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按農曆國內今天是臘八節，適逢母親大人八十大壽之際，茲將其新近完成的口述回憶錄張貼如下。在匆匆的編輯、修訂過程中，作為人子我常常感佩她老人家思路清晰邏輯性較強，內容或記憶力詳細準確，篇章結構嚴謹，敘述時大多出口成章，文字生動精煉。對有些讀者而言，其中也許蘊含了太多的“黨文化”內容，所用的語言也太過“革命化，”但正是這兩大特色準確地反映了一個時代、一輩人及一位女性的真實經歷。為了原汁原味地保存其歷史傳承價值，我在文字上儘可能地避免了改動；為了在抗疫期間向她老人家遙表生日祝賀，我特在此望洋高呼: 謹祝我敬愛的母親大人安順靜好、幸福喜樂、健康長壽！媽媽，您是我們老袁家第一個活過八十的直系親人，祈望您抖擻精神、先爭取活到一百周歲！！]

平凡人生，平凡故事

                     ——劉瑜口述

（一）出生

1940年臘月初八日，我出生在公安縣蓮花壋堤上一戶平凡而窮苦的家庭。1955年前，我們蓮花壋村還屬於松滋縣，因為水系關係，後來劃歸給公安縣吶。

我的父親叫劉忠巧，他是松滋縣街河市街上的人。他是學徒出身，後來在松滋縣沙道觀鎮一家商戶老闆幫工經營疋頭雜貨，後來經蓮花壋的范裁縫等人介紹與我母親梅德秀結合，婚後就在蓮花壋落籍。

當時蓮花壋的堤上是個很熱鬧的小集鎮，我家住在靠河的堤邊。那時夏天河水漲時站在堤上一看便是大浪濤濤、滾滾急流的江水，到了冬天便是清徹見影、靜靜甜甜的溪水。我是劉忠巧、梅德秀的第四個孩子，我出生時父見我是個女孩，想到自己有兩男兩女，故給我取乳名為男全，寓意是＂男女雙全＂。

據母親後來說，我出生時己是六口之家，父親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就在蓮花壋堤上兩間茅草屋裡開了個小雜貨舖，以此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可是我還未滿兩個月父親突發急病，不到半個月就駕鶴仙去了，當時年僅三十六歲，丟下二十六歲的母親帶着四個孩子，頓時烏雲密佈，我家的天塌下來了，一片悲慘情景，街坊鄰居們都跟着流淚了……我家一下子連安葬我父親的能力都沒有了，還是多虧街河市一位遠房的姑父把父親的遺體弄到街河市安埋的。父親去世不到半年，我的小哥西亞又因病而亡，死時才三歲。

母親一雙小腳，當時稱"三寸金蓮″，整日以淚冼面，這種辛酸的日子熬到1941年春。這時我有一歲多了，因家境困難，母親將我過繼給劉仁政、章蘭英夫婦、也就是我的姨父母，從此我就由養父母帶着扶養。由於我的出生，幾個月時間之內連續喪父喪兄，使一個熱鬧的小家庭變成了悲狀悽慘的破敗之家…… 我認為我是不該來到人間的一個災星。

(二) 童年

1942年春我被過繼給姨父母后隨他們倆佬在松滋縣沙道觀鎮生活，因養父母當時都是靠幫工養家活口，同時又處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時期，我跟養父母住在東家梅鈺記屋裡的閣樓上，生活是非常艱難的。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最難忘的是這幾件亊: 一件是跑"老東"。大約是1943年至1945年間，有一次沙道觀被燒，當時一片火海，燒紅了半邊天，又是夜晚，好多人都跑到沙壩上，我的養父揹着他母親，養母抱着我也逃到沙壩上望着那一片火海戰戰驚驚，周圍到處有人哭着、嘆着……

第二件事，我清楚地記得，日本人在中國殘害老百姓的事情。我記得在沙道觀鎮後堤街一家住戶的女主人叫張光菊，她家是做豆腐賣的，我的婆婆、媽媽抱着我到她們家躲難，兩個拿着槍的傢伙進門就用槍到處亂挆，我婆婆滴咕了什麼記不清了，其中一個傢伙用槍把把我婆婆的後腦殼挅破了，當時鮮血直流，我被嚇哭了，我媽媽用手緊捂着我的嘴不讓我哭，那兩個傢伙沒找到什麼就走了，我婆婆頭上的血後來是用柴火灰敷的。

