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詩抄》，我的人生

萬沐

昨天晚上在網上隨便溜達，結果被原野社長給抓住了。他讓我要積極生產，拿點勞動成績出來。雖然叫苦不迭，但還是不得不遵命照辦，在其群，謀其帖嘛！這期高校文學社的寫作題目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因為我這人並不喜歡讀書，所以也就沒有最喜歡的書可寫。現在為完成任務，就做點小小的投機取巧，寫一本對我影響最大的書吧。

說起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可能看到這篇文章的人要笑話我了。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並非什麼中外名著，而是一本叫做《革命烈士詩抄》的書籍，生於中國五六十年代的朋友大多是見過這本書的。

小時候生存環境惡劣，儘管世代讀書，但家裡也沒有啥藏書。記得只有一本郭沫若的《洪波曲》、一本余冠英的《詩經選譯》、還有一本《九命奇冤》，及一些《易經》和中醫方面的書，當然，《毛選》是少不了的。由於年齡小，其它的書都讀不懂，於是便經常讀《革命烈士詩抄》。讀書的原因倒不是對詩歌有什麼興趣，而是因為這些詩歌中的精神很符合我的想法。

說起來我讀這本書的原因其實很好笑，是因為從小學時期起，已經被社會“孤立”了。由於當時和其他同學及小夥伴在一起玩，他們總是總是有很多怪招、損招，也常常嘲笑我“笨”，而我又覺得“笨”是家裡人讓我遵守的行為準則。這樣我就有一種無法和別人合群的感覺，於是比較簡單易懂的《革命烈士詩抄》便成了我消除孤獨的少年夥伴。

儘管當時還有不少生字，但《詩抄》中人物的行狀和思想，卻令我覺得與他們有一種暢通無阻進行交流的感覺，給了我人生的一絲光明感。比如，據書中介紹，瞿秋白烈士身體雖然十分羸弱，但卻能寫出許多優美的文字，而且臨刑前從容鎮定，能夠優雅地死去，活出了一種令人嚮往的詩的境界。這對當時非常瘦小、經常遭人嘲笑的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鼓勵。由此覺得自己雖然力氣不如人，個頭不如人，但將來肯定是會有出息的。不在那個年代的人可能無法理解，當時由於正值文革期間，社會審美標準偏向雄壯、粗鄙，所有知識分子在電影裡的形象也是反面的。當時儘管我小學學習比較好，常常受老師表揚，然而我的性格比較內向敏感，氣質偏於抑鬱，人顯得十分文弱，所以，自然而然與當時社會對人的評判標準格格不入，但幸運的是，自己卻覺得和瞿秋白很“合得來”。儘管瞿秋白在當時也是被否定的，但由於《詩抄》書中對他的褒揚和我發自內心對他的崇拜，覺得肯定是別人在冤枉他。

其實就是因為這一想法，幾年後給我的人生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麻煩。就是上高中時，我對同學講了瞿秋白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結果被同學告到老師那裡，老師也想耍一下威風，便定性我思想反動，並在期末的政治思想評定中加了一筆，給我裝進了操行評語檔案里，令我當時感覺到人生十分灰暗渺茫，而心中也更堅定地把自己比作了瞿秋白的同類。

對《詩抄》中崇尚的另一個人，就是惲代英。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他的一首七絕詩：

“浪跡江湖憶舊遊，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擯憂患尋常事，

留得豪情做楚囚。”

他那種瀟灑的知識分子風度和風骨令我十分景仰。當然，當時有這種感覺，但肚子裡卻並沒有這類詞。只是想，我怎麼見不到這麼了不起的人物呢？而天天要和很多粗俗不堪的人在一起，真是太難受了！

還有一個很欣賞的人，就是殷夫。他的《別了，哥哥》，令我感到這個人好有勇氣啊！有不滿，就痛快地說出來，甚至不惜和自己的做高官的哥哥翻臉，而和底層勞動人民站在一起。不像自己，明明對很多人和事很反感，包括對有些老師很不滿意，但卻不敢表露。當然，這是我小學四年級前的心態。

