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按農曆國內今天是臘八節，適逢母親大人八十大壽，茲將其新近完成的口述回憶錄張貼如下。在匆匆的編輯、修訂過程中，作為人子我常常感佩她老人家思路清晰邏輯性較強，內容或記憶力詳細準確，篇章結構嚴謹，敘述時大多出口成章，文字生動精煉。對有些讀者而言，其中也許蘊含了太多的“黨文化”內容，所用的語言也太過“革命化，”但正是這兩大特色準確地反映了一個時代、一輩人及一位女性的真實經歷。為了原汁原味地保存其歷史傳承價值，我在文字上儘可能地避免了改動；為了在抗疫期間向她老人家遙表生日祝賀，我特在此望洋高呼: 謹祝我敬愛的母親大人安順靜好、幸福喜樂、健康長壽！媽媽，您是我們老袁家第一個活過八十的直系親人，祈望您抖擻精神、先爭取活到一百周歲！！]

平凡人生，平凡故事

                     ——劉瑜口述

                （八/乙）工作

1971年9月初， 我被調到松滋縣新江口鎮任婦聯主任，當時還是“革委會”執政，剛報到幾天就發生了“九.一三”事件，即林彪猖狂出逃。這又是我們國家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我們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都投入到緊張的各項工作中，這是因為文革的後期開始撥亂反正，從中央到地方都要恢復黨的領導。縣委組織部通知命我主抓籌建新鎮委的工作。讓我又面臨新的考驗。剛學習了群眾工作，現又要重新投入黨建工作，又要從頭學習。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要寫黨建工作報告，由於我的文化水平低，沒有寫過這麼重要的材料(原在八寶區任區婦聯主任的報告材料都是我向丈夫袁宏啟提供想法和素材後，他幫忙寫成報告我再去講的)，這項工作真的難倒我了。這時丈夫也無法幫我了。鎮革委其他同志向我推薦當時鎮財管所長李直正同志(據介紹這位同志歷來就為鎮革委寫大型材料)，當我找到這位才子說明意圖後，他卻硬生生地拒絕了，那怕我再三請求，他還是不答應。我聽其言觀其相，認識到這位同志拒絕的不僅是這項工作，還察覺到他有一種不服氣和藐視我的態度，頓時讓我醒悟，我又被"瞧不起″三個字卡住了，怎麼辦？古人云：只有學而知之！毛主席曾教導我們學習愚公移山的精神，共產黨員不能被困難嚇倒，“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決心迎難而上！我先找了大量資料，然後找各層幹部座談，了解他們的思想情況和對籌建新鎮委的看法、建議以及要求，經過艱苦努力，終於親手寫成了報告，初稿完成後請我丈夫初審並幫助修改了一下文字，對結構他沒作什麼改動，鼓勵我說真沒想到你能拿下這份材料。得到了他的肯定我的底氣就足了，於是召開新鎮委籌建小組會、討論並通過了這份報告。完成這項工作後，我在鎮革委會及各層幹部中進行的其他工作都順利了好多。籌建工作結束後就召開了黨代會，選舉新鎮委七人，我是其中一員，分工萬先華同志為書記、武裝部長梅某和我為副書記，還有張忠誠、汪傳祿、艾大興、王業炳等為委員。緊接着我們又召開鎮人大代表會，選舉了新鎮長、副鎮長。這兩套班子的籌建完成，徹底取代了文革時期的革委會。同一時期，從中央到我們基層的全部工作才總算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

