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會普遍地、共同地認同的價值觀，簡稱為普世價值，英語稱之為 Universal value。

在目前的文明普世價值中，人權已經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內容。而個人隱私權利，更是人權中主要的內容。

為了達到保護個人隱私之目的，無分國度的文明社會，無不以法律形式規範之。這個現象，在美國尤為突出。

回顧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尤其是個人隱私權利發展史，將會驚訝地發現，一部美國人民近代個人隱私權利發展史，就是一部美國近代文明發展史。

美國人民的個人隱私權利覺悟，源自美國婦女的民權運動：女性是否擁有自己決定懷孕與否的選擇權利？破壞與攔阻這種個人隱私權利的，是一系列的惡法。

1873年3月3日，格蘭總統在白宮，簽署了剛在國會通過的《康斯托克法案(Comstock Law)》，開始了長達八十四年昏天暗地的泛道德時代。

《康斯托克法案》來自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他是美國近代泛道德時代的急先鋒。

康斯托克於1844年3月7日，在康涅狄格州紐坎南市(New Canaan)出生，於1915年9月21日，死在新澤西州信米特市(Summit)，活了七十一歲。

康斯托克曾參加南北戰爭，為北方聯邦陸軍二等兵，退伍後在紐約廝混，在到基督教青年會義工期間，發動所謂的“英國維多利亞道德觀運動”，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

1873年，康斯托克組織了紐約抑制邪惡社(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自任秘書長，開始了他極具爭議的臭名昭著政治生涯。

在紐約市議會授權後，紐約抑制邪惡社擁有了司法權，可以充公、銷毀、拘捕、起訴任何他們認為是邪惡的刊物與人物。

自認為是半聖人的康斯托克，率領着所謂會員，在紐約實行道德衛士的工作，凡是被他們認為是淫穢的、淫蕩的、下流的與挑逗性的刊物、物品與相片，全被列為掃蕩的目標，不僅裸照或姿勢不正的藝術照是邪惡，連描寫甚至於暗示性的性愛文字，全在打擊掃蕩範圍之內。

在防範性病傳染和女性婚外懷孕的口號下，搞得紐約市雞飛蛋打，人心惶惶，新聞界以“康斯托克主義”呼之。

實際上，這是一些背後利益的勾當：紐約市議會通過特別條款，將被法庭罰款的一半，發給紐約抑制邪惡社，作為他們辛苦勞動的獎金。

1873年，在康斯托克主義的泛道德大棒之下，康斯托克說服了紐約州聯邦眾議員梅里亞姆(Clinton Merriam)，與明尼蘇達州的溫德姆(William Windom)參議員，在參眾兩院提出動議，通過了禁止與出售避孕藥物或物品的法案，根據國會的立法傳統，議案以發起人名字為名，是為臭名昭著的《康斯托克法案》。

《康斯托克法案》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觸犯者，可被判或監禁最高五年的勞動監獄，或罰款五千元，情節嚴重者，或兩者並罰。1873年的五千元市值，相等於目前的十萬元左右，從中可以看出其嚴厲程度，聞者無不色變。

在《康斯托克法案》成為聯邦法律後，立即有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二十五個州，相繼通過類似的惡法，使整個美國女性，陷進空前的迷惑與恐慌中。

這條禍害美國人民大半個世紀的泛道德法律，經常被國內外有識之士，與新聞界嘲笑與諷刺。有兩個最佳的例子：英國的蕭伯納(Bernard Shaw)，嘲笑他是“美國式的鄉巴佬”，美國左派女作家高德曼(Emma Goldman)，直接咒罵他是“道德太監(moral eunuchs)”。

在這條聯邦法律的淫威下，自二十年代即風起雲湧的女權運動，受到了空前的打壓與挫敗。尤其是自1914年以來，就由桑格(Margaret Samger)領導的美國女權運動，更陷進歷史性的低谷。

康斯托克在盛名之下，身兼聯邦與紐約市郵政稽查官，肆無忌憚地搜查色情與避妊有關的郵件與包裹。

據美國女作家李茲(Margaret Leech)，在她的康斯托克傳紀《神的稽查員(Roundsman of the Lord)》中說：康斯托克共銷毀了十五噸的書，兩萬八千四百磅的畫，四百萬張的相片，四千人次的拘捕，與導致十五人的或因羞辱，或因畏罪而自殺。

1965年，在浩浩蕩蕩的美國民權運動衝擊下，與民權律師前赴後繼的司法攻堅下，《康斯托克法案》已經潰不成軍，名存實亡，全國只剩下康涅狄格與馬薩諸塞兩州，依然在嚴厲執行這個惡法。

1965年3月29日，一件關於合法婚姻女性避孕權利的劃時代大案，在最高法院進行法理辯論，是為改變美國的《格里斯沃爾德 訴 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

