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按农历国内今天是腊八节，适逢母亲大人八十大寿之际，兹将其新近完成的口述回忆录张贴如下。在匆匆的编辑、修订过程中，作为人子我常常感佩她老人家思路清晰逻辑性较强，内容或记忆力详细准确，篇章结构严谨，叙述时大多出口成章，文字生动精炼。对有些读者而言，其中也许蕴含了太多的“党文化”内容，所用的语言也太过“革命化，”但正是这两大特色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一辈人及一位女性的真实经历。为了原汁原味地保存其历史传承价值，我在文字上尽可能地避免了改动；为了在抗疫期间向她老人家遥表生日祝贺，我特在此望洋高呼: 谨祝我敬爱的母亲大人安顺静好、幸福喜乐、健康长寿！妈妈，您是我们老袁家第一个活过八十的直系亲人，祈望您抖擞精神、先争取活到一百周岁！！]

平凡人生，平凡故事

                     ——刘瑜口述

（一）出生

1940年腊月初八日，我出生在公安县莲花垱堤上一户平凡而穷苦的家庭。1955年前，我们莲花垱村还属于松滋县，因为水系关系，后来划归给公安县呐。

我的父亲叫刘忠巧，他是松滋县街河市街上的人。他是学徒出身，后來在松滋县沙道观镇一家商户老板帮工经營疋头杂货，后來经蓮花垱的范裁缝等人介绍与我母亲梅德秀结合，婚后就在莲花垱落籍。

当时蓮花垱的堤上是个很热闹的小集鎮，我家住在靠河的堤边。那时夏天河水涨时站在堤上一看便是大浪涛涛、滚滚急流的江水，到了冬天便是清彻见影、静静甜甜的溪水。我是刘忠巧、梅德秀的第四个孩子，我出生时父见我是个女孩，想到自己有两男两女，故给我取乳名为男全，寓意是＂男女双全＂。

据母亲后来说，我出生时己是六口之家，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就在莲花垱堤上两间茅草屋里开了个小杂货舖，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我还未满两个月父亲突发急病，不到半个月就驾鹤仙去了，当时年仅三十六岁，丢下二十六岁的母亲帶着四个孩子，顿时乌雲密佈，我家的天塌下来了，一片悲惨情景，街坊邻居们都跟着流淚了……我家一下子连安葬我父亲的能力都没有了，还是多亏街河市一位远房的姑父把父亲的遗体弄到街河市安埋的。父亲去世不到半年，我的小哥西亚又因病而亡，死时才三岁。

母亲一双小脚，当时称"三寸金莲″，整日以淚冼面，这种辛酸的日子熬到1941年春。这时我有一岁多了，因家境困难，母亲将我过继给刘仁政、章兰英夫妇、也就是我的姨父母，从此我就由养父母带着扶养。由于我的出生，几个月时间之内连续丧父丧兄，使一个热闹的小家庭变成了悲状悽惨的破败之家…… 我认为我是不该來到人间的一个災星。

(二) 童年

1942年春我被过继给姨父母后随他们俩佬在松滋县沙道观镇生活，因养父母当时都是靠帮工养家活口，同时又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我跟养父母住在東家梅钰记屋里的阁楼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这几件亊: 一件是跑"老東"。大约是1943年至1945年间，有一次沙道观被烧，当时一片火海，烧红了半边天，又是夜晚，好多人都跑到沙坝上，我的养父揹着他母亲，养母抱着我也逃到沙坝上望着那一片火海战战惊惊，周围到处有人哭着、叹着……

第二件事，我清楚地记得，日本人在中国残害老百姓的事情。我记得在沙道观镇后堤街一家住户的女主人叫张光菊，她家是做豆腐卖的，我的婆婆、妈妈抱着我到她们家躲难，两个拿着槍的家伙进门就用槍到处乱挆，我婆婆滴咕了什么记不清了，其中一个家伙用槍把把我婆婆的后脑壳挅破了，当时鲜血直流，我被吓哭了，我妈妈用手紧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哭，那两个家伙没找到什么就走了，我婆婆头上的血后来是用柴火灰敷的。