以後隨着這本詩集對我影響的發酵，我那些與烈士們契合的、具有強烈反抗意識的心態就無法壓抑地噴發了出來。

記得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對老師打語文分數的做法很不滿，在很多同學面前，慷慨激昂地抨擊了一番，自以為替大家說話，結果很快就被告黑狀了。老師找我到辦公室，抓住我的胳膊推來推去，想打，好像又不好意思，因為他是我父親的同學，最後是威脅一通了事。看看，這就是殷夫和其他烈士們影響我的結果，而且這個結果很嚴重，一直到現在，形成了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壞習慣。

當然，還有陳輝烈士對我影響很大，更讓我澎湃着一種青春的激情。他的詩歌中充滿着對民族和國家熾熱的愛，以及抗戰反法西斯必勝的堅定信念，詩中還有在冀中平原上很類似我家鄉的田園風光，更令我覺得親切----有人詩意地形容，陳輝犧牲的時候，一手拿槍，一手拿着詩集，儘管他僅僅二十四歲，但少年的我當時覺得他是一個很成熟的英雄和偉大詩人了，他結束生命前的光輝形象，一直在我的腦海里顯得那麼絢爛和壯麗！

後來到了中學，我對《烈士詩抄》中重慶詩人們獄中詩篇特別感興趣，加上看了《紅岩》小說，就非常神往重慶這個地方。覺得那裡的人都有一種超乎常人的精神風采，就連那些與他們對立的特務，也感到只是一種理念的對立，並非出於人性的惡劣。我嚮往書中所說的棗子嵐埡、電台嵐埡，歌樂山更是我心中的一座聖山，覺得白公館、渣滓洞簡直就是人的靈魂的淨化爐。

何敬平烈士寫的詩，給我的震撼尤其大：

“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

我們願——

願把這牢底坐穿！

我們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們要把這顛倒的乾坤扭轉！

我們要把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看看，多麼偉大的人格，多麼令人嚮往的偉大英雄，同時，我也非常失落，怎麼自己就不能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以後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命運的安排還是咋回事，我竟然去了重慶讀研究生。到重慶的第二天便去了歌樂山下的白公館和渣滓洞，我沉湎在對烈士們的崇敬中，並憧憬着今後能夠在這座英雄的城市，也遇到這樣的同道和戰友，剷除人間的不平。這是後話，也可以看出我的人格理想主義有多麼的濃厚。

我的初中階段已經是文革將要結束的時候，當時經濟凋敝，人民苦不堪言，而幹部又窮凶極惡、作威作福。比如，我聽到另外公社一個人由於活不下去，在縣裡召開幹部大會的時候賣孩子，結果被定性為“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被公安局關了起來；在另一個公社，有兩個討飯的十二、三歲的孩子，晚上在麥草垛旁邊烤火，結果麥草垛燒起來，最後被活活燒死。還有，我親眼看到，公社書記在自行車上帶着他的情婦——一個公社醫院的醫生，整天到各村子裡吃吃喝喝。但另一邊，為了應付所謂上級的檢查，農民還必須在下着大雨的晚上，站在泥濘的地里興修水利，配合當局“戰天鬥地”的演出，這些幹部的作為真是比“周扒皮”不知壞多少倍。

凡此種種，我感到社會非常不公平、非常黑暗，但又無能為力。所以，對烈士們詩歌中表現出的革命精神就愈加崇敬，而且在想，如果此時哪裡有書中所寫的華鎣山游擊隊，我一定去參加，也一定追隨許建業、江竹筠這樣的英雄，和陳然、龍光章、余祖勝、藍蒂裕這樣有正義感的詩人、戰士在一起，用槍支和手榴彈掃盡人間的不平。

但令我痛心的是，周圍的環境卻是痛苦而麻木的，當時很多受苦受難的人，不僅不反對社會的不公，反而還要無意或者有意地為虎作倀。他們像阿Q一樣的無知，像祥林嫂一樣的軟弱，像閏土一樣的麻木，更可恨的是，這些底層的人還要刻意討好那些黃世仁一般的壞蛋！

當然，反抗者的代價也是很大的，記得有一次在戲台下看戲，有的人總是想擠着靠近戲台，維持秩序的民兵便拿着樹條亂打，有個人罵了一聲，結果被抓住了。聽說當天晚上被關到了公社大院裡，整整被打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被放走。聽到的人，噤若寒蟬，都為自己平日裡識時務而慶幸。