在鎮委、鎮政府工作歷時五年，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因為是一級政府機構，所有政府工作人員都應全心全意當好人民的勤務員，我自己更不能例外。所做過的工作已成為歷史。但在這期間有幾件事涉及到個人利害關係想交待一下:一是1973年利用職權找林園大隊支部書記商量，將小妹劉啟芬的農村戶口轉入郊區林園大隊為菜農戶口，逐步轉為商品糧，這樣便於招干招工，讓其參加工作。這件事剛一落實就被個別群眾在松滋縣委會通過貼大字報的方式檢舉了我這一錯誤行為，縣委副書記周其政同志找我談話，並嚴厲批評我說：“劉瑜同志，你怎麼這麼不爭氣呢，趕緊糾正，可以不給予紀律處分。”我當時立刻服從縣委的決定，將啟芬的戶口退回了原藉。事後我進行反思，深感這的確是我一時的私心，利用了職權，違犯了黨的紀律，在基層幹部和群眾中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後來經有關人事透露，當時縣委之所以遷就我，沒下明文處分我，是因為把我作為縣委副書記的人選上報到荊州地委組織部了，沒有被考核上，這也是原因之一，因為我經不起權利的考驗；二是1975年農曆3月17日，老袁約我去米積台，我問他有什麼事？他很淡然地說沒什麼事。當我和他乘公共汽車快到大路口時，他突然告訴我說：“劉逸峰因貪污被他單位拘禁，在米積台畏罪投河自殺身亡。”聽到這一惡耗，頓時難受極了…我如何面對？想了想然後對老袁說：“我不能去現場。”理由到現場看到哥哥的屍體被水泡腫變得面目己非，我會觸景生情，出於兄妹感情，我不可能沒有反應，如果哭了、怨了會被視為有階級立場問題而受到牽連。再說，嫂子和他的三個兒女如何接受這個事實，誰去幫助他們？考慮到這些問題，我決定:(1)不去現場，由老袁當代表去現場表態：一切聽從當地組織上的安排和處理；(2)我就在沙道觀下車，直接去沙道觀鎮委會要求鎮委派領導及有關政工人員與我一同去劉逸峰的家先抄家，抄收髒物後沒什麼問題了我再進門；(3)由我當着鎮委領導和有關政工人員的面給家人及子女揭蓋子做安撫工作；(4)父母大人只准在沙道觀大橋頭目送去火化的兒子，不能哭鬧。老袁很贊同我的想法，就按照這個思路我們都一一照做了。抄家時除了發現一段一件衣料的卡其布是新的被當場作為贓物沒收了，其他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他的家人擺脫嫌疑，也可讓我不受牽連。在處理這件事上，雖然我的思維比較敏銳，但在感情上也表現出我自私和無情的一面。後來，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劉逸峰的問題得到平反，由縣委落實政策辦公室重新審理並下達文件，正式結論是“不慎落水身亡”，還補發了扶恤金五百元人民幣。三是1975年11月份的某一天晚上，我正在鎮辦企業制純廠召開職工座談會，教育組組長王和法同志來通知我回鎮參加鎮委擴大生活會。當我走進會議室，我看人都到齊了，與會的同志都以一副嚴肅的面孔朝我望了一眼，無一人向我打招呼。這種場面我第一次見到，頓時很吃驚，不知出了甚麼事。婦聯主任胡慶蓮同志的孩子在發高燒也不能缺席。我坐下來後，一把手萬先華同志宣布會議開始，他率先發言，我聚精會神地聽着、做着筆記，結果他講的內容全部是針對我一個人的，而且羅列成十多個問題，聽起來意思很明顯，就是我在鎮裡的所有工作被這位一把手全盤否定了，而且還要被當着靶子成為眾矢之的。來勢好像要將我“打倒”，使我在全體鎮委會的幹部職工面徹底喪失威信。接着還讓與會的同志們逐個發言對我的“問題”進行分析批評。會議進行到深夜兩點鐘，未讓我講話就宣布散會。當我要求發言時，他確說：“時間不早了，明天再說吧。”我說既然是生活會，應該讓我講話呀！可是萬書記的回答等於說不準，然後就這樣散會了。回到家裡，對當晚發生的事我反覆思考着，又沒有人聽我傾訴。根本沒睡意了，覺得這一"突然襲擊″來得太猛了，怎麼也想不通，深感委屈…我就獨自一人走出家門，從深夜兩點多至凌晨五點多鐘在新江口的共青路上來回走着、苦思着、急着怎樣才能弄清這件事的原因……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找縣委領導匯報思想，都說縣委組織部是所有幹部的娘家嘛。第二天到了上班的時間，我直接到組織部向部長彭宏達同志把鎮委生活會的情況匯報了一下，部長聽了二話沒說就安排我去向縣委副書記尤讓𡖖同志匯報。當天我就找到尤書記，問他匯報了鎮委生活會的情況，並提出了我的請求：(1)鎮委擴大生活會繼續召開，開會時要有縣委領導派的人員參加；(2)會議進行中允許我把話講完；(3)會議結朿後縣委領導重新安排我的工作；(4)在調令未下達之前我不暫停鎮委副書記的一切工作。尤書記接受了我的思想匯報，囑咐我耐心等待。（因為這次生活會的做法讓我太難接受了，急得我一夜之間患上暴炸性的頭疼病，從此讓我深受精神折磨十幾年，直到八六年五月才基本醫好。）等到1975年農曆臘月，在縣委的督促下新江口鎮委生活會終於決定召開了，會議進行了兩天，縣委尤書記和彭部長都親自參加了。會議仍由萬書記主持。會議中作為主講，我把我在鎮委會五年來在萬書記領導下是如何工作的情況、同時就他在上次生活會上給我列出的十多種問題一個一個地擺事實、講道理，幾乎講了整整一天。正如會後其他鎮委所說：劉書記今天把話夾子打開了，講的內容讓我們心服囗服，還有些話講到我們心坎上了，因為有些話我們平時都不敢說。這位萬書記是位工農幹部，解放初期參加革命，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一貫採用家長式的工作作風，開口就訓人，在他的領導下只有服從、服從、再服從…即是錯了他也聽不進別人的意見。還聽和他共過事的同志說，這位書記愛整人，每在一個地方任職總有一個幹部被整，然後他自已就上一個台階。這次在鎮委中就找准了我。但是，他沒想到我這個人不服整隻服理。聽完我的發言和反駁，他也有點接受不了，會議的當夜他就去找縣委第一書記康志宏同志。康書記第二天親口對我說：“劉瑜呀，你怎麼把萬書記說得坐不住了？他半夜來我這告你的狀呢。”我向康書記解釋說，那是他從來沒聽見過作為他的部下是如何工作、如何忍氣吞聲做人的真實心聲！康書記笑了笑說：“你以後還是要注意一下分寸，畢竟是老同志嘛。”這位萬書記為什麼把整人的對象瞄準了我呢？事後我也回顧過。首先是縣委領導對我的信任和工作的認可。因為凡是涉及需要鎮裡出面解決的事大多是先通知我去參與或接受，然後由我再向萬書記匯報並請示解決；其次是因為在培養我任縣委副書記對我進行考核時徵求過他的意見；其三是我受到縣委宣傳部的採訪並由《湖北日報》全文刊登過有關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點滴事跡；其四是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什麼事情和問題總是先找我，經常把我忙的飯都顧不上吃，更談不上管家、管孩子了。我每天都是白天應酬各項工作，接待來訪者和處理各種問題，晚上又參加萬書記召集的大、中、小型會議，夜裡差不多一、兩點鐘才結束，回家後孩子都睡了，這才有時間在深夜洗衣服。可惜的是，我的這種忙祿在萬書記眼裡不是工作而是過錯，正如他在整我的意見中所說：“為什麼都只找你？甚至走我門前過、有時與我擦肩而過都不找我呢？”我真是委屈了！我累死累活的工作算不了什麼，但得不到頂頭上司的理解讓人真難受。當時，我們城關鎮的干群總結出一句話：“找劉書記反映問題是挑一擔包袱來，可以放下一個、或者一擔都放下來輕鬆回去；找萬書記反映問題是揹一個包袱來，挑一擔包袱回去，而且有時心情更沉重。”大家這麼說了，我在接待來訪過程中更無法推卸責任。第五個因素是， 他看到年輕些、群眾基礎好些的我可能危及到他的領導地位和威信。可是權利對我來講，並不值得去爭搶，我的本意就是，黨組織不給我的我堅決不爭、不搶、不伸手要；組織上需要給我的我也不客套並決心做好。經過這次刻骨銘心的生活會後，我決心不當這個副書記了，申請調離。在新江口鎮任職五年可以說是我平身奮鬥里程中最艱難、付出的精力、腦力、勞力、嘴力及時間最多的一段里程。體重減到只有八十多斤，還暈倒過幾次，每次注射兩支葡萄糖後接着又繼續工作。這樣拼命地工作， 我只有一個信念: 我本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是共產黨、毛主席拯救、解放了我，走上了建設新中國的道路，在這康莊大道上我必須努力向前、做一名有益於人民的人。我始終認為在這條大路上無論多麼艱難、需要付出多少代價都是應該的。我申請調離的原因主要是領導層關係不融洽，其次是身體狀況已適應不了工作要求。當然我還有其他考慮。

