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天職：善善惡惡反極權

余東海

如何戰勝怯懦和恐懼，是擺在文化人面前的一道大難題。比極權主義更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東海律

一

政治家和領導人一大忌，是“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喜歡賢良但不能任用，厭惡奸邪但不能遠離。

此言出自唐朝吳兢《貞觀政要納諫》，是黃門侍郎王珪在於唐太宗對話時“聞於管子”，說的是“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矣。”漢應劭《風俗通義山澤》：“郭氏，古之諸侯，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墟也。”

東海學舌曰，文化人一大忌，是善善而不能贊，惡惡而不能辟。贊是讚美、頌揚，又有推薦、贊助、輔相之義。辟是駁斥、批判。善善而贊、惡惡而辟是文化人的天職。

歌功頌德就是善善的重要組成部分。常被用為貶義詞，等同於阿諛逢迎。其實，頌揚功勞與美德，理所當然，禮所當然。頌美歷代聖賢（聖王）就是歌功頌德的要旨，也是善善的一大表現。注意，頌美盜賊暴君可不是歌功頌德，而是歌罪頌惡，是助賊為虐，逢君之惡，與盜賊暴君同惡。

有文章題曰：《許倬云：我對偉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與幻想》偉大人物應該加上引號。對於偽大的“偉大人物”當然不應有敬意，但對真正的偉大人物，卻應尊敬讚揚。

賢賢、薦賢是最高境界的贊善。儒家特別強調知賢薦賢。在《說苑臣術篇》中，孔子將賢德分為建功和進賢兩種，認為進賢之人更為難得，更有賢德。

《韓詩外傳》記載：“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知賢是智，推賢是仁，引賢是義，仁義智三德兼備。薦賢賢於賢，意謂推薦賢才者比被推薦者更為賢德。《荀子解蔽篇》引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輔賢即贊助、輔佐賢者，也是善善題中應有之義。

善善而贊是必須的，僅此是不夠的，還要惡惡而辟，否則就不配為文化人更不配為仁者。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人就是善善，惡人就是惡惡。《春秋》精神“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是是、善善、賢賢離不開贊，非非、惡惡、賤不肖有賴於辟。

張載說：“惡不仁，是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正蒙·中正》）好仁就是善善，惡不仁就是惡惡。善善而贊，惡惡而辟，然後才能盡仁義之道，將之發揚光大，直到極致。

聖王是最大的政治家，聖賢是最大的文化人，都可以稱為大人。大人之大，大在道德。德到大處，自有大智，自有相應的德威和道義形象。提升道德的法門很多，概乎言之有六：一、學而時習，精通一經，博學諸經；二、學思並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三、身體力行，勤於實踐，知行合一；四、親近君子，見賢思齊，希聖希天；五、傳道解惑，立人達人，誨人不倦；六、是是非非，善善惡惡。

善善惡惡，必須落到實處，落實於言行。政治家側重於行為，文化人側重於言論。尤其是在沒有言論自由的極權社會，說真話、說真理、批判極權主義和特權階級，就是一種實行，一種道德實踐。

二

在極權社會，相對而言，善善容易惡惡難。

惡惡的程度亦有粗細深淺之別。極權社會，道德崩潰具有普遍性，民眾缺德，官場腐敗。如果避開邪說惡制，僅僅批判民眾和官場，那也不難。某些人的批判只停留於此，或許是怯懦，或許是因為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如王夫之所說：“其與流俗詆誹者，非果有惡惡之心，特以甚不利於己而怒怨之耳。”（《俟解》）

極權社會，民德民智低劣是必然的，但責任在上，在領導集團和上層建築。文化人知道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的道理，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和文化的根本性，更知道文化對政治制度、社會道德的決定性，就應該進行深度批判，應該把矛頭指向極權主義、特權階級而不是普羅大眾。

極權主義乃是邪惡之最，其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制度和特權階級都極其邪惡。要真正辟惡，就避不開極權主義批判，就難免遭到種種排除和迫害。

所以，如何戰勝怯懦和恐懼，是擺在文化人面前的一道大難題。我說過，比極權主義更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對於極權主義、特權階級和暴政惡法的恐懼，已經深入多數國人的骨髓。

這種恐懼又會表現為對真理、真相、真話和自由的恐懼，不僅不敢說真話不敢追求自由，甚至不敢面對真理、真相和自由人。習慣了黑暗會害怕光明，習慣了極權會害怕自由。

對於極權主義，文化人必須豪傑化、君子化。君子並非沒有恐懼感，與眾不同的是，君子可以憑義理之勇和浩然之氣克服恐懼。在艱難險阻中堅持真理、堅定信念，不斷強大和提升自己。