另一件事就是我们逃难时有很多人挤在庙里，全都用稻草打的地铺，看见一个日本人追赶一个姑娘，名叫佘生凤，是庙里的师傅救了她，让她没有受到糟蹋。紧接着就把我爹 (养父) 抓走了，去了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回來后两肩都磨出了很深的伤痕，渾身枯瘦如材。后來才知道可怜的父亲被拉去当苦力了。

由于我爹妈都是帮工的，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长期住在東家，让我看到了東家老小的生活与我们的天壤之别。比如吃飯，人家请的大师付烧火做饭，有高槕子、低板櫈，满棹子热腾腾的好菜、好飯。就連他家喂的小海叭狗都是用猪骨头专门煮的飯给牠吃的。而我和爹妈的生活仅仅是免強一日靠两歺度日。在我的记忆中基本没吃过肉魚，常常是豆辦酱、乳豆腐和炸糊椒等。我记得有一天正当沙道观河里涨大水期间，我妈煮了一碗豆角米，我们三人就一个小缸灶和小鍋，一个四方木凳当为飯棹，三人蹲在一起吃飯。我看有一碗新鲜菜，很喜欢吃就多夾了几次，我爹因为劳累看见有碗新鲜菜也喜欢，他看我要吃，就烦得把那碗豆角米扔到河里去了，当时我难过地痛哭流涕，直到现在我己是八十岁的人，一想起这事就忍不住掉眼淚…… 当然我是诉我爹的苦，但这也只能说明我们在受压迫、受剝削的旧社会里，穷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

总之一句话，我的童年是辛酸的。唯一让我感到快乐的時候就是和附近的小朋友们一起去枞柴，有时候还在沙坝里玩躲迷藏、跳房子、抓石子、跳绳、还有踢键子……玩起来还是蛮高兴的。然后各自提着柴篮子回家。

大概是一九四七年间，老板的大女儿梅敬英比我大两岁，有一次，因为我穿了一下她下雨時用的木屐子就狠狠地打了我两嘴巴，还揪我的头发，我的爹妈不但不敢叫她松手，还倒向她赔不是，为此事我伤心地哭了半天，后来她还赶我们滚蛋，也不我们吃飯。我们站在外面不能回到屋里，我拉着我爹的衣服哭着吵着再也不进老板家的门了，求我爹妈宁愿去讨米要飯也不要再给人家当长工。当时我还产生一个自助自立的想法，要爹给我做一个卖香烟的木盒子，让我去摆摊子叫卖香烟。经这么一闹后，大概是一九四八年冬或四九年春，我们全家就搬到天主堂旁边一戶叫唐开全的家里去了。他家是菜农，我们只租了他们一间屋子，与房東共用厨房和堂屋。就这样一直住到一九五一年年底。

(三) 读书

大约是1948年春，爹妈让我在沙道观一个名叫王老庙地方的私塾上学。去了一个月，要我交大米，我说我的爹妈没有这么多米交，先生吼了我，我滴咕了几句，对老师表示了不满，就被老师打肿了手，一路哭着回家，把经过告诉妈后，就再没有去上学了。

讲到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在上学之前，我妈叫我去莲花垱找姨爹(后來才曉得他是我的继父)给我买学生纸，钉一个本子写大字。本子面上要写学名，姨爹问我学名叫什么，我说叫刘运秀，当时姨爹打了一个张[吃了已经]，并说怎么跟老子一辈的呢？我说是爹取的。这才弄清楚他们俩姨佬是同一个祠堂的刘，但在辈份上我的爹高姨爹一辈，所以我的学名就与姨爹同辈了。当时在场的姨(后來才确认是我生母)和大姐刘书烈都笑起來了，她们说这不行，一定要改。叫什么名字好呢？姐姐说就叫“刘玉”呗！因为不能按辈份取名了，就这样我的学名只能取单名。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取单名是蛮少的。讲到名字，据母亲说我两岁多时生病險些死了，将乳名也改成了“捡秀”。