另一件事就是我們逃難時有很多人擠在廟裡，全都用稻草打的地鋪，看見一個日本人追趕一個姑娘，名叫佘生鳳，是廟裡的師傅救了她，讓她沒有受到糟蹋。緊接着就把我爹 (養父) 抓走了，去了多長時間不記得了，只記得他回來後兩肩都磨出了很深的傷痕，渾身枯瘦如材。後來才知道可憐的父親被拉去當苦力了。

由於我爹媽都是幫工的，上無片瓦、下無立足之地，長期住在東家，讓我看到了東家老小的生活與我們的天壤之別。比如吃飯，人家請的大師付燒火做飯，有高槕子、低板櫈，滿棹子熱騰騰的好菜、好飯。就連他家餵的小海叭狗都是用豬骨頭專門煮的飯給牠吃的。而我和爹媽的生活僅僅是免強一日靠兩歺度日。在我的記憶中基本沒吃過肉魚，常常是豆辦醬、乳豆腐和炸糊椒等。我記得有一天正當沙道觀河裡漲大水期間，我媽煮了一碗豆角米，我們三人就一個小缸灶和小鍋，一個四方木凳當為飯棹，三人蹲在一起吃飯。我看有一碗新鮮菜，很喜歡吃就多夾了幾次，我爹因為勞累看見有碗新鮮菜也喜歡，他看我要吃，就煩得把那碗豆角米扔到河裡去了，當時我難過地痛哭流涕，直到現在我己是八十歲的人，一想起這事就忍不住掉眼淚…… 當然我是訴我爹的苦，但這也只能說明我們在受壓迫、受剝削的舊社會裡，窮人的生活是多麼的艱難。

總之一句話，我的童年是辛酸的。唯一讓我感到快樂的時候就是和附近的小朋友們一起去樅柴，有時候還在沙壩里玩躲迷藏、跳房子、抓石子、跳繩、還有踢鍵子……玩起來還是蠻高興的。然後各自提着柴籃子回家。

大概是一九四七年間，老闆的大女兒梅敬英比我大兩歲，有一次，因為我穿了一下她下雨時用的木屐子就狠狠地打了我兩嘴巴，還揪我的頭髮，我的爹媽不但不敢叫她鬆手，還倒向她賠不是，為此事我傷心地哭了半天，後來她還趕我們滾蛋，也不我們吃飯。我們站在外面不能回到屋裡，我拉着我爹的衣服哭着吵着再也不進老闆家的門了，求我爹媽寧願去討米要飯也不要再給人家當長工。當時我還產生一個自助自立的想法，要爹給我做一個賣香煙的木盒子，讓我去擺攤子叫賣香煙。經這麼一鬧後，大概是一九四八年冬或四九年春，我們全家就搬到天主堂旁邊一戶叫唐開全的家裡去了。他家是菜農，我們只租了他們一間屋子，與房東共用廚房和堂屋。就這樣一直住到一九五一年年底。

(三) 讀書

大約是1948年春，爹媽讓我在沙道觀一個名叫王老廟地方的私塾上學。去了一個月，要我交大米，我說我的爹媽沒有這麼多米交，先生吼了我，我滴咕了幾句，對老師表示了不滿，就被老師打腫了手，一路哭着回家，把經過告訴媽後，就再沒有去上學了。

講到這裡，有一個小插曲。在上學之前，我媽叫我去蓮花壋找姨爹(後來才曉得他是我的繼父)給我買學生紙，釘一個本子寫大字。本子面上要寫學名，姨爹問我學名叫什麼，我說叫劉運秀，當時姨爹打了一個張[吃了已經]，並說怎麼跟老子一輩的呢？我說是爹取的。這才弄清楚他們倆姨佬是同一個祠堂的劉，但在輩份上我的爹高姨爹一輩，所以我的學名就與姨爹同輩了。當時在場的姨(後來才確認是我生母)和大姐劉書烈都笑起來了，她們說這不行，一定要改。叫什麼名字好呢？姐姐說就叫“劉玉”唄！因為不能按輩份取名了，就這樣我的學名只能取單名。當時我們那個年代的女孩子取單名是蠻少的。講到名字，據母親說我兩歲多時生病險些死了，將乳名也改成了“撿秀”。

