時尼克松要眾議員解釋同他共產主義組織的關係，沃里斯說，那兩個PAC不是同一回事啊。尼克松則把那兩個PAC的董事會名單對照着讀了一遍，強調其中有人身兼二職，以此來說明NCPAC就是CIO-PAC。這給了沃里斯一個致命打擊，最後輸掉了選舉。那一年尼克松才33歲。那場勝利被認為是尼克松在政治崛起過程中通過指責對手和共產黨有關聯而得以勝出的第一個例子。同時，那一年美共在全國範圍內的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獲得1928年以來首次奪取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這得益於戰後美蘇冷戰在歐洲和亞洲全面升溫， 尼克松正好順風趕上了那班船。

1947年進入國會後，尼克松被分配在炙手可熱、“聲譽日隆”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1948年非美委員會舉行公開聽證，調查前政府高級官員希斯（Alger Hiss）共產黨案。議員發言的順序是以資歷，尼克松排在最後一個向希斯發問。那時早已經過了午飯時間，不少“老”議員已經離開了會議室，誰也沒有期望尼克松的最後一問會有什麼戲劇性的事情發生。

“誰把你從紐約的律師事務所介紹到華盛頓政府機構來工作的？”尼克松發問道。後來誰也沒有去挖一下尼克松這個問題的用意是什麼。希斯答：聯邦大法官弗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那是他擔任聯邦大法官之前、還在哈佛當教授的時候？”下面的對話、情節不在國會記錄文本裡面。根據紐約律師、前喬治梅森大學副教授貝雷斯福德（John Berresford）在他《南瓜補丁、打字機和尼克松》（A Pumpkin Patch, A Typewriter, and Nixon: 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的研究文章里說，希斯回答：是的，那時他是哈佛教授，是我的老師。“尼克松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你畢業於加州的惠蒂爾學院？”（Whittier Colloge）據在場其他人事後回憶，當時尼克松的脖子都紅了起來。

尼克松出生貧寒，“走讀”完成了大學後進了杜克法學院。畢業後他沒有找到紐約、華盛頓的工作，最後回到老家在鎮上一條“主街”（main street）上發展。而比尼克松大幾歲的希斯在霍普金斯本科畢業後進了哈佛，是教授弗蘭克福特的高足。經過教授的推薦，畢業後在最高法院給大法官當助手。然後在波士頓和紐約律師事務所工作，後來進入羅斯福政府工作。45年出席聯合國舊金山籌備會議後，他那手抱《聯合國憲章》原始文本走下飛機，送給杜魯門簽字的場面上了《時代》，好不風光。

可是在國會作證，希斯違反流少說為妙的原則。而且哪壺不開提哪壺，偏偏要去扯別人不是常青藤畢業的背景。也有一種解釋，說希斯只是為了調劑一下聽證會的空氣，或者可能大半天下來他疲憊而詞不達意。但不管怎麼說，那個回答一點也不合適。不僅給尼克松搭了一個晉升的階梯，而且還給自己帶去牢獄之災。 

會後委員們關門討論，大家覺得可以終結對希斯的調查，但尼克松不同意。他認為希斯有說謊的嫌疑，調查應該繼續下去。他主動提出，委員會不必再開聽證會，由他一個人來負責所有具體工作。後來大陪審團裁定希斯在國會宣誓後說謊、做偽證，被法官判了5年徒刑。

毋庸置疑，希斯案讓尼克松成了華盛頓的政治明星。但希斯案本身似乎並不應該給尼克松塑造一個堅決反共的印象。如果那天不是希斯（無意）刺激了尼克松內心的自尊或者自卑，他沒有理由要拗着委員會的決定，堅持由他個人繼續調查下去。因為希斯的回答在尼克松看來是一種挑釁，尼克松無法不把追查希斯當作自己個人行為。否則，恐怕後來美國共和黨反共的神話就不存在了。

如今龐陪兒把臨時起意，把反共造勢大會開到尼克松的墳上，如果地下有靈，尼克松大概也會有幾分慚愧，因為他那次反共更多地是逮住機會，是一種競選策略而已。不過這反過來也說明，龐陪兒今天反共也是一種手段和策略，大選過後塵煙將會散盡。倒是如今這些華裔川粉則成了國務卿的“反”共陪襯兒。

202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