大概是四八年的秋季，我爹妈找東家央求，要他们的大小姐把我带到沙道观公立小学读书，她领我去报了名。上的一年级，读了约两个月，学校強调统一服装(当时叫童子军服)，因家里没钱做不起衣服只好缀学。

到了一九四九年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東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沙道观镇也解放了，反动派、资本家都被打倒了，我们的東家老板梅世贵被镇压了，我们穷人翻身当主人了，我爹妈再也不是长工了，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勞动报酬自由生活了！因此在一九五零年春，由当地政府动员，我被送到沙道观私立和平小学上学了，在二年级就读。这期间除在家吃飯外，在校一切费用都免了，就連书、本子、笔墨纸砚等都是学校发的。那一年的夏天，学校把我纳入了宣传隊，用歌舞宣传建设公债的舞衣都是学校统一着装…学校校长杨觉悟、老师李梦白、文英兰对我们学生都很亲切，还给我们洗脸冼手剪指甲梳头发…

这所学校於五一年转为公办学校，我在校就读了两年。

五一年底因爹妈年世己高，特别是爹己患上十二指胃溃疡又没有文化和特长，因此我们三人在沙道观己无法再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姨爹和姨把我们三人接到莲花垱，租的佘茂盛的屋暂时栖身。为了生存，我爹给供销社踩花包，妈给供销社干部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姨父母他们家人多，土改分了田，劳力缺乏，就把王家崗的两畝多田拨给我们种，五二年又帮我们在香铺伯和文爹两户街坊的屋中间的一席空隔窄巷里搭了一间毛草屋，我们三人才有了稳定的住处。这年春我又在莲花垱小学上学了，在四年级插班就读。

到五四年上学期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可是因父母年迈，家境贫困，无力再让我上学了。我只好每天帮爹推木轮板車给供销合作社搬运棉花、棉籽等物资到沙道观，换取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我好想去上学啊…开学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期间学校老师雷远斌、校长张東雅等老师们分别给我爹妈多次做工作，并表态只要俩老能让我上学把小学读毕业，每天只供我两歺饭，其余一切费用都由学校和老师们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爹妈才答应让我继续去上学。上学后要赶课，我真是苦读书，读苦书。能返毕业班來自不易。那怕无衣服换洗，白天穿了晚上洗第二天又穿去上学，我从不在爹妈面前发一点怨气…还在学校当了学生会主席，毕业時成绩名列前茅。总算没有辜负校长和老师们对我的照顾培养和期望。

小学毕业后，有几个同学都上中学了，如胡倫才、王才琼、张元海等。学校通知我，可保送我升中学，当时乡农会也很重视培养学生，并派代表到我家给我爹妈做工作，希望他们允许我升中学，并表态所需行李都由乡农会赠送。我爹妈未答应，我自己也想再不能为难两位老人了，因为五四年年成也不好，刚把中稻秧插完，連續几天大暴雨，我们莲花垱整个垸子都遭到澇灾。当时内涝外汛，站在堤上可以在河里摆脚，堤内一片汪洋，堤上全是灾民，惨不忍睹。这种情况下我哪能去读书啊！求知欲望再强也只能忍着。五五年，我求知欲不死，又悄悄和乡里同学一起跑到松滋县城参加升学考试，但尽管录取了，爹妈还是不让我去，我的家确实太穷了…我的眼晴都哭肿得像鸡蛋，姨爹嚷我说哭甚么，女伢子读什么书。就这样结束了我的读书生涯。

