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按农历国内今天是腊八节，适逢母亲大人八十大寿，兹将其新近完成的口述回忆录张贴如下。在匆匆的编辑、修订过程中，作为人子我常常感佩她老人家思路清晰逻辑性较强，内容或记忆力详细准确，篇章结构严谨，叙述时大多出口成章，文字生动精炼。对有些读者而言，其中也许蕴含了太多的“党文化”内容，所用的语言也太过“革命化，”但正是这两大特色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一辈人及一位女性的真实经历。为了原汁原味地保存其历史传承价值，我在文字上尽可能地避免了改动；为了在抗疫期间向她老人家遥表生日祝贺，我特在此望洋高呼: 谨祝我敬爱的母亲大人安顺静好、幸福喜乐、健康长寿！妈妈，您是我们老袁家第一个活过八十的直系亲人，祈望您抖擞精神、先争取活到一百周岁！！]

平凡人生，平凡故事

                     ——刘瑜口述

                （八/乙）工作

1971年9月初， 我被调到松滋县新江口镇任妇联主任，当时还是“革委会”执政，刚报到几天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即林彪猖狂出逃。这又是我们国家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我们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投入到紧张的各项工作中，这是因为文革的后期开始拨乱反正，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恢复党的领导。县委组织部通知命我主抓筹建新镇委的工作。让我又面临新的考验。刚学习了群众工作，现又要重新投入党建工作，又要从头学习。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要写党建工作报告，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低，没有写过这么重要的材料(原在八宝区任区妇联主任的报告材料都是我向丈夫袁宏启提供想法和素材后，他帮忙写成报告我再去讲的)，这项工作真的难倒我了。这时丈夫也无法帮我了。镇革委其他同志向我推荐当时镇财管所长李直正同志(据介绍这位同志历来就为镇革委写大型材料)，当我找到这位才子说明意图后，他却硬生生地拒绝了，那怕我再三请求，他还是不答应。我听其言观其相，认识到这位同志拒绝的不仅是这项工作，还察觉到他有一种不服气和藐视我的态度，顿时让我醒悟，我又被"瞧不起″三个字卡住了，怎么办？古人云：只有学而知之！毛主席曾教导我们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共产党员不能被困难吓倒，“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决心迎难而上！我先找了大量资料，然后找各层干部座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对筹建新镇委的看法、建议以及要求，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亲手写成了报告，初稿完成后请我丈夫初审并帮助修改了一下文字，对结构他没作什么改动，鼓励我说真没想到你能拿下这份材料。得到了他的肯定我的底气就足了，于是召开新镇委筹建小组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份报告。完成这项工作后，我在镇革委会及各层干部中进行的其他工作都顺利了好多。筹建工作结束后就召开了党代会，选举新镇委七人，我是其中一员，分工万先华同志为书记、武装部长梅某和我为副书记，还有张忠诚、汪传祿、艾大兴、王业炳等为委员。紧接着我们又召开镇人大代表会，选举了新镇长、副镇长。这两套班子的筹建完成，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的革委会。同一时期，从中央到我们基层的全部工作才总算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在镇委、镇政府工作历时五年，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因为是一级政府机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全心全意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我自己更不能例外。所做过的工作已成为历史。但在这期间有几件事涉及到个人利害关系想交待一下:一是1973年利用职权找林园大队支部书记商量，将小妹刘启芬的农村户口转入郊区林园大队为菜农户口，逐步转为商品粮，这样便于招干招工，让其参加工作。这件事刚一落实就被个别群众在松滋县委会通过贴大字报的方式检举了我这一错误行为，县委副书记周其政同志找我谈话，并严厉批评我说：“刘瑜同志，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赶紧纠正，可以不给予纪律处分。”我当时立刻服从县委的决定，将启芬的户口退回了原藉。事后我进行反思，深感这的确是我一时的私心，利用了职权，违犯了党的纪律，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经有关人事透露，当时县委之所以迁就我，没下明文处分我，是因为把我作为县委副书记的人选上报到荆州地委组织部了，没有被考核上，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我经不起权利的考验；二是1975年农历3月17日，老袁约我去米积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很淡然地说没什么事。当我和他乘公共汽车快到大路口时，他突然告诉我说：“刘逸峰因贪污被他单位拘禁，在米积台畏罪投河自杀身亡。”听到这一恶耗，顿时难受极了…我如何面对？想了想然后对老袁说：“我不能去现场。”理由到现场看到哥哥的尸体被水泡肿变得面目己非，我会触景生情，出于兄妹感情，我不可能没有反应，如果哭了、怨了会被视为有阶级立场问题而受到牵连。再说，嫂子和他的三个儿女如何接受这个事实，谁去帮助他们？考虑到这些问题，我决定:(1)不去现场，由老袁当代表去现场表态：一切听从当地组织上的安排和处理；(2)我就在沙道观下車，直接去沙道观镇委会要求镇委派领导及有关政工人员与我一同去刘逸峰的家先抄家，抄收脏物后没什么问题了我再进门；(3)由我当着镇委领导和有关政工人员的面给家人及子女揭盖子做安抚工作；(4)父母大人只准在沙道观大桥头目送去火化的儿子，不能哭闹。老袁很赞同我的想法，就按照这个思路我们都一一照做了。抄家时除了发现一段一件衣料的卡其布是新的被当场作为赃物没收了，其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家人摆脱嫌疑，也可让我不受牵连。