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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啟良世:西方世界與中國:從敲門到閉門的庚子歷史(徵文)
送交者: 萬維2020年徵文 2020年12月29日15:55: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在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中,凡是庚子之年總會發生一件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大家公認的中國近代史的起始之年是1840年的庚子年, 這一年發生了鴉片戰爭,是世界先進文明敲開中國國門的標誌之年;而2020年的庚子之年很可能被後世認為這是世界先進文明即將對中國關閉大門的標誌之年。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自認為中國乃中央之國,天下文明之巔。由於中國的地理位置,東臨淼淼大洋,西有高山峻岭,加上古代低效的交通工具,極大地限制了居於中原的漢人的視野。因此,與周圍諸國相比,中國人認為自己有最廣闊的地域,最發達的經濟,最強大的軍力,最先進的文化。所以歷代王朝視周圍國家和民族皆為蠻夷,它們有朝貢天朝上國之責,朝廷有撫賞蠻夷之恩。中國即天下,天下即中國。

  在早年,一些有關中亞,西亞和歐洲等地的破碎零星的信息經過絲綢之路傳來中原;在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帶來了大量歐洲文化和科學技術知識,但是,這些信息絲毫沒有動搖過中國人對中央之國的信念。真正撼動了中央之國自信的標記事件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

  其實,中英在鴉片貿易上的矛盾只是引起這場戰爭的導火線。這場戰爭的大背景是以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為標誌,人文主義已成為歐洲主導的哲學思想和社會實踐;其次,由於世界性的航運和貿易的發展,國際間形成了一套公認的國際交往和通商貿易的準則;第三,以英國的工業革命為標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發展。

  反觀中國,當時中國的宇宙觀和政治理論是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當時的社會架構和倫理信條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使中國最開明的先哲也沒有想到過‘人生而平等’的概念,更沒有以人為本的人權思想。其次,因為自封為天朝上國,古代中國從來就沒有與外國平等交往的習慣,更沒有國際法律的概念。第三,就經濟方面而言,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一直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生產效率幾千年來沒有明顯的提高。小量的手工業不足以產生大規模的商品交易。因此,商品交易中的各種規則很難形成,或者即使形成也不夠成熟。

  面對如此頑固,封閉和後進的專制社會,如果沒有一次猛烈的外部衝擊,即使再過幾百年,恐怕也不能期望它會有多大進步。1840年的鴉片戰爭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在高大而堅固的中國千年專制圍牆上炸開了幾個洞,標誌了西方文明敲開了中國的大門。從英國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參戰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英國與清政府的國家關係置於平等的基礎上,而絕不是在天朝上國對蠻夷的基礎上。《 南京條約》的第一條和第十一條對此作了明確表述。當然,英國還想打開中國市場,進而取得優厚的商業利益。清政府參戰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要保衛天朝上國既有的法統,理念和禮儀免受蠻夷破壞。最終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清政府的保衛戰失敗了,而且失敗得很悲催,成了國人的百年國恥。但是,環視四周,今天我們的衣食住行都在享受着現代物質文明的成果,這些成果的科學原理,設計理念,規劃布局,直至格調風度全都源於西方。如果沒有以《南京條約》為標誌的巨大的衝擊和陣痛,只是等待大清自己漸漸演變,那至今我們也不會享受到現代物質文明的成果。所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人類 先進的物質文明與思想文明的曙光。

  這曙光帶來的是一種新文化,完全不同於幾千年來奉為圭臬的漢文化,因此它的入侵必然會帶給傳統社會新的煩惱,痛苦,抵制和反抗。1900年庚子年的義和團運動,標誌了傳統漢文化對入侵的新文化一次怒不可遏的大爆發。這個事件的背景是經過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的大門已經被西方打開了,中國的社會精英希望學習這新文化來強國救國。但當時精英們所看到的僅局限於西方的物器文明,特別是武器的先進。這個精英思想可歸結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也就是只要學習,引進和購買西方的技術,機器和軍備,即能國強民富,而天朝上國的法統,理念,禮儀是治國之綱,應堅持不變。