到了1976年3月，我被正式調到松滋縣勞動局任副局長。這個單位是縣政府的一個部門，單位人數不多，大概有十多人吧。已有正、副局長各一人，我去後為第二副局長。勞動局的主要工作分為三大塊，即根據上級勞動局下達的招工指標做好職工招工工作；根據上級文件精神做好幹部職工的工資調整工作；再就是管理安全生產(包括礦山、機械廠、水陸交通運輸等等)。我被分工管安全生產。當時縣政府還專門下達文件設立了縣政府安全辦公室，在勞動局辦公，並從有關單位抽調幹部合署辦公，記得從交通部門就抽調了兩人，如交通局的肖元芳，公路段的易發新等同志，由我負責主持工作。安全生產還包含了工人勞動保護的工作，因此我的工作即廣泛又抽象，除了組織檢查、處理各種勞動事故、指導督促勞保工作的落實外，其實沒什麼具體事情要去做。自從接受了這項工作後，我感到比在城關鎮工作單純多了，除了經常出差外，回到局裡上班時有上、下班的規律，也有了星期天的休息時間。大約是在1974年間，宏啟也調到縣教育局任副局長了，雖然自從那時起一直長期在王家大湖農村蹲點，但每月也有兩天休息日，有時還回縣裡參加有關會議。

這次的工作調動，對我們小家庭的團聚也有了很大的促進。過去的歲月我雖有家似無家，因為宏啟長期參加修橋、修鐵路、蹲點、搶險等等外出工作，常年很少在家，我也只顧忙自己的工作，孩子們回家見不着爸媽，從未吃過我做的飯菜。剛調勞動局時沒有住房，縣政府行政科給我們一家四囗人安排了一間十六平方米的辦公室，僅僅只能放兩張床，從食堂端飯菜回家沒地方吃，接待來訪者也只能在外面樹林子裡坐，就這樣堅持到1977年才申請到一套用豬欄屋改成的磚瓦房，靠近山旁邊，又潮又臭，主間能放兩張床，還有一個小偏屋可以做廚房。不管怎麼樣，搬進去後，總算像個家了。我開始學買菜做飯，孩子放學回家總算可以見到媽了，來了客人還可以在屋裡接待。由於房子質量太差，經常漏雨，我去找行政科給我們調劑一下，可人家很為難，沒法換房。我這個人的內心是個很鋼強的人，承受不了大的委屈，於是下決心自已建房。我以五百元人民幣起手，和小兒子一起在休息時間親手買磚、還一塊一塊地撿半頭磚，把它們用木板車一車一車地拖回來，然後自己挖土坑洗石灰，錢不夠就找朋友們借，地基是我養父妹妹的侄子張木匠把他的菜地送我的，就這樣於七九年我們住進了自已的房子，正屋有兩間磚瓦房，加上一小偏屋當廚房。我是出了這口求人求不着的窩囊氣，卻也背了一些債，所以，從1980零年八月一月起，宏啟決心戒煙了！我們的小家庭真正形成了。大兒子讀大學放假有家可回了，小兒子也參加了工作。

在勞動局工作期間， 我給我的大家庭也帶來了一些變化。比如在招工方面，雖然我不是直接主管，但在同等條件下，我的親友在入職參加工作時享受了優先待遇。當時在群眾中還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記得徐縣長曾讓他的老伴批評過我。特別突出的事例是安排孟若生的工作。大約是1978年，他說是為我的小妹劉啟芬才從海軍部隊復員來松滋的，人一落腳就揹着簡單行李直接來到我家，一聲姐姐叫了就在我家待着不走了，可是啟芬並沒有答應過與他的這樁親事。小孟看啟芬不接受他就揹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是湖南人，家裡沒有親人了，當時急得我一愁莫展，為難極了。如果不管他，怕他一時想不通出了意外，我負不起這個責任。因此我動用了好多關係，將他從部隊到地方、從湖南到湖北、從服轉到安排工作，真是讓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後將他安排到縣文化局的下屬單位電影公司工作，歷時三個月才落實。在勞動局歷時八年，其中有三年多時間被縣委組織部抽到縣委落實政策辦公室工作。這三年多主要與案件材料打交道，辦公室成員四人，每人都按部長的安排熟悉案件情況，針對中央、省委的文件精神提出落實意見供縣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研究決定。這項工作一直干到1984年3月底，因為宏啟被調到荊州市農業銀行任計劃科長了，我當時本想就在松滋干到退休算了，但大兒子和他新婚不久的媳婦都極力主張我也去荊州，經他倆的再三說服，我才同意隨他父親調往荊州。