我當時真是太苦悶了，面對黑暗，我的身邊不僅沒有和我有一樣想法的人，而且自己還早早被那些想吃人血饅頭的老師們盯上了。據說，有幾個老師在飯堂吃飯的時候，議論我自視甚高、非常驕傲、不滿社會主義現實，我一個少年似乎成了一個危險的右派。當然，對我指指點點的根本的原因，是在於他們覺得我沒有充分尊重他們的權威。有人便以我不願意在作文里歌頌當時的大好形勢為由，公開批評我思想落後消極，而且一個卑鄙的老師還要拿我的周記（當時每周一次，類似於作文的中學寫作作業，內容自己定）做文章。一個秋天的某周，我在周記里寫了一篇自由詩，記了月光之下我看到的田園山水的美妙，表達了我對離開地球，走進月宮的嚮往。結果老師當着全班同學，不僅對我諷刺挖苦，還讓我去幹了一天搬煤炭的活，以洗刷我“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寫到這裡，也許有人覺得我在誇張，我實實在在的說，這一切都是真的。因為在中國的皇權和共產專制文化里，只要環境許可的話，人人都會拼命擴張自己的權力。老師雖然是一個普通的職員，但由於當事人性的扭曲，有的人也極度膨脹，把自己定位為統治幾十個學生的官員。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文化，才形成了中國長久的人人互害的機制，也導致了反抗者的前赴後繼。

中學階段處在在這種環境裡，我既不能思想上沉浸在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幸福感中，行動上又不願意乖巧討好班主任老師，苦悶至極，便去找幾個肯定我的語文老師，想談點對社會的不同看法，但他們立即就顯得很害怕。儘管這已經是“四人幫”倒台以後，但政治氣氛依然是很肅殺的。在中學裡，我依然也是很孤獨的，被很多人認為思想落後，所以，我只能和《詩抄》對話。那時，我常常拿葉挺將軍的那首詩鼓勵自己：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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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裡爬出！”

越是在這種壓抑的環境裡，越是對烈士們詩歌里的精神充滿了嚮往，尤其神往他們有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抗社會不公的時代。但越是讀烈士們的詩作，對社會不滿的情緒也就越強烈。恰好當時一個同學有五十年代的一本語文書，我在上面看到了杜甫的一句詩：“酣飲視八極，俗物都茫茫”，覺得很能代表我的感覺，同時也產生了一種釋然。心想，既然杜甫那樣一個人、那樣一個時代，周圍都儘是小人混賬，那自己處在這樣一群人當中，也就沒有啥委屈的了。自然，我當時是沒有資格“酣飲”的，只有靠“潑墨”來發泄自己心中的鬱悶。

於是，在學校規定的作文、周記之外，我又給自己用紙訂了一個厚厚的本子，另外寫文章。文章風格是類似於時事評論的雜文，在這個本子上寫了我看到的社會不公，並由此發出感慨和批評。不過批評的力度並不大，主要是希望幹部們改正。記得我就寫過前面提到的兩個孩子冬天被燒死的事。還有對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風範的歌頌，以及其他古代官員為民請命高風亮節的讚揚等等，大概十幾篇文章。

現在想起來，儘管我當時只有十五六歲，但由於我當時還是瀏覽了不少課外書，對社會弊病還是能說出一些道道來。

但不幸的是，我寫的東西被我父親發現了。一個周六的晚上，我正在睡覺，我父親把我突然喊醒，拿着我寫評論的本子，眼睛裡充滿着憤怒，他問我為什麼寫這些東西，想進監獄了是不是？雖然已經是一九七八年，但由於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一家人仍生活在如履薄冰之中。

當時，我祖父和祖母也顯得很緊張，祖父說的一句話，我現在記得還很清楚——“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都被打敗了，你一個歲娃娃（小娃娃）還想幹啥？”我的祖母儘管不識字，但人生風風雨雨已經經歷了大半輩子，又給我講了她見到的讀書人因隨便說話而被殺的悲慘故事。總之，一家人非常焦慮，似乎我已經嚴重失足，面臨着滅頂之災，苦苦給我開了大半夜的批判會和思想幫助會。我父親特別強調的一句話是：你要是進了監獄，一家人就完了。