大概是四八年的秋季，我爹媽找東家央求，要他們的大小姐把我帶到沙道觀公立小學讀書，她領我去報了名。上的一年級，讀了約兩個月，學校強調統一服裝(當時叫童子軍服)，因家裡沒錢做不起衣服只好綴學。

到了一九四九年秋，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下解放了全中國，沙道觀鎮也解放了，反動派、資本家都被打倒了，我們的東家老闆梅世貴被鎮壓了，我們窮人翻身當主人了，我爹媽再也不是長工了，他們可以憑自己的勞動報酬自由生活了！因此在一九五零年春，由當地政府動員，我被送到沙道觀私立和平小學上學了，在二年級就讀。這期間除在家吃飯外，在校一切費用都免了，就連書、本子、筆墨紙硯等都是學校發的。那一年的夏天，學校把我納入了宣傳隊，用歌舞宣傳建設公債的舞衣都是學校統一着裝…學校校長楊覺悟、老師李夢白、文英蘭對我們學生都很親切，還給我們洗臉冼手剪指甲梳頭髮…

這所學校於五一年轉為公辦學校，我在校就讀了兩年。

五一年底因爹媽年世己高，特別是爹己患上十二指胃潰瘍又沒有文化和特長，因此我們三人在沙道觀己無法再生存。在這種情況下，姨爹和姨把我們三人接到蓮花壋，租的佘茂盛的屋暫時棲身。為了生存，我爹給供銷社踩花包，媽給供銷社幹部洗衣服勉強維持生活。姨父母他們家人多，土改分了田，勞力缺乏，就把王家崗的兩畝多田撥給我們種，五二年又幫我們在香鋪伯和文爹兩戶街坊的屋中間的一席空隔窄巷裡搭了一間毛草屋，我們三人才有了穩定的住處。這年春我又在蓮花壋小學上學了，在四年級插班就讀。

到五四年上學期眼看就要小學畢業了，可是因父母年邁，家境貧困，無力再讓我上學了。我只好每天幫爹推木輪板車給供銷合作社搬運棉花、棉籽等物資到沙道觀，換取微薄的收入維持全家人的生活。我好想去上學啊…開學一個多月過去了，這期間學校老師雷遠斌、校長張東雅等老師們分別給我爹媽多次做工作，並表態只要倆老能讓我上學把小學讀畢業，每天只供我兩歺飯，其餘一切費用都由學校和老師們承擔，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爹媽才答應讓我繼續去上學。上學後要趕課，我真是苦讀書，讀苦書。能返畢業班來自不易。那怕無衣服換洗，白天穿了晚上洗第二天又穿去上學，我從不在爹媽面前發一點怨氣…還在學校當了學生會主席，畢業時成績名列前茅。總算沒有辜負校長和老師們對我的照顧培養和期望。

小學畢業後，有幾個同學都上中學了，如胡倫才、王才瓊、張元海等。學校通知我，可保送我升中學，當時鄉農會也很重視培養學生，並派代表到我家給我爹媽做工作，希望他們允許我升中學，並表態所需行李都由鄉農會贈送。我爹媽未答應，我自己也想再不能為難兩位老人了，因為五四年年成也不好，剛把中稻秧插完，連續幾天大暴雨，我們蓮花壋整個垸子都遭到澇災。當時內澇外汛，站在堤上可以在河裡擺腳，堤內一片汪洋，堤上全是災民，慘不忍睹。這種情況下我哪能去讀書啊！求知慾望再強也只能忍着。五五年，我求知慾不死，又悄悄和鄉里同學一起跑到松滋縣城參加升學考試，但儘管錄取了，爹媽還是不讓我去，我的家確實太窮了…我的眼晴都哭腫得像雞蛋，姨爹嚷我說哭甚麼，女伢子讀什麼書。就這樣結束了我的讀書生涯。