1984年4月到荊州市農業銀行報到後，我被分配到農業銀行金融學校，這個學校有電大班、中專班，並設有辦公室、學生科、行政科、會計科和政治辦公室。我被任命為政辦主任。各項工作已初具規模。在校長劉友英同志的領導下，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儘快擴大師資隊伍、制訂學校管理的有關規章制度，這些工作都是在校黨委集體領導下進行的，我只是負責跑腿、考察、弄清情況再向黨委匯報研究決定，最後辦理師資的調動手續。我在校工作的時間不長，只有兩件事讓我最感到難忘。一是先後有兩個好的機遇與我擦肩而過。（1）在調往荊州時，荊州地區人民法院向地委組織部申請了編制，並由孫院長找我談了話，要將我調到法院一庭工作，當時荊州農行行長高行長不同意，原因是農行不接受用法院的家屬與我對換，此事僵持了一段時間，我個人也沒辦法解決，但是如果這個機會能抓到手，我就可以到法院去工作了。法院領導看中我的主要特點是辦事積極，認真負責，處事公正，上交矛盾少，能為領導排憂解難。（2）1985年省農業銀行人事處把我抽調去參加對地、市、州農行的領導班子考核工作，我參加的這個組共有四人，由一位老同志任組長，工作範圍是黃崗、咸寧、鄂州、黃石、孝感等五個地區級農行班子的考核，前後歷時月余，等到完成該項工作時，我因為與省行人事處長非常投緣，她打算將我調到省農業銀行金融學校勞資處工作。我當時確實也想去，但考慮到我一人動了還有老袁和小兒子和他媳婦都要動，最終還是因為拖家帶口而放棄了。如果這次能堅持調動的話，其結果可能與現在又不同了。第二件事是處理一起十分棘手的車禍。大概是1985年的某一天中午，突然傳來惡耗，我們學校的劉校長被大卡車撞死了，一校之長竟然遭此飛來橫禍，實在是學校、家庭的不幸，令人痛心。事故出現後，農行領導安排我去找肇事者交涉，同時做好家屬的安撫工作。接受了這個任務後，我馬上行動，先找到肇事司機，他是浠水縣的人，開的是一輛運輸貨物的大卡車。我一邊說服這位司機把他單位的主要領導請來，商量一下事故的處理方法，一邊親自去找劉校長的家屬、江陵縣廣播局杜副局長，以便當面告訴她事故發生的經過並勸其節哀，請她先提出意見和要求，我再代表單位和家屬與肇事單位談判。在安撫家屬時，在場的親屬有很多人，頓時起鬨，有哭的、有鬧的、甚至有幾位親戚要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隨手拿起板凳向我擲來，讓我受到極大威脅。我在與杜副局長商談安葬和撫恤費用時，她家的親戚們七嘴八舌，縱容她提出四十多萬元的賠償數額，這在當時幾乎是天文數字。在萬分緊張的氛圍中，我拿出了我的態度:(1)劉校長突遭車禍不幸身亡，我與你們在場的親人都有一樣沉痛的心情；(2)我不是肇事者更不是肇事單位的人，開口罵人、動手打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行為是毫無道理、非常錯誤的，如果打傷了我你們也是犯法的；(3)安葬死者及扶恤費賠償的費用要等交通監管部門、肇事單位領導、學校代表、家屬代表四方共同經過談判達到共識才能得到解決。就這樣，我終於通過動腦子、跑腿子、磨嘴皮子，在市農業銀行高行長的領導和支持下，圓滿處理好了這樁車禍事故。在農行金融學校工作了兩年多時間內，學校發展較快，在上級和校領導以及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的共同努力下，等我離開時，學校的教學大樓、辦公大樓、學生宿舍大樓、教職員工宿舍樓及食堂都建成了，教職員工由九人上升到五十八人，學生已達到六個班級(兩個電大班，四個中專班)。

1986年8月我正式調入荊州市人民銀行工作直到退休。這次調動是我個人要求的。我向上級機構陳述的主要原因是：學校是知識份子比較集中的地方，本人學歷太淺，有很多工作跟不上發展的步伐和要求。當時人行和農業銀行剛分家不久，我想到，來荊州後一直和丈夫在同一個系統工作，小兒子的工作單位也屬農行系統，自己最好能調出這個系統，於是我向人民銀行行長李益天同志提出了要求，在李行長的關懷和支持下，半月之內我的請求就獲得了答覆，他們同意接受我。不過，等到向本單位和上級領導申請調出時，我反而做了三個多月的工作才獲得批准。調入人民銀行可以說是我工作的最後一站。在這最後一個站台上，我決心好好珍惜這個機會，繼續努力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培養、教育和期望。到人民銀行報到後，人行黨組和領導安排我擔任政辦主任，由於當時行機關的科室設置還沒完全健全，所以人事、監察、行政都由政辦統一管轄，後來才逐步完善健全各科室，將政辦分為人事科、監察室、行政科三個科室。因為人事科副科長是一位長期從事銀行人事工作且年輕有為的老同志，加之人民銀行是中央很行，上級要求人民銀行設立系統金融工會，我便主動要求去做工會工作，原因是人事工作是掌握人權的崗位，我初來咋到，鞏怕當不好領導的參謀而誤事，二來也可讓長期從事這項工作的老同志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提撥，再就是我本人從事群眾工作的時間較長，而工會正是聯繫黨群的橋梁。行黨組聽了我的想法，研究決定讓我出任金融系統工會副主任。工會機構在全行幹部職工的眼裡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冷門設置。當時我接受這一工作也的確有一個180 度的大轉彎：辦公室由樓上轉到一樓；一張陳舊的辦公桌；一個沒有兵的光杆司令。我這個"三一"幹部如何開展工作呢？擺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一張白紙，為了在這張白紙上畫出一些像樣的圖畫還需去好好學習、認真思考……在省人行系統工會和地區總工會的領導下，在地區人行黨組的重視和支持下，我沿着"三抓″的思路，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不久就把冷冷清清的工會辦公室變成了有生氣、有活力的職工之家。行領導還把老幹部工作也交給了工會。具體一點說，一是抓了組織建設，即敦請行領導為工會配備工作人員。由於領導的重示和支持，工會設置了機關工會主席和金融系統工會幹事，我這個“光杆司令”變成了四人辦公室，行機關還通過群眾選舉產生了工會委員會，把全行機關科室劃分為三個工會小組。組織的建全和人員的落實，為開展工會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二是抓了制度建設。我想到，無論幹什麼工作都應有個規矩，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因此我到地區總工會和有關單位去專門學習和討教，回到行里與同事們一起研究制訂了有關幹部職工生日祝賀、因病住院探視、家中老人逝世悼念以及有關對離退幹部職工進行走訪慰問等等一系列規章和制度，只有這樣才能讓工會組織成為職工之家。為了當好干群之間橋樑，我還組織制訂了領導和干群的民主對話制度和住房分配製度。三是堅持不懈地抓了各項對工作有益的活動。如組織金融知識、業務技能、文體活動(籃球、乒乓球、象棋、拔河、攝影)等競賽讓幹部職工有機會分別獲得團體獎和個人獎。此外，我還堅持辦黑板報宣傳黨和國家大事以及金融政策法規，堅持表揚好人好事，積極努力向行黨組和上級工會組織推薦先進單位和個人，組織並帶領離退休幹部和先進工作者去外地旅遊或療養，在機關創辦“五好家庭”活動等等… 通過這些工作和活動，地區人行機關工會和金融系統工會以及老幹部工作分別獲得了省人行工會和地區總工會的多次獎勵，我個人也受到了多次獎勵，特別是省金融系統撰寫的《金融英雄譜》一書以《紐帶》為篇名將我的事跡編入其中。該書後來又以《走向輝煌》的書名由香港長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發行，不久還榮獲國家金融系統工會“優秀女職工”獎。因為這些平凡的工作得到了系統工會領導和本行黨組及地區工會的認可，經省行工會提議、地區人行黨組研究、行機關群眾選舉(全票通過)報荊州地區財貿黨組審議送地委組織部批准讓，我隨後榮任荊州地區金融系統工會主席(副處級)，同時被省人民銀行批准授予高級政工師職稱。在這最後一個站台上，我一直工作到1994年荊州、沙市兩地合併。當省人行行長劉崇明來荊州人行做合併前的領導幹部人事安排工作時，我已是五十四的人了，想到沙市市人行工會主席又年輕又是大學生，與我級別相等，我就決心退讓，不讓省、地人行領導為難，主動向兩級領導表態，荊州、沙市人民銀行合併後我不想再擔任任何實職工作。領導們都高興地說：到底是老同志胸懷坦蕩，姿態高尚！合併後上級發通知，決定我為荊州市人民銀行調研員。按當時的政策，我可以在這個位子上干到六十歲辦理退休手續，不過當組織上派人找我談話時，我就按坦誠地說出我想法: 領導幹部職數有限，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我沒擔任何實職工作，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不需計較個人得失，決定五十五歲退休。就這樣，我於1995底辦理了退休手續。

