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國際化的自由香港  

        1949年10月，中共“四野”勁旅攜橫掃大陸之威攻占廣州，隨後進占寶安縣，來到深圳河畔，對岸就是香港，大軍進占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如同探囊取物，卻硬生生勒馬羅湖橋頭，沒有踏進香港半步。這是中共統帥毛澤東的深謀遠慮所致。

        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蘇共代表米高揚，說了這麼一段話：“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內地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海島”指的就是台灣，留着香港發展海外關係和對西方國家的進出口貿易，是毛澤東的戰略思路組成部分。事實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有遠見的。香港在毛澤東時代一直扮演一個獨特的中國大陸與西方往來通道，為中國大陸的軍事、經濟、人員往來承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1980年代，鄧小平兩次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商定了香港和平回歸的“一國兩制”路線圖，承諾香港的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奠定了香港1997回歸之後繼續繁榮發展的政治基礎。香港也因此能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繼續扮演着金融與科技的重要通道，以及轉口貿易和受限物質進口的碼頭。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功特別是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香港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是毛澤東聯手鄧小平為中國大陸留下的寶貴遺產。

第二，一國框架內的台灣

        上面引述毛澤東與米高揚的談話，重點就是毛澤東對台灣問題的思考：“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

        1949年2月，國共內戰著名的三大戰役：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都已順利結束，中共解放軍威風赫赫、橫掃千軍如卷席。但毛澤東卻並沒有被中國大陸上解放軍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沖昏頭腦，冷靜地分析了“海島上的事情”的特殊之處，並指出了未來的解決方式：“靈活的方式”、“和平過渡的方式”，以及“花較多的時間”。正是由於毛澤東定下了這樣的基調，並且在1958年已經完全取得沿海作戰優勢的條件下留下金門、馬祖不去攻占，而是通過有規律炮擊的方式宣示國共內戰仍在繼續，把台灣牢固地留在了“一個中國”的國家概念之中。

        1980年代，鄧小平與蔣經國這兩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通過互派密使的方式進行往來，探討兩岸實行“聯邦制”或“邦聯制”統一的可能性，可惜隨着蔣經國因病去世，這一進程停了下來，但卻為兩岸化解戰爭戾氣、開展友好往來奠定了基調。

        鄧小平的智慧體現在對歷史進程的洞見，1978年在談到中日兩國之間的釣魚島爭端時，鄧小平說：“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這個問題談不攏，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些。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形式、方式來解決。”這裡面的關鍵詞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形式、方式”。鄧小平的這種睿智的表達既維護了國家利益，又贏得了對方的尊重，而且在現實中也是解決爭端的唯一途徑。

        實際上，不僅對釣魚島問題，對其它現實中無法逾越的難題鄧小平的態度也是如此：“有些事件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下一代人去解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

        擱置爭議，努力做現在能做的事情，是鄧小平作為具有歷史洞見的政治家體現出來的對時代發展趨勢的前瞻智慧。事實上，很多國家大事也跟生活小事一樣，暫時擱置起來，順應事理的發展，本來的難題屆時可能就會迎刃而解，而不必為了急於求成而大動干戈。

        毛澤東和鄧小平正是這樣用他們的政治智慧為歷史難題預留了巨大的輾轉騰挪的解決空間，從而把台灣牢牢固定在“一個中國”的國際政治框架之內。

第三，     中美友好關係

        1949年解放軍攻占南京之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特意留下試圖與中國大陸的新政權建立聯繫未果，中美兩國也就因此互相錯失了二十多年。1971年，毛澤東痛感與蘇聯交惡後中國大陸面臨的孤單國際環境，抓住時機啟動“兵乓外交”，促成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啟了中美之間的良性互動。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重返聯合國，獲得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可以說，是毛澤東為1979年的中美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礎。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後的1月28號，鄧小平訪問美國，明面上只是簽署了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但實質上卻開啟了包括軍事合作在內的中美兩國全面合作的蜜月關係。這種蜜月關係雖然在1989年之後一度被冷卻，但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1992年之後逐漸恢復，奠定了中美經濟、科技、教育、貿易等一系列長期合作的基礎，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鋪設了四通八達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大陸四十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石之一。

        綜上所述，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代領導核心聯手為中國大陸政權留下了三大政治遺產，為中國大陸的長遠發展鋪設了道路。

第四，   “不爭論”的世俗化經濟改革開放之路

        這是具有鮮明的鄧小平個人特色的政治遺產。

        1989之後，中國大陸左傾思潮泛起，幾乎阻斷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之路，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力主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姓社姓資”話題“不爭論”，為中國大陸繼續經濟建設的改革開放掃清了障礙。

        “不爭論”是鄧小平的一貫思想，所謂“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就是“不爭論”的形象解讀。1979年，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鄧小平就明確指示“不要爭論”。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明確地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

        “不搞爭論”就是把意識形態話語暫時凍結，貫徹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其實質的哲學意義就是社會發展的“世俗化”。這是歐洲擺脫了中世紀宗教統治之後進入“文藝復興”所帶來的“人的解放”、進而爆發“工業革命”的必由之路。對於在1949之後的意識形態教育環境中長大並習慣於非黑即白判斷標準的幾代中國人來說，鄧小平的這種“不爭論”哲學看上去是推卸歷史責任的一種苟且手段，卻不明白這種樸素的世俗化哲學思想恰恰是人類現代社會寬容與多元化的基本特質。

        正是在鄧小平這種“不爭論”的世俗化哲學思想指導下，中國大陸在1992之後迎來了新一輪的“人的解放”和經濟制度的“底層設計創新”，從而開創了延續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奇蹟。

        當然，由於鄧小平沒有見識也沒有勇氣開啟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導致中國大陸在經濟騰飛的同時弊端叢生，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無論歷史怎樣評價中共以及中共領導人的功過是非，都不能否認他們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代領導核心聯手為中國大陸的長遠發展留下的以上四大政治遺產，其中蘊含的深遠洞見和歷史智慧是值得回味的。可惜的是，現在的中共領導人顯然不具備他們前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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