在蓮花壋生活了四年多，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很愛我的故鄉，還有幾件難忘的小故亊。記得五二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我的姨在她床面前煤油燈下做鞋子，當時還懷着未出生的滿元弟弟，我因打擺子[害瘧疾]在我家沒床睡就在姨這邊和弟妹擠一張床，這時母狗(劉啟勇)在外面和巧兒(陳隆英)等一些小朋友在一起玩，玩着玩着吵起來了，聽巧兒罵啟勇弟弟罵的很兇，還罵他的媽會遭卡死的，我聽見了很氣憤，小小的女伢子家罵這麼惡毒的話，我不故自己發燒頭暈，爬起來跑出去就把巧兒打了一頓，說她太沒家教，指責她懂得什麼叫遭卡死？打得她青喊亂叫，鬧得蓮花壋一條街鄰居們都來勸解、看熱鬧。巧兒的父親陳昌祥來了問我的道理，為什麼打巧兒，我也吼了他，說“你的女兒無家人教，我幫你教育她，她罵人該打！”他不服氣，就把巧兒弄到姨爹和姨面前告狀，說我打了他的孩子要家長賠禮道歉，並還要我的姨父姨母當他們的面懲罰我，我聽了不服氣，便氣沖沖的跑到陳昌祥的藥鋪櫃檯上坐着，要陳隆炎去把他的父親和妹妹弄回家，不然我就在他家蹲着，並說是他的妹妹無理在先，父親還護短，父女倆賴在母狗家不走更是無理，你不去把他們叫回家，把我搞煩了我就掀你們的藥櫃…弄得左鄰右舍都來勸解，方才平息了這一場吵鬧。但此亊過後，巧兒的媽見劉家的孩子走他們門前過就罵，罵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理她，有一天我們幾個人從巧兒的門口過(有的上學有的下田幹活有的去尋豬草)，巧兒的媽媽鄧老巴子又趕着罵，我就告訴姨了，姨也生氣了，她不聲不響地跑到陳家，把鄧老巴子頭髮一抓狠狠地打她的嘴巴，邊打邊問你還罵不罵我的伢兒們？直到她答應再不罵了，姨才鬆手。我當時覺得好痛快，姨終於為我們出了一口氣！回想起來，這都是我闖的禍。

事情蠻巧，後來他們一家人搬到姨的隔壁為最近的鄰居了，而且幾乎成了親家(劉啟猛與巧兒的妹妹講過對象)。

小時候我的記憶比較好，在不想要爹當長工的小思想蒙發後，爹就告訴我要學珠算，用算盤珠加法打“666”，這是學珠算的基本知識最初的手法。後來開始上學，爹不知在哪弄到的一本珠算大全，雖然書很舊，字很小，但每一句都註解得很詳細。由於爹的督促，每天做工回家就要我打給他看，等到l95l年底遷居蓮花壋時，我已把那本珠算大全全部學會了，最後能正確完成六歸七二五除法，為這我曾受到很多大人的誇獎。因此在1953年蓮華鄉搞查田定產時，把我列入黃安富、劉書達、李啟松一個小組參加計算農田產量。

查田定產是繼土地改革後又一個運動，通過這一運動，還糾正了一些土改複查中的階級成份，我姨爹家就從富裕中農改成了中農成份，我和爹媽三人定為顧農成分。

因姨爹家解放前在南海區拉家渡的沙洲上有點田產，加上一個小雜貨舖，又還做有賣豬肉的生意，雖然土改時根據家庭人口分了土地，但成份還是定的較高的。

那時候對我們讀過小學的小青年伢，鄉政府都蠻重視。五四年災情過後種田人就抓緊時間搶耕搶種，但災後的廣大人民群眾好多人家都無法生活，特別像我姨爹他們一家更是艱難，家大口闊沒有勞力，沒有謀生門路(當時他們家老小十口人)。我記得當時我是周家珍大姐的義務文書，因她是我們鄉的民政調介員，沒有文化，每次到區政府、鄉政府開會都把我帶着幫她做記錄，調介糾紛，寫離婚介紹伩等，還帶着我去參加重大案子的現場做筆記，比如吳玉林的父親抺頸自殺等事兒。因為這些活動也給我帶來了很多照顧家人的機會，如每當研究對困難戶如何補助時，家珍姐總是把運淮大叔放在第一位，從我內心講，我好感動，這在我心裡一輩子都沒有忘記過…因為當時的補助就是紅糧票，拿去買米是不要錢的，到了冬天就領寒衣、棉被。 但即使有這些照顧，還是遠遠滿足不了這一大家人的需求，生活仍然很艱難，幾乎經常是每天只吃一頓飯，這一頓飯都是用很多野菜夾着煮的，看着一鍋菜粥老人讓孩子，大的讓小的…好心痛。冬天冷，還凍牛皮冰，有時候，姨就把啟勇、啟俊、啟玉幾個小弟妹用布帶子綁在椅子上坐，堂屋裡用雜草悶點小火讓他們取暖，她自己就去做家務，姐姐、哥哥、啟猛就去勞動，姨爹就釣魚，一家人總算把五四年那個冬天熬過來沒死人真是萬幸！