在处理这件事上，虽然我的思维比较敏锐，但在感情上也表现出我自私和无情的一面。后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刘逸峰的问题得到平反，由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重新审理并下达文件，正式结论是“不慎落水身亡”，还补发了扶恤金五百元人民币。三是1975年11月份的某一天晚上，我正在镇办企业制纯厂召开职工座谈会，教育组组长王和法同志来通知我回镇参加镇委扩大生活会。当我走进会议室，我看人都到齐了，与会的同志都以一副严肃的面孔朝我望了一眼，无一人向我打招呼。这种场面我第一次见到，顿时很吃惊，不知出了甚么事。妇联主任胡庆莲同志的孩子在发高烧也不能缺席。我坐下来后，一把手万先华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他率先发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做着笔记，结果他讲的内容全部是针对我一个人的，而且罗列成十多个问题，听起来意思很明显，就是我在镇里的所有工作被这位一把手全盘否定了，而且还要被当着靶子成为众矢之的。来势好像要将我“打倒”，使我在全体镇委会的干部职工面彻底丧失威信。接着还让与会的同志们逐个发言对我的“问题”进行分析批评。会议进行到深夜两点钟，未让我讲话就宣布散会。当我要求发言时，他确说：“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说吧。”我说既然是生活会，应该让我讲话呀！可是万书记的回答等于说不准，然后就这样散会了。回到家里，对当晚发生的事我反复思考着，又没有人听我倾诉。根本没睡意了，觉得这一"突然袭击″来得太猛了，怎么也想不通，深感委屈…我就独自一人走出家门，从深夜两点多至凌晨五点多钟在新江口的共青路上来回走着、苦思着、急着怎样才能弄清这件事的原因……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找县委领导汇报思想，都说县委组织部是所有干部的娘家嘛。第二天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到组织部向部长彭宏达同志把镇委生活会的情况汇报了一下，部长听了二话没说就安排我去向县委副书记尤让𡖖同志汇报。当天我就找到尤书记，问他汇报了镇委生活会的情况，并提出了我的请求：(1)镇委扩大生活会继续召开，开会时要有县委领导派的人员参加；(2)会议进行中允许我把话讲完；(3)会议结朿后县委领导重新安排我的工作；(4)在调令未下达之前我不暂停镇委副书记的一切工作。尤书记接受了我的思想汇报，嘱咐我耐心等待。（因为这次生活会的做法让我太难接受了，急得我一夜之间患上暴炸性的头疼病，从此让我深受精神折磨十几年，直到八六年五月才基本医好。）等到1975年农历腊月，在县委的督促下新江口镇委生活会终于决定召开了，会议进行了两天，县委尤书记和彭部长都亲自参加了。会议仍由万书记主持。会议中作为主讲，我把我在镇委会五年来在万书记领导下是如何工作的情况、同时就他在上次生活会上给我列出的十多种问题一个一个地摆事实、讲道理，几乎讲了整整一天。正如会后其他镇委所说：刘书记今天把话夹子打开了，讲的内容让我们心服囗服，还有些话讲到我们心坎上了，因为有些话我们平时都不敢说。这位万书记是位工农干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贯采用家长式的工作作风，开口就训人，在他的领导下只有服从、服从、再服从…即是错了他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还听和他共过事的同志说，这位书记爱整人，每在一个地方任职总有一个干部被整，然后他自已就上一个台阶。这次在镇委中就找准了我。但是，他没想到我这个人不服整只服理。听完我的发言和反驳，他也有点接受不了，会议的当夜他就去找县委第一书记康志宏同志。康书记第二天亲口对我说：“刘瑜呀，你怎么把万书记说得坐不住了？他半夜来我这告你的狀呢。”我向康书记解释说，那是他从来没听见过作为他的部下是如何工作、如何忍气吞声做人的真实心声！康书记笑了笑说：“你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分寸，毕竟是老同志嘛。”这位万书记为什么把整人的对象瞄准了我呢？事后我也回顧过。首先是县委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工作的认可。因为凡是涉及需要镇里出面解决的事大多是先通知我去参与或接受，然后由我再向万书记汇报并请示解决；其次是因为在培养我任县委副书记对我进行考核时征求过他的意见；其三是我受到县委宣传部的采访并由《湖北日报》全文刊登过有关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点滴事跡；其四是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什么事情和问题总是先找我，经常把我忙的饭都顧不上吃，更谈不上管家、管孩子了。我每天都是白天应酬各项工作，接待来访者和处理各种问题，晚上又参加万书记召集的大、中、小型会议，夜里差不多一、两点钟才结束，回家后孩子都睡了，这才有时间在深夜洗衣服。可惜的是，我的这种忙祿在万书记眼里不是工作而是过错，正如他在整我的意见中所说：“为什么都只找你？甚至走我门前过、有时与我擦肩而过都不找我呢？”我真是委屈了！我累死累活的工作算不了什么，但得不到顶头上司的理解让人真难受。当时，我们城关镇的干群总结出一句话：“找刘书记反映问题是挑一担包袱来，可以放下一个、或者一担都放下来轻松回去；找万书记反映问题是揹一个包袱来，挑一担包袱回去，而且有时心情更沉重。”大家这么说了，我在接待来访过程中更无法推卸责任。第五个因素是， 他看到年轻些、群众基础好些的我可能危及到他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可是权利对我来讲，并不值得去争抢，我的本意就是，党组织不给我的我坚决不争、不抢、不伸手要；组织上需要给我的我也不客套并决心做好。经过这次刻骨铭心的生活会后，我决心不当这个副书记了，申请调离。在新江口镇任职五年可以说是我平身奋斗里程中最艰难、付出的精力、脑力、劳力、嘴力及时间最多的一段里程。体重减到只有八十多斤，还晕倒过几次，每次注射两支葡萄糖后接着又继续工作。这样拼命地工作， 我只有一个信念: 我本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是共产党、毛主席拯救、解放了我，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道路，在这康庄大道上我必须努力向前、做一名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始终认为在这条大路上无论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代價都是应该的。我申请调离的原因主要是领导层关系不融洽，其次是身体状况已适应不了工作要求。当然我还有其他考虑。

