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發明一句口號：“不折騰”。對此，中國左右兩派都不滿意，說它是“不作為”的藉口。物議洶洶，眾口鑠金，網上甚至流傳“擊鼓傳花，把難題遺留後任”的鼓譟。其實，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號，不可作正面解讀。例如，“文革”時毛澤東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那意思其實是：黨中央很不團結，“文革”可能失敗。同樣，等胡總書記發明“和諧社會”以及“不折騰”哲學時，中國社會其實已經很不和諧，“樹欲靜而風不止”，所謂“折騰”，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書記話音剛落，中宣部墨跡未乾，在中國西南的天府之國，“平安重慶”的山城裡頭，也即在“唱紅打黑”的心臟部位，當代延安的寶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條驚天新聞。只是，這次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而是“夜正濃，月朦朧，中國跑了個王立軍”。黨中央本是全國和諧的表率，王立軍一“跑”，黨中央也無法再和諧下去，不作為也得作為，不折騰也就折騰了起來。

自三月份“王捕頭月夜奔領館”後，這齣由重慶拉開序幕的大戲，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間峰迴路轉，高潮迭起，環環相扣，步步驚心。先是“周尚書無奈登前台”，後有“溫丞相激情答記者”，接下來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權柄”。前後照應，如章回小說，層層拓展，似懸念碟片，朝野震驚，萬民爭睹，風頭遠蓋過重慶當年進京“唱紅打黑”呈送御覽的那台“紅戲”。據說好的劇情，必須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壇不振，難見此類精品。倒是王立軍出手不凡，演出了這種境界。王立軍出逃後，薄熙來在記者會上連呼“突發事件”，可見劇情相當出乎意料。同時，在一個高喊“和諧”但骨子裡卻很不和諧的環境裡，王立軍的“突發事件”，又很符合文藝批評家所謂的“生活邏輯”，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戲演到這個份上，王立軍幾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長兼大學教授，可能不全是“學術造假”。

王立軍和薄熙來以及“唱紅打黑”的關係，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係。因此，要搞懂王立軍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戲，就須搞懂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自重慶推出“唱紅打黑”以來，擁護和反對者的關注點，都在“打黑”，不在“唱紅”。在多數人看來，“唱紅”不過是個幌子，“打黑”才是真干。畢竟，大家都知道，一個把兒子送進西方頂尖貴族學校的人，既不會願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幾句老歌能喚回那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時代。可惜，多數人的看法只是常識，而常識經常犯錯。“唱紅打黑”的重點，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紅”。要講清這個道理，需從前朝談起。

所謂前朝，是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江澤民自糊裡糊塗當上“第三代核心”後，既大喜過望，又誠恐誠惶。江澤民自己既無政績又沒關係，他那點“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黨眼裡，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別人玩，人家連門都不讓他進。所以，當政之初，江澤民很是鬱悶苦痛。但是，江澤民身上有個不惹眼的優點，這個優點低調得有時竟連他自己都會忘記，那就是他是個十足的庸人。江澤民沒有原則，不講主義，通曉的唯一哲學，就是那句經常掛在口邊的“悶聲大發財”。江澤民這種優點，非常適合九十年代的中國。九十年代，是中國從紅色理想主義向低級資本主義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需要庸人的時代。如果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那麼，九十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需要侏儒並且產生了侏儒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當政，江澤民很快發現自己生逢其時，如魚得水。江澤民雖然不是太子黨，但“向錢看”卻是九十年代全中國的共識。畢竟形勢比人強，不久包括太子黨在內的全國人民，便集合到江澤民周圍，舉國一致地“悶聲大發財”起來：有人出身貴胄，自上而下地“發”；有人起於草莽，奮力自下而上地“發”，一時聲勢浩大，蔚為壯觀，很快竟“發”出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國崛起”。

然而，再“悶聲”，“財”發大了，終究有些後果。後果之一，便是“發財”這種好事，畢竟只能“一部分人”攤上，這就變成了貧富差距。後果之二，則是“發財”這個過程，需要並創造出了一個與自身相適應的外部環境，這就是腐敗盛行，黃黑泛濫。江澤民時代留下的這兩個後果，當今中國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爭論的，不過是各自藥方的優劣。薄熙來所屬的太子黨，人數雖少，但對國家卻有着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他們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文革”之初，他們組建“老紅衛兵”，提倡“老子英雄兒好漢”，曾“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過一把。但等到紅衛兵遍地開花，亂象四起時，他們又不以為然，心想你們也配“我們的天下”？於是，他們成立“西城區糾察隊”。要“糾”的，正是平民紅衛兵們折騰出來的“亂”。如今，恰如當初。眼看紅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伙們折騰得烏煙瘴氣，太子黨們憂心如焚。於是，他們又一次要“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了。

薄熙來不是理想主義者，他並不想根除腐敗。他要做的，是把腐敗控制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內。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齒的腐敗，畢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伙們搞的低級腐敗。腐敗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黨亡國。但如果能把腐敗變成一種特權，變成只有“自上而下發起來”的貴族才能享用的高級腐敗，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見為淨，天下立馬太平，而且太子黨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感覺。所以，薄熙來要做的，就是把江澤民時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股合流的腐敗，變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獨秀的腐敗。但是，你憑什麼把腐敗變成特權？那就要靠“唱紅”了。不要以為“唱紅”是薄熙來的獨創，不是。“唱紅”是整個太子黨集團內心深處最大的共鳴。北京的“延安兒女聯誼會”是太子黨的一個俱樂部，他們同樣熱衷“唱紅”。他們“唱紅”，不是熱愛文藝，而是展現政治抱負；不是懷舊，而是為現實利益尋找歷史的合法依據。什麼是“唱紅打黑”？講到底就是：只有“紅”，才有資格“黑”！歸根結底，還是他們“文革”初期的那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四十多年過去了，也就這麼點出息。

可惜，薄熙來這次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高估了自己，這是太子黨的通病。想把腐敗變成特權，談何容易？慢說是在二十一世紀這片稱為“共和國”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講幾句“滿漢平等”嗎？在愛新覺羅的天底下，封個滿人當總督，還得配個漢人做巡撫，也沒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軍。王立軍是奴才，這不錯，他自己也承認，否則不至自謙為“口香糖”。但王立軍這奴才，親手處置過另一個奴才文強。文強和王立軍，雖分屬兩個陣營，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強的下場，一定給王立軍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而且，王立軍是在“超限戰”的政治倫理薰陶下成長起來的“我黨新一代幹部”，把他惹急了，什麼事干不出？

九十年代，幾位憤青寫過本和“超限戰”一齊揚名的書：《中國可以說不》。書名是從日本進口的，寫得文不對題，語無倫次。所謂“說不”，必須說前人所未說，干前人所未乾之事。中國自“打黑”以來，打過的高官，無論是北京的王寶森、陳希同，還是上海的朱小華、陳良宇，沒有一個是太子黨。王立軍是條漢子，他豈止只是“魚死網破”，他簡直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幹的事，前所未有，驚天動地，可以說是在開創歷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實的“可以說不”。

陳翰聖

（2012年4月3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2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