在農村掃肓運動中，鄉政府還安排李友純和我一起去區政府開會，我們倆人回蓮花壋還舉辦了夜校，大約教了一個多月，天氣太冷加上有的學員說學一個字比挑一擔泥糞還吃虧些而不願學，因此停辦了。我當時也因家裡太貧困，在下雪凍牛皮冰的情況下還穿着單褲子，腳上也沒有襪子，上身穿着農會發的寒衣(薄棉襖)，冷得實在沒有辦法，才把區政府給我分配的預購牲豬弄去交了，政府收購時將增長的斤兩給了我一點錢，我才將這錢拿去扯了一段學生蘭的棉布、用破舊褲子做里子請陳裁縫幫我做了一條棉褲，這才勉強越過了寒冬。

1955年3月份，因我積極參加鄉里的義務工作，經鄉團委批准接納我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接着在麥收四快時期我一個人參加了以周學為組長的互助組(當時家裡人都不同意)，互助組選我當記工員。在互助組裡勞動的工分，都給我折合成現錢，這些錢雖然不多，但都拿去給我爹還了藥債和酒債。這讓我嘗到了自己勞動得到報酬的滋味並且還盡了一點孝心，當時內心感到的喜悅難以言表。因我們家只有兩畝多地，家裡老人又沒有參加互助組，所以互助組就不幫助我們家了。

到了農曆八月份摘棉花的季節，因姨爹家缺勞力，要我幫他們家撿棉花，當時姨爹給我定價一分錢一斤，我每天上工，姨爹給我的工錢，我就用它扯了一段棉布做了一件棉祆過冬。這件棉襖我一直穿到參加工作後五九年捐獻給災區了。這是我第二次勞動所獲。但我命里多災，一次到自己田裡(王家崗)去撿花，突然發高燒暈倒在田裡，實在撐不下去了，就把撿好的棉花頂在頭上踉蹌着去姨母田裡找姨，可是姨見我燒成那樣，她也沒辦法幫我，只好交待我:“你自己慢慢往回走，等我回去後叫人來接你″。可憐她老人家一雙小腳揹着自己撿的花在前面走，我只好用頭頂着一包袱棉花三步一趴着、五步一躺着地慢慢往家裡奔，到了蓮花壋堤邊再也無力爬坡就趴在棉花包袱上躺着，這時才見我家大姐劉德秀，她是我媽領養的大女兒，大我十四歲，當時她己嫁人有幾個孩子了，住沙道觀郊區，當時正好回到蓮花壋來看我爹媽。一見到大姐，我就像見了救星，只覺得說不出話就哇得哭起來了…回家後就連續高燒了一星期左右，眼內沖血，沒請醫生看病，更談不上吃藥打針。可能是老天爺可憐我，命不該絕，慢慢拖過來了，高燒期間想吃柚子啊想到骨子裡去了也沒吃着。因為曉得爹媽沒錢買，也就未開口找老人要…高燒退後就轉成了咳嗽，還每天打一場擺子（瘧疾）。因為病了就沒有去參加鄉政府的義務工作了，加上當時黨內開展整風運動，政府決定把我們蓮華鄉、鎮合鄉、胡家場鄉等三個鄉從隸屬松滋縣第三區劃分給公安縣東港區了。由於這些變故，作為不到十五歲的我在家除了每天打擺子，好一點就去尋豬草，尋找飯菜，背着啟芬妹玩外只好向別人借書看。這個冬天我讀了《鋼鐵是怎樣鍊成的》、《新兒女英雄傳》、《劉胡蘭》、《青年近衛軍》等小說。看了這些書，在我心靈深處萌生了要參加革命工作的想法。