不能戰勝恐懼，不可能成長為君子，更不可能成為聖賢，德性、智慧無法提升故，恐懼心理必對良知造成重大傷害故。王夫之說得好：“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俟解》）豪傑之士的一大特徵就是大無畏，威武不屈，勇者無懼，無懼於極權主義的打壓、威脅和迫害，無懼於任何邪惡勢力！

注意，在可以不死的情況下，儘量避免不必要的犧牲。這並非恐懼，而是必要的明哲。孟子說：“可以死，可以不死，死傷勇。”在可以不死的情況下明哲保身，在可以死的時候以身衛道，視死如歸，此為大丈夫、真君子！

當然，仁德不是一蹴可幾的。要戰勝恐懼和成為君子，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學習成長。《俟解》中王夫之接着說：

“能興即謂之豪傑。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於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亂世之大權也。”

豪傑能興，就是能培養本性之氣，即浩然之氣。要培養此氣，就必須接受聖人之教。聖學聖教就是聖人救人道於亂世的工具，是聖賢君子救世之大權大法。

讓越來越多的人“度越於祿位田宅妻子之中”，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即聖人之道，成為豪傑和君子，這是人類社會擺脫混亂而升向昇平乃至太平的希望所在。

三

不能分辨善惡，是缺智；不敢冒犯邪惡，是缺勇。唯有仁者智勇雙全，以善善惡惡、反極權為天職。

比愚和懦更不堪的是善惡、惡善、護極權的三幫分子。善惡、惡善，意謂讚揚邪惡、批判正善。三幫者，幫閒幫忙幫凶也。

善惡、惡善，相當於非是、是非。荀子說：“非是、是非謂之愚。”批判正確、肯定錯誤叫愚蠢。我以為，非是、是非不僅是愚蠢，更是顛倒，與善惡、惡善一樣顛倒反常。物反常為怪，人反常為妖，這種反常之人，就是人間妖怪。

為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塗脂抹粉歌功頌德，都是維護極權主義的妖人。《社會主義研究專家曹某某沒錢治病只能向社會發起眾籌》一文介紹，曹某某最擅長從世界領域來分析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曹某某是2017年患癌的。患癌第二年，曹xx還和張振共同發表《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多重邏輯》一文。文章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國內外各種干擾力量難以捉摸，變革的廣度、深度、寬度有待進一步審視，能夠擔負起這樣現實使命的非中國共產黨莫屬。曹某某還提出了新的“二為”方針，即"文化藝術必須為人民服務，必須為社會主義服務"雲。

這個曹某某就是維護極權主義惡制邪路的三幫分子，為此而患癌而沒錢治病，堪稱惡報赤裸裸，可憐可悲又可恥。

人世間沒有比發明、倡導、堅持和支持極權主義更壞的人。這些人無論是否病狂，都是喪心派。支持極權主義，包括言論支持和行為支持。如果說堅持者是惡主，支持者就是惡奴。一個人邪惡到支持極權的程度，必有重大惡業、惡果和惡報！一個社會支持極權者多了，就是惡社會，輕則叢林，重則地獄！

讚美極權是善惡的典型，反對自由則是惡善的典範。

反自由的原因因人而異，概乎言之有三：一因誤會，不明自由之真義，看朱成碧，看民粹主義的叢林式偽自由為真了；二因利益，為了一己私利言不由衷；三因惡性奴性大發，淪為極權分子和三幫分子。三種原因在一些人身上是相互交融的。反對自由是嚴重的人性反常和人道反動。

奴隸沒有自由，奴才不需要自由。反對自由者，在沒有自由的社會能產生幸福感者，無論是主奴，必有奴性。奴性越深重，對人權自由和人格尊嚴越是反感排斥，只要有能力有機會，便會千方百計剝奪他人人權，侵犯他人人格。極權分子和三幫分子都是奴性深重者，身為物役，人為權奴，都是邪欲惡習之奴。

在馬邦，很多知識分子淪為維護極權主義的三幫分子而不自知。除了反對自由人權法治憲政，另外還有四種重要的幫凶助惡方式：一、崇馬崇毛，信奉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和共慘主義；二、讚美紅軍、紅旗、紅色英雄道德模範；三、反孔反儒反對儒家聖賢和思想；四、從事各種負價值的工作和事業。

一切敗壞道德、扼殺自由、阻礙文明的事業都是負價值負能量，都是惡業，以上堪稱馬邦五大惡業。對這些惡業進行針鋒相對的批判，也是惡惡的表現和反極權的需要。2020-10-12餘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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