在莲花垱生活了四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我很愛我的故乡，还有几件难忘的小故亊。记得五二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的姨在她床面前煤油灯下做鞋子，当时还怀着未出生的满元弟弟，我因打摆子[害疟疾]在我家没床睡就在姨这边和弟妹挤一张床，这时母狗(刘启勇)在外面和巧儿(陳隆英)等一些小朋友在一起玩，玩着玩着吵起來了，听巧儿骂启勇弟弟骂的很凶，还骂他的妈会遭卡死的，我听见了很气愤，小小的女伢子家骂这么恶毒的话，我不故自己发烧头晕，爬起來跑出去就把巧儿打了一顿，说她太没家教，指责她懂得什么叫遭卡死？打得她青喊乱叫，闹得莲花垱一条街邻居们都來劝解、看热闹。巧儿的父亲陈昌祥來了问我的道理，为什么打巧儿，我也吼了他，说“你的女儿无家人教，我帮你教育她，她骂人该打！”他不服气，就把巧儿弄到姨爹和姨面前告状，说我打了他的孩子要家长赔礼道歉，并还要我的姨父姨母当他们的面惩罚我，我听了不服气，便气冲冲的跑到陳昌祥的药铺柜台上坐着，要陳隆炎去把他的父亲和妹妹弄回家，不然我就在他家蹲着，并说是他的妹妹无理在先，父亲还护短，父女俩赖在母狗家不走更是无理，你不去把他们叫回家，把我搞烦了我就掀你们的药柜…弄得左邻右舍都來劝解，方才平息了这一场吵闹。但此亊过后，巧儿的妈见刘家的孩子走他们门前过就骂，骂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理她，有一天我们几个人从巧儿的门口过(有的上学有的下田干活有的去尋猪草)，巧儿的妈妈邓老巴子又赶着骂，我就告诉姨了，姨也生气了，她不声不响地跑到陳家，把邓老巴子头发一抓狠狠地打她的嘴巴，边打边问你还骂不骂我的伢儿们？直到她答应再不骂了，姨才松手。我当时觉得好痛快，姨终于为我们出了一口气！回想起來，这都是我闯的祸。

事情蛮巧，后來他们一家人搬到姨的隔壁为最近的邻居了，而且几乎成了亲家(刘启猛与巧儿的妹妹讲过对象)。

小时候我的记忆比較好，在不想要爹当长工的小思想蒙发后，爹就告诉我要学珠算，用算盘珠加法打“666”，这是学珠算的基本知识最初的手法。后來开始上学，爹不知在哪弄到的一本珠算大全，虽然书很旧，字很小，但每一句都注解得很详细。由于爹的督促，每天做工回家就要我打给他看，等到l95l年底迁居莲花垱時，我已把那本珠算大全全部学会了，最后能正确完成六归七二五除法，为这我曾受到很多大人的夸奖。因此在1953年莲华乡搞查田定产时，把我列入黄安富、刘书达、李启松一个小组参加计算农田产量。

查田定产是继土地改革后又一个运动，通过这一运动，还纠正了一些土改复查中的阶级成份，我姨爹家就从富裕中农改成了中农成份，我和爹妈三人定为顧农成分。

因姨爹家解放前在南海区拉家渡的沙洲上有点田产，加上一个小杂货舖，又还做有卖猪肉的生意，虽然土改时根据家庭人口分了土地，但成份还是定的较高的。

那时候对我们读过小学的小青年伢，乡政府都蛮重视。五四年灾情过后种田人就抓紧时间搶耕搶种，但灾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好多人家都无法生活，特别像我姨爹他们一家更是艰难，家大口阔没有劳力，没有谋生门路(当时他们家老小十口人)。我记得当时我是周家珍大姐的义务文书，因她是我们乡的民政调介员，没有文化，每次到区政府、乡政府开会都把我带着帮她做记录，调介纠纷，写离婚介绍伩等，还帶着我去参加重大案子的现场做笔记，比如吳玉林的父亲抺颈自杀等事儿。因为这些活动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照顾家人的机会，如每当研究对困难户如何补助时，家珍姐总是把运淮大叔放在第一位，从我内心讲，我好感动，这在我心里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过…因为当时的补助就是红粮票，拿去买米是不要钱的，到了冬天就领寒衣、棉被。 但即使有这些照顾，还是远远满足不了这一大家人的需求，生活仍然很艰难，几乎经常是每天只吃一顿饭，这一顿饭都是用很多野菜夾着煮的，看着一锅菜粥老人让孩子，大的让小的…好心痛。冬天冷，还冻牛皮冰，有时候，姨就把启勇、启俊、启玉几个小弟妹用布帶子绑在椅子上坐，堂屋里用杂草闷点小火让他们取暖，她自己就去做家务，姐姐、哥哥、启猛就去劳动，姨爹就钓鱼，一家人总算把五四年那个冬天熬过來没死人真是万幸！