在一生漫長的工作歲月中， 我經歷了艱苦的奮鬥、成就的喜悅以及挫折和考驗；乘工作東風在全國跑過多個城市、飽覽過祖國的大好河山、參觀過首都北京的各重要景點……還到一些風景勝地旅遊過。解甲歸家多年，可以用這麼幾句話來說明我平凡的一生: 少讀革命英雄書，尋到和平革命路，四十春秋風和雨，平凡歲月未荒度。到現在也沒忘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中的名句: 當回首往事時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九)家庭

我和夫君袁宏啟55個春秋的故事，可以用這四句話來概括: 同床共枕、同舟共濟、同甘共苦、同葬共墓。

我們倆經人介紹於1957年元月結婚組建家庭。“同床共枕”的甜密生活就此開始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年齡的增長，家庭人口的增多，所談的話題就由卿卿我我，甜言蜜語轉變成了柴、米、油、鹽、醬、醋、茶和養老扶幼的內容了。1957年l0月得長子袁昌明，1963年同月同日得次子劉雲。我們倆工資一直非常低，隨着三年自然災害的到來，老人的生活、生病、安葬等等問題也接踵而至，兩人之間出現一些不同想法和矛盾，不斷努力地解決、調和我們之間的問題已成為家常便飯，但我倆無論發生什麼矛盾從來都是自行解決和調和的，真正做到了“床頭吵架床尾和”。

長子筆名叫袁昌明，現定居加拿大溫哥華市，1982年獲天津師範大學英文碩士學位，1989年出國前任原天津外貿學院基礎英語教研室主任，出版過《英語比較結構》和《英語替代用法》等專著、主編過《新漢英經濟貿易詞典》、發表過十幾篇學術論文。1996年獲加拿大莎省大學英文系哲學博士學位，曾參與創辦《莎省華報》並擔任主編，1992年在溫哥華定居，一直獨立從事英語教學、翻譯、出版等工作，現已退休，主編出版英文版的《太平洋詩刊》。自從2005年以來已在幾十個國家約1800餘種英文刊物上發表過詩作，包括全加中學生詩朗誦競賽的指定教材《朗誦詩選》、《加拿大最最佳詩選：十年紀念版》、《最佳網絡新詩選》及《環球時報》、《文學月報》、《創世紀》、《新華文學》等，獲2018年度黎巴嫩納吉-阿曼文學榮譽獎、2020年度美國斯大茲詩歌獎及英國“2020詞境”等獎，十一次得到美國“小推車獎″提名，著有九本英文詩集，翻譯、出版過五本書。妻子廖蘅湘1982年獲天津外語學院英文學士學位，1990年出國前在天津外貿學院任英語講師，現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工作，生有二子。長子1985年生於中國天津，2009年獲加拿大卑詩大學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在校期間曾獲加拿大聯邦獎學金，現在美國波特蘭工作，2009年年底與同學(加拿大卑詩大學碩士、韓國女生)成婚，生有一女，今年4歲。次子1995年5月生於溫哥華，2019年畢業於加拿大卑詩大學商學院，在校期間曾在加拿大國稅局做過實習審計工作，現在加拿大一家大會計公司工作，同時在攻讀註冊會計師，預計2021年8月通過最後一次考試。他從讀高中一年級就開始用英文發表詩歌，三年內在十六個國家的英文雜誌上發表了70多首。