到了1976年3月，我被正式调到松滋县劳动局任副局长。这个单位是县政府的一个部门，单位人数不多，大概有十多人吧。已有正、副局长各一人，我去后为第二副局长。劳动局的主要工作分为三大块，即根据上级劳动局下达的招工指标做好职工招工工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做好干部职工的工资调整工作；再就是管理安全生产(包括矿山、机械厂、水陆交通运输等等)。我被分工管安全生产。当时县政府还专门下达文件设立了县政府安全办公室，在劳动局办公，并从有关单位抽调干部合署办公，记得从交通部门就抽调了两人，如交通局的肖元芳，公路段的易发新等同志，由我负责主持工作。安全生产还包含了工人劳动保护的工作，因此我的工作即广泛又抽象，除了组织检查、处理各种劳动事故、指导督促劳保工作的落实外，其实没什么具体事情要去做。自从接受了这项工作后，我感到比在城关镇工作单纯多了，除了经常出差外，回到局里上班时有上、下班的规律，也有了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大约是在1974年间，宏启也调到县教育局任副局长了，虽然自从那时起一直长期在王家大湖农村蹲点，但每月也有两天休息日，有时还回县里参加有关会议。

这次的工作调动，对我们小家庭的团聚也有了很大的促进。过去的岁月我虽有家似无家，因为宏启长期参加修桥、修铁路、蹲点、抢险等等外出工作，常年很少在家，我也只顾忙自己的工作，孩子们回家见不着爸妈，从未吃过我做的饭菜。刚调劳动局时没有住房，县政府行政科给我们一家四囗人安排了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办公室，仅仅只能放两张床，从食堂端饭菜回家没地方吃，接待来访者也只能在外面树林子里坐，就这样坚持到1977年才申请到一套用猪栏屋改成的砖瓦房，靠近山旁边，又潮又臭，主间能放两张床，还有一个小偏屋可以做厨房。不管怎么样，搬进去后，总算像个家了。我开始学买菜做饭，孩子放学回家总算可以见到妈了，来了客人还可以在屋里接待。由于房子質量太差，经常漏雨，我去找行政科给我们调剂一下，可人家很为难，没法换房。我这个人的内心是个很钢強的人，承受不了大的委屈，于是下决心自已建房。我以五百元人民币起手，和小儿子一起在休息时间亲手买砖、还一块一块地捡半头砖，把它们用木板车一车一车地拖回来，然后自己挖土坑洗石灰，钱不够就找朋友们借，地基是我养父妹妹的侄子张木匠把他的菜地送我的，就这样于七九年我们住进了自已的房子，正屋有两间砖瓦房，加上一小偏屋当厨房。我是出了这口求人求不着的窝囊气，却也背了一些债，所以，从1980零年八月一月起，宏启决心戒烟了！我们的小家庭真正形成了。大儿子读大学放假有家可回了，小儿子也参加了工作。

在劳动局工作期间， 我给我的大家庭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在招工方面，虽然我不是直接主管，但在同等条件下，我的亲友在入职参加工作时享受了优先待遇。当时在群众中还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记得徐县长曾让他的老伴批评过我。特别突出的事例是安排孟若生的工作。大约是1978年，他说是为我的小妹刘启芬才从海軍部队复员来松滋的，人一落脚就揹着简单行李直接来到我家，一声姐姐叫了就在我家待着不走了，可是启芬并没有答应过与他的这桩亲事。小孟看启芬不接受他就揹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是湖南人，家里没有亲人了，当时急得我一愁莫展，为难极了。如果不管他，怕他一时想不通出了意外，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我动用了好多关系，将他从部队到地方、从湖南到湖北、从服转到安排工作，真是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后将他安排到县文化局的下属单位电影公司工作，历时三个月才落实。在劳动局历时八年，其中有三年多时间被县委组织部抽到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这三年多主要与案件材料打交道，办公室成员四人，每人都按部长的安排熟悉案件情况，针对中央、省委的文件精神提出落实意见供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这项工作一直干到1984年3月底，因为宏启被调到荆州市农业银行任计划科长了，我当时本想就在松滋干到退休算了，但大儿子和他新婚不久的媳妇都极力主张我也去荆州，经他俩的再三说服，我才同意随他父亲调往荆州。