在农村扫肓运动中，乡政府还安排李友纯和我一起去区政府开会，我们俩人回莲花垱还举办了夜校，大约教了一个多月，天气太冷加上有的学员说学一个字比挑一担泥糞还吃亏些而不愿学，因此停办了。我当时也因家里太贫困，在下雪凍牛皮冰的情况下还穿着单裤子，脚上也没有袜子，上身穿着农会发的寒衣(薄棉袄)，冷得实在没有办法，才把区政府给我分配的预购牲猪弄去交了，政府收购時将增长的斤两给了我一点钱，我才将这钱拿去扯了一段学生兰的棉布、用破旧裤子做里子请陳裁缝帮我做了一条棉裤，这才勉強越过了寒冬。

1955年3月份，因我积极参加乡里的义务工作，经乡团委批准接纳我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接着在麦收四快时期我一个人参加了以周学为组长的互助组(当时家里人都不同意)，互助组选我当记工员。在互助组里劳动的工分，都给我折合成现钱，这些钱虽然不多，但都拿去给我爹还了药债和酒债。这让我尝到了自己劳动得到报酬的滋味并且还尽了一点孝心，当时内心感到的喜悦难以言表。因我们家只有两亩多地，家里老人又没有参加互助组，所以互助组就不帮助我们家了。

到了农历八月份摘棉花的季节，因姨爹家缺劳力，要我帮他们家捡棉花，当时姨爹给我定价一分钱一斤，我每天上工，姨爹给我的工钱，我就用它扯了一段棉布做了一件棉祆过冬。这件棉袄我一直穿到参加工作后五九年捐献给灾区了。这是我第二次劳动所获。但我命里多灾，一次到自己田里(王家崗)去捡花，突然发高烧晕倒在田里，实在撑不下去了，就把捡好的棉花顶在头上踉跄着去姨母田里找姨，可是姨见我烧成那样，她也没办法帮我，只好交待我:“你自己慢慢往回走，等我回去后叫人來接你″。可怜她老人家一双小脚揹着自己捡的花在前面走，我只好用头顶着一包袱棉花三步一趴着、五步一躺着地慢慢往家里奔，到了莲花垱堤边再也无力爬坡就趴在棉花包袱上躺着，这时才见我家大姐刘德秀，她是我妈领养的大女儿，大我十四岁，当时她己嫁人有几个孩子了，住沙道观郊区，当时正好回到莲花垱来看我爹妈。一見到大姐，我就像见了救星，只觉得说不出话就哇得哭起來了…回家后就連續高烧了一星期左右，眼内冲血，没请医生看病，更谈不上吃药打针。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命不该绝，慢慢拖过來了，高烧期间想吃柚子啊想到骨子里去了也没吃着。因为晓得爹妈没钱买，也就未开口找老人要…高烧退后就转成了咳嗽，还每天打一场摆子（疟疾）。因为病了就没有去参加乡政府的义务工作了，加上当时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政府决定把我们莲华乡、镇合乡、胡家场乡等三个乡从隶属松滋县第三区划分给公安县東港区了。由于这些变故，作为不到十五岁的我在家除了每天打摆子，好一点就去寻猪草，寻找飯菜，背着启芬妹玩外只好向别人借书看。这个冬天我读了《钢铁是怎样鍊成的》、《新儿女英雄传》、《刘胡兰》、《青年近衛军》等小说。看了这些书，在我心灵深处萌生了要参加革命工作的想法。