我的次子也有筆名，叫劉雲，現在荊州市中國銀行工作，住荊州市荊州區，系中共黨員。曾於1985年就讀荊州農行金融中專並同步就讀教師進修學院大專獲雙項文憑；2016 年在荊州市中央黨校學習經濟管理專業，獲本科文憑。他十七歲時在松滋農行參加工作，1984年調入荊州市農業銀行江陵支行，1988年調入中國銀行荊州分行曾任分行會計科科員、信貸科副科長、風險管理部主任；有會計師職稱；還被下派到荊州市章華支行擔任過副行長，現在農村做扶貧工作。1988年秋與田官欽等同志合著《銀行信貸》一書長達十二萬字，由重慶出版社出版，並廣泛流傳。妻子荊州市金融中專畢業，曾在荊州市農村商業銀行工作多年，現已退休。他們倆有子、女各一人。子於1988年出生在荊州，2009年由武漢理工大學考入美國紐約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享受該校全額獎學金，六年後畢業，現在美國波士頓工作，2019年與山東青島大學畢業生劉莉喜結良緣，生有一子名袁語澤。女兒1996年出生於荊州市沙市區，2018年畢業於華中科技大武昌分院，現在湖北武漢機場工作。  

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我和夫君分多聚少，給兒子們的父愛和母愛太少，他們的成長有我們倆的心血，但他們的成就完全是他們自已艱苦奮鬥而取得的，使我們倆都感到驕傲、自豪！也讓我們倆能睡安穩、落心覺。說起同舟共濟，只能說是一個比喻，我和夫君沒有真正因坐船遇到風浪艱險，而是我倆在共同事業的小船里遇到風浪時相互鼓勵、支持和安慰。比如1964年黨中央下達文件，各級黨政隨即開展“四清”運動，夫君袁宏啟當時是松滋縣委組織部的幹部幹事，與縣裡很多同志到沙市集訓，凡是通過集訓合格的就分配到各縣、公社、大隊去開展“四清”工作，不合格或有不同程度問題的就返回原單位進行整風、在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即鬥私批修的活動。沒有參加集訓的人稱那些參加集訓不合格被退回的人為“回鄉寶”(其實是一種嘲笑語)，袁宏啟就是其中一員。當他回到縣委組織部後連續受到機關黨支部幾天批評，其內容就是他發送給當時縣委領導的福利沒讓領導親筆簽字，被認定犯了貪污錯誤。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那時縣委領導幹部都不准回家裡吃飯，而是另外在縣招待所吃“小灶”；上級規定每逢年過節給縣委領導發放一點福利， 比如罐頭、煉乳、麥乳精之類的物品，據說有時還發一點錢，對特別困難的個別縣委最多發到一百元，凡是發給現錢的都有名冊並簽了字。因為宏啟在發放物資時沒有做到全部簽字，所以在沙市集訓時就以“四不清”的名目取消了他參加社教四清運動的資格，回到機關又以“四不清、疑似貪污、占小便宜”等問題受到激烈的批判，無論他怎麼瓣解說是自已粗心大意，認為禮品數量小，送到縣委領導家裡就算了，造冊讓還請領導簽字不好意思。雖然他這麼做當時是得到了組織部長的認可的，為了不讓部長受連累，他就一個人扛下了。大家對他進行批判的語言非常嚴厲，個個都無限上綱，說句俗話，把那些話丟到河裡可毒死魚。宏啟從參加工作以來，從沒受過這種委屈，且他本人從來都是認認真真、踏實可靠、毫無私心、倍受領導信任的人。他當時很難承受這種打擊，幾天不吃不喝、哀聲嘆氣，問他為什麼他也不做聲，因為我與他不是一個黨支部，後來還是我所在黨支部的同事告訴我，這才知道詳情，我回到家裡勸他時，他急得痛哭流涕，更為嚴重的是竟然向我交待後事，準備一死了之。在這種情況下，我更急了，我當時還未滿24歲，他接近30歲，我一方面勸他，安慰他說你要堅強，你本來就沒犯錯，如果想不開，倒讓人家認為你是畏罪才走上絕路的，哪才是掉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再說你丟下我和孩子們我們怎麼活？其三你就受屈被組織處分了，無論你走到哪裡，我和孩子們就跟到哪裡，一定要經得起逆境的考驗。要好好吃飯、睡覺。另一方面我去找在縣委主持工作的領導，向領導報告了他的思想情況，領導找他談了心之後，他才把這一沉重包袱放下，並按領導的要求安心投入自已的本職工作中去了，幾個月月後在沒作任何結論和處份的情況下被調到松滋八寶區任區委秘書去了。(我於1965年10月也被調去八寶任區婦聯主任了。)

說到我自己，1958年我在松滋軋花廠任會計室出納員，因為年輕又在哺乳期，工作上出現10元錢的錯款與趙會計吵了起來，從而受到廠領導批評，並藉此機會將我下放到車間當鉗工學徒，每月的工資由23元降到19.8元。我既不服氣又感到委屈，宏啟當時對我也是百般安慰，把我既當愛人又當小妹進行勸說和教育，讓我認識到自已的錯處，在工人同志中好好學習，改造主觀世界，爭取早日恢復原職工作。經過他的開導和幫助，我半年時間之內就恢復了原職工作和工資待遇。特別是1967年文化革命期間我比他挨整多而且厲害，還險些喪失生命，他更是關懷備至，在我挨整被迫改造時托人送信鼓勵安慰我，還給我送換洗衣服，在不知我下落的情況下急着與其他區委領導沿河邊尋找，後來我知道了非常感動。我們倆就是這樣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洪流中“同舟共濟”、經受了一個一個風浪的沖刷和考驗而抵達彼岸的。

再說“同甘共苦”，平凡的故事就更多了……我就把自已認為突出的說一說。1956年臘月我們結婚不久，他被調到棉花經理部工作，因住房緊張，沒有單人宿舍了，只能分別住自已的單位的集體宿舍。因為我快要生孩子了，沒有辦法，就找軋花廠的陳保管員，他出於同情便把老伴勸回老家，自已去住集體宿舍，把他僅有的一間半小茅草屋租給我們，租房僅半個月大兒子就出生了。當時已把我媽接來照顧我，因為宏啟要上班，我媽（養母）又從未生育過沒有經驗，且到新江口（城關鎮）時間不長，人生地不熟，等他下班回來才去找接生婆，我因為太年輕身體太瘦小，等待時間過長造成生孩子大出血…儘管如此，生孩子後因工作需要僅休息了29天就又上班了，同時還要把房子還給陳保管員。我們請求領導解決住房問題，棉花公司安排分給一間宿舍，還是套間，讓我們空歡喜了一場。結果同時住進來的是兩戶，我和孩子及我媽三輩人一起住外面的半間，裡面的半間屬於劉風隆一家人，也是三代，我們兩家的男人都只能去住集體宿舍。孩子缺奶，我媽半夜起來到屋外生爐子，用炭火做米麵麵糊餵孩子，這樣的日子堅持到1958年，宏啟被調到縣財貿政治部後，縣委行政科才給我們安排了一間很窄很小、只能放一張床的老舊房屋。但我們倆並沒有因這些困難而發生矛盾鬧過意見。