1984年4月到荆州市农业银行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农业银行金融学校，这个学校有电大班、中专班，并设有办公室、学生科、行政科、会计科和政治办公室。我被任命为政办主任。各项工作已初具规模。在校长刘友英同志的领导下，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扩大师资队伍、制订学校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这些工作都是在校党委集体领导下进行的，我只是负责跑腿、考察、弄清情况再向党委汇报研究决定，最后办理师资的调动手续。我在校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件事让我最感到难忘。一是先后有两个好的机遇与我擦肩而过。（1）在调往荆州时，荆州地区人民法院向地委组织部申请了编制，并由孫院长找我谈了话，要将我调到法院一庭工作，当时荆州农行行长高行长不同意，原因是农行不接受用法院的家属与我对換，此事僵持了一段时间，我个人也没办法解决，但是如果这个机会能抓到手，我就可以到法院去工作了。法院领导看中我的主要特点是办事积极，认真负责，处事公正，上交矛盾少，能为领导排忧解难。（2）1985年省农业银行人事处把我抽调去参加对地、市、州农行的领导班子考核工作，我参加的这个组共有四人，由一位老同志任组长，工作范围是黄岗、咸宁、鄂州、黄石、孝感等五个地区级农行班子的考核，前后历时月余，等到完成该项工作时，我因为与省行人事处长非常投缘，她打算将我调到省农业银行金融学校劳资处工作。我当时确实也想去，但考虑到我一人动了还有老袁和小儿子和他媳妇都要动，最终还是因为拖家带口而放弃了。如果这次能坚持调动的话，其结果可能与现在又不同了。第二件事是处理一起十分棘手的車祸。大概是1985年的某一天中午，突然传来恶耗，我们学校的刘校长被大卡车撞死了，一校之长竟然遭此飞来横祸，实在是学校、家庭的不幸，令人痛心。事故出现后，农行领导安排我去找肇事者交涉，同时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我馬上行动，先找到肇事司机，他是浠水县的人，开的是一辆运输货物的大卡車。我一边说服这位司机把他单位的主要领导请来，商量一下事故的处理方法，一边亲自去找刘校长的家属、江陵县广播局杜副局长，以便当面告诉她事故发生的经过并劝其节哀，请她先提出意见和要求，我再代表单位和家属与肇事单位谈判。在安抚家属时，在场的亲属有很多人，顿时起哄，有哭的、有闹的、甚至有几位亲戚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随手拿起板凳向我掷来，让我受到极大威胁。我在与杜副局长商谈安葬和抚恤费用时，她家的亲戚们七嘴八舌，纵容她提出四十多万元的赔偿数额，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在万分紧张的氛围中，我拿出了我的态度:(1)刘校长突遭车祸不幸身亡，我与你们在场的亲人都有一样沉痛的心情；(2)我不是肇事者更不是肇事单位的人，开口骂人、动手打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行为是毫无道理、非常错误的，如果打伤了我你们也是犯法的；(3)安葬死者及扶恤费赔偿的费用要等交通监管部门、肇事单位领导、学校代表、家属代表四方共同经过谈判达到共识才能得到解决。就这样，我终于通过动脑子、跑腿子、磨嘴皮子，在市农业银行高行长的领导和支持下，圆满处理好了这桩车祸事故。在农行金融学校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内，学校发展较快，在上级和校领导以及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等我离开时，学校的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学生宿舍大楼、教职员工宿舍楼及食堂都建成了，教职员工由九人上升到五十八人，学生已达到六个班级(两个电大班，四个中专班)。

1986年8月我正式调入荆州市人民银行工作直到退休。这次调动是我个人要求的。我向上级机构陈述的主要原因是：学校是知识份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本人学历太浅，有很多工作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和要求。当时人行和农业银行刚分家不久，我想到，来荆州后一直和丈夫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小儿子的工作单位也属农行系统，自己最好能调出这个系统，于是我向人民银行行长李益天同志提出了要求，在李行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半月之内我的请求就获得了答复，他们同意接受我。不过，等到向本单位和上级领导申请调出时，我反而做了三个多月的工作才获得批准。调入人民银行可以说是我工作的最后一站。在这最后一个站台上，我决心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继续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教育和期望。到人民银行报到后，人行党组和领导安排我担任政办主任，由于当时行机关的科室设置还没完全健全，所以人事、监察、行政都由政办统一管辖，后来才逐步完善健全各科室，将政办分为人事科、监察室、行政科三个科室。因为人事科副科长是一位长期从事银行人事工作且年轻有为的老同志，加之人民银行是中央很行，上级要求人民银行设立系统金融工会，我便主动要求去做工会工作，原因是人事工作是掌握人权的岗位，我初来咋到，巩怕当不好领导的参谋而误事，二来也可让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老同志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提拨，再就是我本人从事群众工作的时间较长，而工会正是联系党群的桥梁。行党组听了我的想法，研究决定让我出任金融系统工会副主任。工会机构在全行干部职工的眼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冷门设置。当时我接受这一工作也的确有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办公室由楼上转到一楼；一张陈旧的办公桌；一个没有兵的光杆司令。我这个"三一"干部如何开展工作呢？摆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一张白纸，为了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一些像样的图画还需去好好学习、认真思考……在省人行系统工会和地区总工会的领导下，在地区人行党组的重视和支持下，我沿着"三抓″的思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久就把冷冷清清的工会办公室变成了有生气、有活力的职工之家。行领导还把老干部工作也交给了工会。具体一点说，一是抓了组织建设，即敦请行领导为工会配备工作人员。由于领导的重示和支持，工会设置了机关工会主席和金融系统工会干事，我这个“光杆司令”变成了四人办公室，行机关还通过群众选举产生了工会委员会，把全行机关科室划分为三个工会小组。组织的建全和人员的落实，为开展工会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抓了制度建设。我想到，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应有个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我到地区总工会和有关单位去专门学习和讨教，回到行里与同事们一起研究制订了有关干部职工生日祝贺、因病住院探视、家中老人逝世悼念以及有关对离退干部职工进行走访慰问等等一系列规章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让工会组织成为职工之家。为了当好干群之间桥樑，我还组织制订了领导和干群的民主对话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三是坚持不懈地抓了各项对工作有益的活动。如组织金融知识、业务技能、文体活动(篮球、乒乓球、象棋、拔河、摄影)等竞赛让干部职工有机会分别获得团体奖和个人奖。此外，我还坚持办黑板报宣传党和国家大事以及金融政策法规，坚持表扬好人好事，积极努力向行党组和上级工会组织推荐先进单位和个人，组织并带领离退休干部和先进工作者去外地旅游或疗养，在机关创办“五好家庭”活动等等… 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地区人行机关工会和金融系统工会以及老干部工作分别获得了省人行工会和地区总工会的多次奖励，我个人也受到了多次奖励，特别是省金融系统撰写的《金融英雄谱》一书以《纽带》为篇名将我的事迹编入其中。该书后来又以《走向辉煌》的书名由香港长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不久还荣获国家金融系统工会“优秀女职工”奖。因为这些平凡的工作得到了系统工会领导和本行党组及地区工会的认可，经省行工会提议、地区人行党组研究、行机关群众选举(全票通过)报荆州地区财贸党组审议送地委组织部批准让，我随后荣任荆州地区金融系统工会主席(副处级)，同时被省人民银行批准授予高级政工师职称。在这最后一个站台上，我一直工作到1994年荆州、沙市两地合并。当省人行行长刘崇明来荆州人行做合并前的领导干部人事安排工作时，我已是五十四的人了，想到沙市市人行工会主席又年轻又是大学生，与我级别相等，我就决心退让，不让省、地人行领导为难，主动向两级领导表态，荆州、沙市人民银行合并后我不想再担任任何实职工作。领导们都高兴地说：到底是老同志胸怀坦荡，姿态高尚！合并后上级发通知，决定我为荆州市人民银行调研员。按当时的政策，我可以在这个位子上干到六十岁办理退休手续，不过当组织上派人找我谈话时，我就按坦诚地说出我想法: 领导干部职数有限，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没担任何实职工作，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需计较个人得失，决定五十五岁退休。就这样，我于1995底办理了退休手续。