（四）转折

1956年3月5号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於2月5号在松滋县政府财贸办公室招干报考，2月底接到录取通知书，3月5号报到经培训一个星期就分配了工作。从此我由一个贫雇农的家门走进了国家单位的大门。参加工作后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的考验以及经济战线的洗礼，基本上都是以骨干的身份过了一关又一关。在革命的征途中，参加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工作的地方、工种、部门比较多。1956年3月入伍受训后被分配到松滋县八宝区棉花采购站任出纳员、记账员；同年十月调到县轧花厂任会计室出纳员兼任車间记录员；1958年下放到車间做钳工学徒六个月后回会计室继续任出纳员；1959年3月调到松滋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任营业员；同年7月借调到县财贸政治部任打字员，同年底调到松滋县委会任打字员；1960年8月被保送到武汉华中工学院附属工农中学带薪读书一年；1961年8月至1965年10月调到松滋县财政局任打字员、人秘股长；1965年10月调到松滋县八宝区任妇联主任；1971年9月调松滋县新江口鎮任（城关）镇委副书记；1976年3月调到松滋县劳动局任副局长；1984年4月调到荆州农村金融学校任政办主任；1986年8月调到荆州市人民银行任政办主任、工会副主席、主席。1995年底退休，退休工龄三十九年零九个月。三十多年的工作里程，圆了我想参加革命的心愿。解甲归家，安度晚年。

我命运中的转折是天赐机遇，亲人支持，贵人相助而获得的。我记得1956年2月2号我到松滋沙道观镇去给大姐(刘德秀)拜年，在街上边走边玩边看，突然发现一张佈告，走近一看是松滋县财贸系统招干的佈告，2月5号才结束报名。我当时高兴得跳起來了！赶忙到大姐家拜年后马上回莲花垱，一路上想着怎么向爹妈开口，他们俩老都已年迈很可能不会让我出去，反复思來想去一夜难以入睡，直到3号晚上才决定向姨说明我当时的心情，我的姨很开明，她支持我的想法，并答应帮我。她找别人借了五角钱给我做过河费，让我5号去松滋县城关镇(当时还叫划子咀)找县政府报名去，暂时瞒着爹妈，说去给舅舅拜年(松滋砖瓦厂的工人章永生)。5号清早与全姐(周业美的妈)同行赶往划子咀，一到就急忙去找县人民政府，刚在找的时候突然碰到了张東雅老师(原莲花垱小学校长)，他知道了我的來意就特别热情地把我带到县财贸办公室帮助我把名报了，这就是我的贵人！在舅舅家住了三天把考试(政治、语文、数学、珠算)考完了才回家。二十天以后就接到录取通知书了！看着通知，3月5号就要真的参加革命工作了，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

这一转折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五）婚姻

1956年5月，经松滋县棉花採购局方焕章局长和八宝区棉花采购站站长方文猛两级领导关心给我介绍对像让我认识了袁宏启同志，他当时是县采购局会计股负责人，汉阳县石山堡村人，生於1934年11月15日，出生五天父亲就病故，年仅26岁，丢下他24岁的母亲，孤儿寡母四人全靠母亲和俩个姐姐种田、纺纱织布艰难度日。在他十三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自溺而逝，临死前还不顾天寒地冻把外衣脱下来留给孩子穿。因为姐姐已经嫁人，已成孤儿的袁宏启为了生存，身着布衣，脚穿草鞋，揹着布袋孤身一人踏上去往巴東县投奔亲戚的路程。身无盘缠，途中遇一高僧大发慈悲赠给他五块银元，花了很长时间他才到巴東找到了小姨母李帮兰的家，在姨父母家当仆人、学徒几年。於一九四九年被万县、沙市的客商看上，把他带到万县、沙市等地的私营商店当学徒、店员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因在沙市获得解放，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经荆州行署工商科批准参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松滋县花纱布公司。

