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1972年春天的康德       畢汝諧（紐約  作家）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這樣一種觀點： 華語專業哲學界看來是沒有一人讀懂康德 。

  我對康德所知甚少，無從評判這種觀點是否正確；然而，早在1972年，我便相信華語專業文學藝術界肯定沒有一人讀懂康德。

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社會生活出現微妙的鬆動，猶如黑暗王國投入一線光明；王府井大書店開始悄悄賣禁書：正門還供奉紅寶書，知情人卻可以溜進旁門，購買商務版的柏拉圖理想國等等西方學術名著。  

1972年春，我與薛蠻子有過這樣的對話——

我：文化革命毀了很多有才幹的同齡人；將來冰河解凍、天空放晴，咱們的競爭者比較少。

薛蠻子：不是這樣；文化革命毀了很多有才幹的同齡人 ，同時卻又造就很多 有才幹的同齡人 ，將來咱們的競爭者肯定很多。
果不其然，很多不甘碌碌一生的同齡人默默奮鬥，積蓄力量（我戲稱這是鴨子划水，不露聲色  ），自然而然地聚成各種小圈子。不同圈子的人都在發憤讀書，朝着自我設計的方向不懈努力。

而我作為手抄本小說九級浪的作者蜚聲京華，遊走於各個圈子 ，廣受歡迎。

我與哲學同好們苦苦地甚至是痛苦地探索着，終於得出嚇人的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並非當局所說乃至上真理，而只不過是青年黑格爾學派的一個分支、一個變種；於是乎，順藤摸瓜，我與哲學同好們 開始學習康德黑格爾，兼及涉獵薩特存在主義。
1972年春，我投拜於老哲學家賀麟門下，雄心勃勃地揚言：我不想寫純文學作品，我想寫盧梭狄德羅那樣的半文學半哲學的作品。
橫看成嶺側成峰——說不盡的康德。  
有一回，我與哲學同好們討論康德處心積慮提出的四組二律背反——

第一組關於時間與空間的二律背反
正命題：宇宙在時間上有起點，在空間上也是有限的。

反命題：宇宙在時間上沒有起點，在空間中也沒有任何限制。

第二組關於基本粒子的二律背反

正命題：所有事物都不是無限可分，存在終極的組成單位。

反命題：所有事物都是無限可分的，不存在終極的組成單位。

第三組關於自由意志的二律背反

正命題：宇宙的各種現象，不只由遵照自然法則運行的因果律主導，還受到自由意志的因果律影響。

反命題：不存在自由意志，在宇宙中任何東西純粹遵照自然法則運行。

第四組關於一個必然存在物即康德概念的上帝的二律背反

正命題：在宇宙中或與宇宙相關的地方，有一個絕對必然的東西是宇宙的一部分或是宇宙的成因。

反命題：在宇宙中或與宇宙相關的地方，不存在一個絕對必然的東西是宇宙的一部分或是宇宙的成因。

我忽發奇想，驚人之語脫口而出：畢汝諧就是二律背反的光輝例證！

關於畢汝諧的二律背反——  

正命題： 一個擁有上百情人的男人不是好人。

反命題：一個擁有上百情人的男人不是壞人。   
同好們先是一驚，繼而哈哈大笑。

二十年後，我把這段話寫進了長篇小說我倆——北京玩主在紐約。
外交部大使樓徐慶東（電影學院導演系待分配學生）家聚集了一幫幹部子弟， 利用自身的機械化優勢（其時，全大陸沒有誰擁有錄音機），創作並錄製廣播劇毛澤東時代的孩子們，典型的紅衛兵文藝。

我與徐慶東有過這樣的對話——

我堅定地說：中國肯定會出修正主義；這是歷史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徐慶東 則堅定地說： 肯定不會；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確保黨和國家永不變色！  

每個圈子都有自視甚高的幹部子弟，還有一些才情不凡的平民子弟——他們衣衫破舊、面有菜色，卻高談闊論，糞土古今萬戶侯，而且身邊自有面貌平庸的女子跟隨左右。 
有個趙金星（誤傳，多年後方知道正確的名字是趙京興）比較突出，其父母都是沒文化的工人，他卻痴迷地寫出長達十萬字的《哲學批判》， 並把論稿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女朋友陶洛誦。

陶樂誦比趙金星大四歲，恰與馬克思與燕妮的年齡差相合，他們因而更加躊躇滿志。

我看過傳抄的《哲學批判》 片斷，晦澀之至，不知所云；我暗忖：人家康德黑格爾的著作晦澀，是出師有名，你如此晦澀算什麼呢？

《哲學批判》 片斷卻也 開闊了我的眼界和思維——要知道，那是一個以愚昧為榮的時代！
我很想跟趙金星陶樂誦見見面，卻得知這一對苦命鴛鴦雙雙入獄了，只得作罷。
1972年春，當局天天號召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指林彪）的唯心主義先驗論，還大肆吹捧知識青年金訓華（一個為了撈救公家木材不幸溺水犧牲的上海知青），這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我心中奇妙疊合，引發我的異乎尋常的創作激情——

初生牛犢不怕虎，我斗膽以唯物主義反映論與唯心主義先驗論為貫穿始終的戲劇衝突主線，創作四幕話劇鷹擊長空（借鑑交響樂四個樂章的結構）， 劇情牽扯康德及其代表作純粹理性批判； 更絕的是，頭號反面人物的許多台詞乾脆摘自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

  1972年春 ，我的一個兩歲外甥出疹子，擔心招上另一個外甥，便安置在我的房間；阿姨用黑布遮住一半電燈，讓孩子安睡；而我則就着另一半電燈的光線，通宵達旦地寫劇本。 

我的老哥們張祥龍為之咋舌：你的劇本真新奇呀，應該送到社會上看看反應！

1972年春，地方話劇團悉數砸爛；我只得複寫劇本，送給總政話劇團；他們嚇了一跳，謂從未聽說康德入戲！

 總政話劇團 創作組、北京軍區宣傳部長胡可（電影槐樹莊的編劇），相繼寫出長篇劇評，對我讚譽有加，認為作者如此年輕能夠寫出別具一格的劇本，實為不易。

所有看過鷹擊長空的人眾口一詞：這個小畢是個人才。

1972年春，沒有什麼人寫劇本；鷹擊長空是個成形的本子，很稀罕；好事者把它送到國務院文化組（即文化部）。

據悉，當時，國務院文化組同時收到兩個劇本：一個是我的話劇劇本鷹擊長空（模範知青題材），還有一個是徐城北（新聞界大右派徐盈彭子岡之獨子，日後成為北京民俗專家）的京劇劇本幸福泉（農業學大寨題材）。

文革結束後，大家如願找到人生定位；藝術圈出了一些導演編劇：徐慶東、李平分、蘆葦、楊韜等；寫作圈出了一些詩人作家：食指、江河、顧城、鄭義以及鄙人等；而哲學圈只有張祥龍成為北大哲學系一級教授，專攻海德格爾哲學。  

想起1972年春天的康德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生活提出問題，哲學作出解答，而文學則形象化地載錄這一切；我幸而不幸地成為那個黑暗時代的見證者及書記員，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