在一生漫长的工作岁月中， 我经历了艰苦的奋斗、成就的喜悦以及挫折和考验；乘工作東风在全国跑过多个城市、饱览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参观过首都北京的各重要景点……还到一些风景胜地旅游过。解甲归家多年，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说明我平凡的一生: 少读革命英雄书，寻到和平革命路，四十春秋风和雨，平凡岁月未荒度。到现在也没忘记《钢铁是怎样煉成的》书中的名句: 当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九)家庭

我和夫君袁宏启55个春秋的故事，可以用这四句话来概括: 同床共枕、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葬共墓。

我们俩经人介绍于1957年元月结婚组建家庭。“同床共枕”的甜密生活就此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家庭人口的增多，所谈的话题就由卿卿我我，甜言蜜语转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养老扶幼的内容了。1957年l0月得长子袁昌明，1963年同月同日得次子刘云。我们俩工资一直非常低，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老人的生活、生病、安葬等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两人之间出现一些不同想法和矛盾，不断努力地解决、调和我们之间的问题已成为家常便饭，但我俩无论发生什么矛盾从来都是自行解决和调和的，真正做到了“床头吵架床尾和”。

长子笔名叫袁昌明，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市，1982年获天津师范大学英文硕士学位，1989年出国前任原天津外贸学院基础英语教研室主任，出版过《英语比较结构》和《英语替代用法》等专著、主编过《新汉英经济贸易词典》、发表过十几篇学术论文。1996年获加拿大莎省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曾参与创办《莎省华报》并担任主编，1992年在温哥华定居，一直独立从事英语教学、翻译、出版等工作，现已退休，主编出版英文版的《太平洋诗刊》。自从2005年以来已在几十个国家约1800余种英文刊物上发表过诗作，包括全加中学生诗朗诵竞赛的指定教材《朗诵诗选》、《加拿大最最佳诗选：十年纪念版》、《最佳网络新诗选》及《环球时报》、《文学月报》、《创世纪》、《新华文学》等，获2018年度黎巴嫩纳吉-阿曼文学荣誉奖、2020年度美国斯大兹诗歌奖及英国“2020词境”等奖，十一次得到美国“小推車奖″提名，著有九本英文诗集，翻译、出版过五本书。妻子廖蘅湘1982年获天津外语学院英文学士学位，1990年出国前在天津外贸学院任英语讲师，现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工作，生有二子。长子1985年生于中国天津，2009年获加拿大卑诗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曾获加拿大联邦奖学金，现在美国波特兰工作，2009年年底与同学(加拿大卑诗大学硕士、韓国女生)成婚，生有一女，今年4岁。次子1995年5月生于温哥华，2019年毕业于加拿大卑诗大学商学院，在校期间曾在加拿大国税局做过实习审计工作，现在加拿大一家大会计公司工作，同时在攻读注册会计师，预计2021年8月通过最后一次考试。他从读高中一年级就开始用英文发表诗歌，三年内在十六个国家的英文杂誌上发表了70多首。