（四）轉折

1956年3月5號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於2月5號在松滋縣政府財貿辦公室招干報考，2月底接到錄取通知書，3月5號報到經培訓一個星期就分配了工作。從此我由一個貧僱農的家門走進了國家單位的大門。參加工作後經歷了各項政治運動的考驗以及經濟戰線的洗禮，基本上都是以骨幹的身份過了一關又一關。在革命的征途中，參加了“反右派鬥爭"、“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工作的地方、工種、部門比較多。1956年3月入伍受訓後被分配到松滋縣八寶區棉花採購站任出納員、記賬員；同年十月調到縣軋花廠任會計室出納員兼任車間記錄員；1958年下放到車間做鉗工學徒六個月後回會計室繼續任出納員；1959年3月調到松滋百貨公司文化門市部任營業員；同年7月借調到縣財貿政治部任打字員，同年底調到松滋縣委會任打字員；1960年8月被保送到武漢華中工學院附屬工農中學帶薪讀書一年；1961年8月至1965年10月調到松滋縣財政局任打字員、人秘股長；1965年10月調到松滋縣八寶區任婦聯主任；1971年9月調松滋縣新江口鎮任（城關）鎮委副書記；1976年3月調到松滋縣勞動局任副局長；1984年4月調到荊州農村金融學校任政辦主任；1986年8月調到荊州市人民銀行任政辦主任、工會副主席、主席。1995年底退休，退休工齡三十九年零九個月。三十多年的工作里程，圓了我想參加革命的心願。解甲歸家，安度晚年。

我命運中的轉折是天賜機遇，親人支持，貴人相助而獲得的。我記得1956年2月2號我到松滋沙道觀鎮去給大姐(劉德秀)拜年，在街上邊走邊玩邊看，突然發現一張佈告，走近一看是松滋縣財貿系統招干的佈告，2月5號才結束報名。我當時高興得跳起來了！趕忙到大姐家拜年後馬上回蓮花壋，一路上想着怎麼向爹媽開口，他們倆老都已年邁很可能不會讓我出去，反覆思來想去一夜難以入睡，直到3號晚上才決定向姨說明我當時的心情，我的姨很開明，她支持我的想法，並答應幫我。她找別人借了五角錢給我做過河費，讓我5號去松滋縣城關鎮(當時還叫划子咀)找縣政府報名去，暫時瞞着爹媽，說去給舅舅拜年(松滋磚瓦廠的工人章永生)。5號清早與全姐(周業美的媽)同行趕往划子咀，一到就急忙去找縣人民政府，剛在找的時候突然碰到了張東雅老師(原蓮花壋小學校長)，他知道了我的來意就特別熱情地把我帶到縣財貿辦公室幫助我把名報了，這就是我的貴人！在舅舅家住了三天把考試(政治、語文、數學、珠算)考完了才回家。二十天以後就接到錄取通知書了！看着通知，3月5號就要真的參加革命工作了，那種激動的心情無法形容…。

這一轉折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五）婚姻

1956年5月，經松滋縣棉花採購局方煥章局長和八寶區棉花採購站站長方文猛兩級領導關心給我介紹對像讓我認識了袁宏啟同志，他當時是縣採購局會計股負責人，漢陽縣石山堡村人，生於1934年11月15日，出生五天父親就病故，年僅26歲，丟下他24歲的母親，孤兒寡母四人全靠母親和倆個姐姐種田、紡紗織布艱難度日。在他十三歲時，母親因病無錢醫治自溺而逝，臨死前還不顧天寒地凍把外衣脫下來留給孩子穿。因為姐姐已經嫁人，已成孤兒的袁宏啟為了生存，身着布衣，腳穿草鞋，揹着布袋孤身一人踏上去往巴東縣投奔親戚的路程。身無盤纏，途中遇一高僧大發慈悲贈給他五塊銀元，花了很長時間他才到巴東找到了小姨母李幫蘭的家，在姨父母家當僕人、學徒幾年。於一九四九年被萬縣、沙市的客商看上，把他帶到萬縣、沙市等地的私營商店當學徒、店員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因在沙市獲得解放，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經荊州行署工商科批准參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松滋縣花紗布公司。