当时，我觉得我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才能结婚)，在八宝区棉花采购站工作时，区供销社还有几个女同志帮忙做介绍，听领导介绍袁宏启的情况，了解到袁宏启是孤身一人，除了他年龄比我大六岁外，其它条件都蛮好，一是他没什么负担，可以帮助我赡养父母；二是他已加入了党组织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可以帮助我进步；三是他有辛酸的童年，可算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四是年龄虽然大几岁，可能更会关心人些。想到这些，自已还是没有马上给介绍人回复，我请了半天假回莲花垱向姨汇报了上述情况，姨听了我的汇报帮我作了决定。她老人家说:“你年龄还小，考虑的这些条件很好，女孩子在外工作，介绍人多了都不好应酬，人的名，树的影。答应了这桩亊，别人就不会再找你了，你也好一心一意地好好工作”。听了姨的教诲，回单位后就把决定告诉了介绍人。介绍人把我的决定转告给正在省政府参加劳模表彰大会的模范袁宏启。他散会后从武汉直接到松滋八宝区棉花采购站來与我见面。说起来也很好笑，因为我们互不认识，他到购站从我面前走过我都不晓得，他直接去找方站长，这时方站长喊我说:“小刘你快㸔是哪个來了？”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也是我们婚姻的写照。

1956年腊月二十六在领导动员和同事们的鼓励推动下，局长方焕章同志为我们采购系统三对年轻人即计划股长柳林和吴某、人秘股长李长荣和刘鳳隆、财会股长袁宏启和本人在听完报告后为我们举办了集体婚礼。每对新人拿十元钱买糖和鞭炮向同事们一撒，局长作为证婚人说了一段祝贺词，主婚人宣读了结婚证，三对新人一同向毛主席、证婚人、來宾们各三掬躬，燃放鞭炮，婚礼结束！

那時候没有婚假，第二天照常上班。腊月三十放了三天年假，袁宏启没有家，我们夫妻俩一起回莲花垱，给了我的爹妈和姨父母一个惊喜！因为我知道家里穷，就没有把结婚的亊告诉他们，也没有让家里老人为我花一分钱。所以回家后我们俩没地方住，好的是袁宏启不嫌弃我家穷，我爹找邻居讨歇，我就跟姨和启玉、启芬两个小妹妹四人挤一张床，也就在这一晚我才真正确认了姨就是我的生母。这也是我最难忘的婚期婚假。

在革命大家庭里，刚满十六岁的我就这么简单朴素地把自己嫁人了……从此我们白手起家、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的洪流，同时也担起了养老抚幼的责任。

（六）入党

1959年12月5日我在松滋县财贸办公室任打字员期间经商业局长方焕章、人事科长张儒荣两同志介绍，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1960年12月5日按期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说起入党这个事还想多说几句话。那是59年春，我被调到松滋县商业局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任营业员，正逢县委、县政府召开万人大会、也叫四级扩干大会，业务特别忙，为了表现个人业绩，每天每个工作人员接受顾客监督采取插红旗的方式，而我每天得红旗数都是排第一，还参加过商业系统业余文艺宣传队巡回演节目，因此我被县供销社打字员邹清芳同志看中，当时县财办主任徐庆堯(后來的松滋县县长)要邹清芳选一个年轻人培养成打字员为县财办工作，邹清芳同志就推荐了(当时她还不认识我)我，她说我年轻，一手字写得流利，服务态度也很好…就这样我被借调到松滋县财办，是徐主任接见我的，他是南下干部，给我的任务是向邹清芳学习，一个月后到县财办独立工作。我表示保证提前完成任务，结果我仅用一周的时间就赶上了邹清芳师傅的水平。提前完成了学习任务，直接到县财办上班工作了！由于打字工作积极，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加夜班的时候多，从无怨言，因此这一年被评为全县商业系统“红旗手”，并被县妇联定为全县“三八红旗姑娘”，从而因这些榮誉称号而获得嘉奖！在这种情况下，徐主任找我谈话问了我的家庭出身等情况后说：“你写个条子交给胡亚龙副主任。”我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回到家里问了我丈夫后才知道是叫我写入党申请书。