1959年至1961年這三年是全國性的自然災害時期，什麼都缺，日子過得特別艱難。當時我們一家有五口人，我們倆口子和兒子三人是吃商品糧的(那時侯的說法叫“吃供應”)，我和宏啟的指標是每月每人發23斤糧票，因國家號召每人每月節約一斤半，我倆實領43斤，兒子每月7斤，因我爹媽都是農村戶口，受災後顆粒無收，未分到一兩糧食，我們倆商量，為了都能把命保住，計劃安排30斤糧食供給爹媽和兒子，我們倆用20斤糧票買飯票在機關每日每歺一小碗青菜加稀飯，每天我們餓得腿軟，工作時常常流清涎水……59年未挨到年底，我爹得了十二指胃潰瘍，因缺糧缺營養而疼痛難忍，經濟和醫療條件又十分有限而仙逝。當時下葬只准埋到亂葬崗，送父上山的“八大金剛”也只能給一人一碗稀粥。爹去逝後，媽和兒子就隨我們在縣政府院牆邊的宿舍住下。我媽不能吃稀飯就去尋野菜夾着碎米做成乾菜飯吃，為的是讓兒子能吃食堂的缽子飯。這樣的苦生活熬到1961年下半年我被調到縣財政局工作時才稍有好轉。等日子過得好一點了，我因為在財政局參加種田，額外分得一些糧票，我交到媽手上，讓她安心吃點大米乾飯，可是由於她老人家五歲就被送出家做童養媳，頭部多次遭毒打而留下經常頭痛的頑疾，於1963年5月因突發腦溢血經縣人民醫院搶救無效而駕鶴仙去。

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由於我們倆都是憑工資過日子，平時除了生活費用外，人情開支特別大。 我退休後，總想掙錢讓家裡富裕一點，因此於1997年開始進入了資本市場開始炒股，開始時還小賺了一點錢，後來也不去銀行存錢了，只投入不出來，結果碰上幾年的熊市，把投進去的錢虧了百分之三十多，夫君常勸我賣了算了，別操這種心，你玩不贏莊家的…加之我沒認真學習過技巧，又不按原則理財(一般理財規則應該是“三個一”。即三分之一存錢，三分之一買點基金，三分之一投股)。當時的閒錢僅兩萬多元人民幣，後來虧了就往裡投，就這樣把每月的積蓄都投進了股市，直到2008年股市行情好轉，我賺錢並且清倉全賣了，等股市由6000多點又降到3000多點，我經不起誘惑又開始投入了，這時夫君因心臟病逐漸嚴重，他要我把錢取出來給他去寺廟上功德，我按他的要求辦了。剩下的八萬多元錢我仍繼續放在股市，從3000多點進去後再也沒起來，直到夫君因病醫治無效於2012年元月2日去逝時，我在股市上仍然是一個大輸家。直到今年6月份，由於大兒子的督促才狠心割肉清倉，終於放下這一錯誤的執念。但正是因我我的這一錯誤執念，給家庭帶來了經濟上損失、降低了家庭生活的品質，想起來實乃我人生中最大的錯誤和失敗，雖然老伴和兒子們沒責怪我，但我心中很懊悔和內疚……常常這樣想: 命中有的終歸有，命中無時莫強求。生來就是無財的命，強求終歸落傷心。

1991年小兒子被單位領導逼迫“下海”經商做煤的生意，不到一年居然虧了公家幾十萬元，當時對我們家簡直是天文數字！老伴與小兒子抱頭痛哭。一周之內，我自己也急白了頭，每天發愁，不知所措，後經李行長和鄧行長的幫助以及宏啟的侄女唐冬梅、我們大兒子的支持，主要通過拆藉資金獲利息，解決貸款、借錢周轉等方式才度過這一難關。直到1994年荊沙合併時，雲兒才獲得回原單位工作的資格，全家人才重新走向平穩的生活。

老伴的大姐袁彩雲，小時與他母親共同紡紗幟布、耕田種地，辛苦勞累，幫母親扶養他成長，因此他一直對她深懷感恩之心。不幸的是，她晚年長期疾病纏身，特別是1999年跌倒把腿子摔成骨折而生活不能自理。2000年過春節趁保姆要回家休假的期間，我和老伴一起到漢口她小女兒家幫助照護他大姐十多天，我每天燒火做飯、給他姐餵飯、洗澡、扶她大小便等等…得到老伴和他大姐家人的好評。感到很安慰的是，我終於有機會代替老伴為感恩大姐做了一點實事。後來大姐住進了福利院，我主動向老伴提出每年給點錢適當補貼，既是盡手足之情也是一種孝心。老伴很支持、很贊同我的提議，雖然給的錢不算多，但我用這種方式表達心意，不管是對他大姐、也是對老伴本人都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安慰。就這樣，我堅持按時給錢直到大姐去逝為止。