我的次子也有笔名，叫刘云，现在荆州市中国银行工作，住荆州市荆州区，系中共党员。曾于1985年就读荆州农行金融中专并同步就读教师进修学院大专获双项文凭；2016 年在荆州市中央党校学习经济管理专业，获本科文凭。他十七岁时在松滋农行参加工作，1984年调入荆州市农业银行江陵支行，1988年调入中国银行荆州分行曾任分行会计科科员、信贷科副科长、风險管理部主任；有会计师职称；还被下派到荆州市章华支行担任过副行长，现在农村做扶贫工作。1988年秋与田官欽等同志合著《銀行信贷》一书长达十二万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广泛流传。妻子荆州市金融中专毕业，曾在荆州市农村商业银行工作多年，现已退休。他们俩有子、女各一人。子于1988年出生在荆州，2009年由武汉理工大学考入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享受该校全额奖学金，六年后毕业，现在美国波士顿工作，2019年与山東青岛大学毕业生刘莉喜结良缘，生有一子名袁语泽。女儿1996年出生于荆州市沙市区，2018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武昌分院，现在湖北武汉机场工作。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和夫君分多聚少，给儿子们的父爱和母爱太少，他们的成长有我们俩的心血，但他们的成就完全是他们自已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使我们俩都感到骄傲、自豪！也让我们俩能睡安稳、落心觉。说起同舟共济，只能说是一个比喻，我和夫君没有真正因坐船遇到风浪艰险，而是我俩在共同事业的小船里遇到风浪时相互鼓励、支持和安慰。比如1964年党中央下达文件，各级党政随即开展“四清”运动，夫君袁宏启当时是松滋县委组织部的干部干事，与县里很多同志到沙市集训，凡是通过集训合格的就分配到各县、公社、大队去开展“四清”工作，不合格或有不同程度问题的就返回原单位进行整风、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即斗私批修的活动。没有参加集训的人称那些参加集训不合格被退回的人为“回乡宝”(其实是一种嘲笑语)，袁宏启就是其中一员。当他回到县委组织部后連續受到机关党支部几天批评，其内容就是他发送给当时县委领导的福利没让领导亲笔签字，被认定犯了贪污错误。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时县委领导干部都不准回家里吃饭，而是另外在县招待所吃“小灶”；上级规定每逢年过节给县委领导发放一点福利， 比如罐头、煉乳、麦乳精之类的物品，据说有时还发一点钱，对特别困难的个别县委最多发到一百元，凡是发给现钱的都有名册并签了字。因为宏启在发放物资时没有做到全部签字，所以在沙市集训时就以“四不清”的名目取消了他参加社教四清运动的资格，回到机关又以“四不清、疑似贪污、占小便宜”等问题受到激烈的批判，无论他怎么瓣解说是自已粗心大意，认为礼品数量小，送到县委领导家里就算了，造册让还请领导签字不好意思。虽然他这么做当时是得到了组织部长的认可的，为了不让部长受连累，他就一个人扛下了。大家对他进行批判的语言非常严厉，个个都无限上纲，说句俗话，把那些话丢到河里可毒死鱼。宏启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没受过这种委屈，且他本人从来都是认认真真、踏实可靠、毫无私心、倍受领导信任的人。他当时很难承受这种打击，几天不吃不喝、哀声叹气，问他为什么他也不做声，因为我与他不是一个党支部，后来还是我所在党支部的同事告诉我，这才知道详情，我回到家里劝他时，他急得痛哭流涕，更为严重的是竟然向我交待后事，准备一死了之。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急了，我当时还未满24岁，他接近30岁，我一方面劝他，安慰他说你要坚强，你本来就没犯错，如果想不开，倒让人家认为你是畏罪才走上绝路的，哪才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再说你丢下我和孩子们我们怎么活？其三你就受屈被组织处分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我和孩子们就跟到哪里，一定要经得起逆境的考验。要好好吃饭、睡觉。另一方面我去找在县委主持工作的领导，向领导报告了他的思想情况，领导找他谈了心之后，他才把这一沉重包袱放下，并按领导的要求安心投入自已的本职工作中去了，几个月月后在没作任何结论和处份的情况下被调到松滋八宝区任区委秘书去了。(我于1965年10月也被调去八宝任区妇联主任了。)

说到我自己，1958年我在松滋轧花厂任会计室出纳员，因为年轻又在哺乳期，工作上出现10元钱的错款与赵会计吵了起来，从而受到厂领导批评，并借此机会将我下放到车间当钳工学徒，每月的工资由23元降到19.8元。我既不服气又感到委屈，宏启当时对我也是百般安慰，把我既当爱人又当小妹进行劝说和教育，让我认识到自已的错处，在工人同志中好好学习，改造主观世界，争取早日恢复原职工作。经过他的开导和帮助，我半年时间之内就恢复了原职工作和工资待遇。特别是1967年文化革命期间我比他挨整多而且厉害，还险些丧失生命，他更是关怀备至，在我挨整被迫改造时托人送信鼓励安慰我，还给我送换洗衣服，在不知我下落的情况下急着与其他区委领导沿河边寻找，后来我知道了非常感动。我们俩就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同舟共济”、经受了一个一个风浪的冲刷和考验而抵达彼岸的。

再说“同甘共苦”，平凡的故事就更多了……我就把自已认为突出的说一说。1956年腊月我们结婚不久，他被调到棉花经理部工作，因住房紧张，没有单人宿舍了，只能分别住自已的单位的集体宿舍。因为我快要生孩子了，没有办法，就找轧花厂的陈保管员，他出于同情便把老伴劝回老家，自已去住集体宿舍，把他仅有的一间半小茅草屋租给我们，租房仅半个月大儿子就出生了。当时已把我妈接来照顾我，因为宏启要上班，我妈（养母）又从未生育过没有经验，且到新江口（城关镇）时间不长，人生地不熟，等他下班回来才去找接生婆，我因为太年轻身体太瘦小，等待时间过长造成生孩子大出血…尽管如此，生孩子后因工作需要仅休息了29天就又上班了，同时还要把房子还给陈保管员。我们请求领导解决住房问题，棉花公司安排分给一间宿舍，还是套间，让我们空欢喜了一场。结果同时住进来的是两户，我和孩子及我妈三辈人一起住外面的半间，里面的半间属于刘风隆一家人，也是三代，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只能去住集体宿舍。孩子缺奶，我妈半夜起来到屋外生炉子，用炭火做米面面糊喂孩子，这样的日子坚持到1958年，宏启被调到县财贸政治部后，县委行政科才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很窄很小、只能放一张床的老旧房屋。但我们俩并没有因这些困难而发生矛盾闹过意见。