我是一個從小就很孝順的孩子，當時在外面有任何好吃的東西，自己捨不得吃，都要拿回去給我祖父和弟弟吃，對家庭充滿了責任感。加上，當時高考制度已經恢復，身邊有的人已經考上了大學，我當然也想做點有出息的事出來，而且心中還想着未來干一番大事出來，進監獄可是沒有思想準備的。當晚我通過大人們這一番棒喝，知道了自己還是做不了烈士們那樣的事業，也根本就沒有那樣的環境。儘管我經常把李少石的詩“丹心已共河山碎，大義長增日月光。不作尋常床簀死，英雄含笑上刑場”寫在書的扉頁上鼓勵自己。但卻沒有想到這麼“東風不與萬郎便！”

當晚，我父親燒掉了我寫文章的那個大本子，我感覺到非常心痛，自己當時自以為深刻的“理論思考”變成了一堆灰燼。想想賀錦章烈士的家書和歷史上的其他的仁人志士，林覺民、鄒容，而自己為了幾篇文字，卻把一家人嚇成這樣，自己也打了退堂鼓，感到和烈士們比起來真是太渺小了，尤其，我當時還想到了古代烈士文天祥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壯烈行為，更是覺得慚愧難當。

在我寫評論的本子被燒了以後，總覺得自己面對社會黑暗，太沒有擔當了，思想一度很糾結。但是，由於當時我也自學了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其中一句“將以有為也”，也給了當時收斂自己，準備未來迎接高考，找到了一個思想台階。

文天祥對我的影響，起因於我中學受《革命烈士詩抄》薰陶的同時，一個姓樊的同學初一送給了我一本《宋詩一百首》，其中文天祥的《正氣歌》給我的震撼非常大。我們當時住校，二三十個同學住一個通鋪，有一次我坐在自己的鋪位上看《正氣歌》時，被感動得眼淚直流，同學問我哭什麼？我只好推說眼睛不舒服。

現在想來，可能我從小就有一種英雄崇拜情結，也有一種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悲憫意識，以及對社會公正的追求，所以無論烈士們的詩，還是文天祥的詩，以及其他古今仁人志士的詩歌，都能激起我很大的心靈共鳴，尤其我在《正氣歌》的註解中了解到了那麼多的慷慨悲歌的末路英雄，更是令當時讀中學的我，產生一種“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崇拜感，同時也更增添了“前不見古人”的苦悶和失落。

由於《革命烈士詩抄》的引導，我從中學起也開始了學寫詩，曾經模仿過蔡和森的《少年行》，楊靖宇的《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歌》，還有李兆麟的《露營之歌》。雖然想寫出一些豪情出來，但終究感到缺乏他們那樣的氣勢，而且有時候還有一種“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幼稚。（笑）

循着從小學起《革命烈士詩抄》給我帶來這一束理想之光，在中學階段我也讀了一些其它的革命小說，比如，《平原槍聲》、《敵後武工隊》、《林海雪原》、《新兒女英雄傳》、《迎春花》、《青春之歌》，當然也包括《紅岩》。儘管這些作品很多被定為“毒草”，但我卻覺得這些“毒草”清香四溢，和《革命烈士詩抄》中的偉大靈魂，完全是渾然一體的。這些英雄為了社會正義、公平，犧牲自己的精神，時時打動着我。儘管今天看來很多英雄人物都有很大虛構的成分，但在少年時代卻極大影響了我的人生觀。

至於其它的中外名著，比如《紅樓夢》之流的書，對我來說似乎太高深，而且當了解大體內容後，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興趣。《水滸》，只聽我父親讀過一些片段，當時對那個開黑店的孫二娘和粗鄙不堪的李逵非常反感，但不知道為什麼報紙上卻要肯定這些人？當時中國正在進行一場“評水滸、批宋江”的社會運動，四處都是這方面的文章。至於外國小說，是我上大學後才比較系統讀了的東西。總之，這些中外名著對我人生觀的養成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現在人生已經過了大半段，雖然已經失去了年輕時候的壯懷激烈，但心中一直卻有着明顯的是非心和正義感。平生儘管是碌碌無為，但自認為對社會正義和公共事業盡了一份力。回首往事，總覺得自己一直和社會某些方面格格不入，想來也都是《革命烈士詩抄》給我帶來的影響。加上，讀研究生時，學的又是中國古代文學，從屈原到李白、杜甫、岳飛、文天祥，以至到清末的暴露小說，其中都充滿了對社會不公的批判、社會正義的呼求，以及對反抗精神的肯定。凡此種種，更加固了我的思想人格定型。又由於後來轉向了國際政治的教學和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論學說也給了我一定的影響。。