當時，我覺得我還不到談婚論嫁的年齡(婚姻法規定男20歲、女18歲才能結婚)，在八寶區棉花採購站工作時，區供銷社還有幾個女同志幫忙做介紹，聽領導介紹袁宏啟的情況，了解到袁宏啟是孤身一人，除了他年齡比我大六歲外，其它條件都蠻好，一是他沒什麼負擔，可以幫助我贍養父母；二是他已加入了黨組織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可以幫助我進步；三是他有辛酸的童年，可算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四是年齡雖然大幾歲，可能更會關心人些。想到這些，自已還是沒有馬上給介紹人回復，我請了半天假回蓮花壋向姨匯報了上述情況，姨聽了我的匯報幫我作了決定。她老人家說:“你年齡還小，考慮的這些條件很好，女孩子在外工作，介紹人多了都不好應酬，人的名，樹的影。答應了這樁亊，別人就不會再找你了，你也好一心一意地好好工作”。聽了姨的教誨，回單位後就把決定告訴了介紹人。介紹人把我的決定轉告給正在省政府參加勞模表彰大會的模範袁宏啟。他散會後從武漢直接到松滋八寶區棉花採購站來與我見面。說起來也很好笑，因為我們互不認識，他到購站從我面前走過我都不曉得，他直接去找方站長，這時方站長喊我說:“小劉你快㸔是哪個來了？”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的。俗話說千里姻緣一線牽，這也是我們婚姻的寫照。

1956年臘月二十六在領導動員和同事們的鼓勵推動下，局長方煥章同志為我們採購系統三對年輕人即計劃股長柳林和吳某、人秘股長李長榮和劉鳳隆、財會股長袁宏啟和本人在聽完報告後為我們舉辦了集體婚禮。每對新人拿十元錢買糖和鞭炮向同事們一撒，局長作為證婚人說了一段祝賀詞，主婚人宣讀了結婚證，三對新人一同向毛主席、證婚人、來賓們各三掬躬，燃放鞭炮，婚禮結束！

那時候沒有婚假，第二天照常上班。臘月三十放了三天年假，袁宏啟沒有家，我們夫妻倆一起回蓮花壋，給了我的爹媽和姨父母一個驚喜！因為我知道家裡窮，就沒有把結婚的亊告訴他們，也沒有讓家裡老人為我花一分錢。所以回家後我們倆沒地方住，好的是袁宏啟不嫌棄我家窮，我爹找鄰居討歇，我就跟姨和啟玉、啟芬兩個小妹妹四人擠一張床，也就在這一晚我才真正確認了姨就是我的生母。這也是我最難忘的婚期婚假。

在革命大家庭里，剛滿十六歲的我就這麼簡單樸素地把自己嫁人了……從此我們白手起家、全身心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革命的洪流，同時也擔起了養老撫幼的責任。

（六）入黨

1959年12月5日我在松滋縣財貿辦公室任打字員期間經商業局長方煥章、人事科長張儒榮兩同志介紹，黨支部大會討論通過批准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預備黨員，1960年12月5日按期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說起入黨這個事還想多說幾句話。那是59年春，我被調到松滋縣商業局百貨公司文化門市部任營業員，正逢縣委、縣政府召開萬人大會、也叫四級擴干大會，業務特別忙，為了表現個人業績，每天每個工作人員接受顧客監督採取插紅旗的方式，而我每天得紅旗數都是排第一，還參加過商業系統業餘文藝宣傳隊巡迴演節目，因此我被縣供銷社打字員鄒清芳同志看中，當時縣財辦主任徐慶堯(後來的松滋縣縣長)要鄒清芳選一個年輕人培養成打字員為縣財辦工作，鄒清芳同志就推薦了(當時她還不認識我)我，她說我年輕，一手字寫得流利，服務態度也很好…就這樣我被借調到松滋縣財辦，是徐主任接見我的，他是南下幹部，給我的任務是向鄒清芳學習，一個月後到縣財辦獨立工作。我表示保證提前完成任務，結果我僅用一周的時間就趕上了鄒清芳師傅的水平。提前完成了學習任務，直接到縣財辦上班工作了！由於打字工作積極，不怕苦、不怕累，特別是加夜班的時候多，從無怨言，因此這一年被評為全縣商業系統“紅旗手”，並被縣婦聯定為全縣“三八紅旗姑娘”，從而因這些榮譽稱號而獲得嘉獎！在這種情況下，徐主任找我談話問了我的家庭出身等情況後說：“你寫個條子交給胡亞龍副主任。”我沒有聽懂是什麼意思，回到家裡問了我丈夫後才知道是叫我寫入黨申請書。