  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的洋務運動取得了很大成效。在這幾十年中,經濟發展快速,軍備得以提升,北洋水師成了亞洲最大的海軍。可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滿清完敗於被藐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在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看似強大的軍事力量卻被經過明治維新改造過的日本毀於一旦,這個失敗極大地刺激了主流精英,促使他們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了深一層的思考。思考的結論是,鑑於日本的經驗,物質文明並不必然能導致國強民富,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才是王道。這個覺悟不但流行於精英中,也為一部分高層統治者所接受,包括當時的皇帝光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太后慈禧。

  但是歷史是詭異的。這個看似朝野一致的共識再一次受到強烈的阻擊。這表現在以政治改革為主題的戊戌變法的失敗(1898年)和1900庚子年義和團的反文明運動。對戊戌變法失敗原因,表層的解釋是因為這場政治改革觸及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深層的原因應歸結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消極的因素,也就是對天朝上國的法統,理念,禮儀的痴迷和驕傲,是對新事物的本能恐懼。這些特徵在義和團運動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義和團因無知而狂妄,因貪婪而殘忍,他們排斥和毀除一切外來的東西,毀鐵路,剪電線,甚至誰用洋火(火柴)都會有生命之虞。這種狹隘“民族”主義和狂熱“愛國” 主義在民間流行廣泛,根深蒂固,至今仍然是中國難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極大障礙。

  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打敗了。滿清政府同西方十一國(慈禧在庚子年宣戰的敵國)屈辱地簽下了包括巨額賠款的《辛丑條約》。無知又狂妄的義和團非但沒有對國家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對清末經濟造成嚴重損失,華北地區所有現代化設施均被破壞殆盡,錢莊銀行倒閉,商貿活動凋敝,國家稅收銳減。俄國乘義和團之亂在東北占據了大量中國領土,成了以後導致日俄戰爭的契機(1904年)。

  1900年的庚子之亂是中國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曲折和艱辛的標誌。其中既有統治集團因利益受損而引起的頑強反抗,更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在感情上的強烈不悅和行動上的激烈排斥。

  幸運的是,現代化的潮流之所以能夠風行全球,其原因不完全在於西方國家的強大,而在於它符合人性,即人類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追求。這種衝動是固有的,既不是理想主義,也不是保守主義所能改造的。這就不奇怪,滿清是因反文明的義和團之亂而屈辱地敗於西方,但庚子之亂卻給滿清上了痛苦的一課,反而使得滿清王室加強了變法的決心。清王室認識到如不順應這股世界文明新潮流,結果就不僅僅是它的利益受損,而是它的統治地位能否維持下去的根本問題。在庚子之亂剛消停不久,慈禧太后痛定思痛,馬上推出了把帝制過渡到君主立憲的清末新政(1901年),並把過渡期初步定為九年,速度之快,出乎意料。

  但是清末君主立憲新政很快就失敗了。究其原因,清末的憲政同英國或日本相比,滿族的統治集團企圖保持更多的特權,這樣的憲政改革已滿足不了廣大精英,特別是急進的革命黨人的期願。因此,革命趕超了改良,新政剛進行幾年,辛亥革命就爆發了(1911年)。1912年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從此,憲政成了事實上的政治正確。雖然要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建立一個有效有序的憲政系統必然有很多曲折,但即使像袁世凱那樣想做皇帝的人也同情憲政;蔣介石雖然被共產黨罵為獨裁者,而正是他遵循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之路在推進中國的憲政政治;甚至,中國最大的專制組織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也不得不用 “自由民主” 和 “民有民治民享” 這樣的憲政旗號來忽悠知識分子。如果不是共產黨在1949年以武力奪取政權,假以時日,一個成熟的憲政共和國一定會建立在中華大地上。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奪取了政權,定國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的憲政過程戛然而止。這是因為,雖然它的國號有 “人民” ,有 “共和國” ,而它實行的是武裝集團專制統治。之所以說它是武裝集團,因為共產黨雖然只是一個政治團體,但卻擁有自己的軍隊,這軍隊姓黨,它只屬於黨,由黨來指揮。這軍隊不屬於國家,不屬於人民,但這個用來保衛黨權的軍隊卻要由全國人民來供養。之所以說它是專制統治,因為它的統治方式,就國家層面來講,是毛澤東所欽定的 “東南西北中,黨領導一切” ,黨是主人,全國人民反而都成了僕人,由僕人出錢來供養大大小小作為主人的黨書記;其次,就黨內層面而言,實行的是 “定於一尊,一錘定音” ,也就是實行黨的領袖說了算的獨裁體制。這種明目張胆的專制獨裁政體能與 “共和” 搭上半毫邊嗎?這種專制統治既 不符合政治倫理,也不符合人的本性,本應該很難長久維持下去。但中共在八十年代找到了維持這種武裝集團專制統治的訣竅,而其契機始於六十年代的大饑荒。