《革命烈士詩抄》和其它方面書籍的影響，通過行動表現了出來，並貫穿了我的人生。因此，在政府任職的時候，總是想辦法替下層老百姓說幾句話。儘管我在區、市級單位都做過幹部，但僅屬一般職員，面對邪惡，無法獨立地去伸張正義，深深覺得自己的無能為力。當時去基層調研後，回來在會上匯報不公不義的事多了，領導也明顯不愛聽，有時還會嘲笑我太幼稚。最後，乾脆指桑罵槐地說，有的人很喜歡戈爾巴喬夫那一套。顯然，組織上把我看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

後來，我乾脆學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離開衙門去做了猴子王。原本以為大學是一片淨土，自己的思想也許可以影響一批人，其實現在才知道自己當時是多麼的一廂情願，不僅沒有做成陶彭澤，獨善其身，反而進入了更深的沼澤之中。

在高校，我從事的是內容比較政治敏感的教學科目，曾試圖揭示出一些社會現象的本質，自以為要講出課本以外的東西，才算有點見解。但其實這在中國的大學裡是很犯忌的，不僅學校黨政部門對此嚴加監控，而且學生中也遍布眼線，隨時會報告他們認為老師講的自由化言論。到現在才明白，現在中國大學裡文科其實基本都是政治課，如果想談個人見解，無異於是和當局對着幹，是在找死！

隨着後來學習的深入，和閱歷的加深，我愈發感覺到《革命烈士詩抄》中所體現的精神的可貴，和烈士人格的稀缺，也感到了自己性格的懦弱和能力的有限。

出國後，輿論環境寬鬆了，雖然為了生活，要四處奔忙，但其實主要過着一種傳播自己理念的講課、寫作的日子。談時事、寫政論是日常的工作內容，電台、電視台、網絡一直是我的工作平台。雖然在海外，仍有不少障礙。比如，儘管是一個呼喚社會正義、替弱勢群體尤其是祖國弱勢群體說話的人，屬於一個地地道道的“左派”，但卻由於涉及到對權力利益集團的批評，便常常被那些學舌官府的鸚鵡們指為“右派”。雖然在西方世界，“右派”是一個中性詞，但在現代漢語語境中則有一些不太好的暗示。那些追名逐利的鸚鵡派肆意操縱輿論，把他們這伙與國內權貴勾結、為既得利益者說話的人美化為愛國者，而將為底層老百姓說話，批評權力專橫腐敗的人污名化為替美帝說話，說成“右派”，即反華分子。不僅我個人受到不少污衊和扭曲定性，而且這種扭曲在海外華人社區還大行其道，幾乎造成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樣一種顛倒的狀態。不過，我已經不會像年輕時候那樣輕易憤怒了，而是處之淡然。因為，我這個與《革命烈士詩抄》中那些烈士同聲同氣同志向、共同追求中國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右派”，對民族、對同胞、對先賢何愧之有？

現在看來，也許烈士們追求的制度目標，和我上大學後信奉的政治理念完全相反，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他們詩歌中透露出來的理想主義人格恆久的敬重，其實，他們這種人格，骨子裡也非常符合我信奉的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價值理念，他們的追求本質上也是對儒家“天下為公”理念的追求。儘管以後中國建立的極權制度令社會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我相信這絕對不是當年烈士們奮鬥的初衷，如果它們活着，也許會和我一樣憤怒，也許會重新拿起槍桿子的革命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被另一個烈士詩人何雪松稱為“你是中華兒女革命典型”的江竹筠獨子的最終去向，也許讓我們可以琢磨到烈士的政治初心。

現在看來，我的人生受《革命烈士詩抄》這本書影響太大了，它奠定了我人生的一個基本價值體系。也影響到了我以後的政治態度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即“但歌生民病”、 “不為權貴唱讚歌，但為百姓說人話”。從童年到現在，一直鑽在那種詩的境界了一直出不來，可能有人覺得我迂腐、食古不化、唐吉坷德------是耶？非耶？任人評說吧！我卻為我起碼沒有在社會上隨波逐流，而深深感謝這本《革命烈士詩抄》！

我寫這篇散文，可能會容易讓人感覺到我的政治理念錯亂，也會讓有的人藉機攻擊我的民主自由理念最早來源於共產主義理想。其實，真正對社會有良知的人，無論思想方法、政治立場有何差異，但，在靈魂的最深處的正義肯定是相通的。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