在宏啟的幫助下寫了入黨申請書遞交給胡亞龍副主任後轉給商業局黨組織的張儒榮同志，沒過幾天，張儒榮同志就通知我填寫入黨申請表。當我雙手接過申請表時我激動得話都說不出，滿腔熱淚奪目而出！然後於59年的12月5日接到了批准我為中共預備黨員的通知書！於60年12月5日按期轉正。從此在我心靈里就把自己當成黨的人投入到各項工作，服從黨的領導，聽從組織安排，積極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僕。我的工作原則是干一行愛一行；愛一行專一行；讚揚聲中找差距，成績面前看不足；根據自己的能力，努力做出成效，不辜負組織的培養與信任。

五九年的這一年也是我人生中難忘的一年。因為我從軋花廠的出納員變成百貨公司文化門市部的營業員然後又變成縣財辦的打字員，後又調到縣委會任打字員；又由一個普通的工作員加入入了黨組織成為共產黨員；由於努力工作受到單位和組織的嘉獎！

也就是這些平凡的變化讓我在松滋縣的女幹部中成為"篩子″，也就是成了小有名氣的人了。

（七）圓夢

1959年底由松滋縣委副書記燕啟祥直接下手令調我到松滋縣委辦公室秘書科任打字員，由陳澤珍秘書領導，還有打字員熊友芳、收信員陳修斌為同事一起工作，大家一起為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而共同奮鬥着……大約是1960年的6月份，聽宣傳部的姚明軒幹事講要培養工農兵大學生，縣裡有幾個指標，可以保送。聽到這個消息，我內心好想去當一名工農兵學員去圓我從小想讀書做一個有文化、有知識人的夢！但又考慮到自己剛調到縣委工作不久，領導們都那麼信任我，我怎麼能把工作放下去讀書呢？在思想上鬥爭了幾天，也徵求了宏啟的意見，他表示支持說只要領導批准一定讓我去。

有一天，組織部的張啟蔚同志找打字員熊友芳同志講報名亊宜，我邊工作邊聽他們的談話，隨口問了一下我能否報名？張幹事回答說“你也想讀書嗎？”我就說很想啊，他說只要縣委辦公室領導批准你可以報名。這時我再也忍不住就去找縣委辦公室劉鳳啟主任向他陳述了我想讀書的想法和要求，三天之內劉主任找我談話說：“只要你在半月之內培養一個新打字員接替你的工作，同意你報名入學！”我按期完成了任務，於當年7月接到華中工學院附中的通知，學期八年，即三年在附屬工農兵中學完成初中、高中課程，五年上大學讀完本科課程，完成學業後將成為黨的一批紅色知識份子。

當時我們松滋全縣一共保送了十多個學員，去工學院的就有6人，彭華、張金龍、霍少桂、羅加泉、何遠松等…還有李朝輝、梅祖明、鮑祥珍等人去其它幾所院校了。

此次讀書的機會我非常珍惜，下了很大決心，拋下丈夫和不到四歲的大兒子及年邁的母親，帶着學成歸來的夢想踏上深造的征程上學了！國家為了培養人才，對我們這些從工作單位保送入學的學員按原工資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發給生活費(也稱為帶薪讀書)。進了院校門真是喜出望外，熱淚滾滾，邊喜邊想我讀書求知的夢想終於成真了！（這也表現了我自私的一面。）

到校後我們有四人編到“工”十七班，我們松滋的霍少桂任班長，我也成為班委會成員之一。學習雖然很吃力(速成)，但勉強跟得上。休息時大多時都用在趕功課、做作業、背俄語單詞上去了。有一次院校黨委決定把我抽調到院校體操代表隊去參加訓練，我服從組織決定，但那不是我學習的目的，經再三要求，院校才同意讓我回到十七班繼續學習。時間過得飛快，一晃一學年快結束了，就在這時，我們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由於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國家正處困難時期，決定精簡城市人口、砍掉59年60年入學的工農兵學員回原單位工作…等等一系列指示精神，我們正在其中，因此學了一年放暑假時就給我們發了個中學肆業證回原單位了。

（這期間我有一個選擇是缺乏遠見的。那就是數學老師問我能否留校當英文、德文打字員，當時我覺得那兩種文字我不懂，那種打字機我也不會用，加上接到丈夫的信說他在家照顧不了孩子和母親，由於宏啟說話夾着漢陽的方言，我媽有時聽不懂，有時因誤會而鬧意見。想了這些，我就果斷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