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之声》（131）谈自误误人的托派

新的形势必然带来新的观点、战略和战术，列宁和杰出的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列宁），“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不断用新经验丰富自己、使旧公式更加完善”以及“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

“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没有做字句的奴隶，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斯大林）

“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但是，... 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 （斯大林）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成熟是不平衡的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 [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对于现代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前者具有兴盛发展和团结与共的时代特征，而后者处于垂亡之际，四分五裂和战争频仍的时代特征] 是正确的：...”（斯大林）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抨击布朗基主义者不要中间站和妥协为中介的错误也间接地驳斥了托洛茨基派的错误。

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这就从侧面批评了托派。

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里说，“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黑体）。... 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列宁指出托派和一些小资们要民主不要专政的狂妄与荒诞之处。正确的办法不是托派的一条腿走路的工人民主绝对论而是马恩列斯毛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专政。列宁还主张利用杜马的讲坛；教育和组织；秘密组织同合法组织相结合；普及革命经验；认为政策是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敢结合起来... ...。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特别是当我们结合四十四年来中修叛复盗集团的时代基本特征来看，尤其值得一再反思其经验教训，然而这与托派无理指责斯大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正如同与托派无理指责毛主席和继续革命论所谓失败的观点毫无共同点一样。

“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这是对左右反对派所犯错误一针见血的批评。（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黑体）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黑体）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托派拿着工人阶级民主不放，却不知道工人阶级民主和专政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其侧重点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托派所犯的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错误，这是因为托派排斥辩证法。附带地说：托派对于变化了的问题的解决失之机械或抽象论定。我们必须懂得对无产阶级政治问题正确的提出与社会学问题、药方、公式即偏离具体情况提出的问题是极大地不同的。托派则刚好相反，他们使用一般的抽象公式代替具体分析。列宁在《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中对包含托派在内的各种知识分子集团的“一个主要缺点，甚至可说是最主要的缺点（或者说对工人阶级所犯的罪孽）就是主观主义（黑体）。他们处处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估计、自己的‘希望’当作工人的意志，当作工人运动的要求”。

[Mark Wain 2021-01-20]

（续上）

列宁教导我们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谁认为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样的革命从来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革命越深入，旧制度复辟就越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越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动派妥协。”（《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托派刚好相反，更确切地说是背叛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大肆诋毁反修防修和冲破重重困难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托派别无长项，但挖革命与革命家的墙脚却是少有的能手——革命越深入，托派就越反对，这不但对中国革命如此，即使对前苏联的革命及其杰出的革命家斯大林也是这样的。

托派狂妄自大，不知道自己的斤两，竟然对中苏两国的伟大革命嗤之以鼻，谩骂二者从失败走向失败，没有任何成就可言。据说这完全是由于采用了所谓斯大林主义而没有采用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策略的关系。他们悍然拒绝承认斯大林几乎没有自己的主义可言，他的全部思想政治路线和理论来自对马列主义尽其可能地贯彻执行的事实。

托派是不准许革命失败的，哪怕暂时的攻击顿挫也被指控为所谓全盘失败，其荒诞不经、昏话之多和主观主义之严重程度，早已经不可救药，令人只好一笑置之。但是谎话连篇累牍也会有些微的影响，因此予以驳斥还是有些助益的。

即使次等的革命，例如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末叶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政权并没有就此巩固，斗争也远没有就此结束。两国的革命都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英国从一六四零年发动，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专政确立，曾出现过两次内战、一次复辟和一场政变，长达四十八年之久；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经过了七次同反法联盟进行了反复较量，两次封建王朝复辟，前后经过四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八十多年的反复而激烈的生死搏斗，资产阶级才巩固了自己的专政政权。（参阅：《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人民，1975）

次等的革命尚且如此反复不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作为头等的革命要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要同私有制关系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反复和激烈的程度何止十倍甚至百倍于前者。

按照托派的反革命逻辑，只要出现反复或任何攻击顿挫就说明革命理论、战略、策略错误，非处死那些该死的革命家不可。从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奥利佛·克伦威尔到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伏尔泰（即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梅叶和革命家让-保尔·马拉、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雅克·鲁、安东万·路易·德·圣茹斯特、乔治·雅克·丹敦、拿破仑·波拿巴都将被一一批判或被放逐，因为革命失败如同战争一样普遍，据说都是由于革命或战争理论犯了大错所导致的。

无产阶级之怒：没这个条件，不能刻舟求剑。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现在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是走资派专政，怎么文化大革命？

无套裤汉：上面提到：二次文革的特点之一——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反复辟革命斗争，而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反复辟斗争。但是，最终会产生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是必须的也将是必然的。二次文革与一次文革最大的不同点也在这里。一次文革首先由革命党领导才发动起来；二次文革则是首先由群众自发斗争发动起来再组成革命党。这个“先群后党”的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革命性意义，不宜一笔抹杀；也应该灵活运用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死于句下或当成教条，而要看作是行动的指南。（参看：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MwNzQ4  或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6863  ）

托派观点的错误除了以上所说的，还包含以下方面：例如：

列宁着重指出：“我们的右翼民主党人常常忘记这一真理。他们还常常忘记，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全句黑体）。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革命群众参加运动，也就是说，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更明确地划清各政治党派的界线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也就是说，要求以更加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要求（黑体）来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托派不能发展地看问题，更不能做到排除主观主义和排除关于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无理指控、谣言和污蔑及对毛主席所谓犯错误的反对中苏革命即反革命错误观点。

“... ... 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外表当作实质，或者一般地当作某种重要的东西。”（《拿破仑主义的开始》）托洛茨基主义者空谈了几乎整整大半个世纪的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危害，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完全是阶级敌人的捏造，所谓危害恰恰是对革命的伟大的贡献，托派却把它们视为实质和重要的东西，与阶级敌人互相共鸣。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动》）托氏以后的流派等而下之，连动听的靡靡之音都消失了，剩下的或不堪入目或强词夺理或是些污蔑革命之音。

工人阶级并没有希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托派好奢谈公社，自以为是先知者，大肆诋毁上海公社，以便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自觉与奴才报人和资产阶级空谈家并驾齐驱。 

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哲学与与托派不同，就是说，专政与专政阶级是否多数无关，即便是少数也有专政的力量。他说：“因此，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把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许多同盟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这些群众从来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立宪议会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象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 ...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斯大林：《论列宁》）由于阶级斗争日益深化，资产阶级不得不调整其对付无产者的斗争策略——除了继续剥削和压迫之外，另加笼络、收买和迷惑，到列宁革命时期，群众的自发斗争转化为政党领导下的自觉运动。托氏不理解时代特征对斗争策略的重大意义，因此是脱离时代的。托派个别人竟然说今年华盛顿特区发生的美国人民一月六日占领国会起义是所谓法西斯反革命事件，可见托派分子落后于时代的窘况绝非传闻，他们言必称托氏《信条》纲领，岂不知他的纲领早就被时代抛弃了。

列宁说：“革命不是按订单进行的，也不会正好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发生，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是在许多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凑在一起的时候爆发的。”（《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这就是说托氏革命订单是不行的，革命何时爆发由不得托氏的纲领。

托洛茨基“理论”就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叛变大肆埋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事很形象地说明托氏及其派别排斥辩证法到了多么荒唐的程度。恩格斯说：“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黑体）后果。”（《<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院面前>一书序言》）

以上很简洁地说明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失败而没有根据而又急于逞强斗狠的反对中苏革命也就是反对革命的和反动的宗派纲领。[Mark Wain 202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