  1959-1961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從官方承認的1500萬至民間學者估計的5500萬)。其背景是以毛澤東為首一幫人,既缺乏經濟理論的常識,卻有狂熱的烏托邦衝動,在1958年推出了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的所謂 “三面紅旗” 運動。中共不顧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推行像全民大煉鋼鐵,畝產萬斤,大鍋飯食堂等等沒有經濟頭腦的政策,嚴重地破壞了經濟運行基本秩序,造成全國生產力大幅度萎縮,糧食產量下滑,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造成大饑荒的另一個基本原因是共產黨的政治官僚系統和社會治理方式,包括官本位,欺上瞞下,消息封鎖,輿論一律,戶口制度,人身依附和殘酷的專政手段等等,使得本來在正常的政治體制下可以減輕或避免的饑荒變成了世界現代史上罕見的人道大災難。

  大饑荒觸發了將近二十年黨內鬥爭和政治危機,導致中共對其統治方式進行了 新的思考,得出了新的結論,最終,做出了歷史性改變。因此,大饑荒不僅僅是1960年庚子年的標誌,但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導火線,引爆了中共從經典僵硬的馬列主義向更狡詐更專制的實用主義馬列主義的轉型。

  大饑荒的發生標誌了以“大躍進”為代表的“三面紅旗” 運動以恥辱的方式徹底失敗了。這就引起了誰應該為這個失敗負責的黨內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無可奈何地退居二線,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這一場鬥爭成了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契機。這是因為像毛澤東那樣深諳中國宮廷權謀的人不甘心大權旁落。他花了幾年時間的策劃,一步一步地製造輿論和組織同盟軍,終於在1966年發動了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的權力大鬥爭,把劉少奇無情地打到,並且加以慘無人道的人身侮辱和精神迫害。毛澤東用的是陰謀家的方式來進行權鬥,這種陰謀很難以原本謀劃的步驟按部就班地進行。毛澤東原來計划進行二,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十年之久(1966-1976)。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力是致命的。這不僅僅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無數珍貴文物被焚毀,至少幾十萬人喪生,上億無辜的人受到各種形式的衝擊,優秀的專家被摧殘,科技凋零,文化成了荒漠,社會道德淪喪,告密成風,更重要的是人們普遍地對共產黨統治產生了疑惑和不滿,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仰,共產黨的統治權威面臨了嚴重的危機。中國應該向何處走,成了八十年代全國人民都在思考的課題。對中國應如何更弦改轍,路在何方,社會上意見紛紛,各持己見。黨內開明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展開了複雜而殘酷的鬥爭。最終,僵硬的毛澤東路線失勢了,精明的鄧小平掌握了大局,挽救了共產黨的統治危機。