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是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时期，什么都缺，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当时我们一家有五口人，我们俩口子和儿子三人是吃商品粮的(那时侯的说法叫“吃供应”)，我和宏启的指标是每月每人发23斤粮票，因国家号召每人每月节约一斤半，我俩实领43斤，儿子每月7斤，因我爹妈都是农村户口，受灾后颗粒无收，未分到一两粮食，我们俩商量，为了都能把命保住，计划安排30斤粮食供给爹妈和儿子，我们俩用20斤粮票买饭票在机关每日每歺一小碗青菜加稀饭，每天我们饿得腿软，工作时常常流清涎水……59年未挨到年底，我爹得了十二指胃溃疡，因缺粮缺营养而疼痛难忍，经济和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而仙逝。当时下葬只准埋到乱葬岗，送父上山的“八大金刚”也只能给一人一碗稀粥。爹去逝后，妈和儿子就随我们在县政府院墙边的宿舍住下。我妈不能吃稀饭就去寻野菜夹着碎米做成干菜饭吃，为的是让儿子能吃食堂的钵子饭。这样的苦生活熬到1961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县财政局工作时才稍有好转。等日子过得好一点了，我因为在财政局参加种田，额外分得一些粮票，我交到妈手上，让她安心吃点大米干饭，可是由于她老人家五岁就被送出家做童养媳，头部多次遭毒打而留下经常头痛的顽疾，于1963年5月因突发脑溢血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而驾鹤仙去。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由于我们俩都是凭工资过日子，平时除了生活费用外，人情开支特别大。 我退休后，总想挣钱让家里富裕一点，因此于1997年开始进入了资本市场开始炒股，开始时还小赚了一点钱，后来也不去銀行存钱了，只投入不出来，结果碰上几年的熊市，把投进去的钱亏了百分之三十多，夫君常劝我卖了算了，别操这种心，你玩不赢庄家的…加之我没认真学习过技巧，又不按原则理财(一般理财规则应该是“三个一”。即三分之一存钱，三分之一买点基金，三分之一投股)。当时的闲钱仅两万多元人民币，后来亏了就往里投，就这样把每月的积蓄都投进了股市，直到2008年股市行情好转，我赚钱并且清仓全卖了，等股市由6000多点又降到3000多点，我经不起诱惑又开始投入了，这时夫君因心脏病逐渐严重，他要我把钱取出来给他去寺庙上功德，我按他的要求办了。剩下的八万多元钱我仍继续放在股市，从3000多点进去后再也没起来，直到夫君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元月2日去逝时，我在股市上仍然是一个大输家。直到今年6月份，由于大儿子的督促才狠心割肉清仓，终于放下这一错误的执念。但正是因我我的这一错误执念，给家庭带来了经济上损失、降低了家庭生活的品质，想起来实乃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和失败，虽然老伴和儿子们没责怪我，但我心中很懊悔和内疚……常常这样想: 命中有的终归有，命中无时莫强求。生来就是无财的命，强求终归落伤心。

1991年小儿子被单位领导逼迫“下海”经商做煤的生意，不到一年居然亏了公家几十万元，当时对我们家简直是天文数字！老伴与小儿子抱头痛哭。一周之内，我自己也急白了头，每天发愁，不知所措，后经李行长和邓行长的帮助以及宏启的侄女唐冬梅、我们大儿子的支持，主要通过拆借资金获利息，解决贷款、借钱周转等方式才度过这一难关。直到1994年荆沙合并时，云儿才获得回原单位工作的资格，全家人才重新走向平稳的生活。

老伴的大姐袁彩云，小时与他母親共同纺纱帜布、耕田种地，辛苦劳累，帮母亲扶养他成长，因此他一直对她深怀感恩之心。不幸的是，她晚年长期疾病缠身，特别是1999年跌倒把腿子摔成骨折而生活不能自理。2000年过春节趁保姆要回家休假的期间，我和老伴一起到汉口她小女儿家帮助照护他大姐十多天，我每天烧火做饭、给他姐喂饭、洗澡、扶她大小便等等…得到老伴和他大姐家人的好评。感到很安慰的是，我终于有机会代替老伴为感恩大姐做了一点实事。后来大姐住进了福利院，我主动向老伴提出每年给点钱适当补贴，既是尽手足之情也是一种孝心。老伴很支持、很赞同我的提议，虽然给的钱不算多，但我用这种方式表达心意，不管是对他大姐、也是对老伴本人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安慰。就这样，我坚持按时给钱直到大姐去逝为止。