最後講一下“同葬共墓”。2010年11月底，老伴因心臟病加重像往常一樣住進荊州市中心醫院心血管病區，但這次住進去就再也沒出來了。從2006臘月初開始，他的高血壓心臟病日趨嚴重，發病頻繁，而且多發在深夜，每次發病時呼吸特別困難，喘氣時臉、腦都漲了起來，我為他穿衣、鞋都感到來不及。每年他多次住院，在最後病重的五年多時間裡，我倆形影不離，每天都相互陪伴着(因為我也患了經常頭暈的毛病)。2011年初，他在住院期間，從同病房的病友口中得知道一所不錯的老年公寓，我就去考察了一下，覺得生活條件和環境都還可以，就和老伴商量，出院後就去那裡住一段時間，他同意了。我想這個辦法的目的是讓他完全休息下來，減少發病頻率，因為他特別勤勞，回到家裡，他根本做不到臥床休息，見有太陽就要曬被子衣物等，勸不聽、攔不住，這樣勞累越是容易犯病，為了讓他脫離做家務的環境，我陪他一起住進了老年公寓。服務人員對他按正常老年人的標準服務，而他作為病人則完全由我自已照顧，因此在費用上給我們優惠，兩個人每月應繳三仟元，實交兩仟柒佰元。我們在那裡住了五個月，其間也住了三次院。可是這次…在這五年中，多次住院過程中兩個兒子都盡了他們的孝心。大兒子於2010年12月28日帶領他們全家先後從加拿大溫哥華、美國硅谷等地趕回到荊州，讓他爸看見了遠在異國的兒子、兒媳、孫子、孫媳，同時為我的七十壽辰主持了慶賀活動，並進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全家大團圓合影。同時還到醫院陪伴和照護了他爸。小兒子一家在我們身邊，平時的困難和需求以及住院期間的生活都是他們小兩口幫助解決的。特別是孫子袁涵也於2011年12月從紐約趕回荊州，在爺爺病危之際，整夜看護。在他最後的日子裡，袁家、劉家的親人們全都來看望過。特別是小弟劉啟武和弟媳宗大松兩人每天晚餐後和休息時都到醫去陪伴，替我給他洗澡、洗腳……臨終那一刻是他倆在場。還要提一下的是，二弟劉啟勇和弟媳吳玉林為了照顧病人和我的生活，專門從松滋過來住在我家，每天給我們送菜、看家。我和老伴在他病重期間享受了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和他們的孝道；享受了袁、劉家親戚們的多次探視和親切照護。

農曆臘月初二老伴開始由於心衰嚴重，日夜不能躺、不能睡。有一天，他輕言慢語地對我說：“老伴啦，看來這次我熬不過去了，要與你分別了，死後的骨灰弄一點去漢陽老家去陪伴我媽，弄一點到蓮花壋去陪伴你的養父母，除此之外，留下的陪伴你。”他的言語讓我既傷心又為難，傷心不必多說，為難的是他交待死後的安葬想將骨灰分為三處，我覺得不妥，我告訴他大兒子已托他高中好友在荊州置辦了雙人墓，他卻不願意去。 我哭着與他商量了一會，最後達到統一：除弄點骨灰去漢陽外，主墓放在我的家鄉蓮花壋劉啟勇的自留地里和他一道去“那邊”陪我的養父母。我把這個決定給兩個兒子講了，他們沒辦法反對，只講順者為孝而勉強同意。臘月初五我找二弟長子劉佑明商量，討要他的自留地、並請他幫忙在松滋置辦墓碑準備好安葬他的姑父。臘月初九中午佑明打來電話告訴我說全部辦妥了，要我放心。這一天中飯後，老伴催我把多寶庵師傅送飯的飯盒還回去，我就從醫院乘公交車到廟裡還了飯盒，順道去菜場給他買了點新鮮豆皮子和炒好的鹽水豆，然後趕回醫院，一見面他告訴我說醫生來找過我，於是我馬上找醫生，醫生說病人情況嚴重，隨時都有走的可能。聽到這個沉重但並不意外的消息，我回病房先安慰了他幾句就去給他煮豆皮子，開始是他自已在吃，看他端碗的手有點吃力，我就接過來餵他，當我餵第二口時，他用不舍的眼望着我，還未來得及講話突然倒在我的左膀子上，再也沒醒過來了…烏呼哀哉！！我的老伴還是未斗過死神先我而去了……因悲痛已無力再料理他的喪事，還是我妹夫肖德山、妹妹劉啟瑜幫我出面主辦的。在老伴的喪禮上，許多親朋好友、單位領導和同事都前來悼念，悼詞是由行長為他致的，於臘月十一那天熱熱鬧鬧把他送到蓮花壋安葬。我倆從此陰陽兩隔。2012年4月5日清明節，我們提前兩天去給他掃墓，看見我的名字已與他同在墓碑上，我一面給他燒紙錢，一面與他講到: “老伴啊，你因病磨不過來先我而去，望你好好安息，日有陰有陽，月有園有缺，席有聚有散，人有分有離，但願夢中常見你，死後同穴永不離……

再說一下我們的家風。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葉，我老伴袁宏啟出身在一個貧農家庭，其父在漢口當幫工做店員，原本在漢陽石山堡有三畝多地，其母帶着兩個女兒紡紗織布，以種田為生，老伴於1934年冬月十五出生在這個家庭。他出生僅五天，父親就因病去世。他母親和兩個姐姐便以種田、紡紗織布維持生計，並扶養他成長、送他到當地的私塾讀書，時間雖然只有兩年，但他從小就讀了《三字經》、《四書五經》、《幼學》、《古文觀止》等。後來參加工作他仍愛讀書，如《醒世恆言》、《資治通鑑》、《弟子規》等一些古曲書藉。從我倆組建家庭他就不斷告誡我要多讀書學知識、學做人，勤儉持家、認真幹事。在我們的孩子長到三歲多時，他以嚴父的姿態教訓他們要聽毛主席的話，要學好人、不做壞事等。當孩子們開始上學了，他就常用古今中外的名人名句不斷向孩子們灌輸: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居安思危，防微杜漸；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勤儉可貴，浪費可恥；嚴師出好徒，嚴父出好子；嚴是愛，松是害；泳和萬青興，有志者事竟成。每當我和孩子們稍有不慎，做的不好都會受到他的訓斥，特別是兩個兒子，曾多次受到嚴父的肉罰。今後我們必須牢記的是：“永遠走正道，愛祖國，認認真真幹事，老老實實做人。”這就是我們的家風，也是我們的座右銘，應永遠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