  毛澤東受到的現代教育不多,他浸潤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嫻熟歷朝歷代權力更替中的力量統籌和計謀,對西方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了解有限,也沒有親身體驗,對經濟和科學則基本上是一個文盲,他聰穎勤奮,自負好強,有烏托邦的狂熱,還有一點詩人的浪漫氣質,這樣的背景特徵使得他作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同時,對現實世界缺乏靈敏的嗅覺。鄧小平像毛澤東一樣,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左派。在反右,大躍進,反蘇論戰等極左運動中,他不僅僅簡單地附和毛澤東,還是這些運動的積極推行者和實際負責人。文化大革命失敗之後,鄧小平,如同庚子之亂之後的慈禧太后一樣,面臨一個嚴峻的難題:如何把皇權/黨權維持下去?不同於推行蘇式經典社會主義的毛澤東,鄧小平具有靈敏的現實感和機會主義的靈活性,他意識到蘇式經典社會主義是死路一條,共產黨要想把專制統治維持下去,必須首先滿足人性中的物質需求。要滿足這需求,就要發展經濟。鄧小平從他的靈敏的現實感中知道,發展經濟必須借用資本主義的方法。鄧小平機會主義本性又使得他不拘泥於馬列主義的經典教條,可以以“改革開放”之名,推出“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政策。至於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地位,鄧小平認為可以用“四個堅持”的方式來維持。所謂“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說白了就是中共一貫的專制統治方式堅持不變。事實證明鄧小平的“四個堅持+改革開放”路線拯救了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

  所謂“改革開放”就是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來發展中國的經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鄧小平必須一改之前的反美態度,聲稱中國要同西方友好。為了表示自己對西方友好是真誠的,鄧小平以謙卑的姿態去美國和日本作長達十天的訪問,甚至不惜在1979年駭然對美國的宿敵,同美國打二十年(1955-1975)惡仗的越南發動戰爭,作為對美國的投名狀。這樣,鄧小平成功地解除了西方對中共的戒心。 另一方面,從西方政治戰略家的角度考慮,如果中國經濟高度發達,就會產生一大批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天然地會擁抱普世價值,假以時日,就能促使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的主流。另外,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又是低工資,低人權,西方資本有強烈的衝動來中國投資,以賺取比在本國經營高得多的利潤。因此,西方國家願意配合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形成了對中共長達四十年的綏靖政策。

  在綏靖政策的掩護下,中共能得心應手地施展它的陰謀伎倆。就像當年對國民黨的滲透一樣,中共對西方國家的滲透是它駕輕就熟的拿手好戲。現在,它的人員布局和影響力在西方各國,尤其在美國的政界,商界,輿論界,學術界,民間團體等,以及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已經不容小覷。中共在國際交往中信奉的是“只要目標 ‘正義’,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叢林法則,因此,它能熟練地使用 “先欺騙,後失信”的伎倆,並往往輕易得手。一個遠的例子是參加世貿組織時的談判。為了儘快擠進世貿組織,當時中共對各國做了很多承諾。現在騙進了世貿組織已幾十年了,獲取了巨大經濟利益,但這些諾言從來沒有幾項兌現過。新的資料透露,中共當時的談判策略就是“現在先答應下來,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其實,當時它心中就有數,將來也不準備兌現。事實果然如此。一個更近的例子是撕毀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為了利誘英國同意香港還歸,中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並在聯合國登記在案,這標明它是一份具有國際約束力的協議。在聲明中中方明確承諾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包括同意聲明中對權利和自由以及獨立司法和法制的表述。但時隔不久,中共在2017年公然撕毀了白紙黑字的《中英聯合聲明》,正式聲稱它只是一份 “歷史文件” ,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不具備約束力。從此中共可以把在大陸的一套治理方式逐步推行到香港。直至最近,它毫無顧忌地推出港區《國安法》,徹底地把一國兩制的承諾拋進了垃圾箱。在一個不知誠信和尊嚴為何物的國家,當莊嚴的國家信用都可以用作權宜之計,其他領域的所作所為更可想而知。像經濟領域中剽竊專利,強奪核心技術,黑客攻擊之類都是雕蟲小技。近年來,中共更是啟用戰狼式外交,對它所不滿意的國家和個人公然謾罵,恫嚇,欺凌和威脅。一個例子就是對澳大利亞。因為澳大利亞政府主張對武漢病毒源頭進行獨立調查,這使得中共十分惱怒。為了懲罰澳大利亞,中共就在貿易問題上耍流氓,企圖迫使它就範。最近甚至用 “戳瞎眼睛” 這種惡毒語言來攻擊澳大利亞政府。總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就意識形態而言,中共一直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視為宿敵,打倒美帝是它夢寐以求的願望。如果力量足夠強大,中共會毫不猶豫地出手,把美國置於死地。