最后讲一下“同葬共墓”。2010年11月底，老伴因心脏病加重像往常一样住进荆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病区，但这次住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了。从2006腊月初开始，他的高血压心脏病日趋严重，发病频繁，而且多发在深夜，每次发病时呼吸特别困难，喘气时脸、脑都涨了起来，我为他穿衣、鞋都感到来不及。每年他多次住院，在最后病重的五年多时间里，我俩形影不离，每天都相互陪伴着(因为我也患了经常头晕的毛病)。2011年初，他在住院期间，从同病房的病友口中得知道一所不错的老年公寓，我就去考察了一下，觉得生活条件和环境都还可以，就和老伴商量，出院后就去那里住一段时间，他同意了。我想这个办法的目的是让他完全休息下来，减少发病频率，因为他特别勤劳，回到家里，他根本做不到卧床休息，见有太阳就要晒被子衣物等，劝不听、拦不住，这样劳累越是容易犯病，为了让他脱离做家务的环境，我陪他一起住进了老年公寓。服务人员对他按正常老年人的标准服务，而他作为病人则完全由我自已照顾，因此在费用上给我们优惠，两个人每月应缴三仟元，实交两仟柒佰元。我们在那里住了五个月，其间也住了三次院。可是这次…在这五年中，多次住院过程中两个儿子都尽了他们的孝心。大儿子于2010年12月28日带领他们全家先后从加拿大温哥华、美国硅谷等地赶回到荆州，让他爸看见了远在异国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同时为我的七十寿辰主持了庆贺活动，并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家大团圆合影。同时还到医院陪伴和照护了他爸。小儿子一家在我们身边，平时的困难和需求以及住院期间的生活都是他们小两口帮助解决的。特别是孙子袁涵也于2011年12月从纽约赶回荆州，在爷爷病危之际，整夜看护。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袁家、刘家的亲人们全都来看望过。特别是小弟刘启武和弟媳宗大松两人每天晚餐后和休息时都到医去陪伴，替我给他洗澡、洗脚……临终那一刻是他俩在场。还要提一下的是，二弟刘启勇和弟媳吴玉林为了照顾病人和我的生活，专门从松滋过来住在我家，每天给我们送菜、看家。我和老伴在他病重期间享受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和他们的孝道；享受了袁、刘家亲戚们的多次探视和亲切照护。

农历腊月初二老伴开始由于心衰严重，日夜不能躺、不能睡。有一天，他轻言慢语地对我说：“老伴啦，看来这次我熬不过去了，要与你分别了，死后的骨灰弄一点去汉阳老家去陪伴我妈，弄一点到莲花垱去陪伴你的养父母，除此之外，留下的陪伴你。”他的言语让我既伤心又为难，伤心不必多说，为难的是他交待死后的安葬想将骨灰分为三处，我觉得不妥，我告诉他大儿子已托他高中好友在荆州置办了双人墓，他却不愿意去。 我哭着与他商量了一会，最后达到统一：除弄点骨灰去汉阳外，主墓放在我的家乡莲花垱刘启勇的自留地里和他一道去“那边”陪我的养父母。我把这个决定给两个儿子讲了，他们没办法反对，只讲顺者为孝而勉强同意。腊月初五我找二弟长子刘佑明商量，讨要他的自留地、并请他帮忙在松滋置办墓碑准备好安葬他的姑父。腊月初九中午佑明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全部办妥了，要我放心。这一天中饭后，老伴催我把多宝庵师傅送饭的饭盒还回去，我就从医院乘公交车到庙里还了饭盒，顺道去菜场给他买了点新鲜豆皮子和炒好的盐水豆，然后赶回医院，一见面他告诉我说医生来找过我，于是我马上找医生，医生说病人情况严重，随时都有走的可能。听到这个沉重但并不意外的消息，我回病房先安慰了他几句就去给他煮豆皮子，开始是他自已在吃，看他端碗的手有点吃力，我就接过来喂他，当我喂第二口时，他用不舍的眼望着我，还未来得及讲话突然倒在我的左膀子上，再也没醒过来了…乌呼哀哉！！我的老伴还是未斗过死神先我而去了……因悲痛已无力再料理他的丧事，还是我妹夫肖德山、妹妹刘启瑜帮我出面主办的。在老伴的丧礼上，许多亲朋好友、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前来悼念，悼词是由行长为他致的，于腊月十一那天热热闹闹把他送到莲花垱安葬。我俩从此阴阳两隔。2012年4月5日清明节，我们提前两天去给他扫墓，看见我的名字已与他同在墓碑上，我一面给他烧纸钱，一面与他讲到: “老伴啊，你因病磨不过来先我而去，望你好好安息，日有阴有阳，月有园有缺，席有聚有散，人有分有离，但愿梦中常见你，死后同穴永不离……

再说一下我们的家风。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我老伴袁宏启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其父在汉口当帮工做店员，原本在汉阳石山堡有三畝多地，其母带着两个女儿纺纱织布，以种田为生，老伴于1934年冬月十五出生在这个家庭。他出生仅五天，父亲就因病去世。他母亲和两个姐姐便以种田、纺纱织布维持生计，并扶养他成长、送他到当地的私塾读书，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他从小就读了《三字经》、《四书五经》、《幼学》、《古文观止》等。后来参加工作他仍爱读书，如《醒世恒言》、《资治通鉴》、《弟子规》等一些古曲书藉。从我俩组建家庭他就不断告诫我要多读书学知识、学做人，勤俭持家、认真干事。在我们的孩子长到三岁多时，他以严父的姿态教训他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学好人、不做坏事等。当孩子们开始上学了，他就常用古今中外的名人名句不断向孩子们灌输: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居安思危，防微杜漸；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勤俭可贵，浪费可耻；严师出好徒，严父出好子；严是爱，松是害；泳和万青兴，有志者事竟成。每当我和孩子们稍有不慎，做的不好都会受到他的训斥，特别是两个儿子，曾多次受到严父的肉罚。今后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永远走正道，爱祖国，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这就是我们的家风，也是我们的座右铭，应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