在宏启的帮助下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给胡亚龙副主任后转给商业局党组织的张儒荣同志，没过几天，张儒荣同志就通知我填写入党申请表。当我双手接过申请表時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满腔热泪夺目而出！然后于59年的12月5日接到了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的通知书！于60年12月5日按期转正。从此在我心灵里就把自己当成党的人投入到各项工作，服从党的领导，听从组织安排，积极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仆。我的工作原则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赞扬声中找差距，成绩面前看不足；根据自己的能力，努力做出成效，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信任。

五九年的这一年也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年。因为我从轧花厂的出纳员变成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的营业员然后又变成县财办的打字员，后又调到县委会任打字员；又由一个普通的工作员加入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党员；由于努力工作受到单位和组织的嘉奖！

也就是这些平凡的变化让我在松滋县的女干部中成为"筛子″，也就是成了小有名气的人了。

（七）圆梦

1959年底由松滋县委副书记燕启祥直接下手令调我到松滋县委办公室秘书科任打字员，由陳泽珍秘书领导，还有打字员熊友芳、收信员陳修斌为同事一起工作，大家一起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共同奋斗着……大约是1960年的6月份，听宣传部的姚明軒干事讲要培养工农兵大学生，县里有几个指标，可以保送。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好想去当一名工农兵学员去圆我从小想读书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人的梦！但又考虑到自己刚调到县委工作不久，领导们都那么信任我，我怎么能把工作放下去读书呢？在思想上斗争了几天，也征求了宏启的意见，他表示支持说只要领导批准一定让我去。

有一天，组织部的张启蔚同志找打字员熊友芳同志讲报名亊宜，我边工作边听他们的谈话，随口问了一下我能否报名？张干事回答说“你也想读书吗？”我就说很想啊，他说只要县委办公室领导批准你可以报名。这時我再也忍不住就去找县委办公室刘凤启主任向他陳述了我想读书的想法和要求，三天之内刘主任找我谈话说：“只要你在半月之内培养一个新打字员接替你的工作，同意你报名入学！”我按期完成了任务，于当年7月接到华中工学院附中的通知，学期八年，即三年在附属工农兵中学完成初中、高中课程，五年上大学读完本科课程，完成学业后将成为党的一批红色知识份子。

当时我们松滋全县一共保送了十多个学员，去工学院的就有6人，彭华、张金龙、霍少桂、罗加泉、何远松等…还有李朝辉、梅祖明、鲍祥珍等人去其它几所院校了。

此次读书的机会我非常珍惜，下了很大决心，抛下丈夫和不到四岁的大儿子及年迈的母亲，带着学成归来的梦想踏上深造的征程上学了！国家为了培养人才，对我们这些从工作单位保送入学的学员按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发给生活费(也称为带薪读书)。进了院校门真是喜出望外，热泪滚滚，边喜边想我读书求知的梦想终于成真了！（这也表现了我自私的一面。）

到校后我们有四人编到“工”十七班，我们松滋的霍少桂任班长，我也成为班委会成员之一。学习虽然很吃力(速成)，但勉强跟得上。休息时大多時都用在赶功课、做作业、背俄语单词上去了。有一次院校党委决定把我抽调到院校体操代表队去参加训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那不是我学习的目的，经再三要求，院校才同意让我回到十七班继续学习。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一学年快结束了，就在这时，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正处困难时期，决定精简城市人口、砍掉59年60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回原单位工作…等等一系列指示精神，我们正在其中，因此学了一年放暑假時就给我们发了个中学肆业证回原单位了。

（这期间我有一个选择是缺乏远见的。那就是数学老师问我能否留校当英文、德文打字员，当时我觉得那两种文字我不懂，那种打字机我也不会用，加上接到丈夫的信说他在家照顾不了孩子和母亲，由于宏启说话夹着汉阳的方言，我妈有时听不懂，有时因误会而闹意见。想了这些，我就果断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