  在這四十多年綏靖政策縱容下,西方國家幫助中國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強國,但換來的卻是一個更加敵視西方的共產黨中國。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路線勝利了,西方的綏靖主義失敗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西方的綏靖主義者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維護它專制統治和特權利益的決心和手段,高估了它對道德底線的敬畏感。雖然中共在三十,四十年代所用的統戰伎倆和流氓本性已經敗露,但綏靖主義者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輕信了中共的漂亮謊言和根本不想兌現的承諾。而共產黨用它的統戰伎倆找到了西方同盟軍,那就是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的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政治掮客,他們為了自身利益,積極地把中共美化成一個理性的夥伴。

  但是,不管如何精心打扮,中共的流氓黑幫嘴臉最終總會敗露的。一覺醒來,西方國家終於發現中共像歷代中國皇朝一樣,憑着它已經是世界第二強國的本錢,也做起了“天朝上國”的春秋大夢。用共產黨自己的語言來說,“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要為世界做出重大貢獻”,“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要向世界提出中國的解決方案”,“建立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以中國為中心)。總之,中共要向全世界輸出專制獨裁的“中國模式”。2020年的庚子年標誌了美國,一定程度上歐洲也是,認識到中共的擴張性和野蠻性最終會搗毀西方的立國之本:人權,自由,平等和博愛。對這樣一個背信棄義、蠻橫無理的流氓黑幫政權,西方國家都覺得不可理喻,無法交往,關閉自己的大門就成了一項無可奈何的選項。

  從1840年的庚子到2020年的庚子,是一部從西方文明國家想要敲開中國的大門轉而變成想要對中國關起自己大門的歷史。經歷了這一百八十年,最終中國也沒有能成功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究其原因,歷史學家會去做很多研究,其中必然會涉及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譬如,用描述性思維代替邏輯性思維,儒家理論對普世價值的排斥,中央之國的迷夢,偏執的歷史自豪感和民族優越感等等。

  到下一個庚子年,2080年,中國會是怎麼樣的中國?會不會重新走上憲政道路? 今天誰也難以預言。從短期來看,前途並不樂觀。這是因為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的馬列主義至少在目前歷史階段是成功的。“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既滿足了人性中對物質追求的渴望,又滿足了對“天朝上國”的痴迷;以“四個堅持”為中心的專制恐怖統治放大了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恐懼心理,阻嚇了對專制統治的挑戰。另外,中共極端地放大和妖魔化了民主政治中的不完善之處,瓦解民眾對民主政體和普世價值的嚮往。綜合這些因素,不能期望在短期內中國會出現政治變革的曙光。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必將同世界文明主流融合在一起。這個樂觀的態度也是基於對人性的認識。因為從本性上講,人作為人,總是渴望自由的,不希望長期生活在一個高壓而恐怖 的環境中。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在一個缺乏充分自由的環境中,經濟發展會達到一個極限。這是因為經濟水平的進一步發展有賴於新技術,新的技術則源於新的科學知識,而一個缺乏充分自由的社會很難孕育出突破性,原創性的科學知識。當中國把西方的先進技術都模仿或剽竊完了以後,它的經濟發展的潛能也就耗竭了。可是人性中內在的物質追求是無限的,到那時候,鄧小平的法寶,用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利益去籠絡民心,鞏固政權,這個策略也就走到了盡頭。

  誰也不知道這個光明的未來會有多遙遠,一個現實可行的憲政路線圖還有待探索。但是,有一個共識,這應該是目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這就是:為了縮短這個“遙遠”,中國需要一場新啟蒙運動,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理性崇拜”和“敢於求知”。這個運動的起點是自我,每個人首先啟蒙自己,再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啟蒙家人,親戚,同學和朋友,最終,讓理性在整個社會中成為主流,這個“遙遠”就會變得不太遙遠了。

  讓我們一起祈禱,到了下一個庚子年,中國人民將會擺脫專制獨裁統治,生活在自由,和平,富足和博愛的家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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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與民主是通的,共黨鐵血才是極權之禍。  /無內容 - cat888 01/03/2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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