在《格里斯沃爾德 訴 康涅狄格州案》之前，曾經有兩件類似的案例，在最高法院進行辯論過。

第一件是1943年的《泰爾斯頓 訴 厄爾曼案(Tileston V Ullman)》。

這是一件由醫生與母親聯手入狀法院，以其病人與女兒如果再懷孕的話，因為健康問題，會有生命危險，因而必須採取避孕措施。案件在州法院皆敗訴，纏訴至最高法院。案件在1943年1月13日開庭辯論，前後兩天。兩周后的2月1日，作出裁決。

實際上，最高法院並刻意迴避了案件代表的個人隱私權，只是用“醫生無權代表病人” “母親無權代表女兒”，與“病人目前並未出現立即性的健康危險“ 為法理，拒絕了上訴。

第二件纏訴至最高法院的案例，是發生在1961年的《普爾 訴 厄爾曼案(Poe V Ullman)》。

耶魯醫學院婦科醫生兼教授巴斯頓(Lee Buxton)，與他的病人聯手，入狀法院，說他的病人普爾(Pauline Poe)，已經被證實身體狀況極差，而再度懷孕，將導致她生命危險，因而必須採取避孕措施。

普爾是一位中年婦女，曾懷孕三次，三次在生產時，皆遇到難產問題，導致三次的嬰兒，在出生後旋即死亡，而普爾自己，亦每次都面臨死亡威脅。因此巴斯頓醫生判斷，她不能再懷孕，否則將會導致自己與新嬰兒的雙重生命危險。

在民權團體的支援下，巴斯頓醫生採取了法律行動，挑戰康州的禁止避妊法律。在州法院全部敗訴後，纏訴進最高法院。

案件在1961年3月1日，連續兩天進行辯論，當年6月9日裁決：撤銷上訴，因為上訴人“不是被強姦，沒有任何被施暴的明顯證據。”

當《格里斯沃爾德 訴 康涅狄格州案》在最高法院開庭時，距離第一件上訴案例，已經相差二十二年，距離第二件上訴案例，也已經四年之久。

格里斯沃爾德(Estelle Griswold)是有備而來的：她是康州一家專門為婦女提供避孕諮詢診所的業務主管，而她的上司，就是耶魯大學婦科教授巴斯頓醫生。

格里斯沃爾德於1900年6月8日，在康州哈特福德(Hartford)出生，1981年8月13日，逝世在科羅利達州米亞斯堡(Fort Myers)，享年八十一歲。

格里斯沃爾德本想成為一位音樂家，曾到法國巴黎進修音樂，但由於交不出學費，與父母病重而停學，返回康州。她曾到歐洲難民營作義工，深知婦女因無法控制生育，而帶來的家庭痛苦、災難與悲劇。

1953年年底，格里斯沃爾德加入巴斯頓在康州紐黑文開設的節育中心時，就知道無法避免地，將被捲入這種爭取婦女隱私權的司法戰役。

因為經濟和工作原因，對節育持同情態度的格里斯沃爾德，被動地卷進了這場改變美國婦女隱私權利的司法風暴中。

康州司法當局，以違反康州州法為法理，強行查封了巴斯頓節育中心，點燃了全面摧毀《康斯托克法案》的導火索。

案件在康州法院節節敗訴。美國近代著名女民權律師羅拉巴克(Catherine Roraback)，吸取上兩次最高法院失利的經驗教訓，在1965年3月29日的辯論庭上，利用僅有的三十分鐘法理申訴時間，集中火力在一個法理焦點上：一對合法夫妻，在閨房裡面包括節育在內的家庭計劃，也就是合法夫妻間的隱私權利，政府是否有權加以干涉？如果有，如何介入法？

這個強而有力的焦點辯論，使最高法院無法再用任何的理由，來繼續迴避一個法理：美國憲法的頭十條修正案，即是俗稱的權利法案，是否應該涵蓋合法夫妻間的隱私權利在內？

1965年6月7日，最高法院以七票同意兩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裁決合法夫妻間的隱私權利，政府無權介入，其隱私權利應受到美國憲法修正案即權利法案的保護。

由最高法院裁決《普爾 訴 厄爾曼案》那天開始，美國的合法夫妻，全面享受避孕與否的自由選擇。

道格拉斯大法官 (William Douglas)在裁決書中寫道：

“我們能夠允許警察，無緣無故地跑進一對合法夫妻的臥室，幾無忌憚地四處尋找避孕藥物或物品嗎？主要的法理還是合法夫妻的隱私權利。

儘管權利法案中沒有直接標識出這種個人隱私權，但是，就像第五條修正案一樣，沒有寫出條文，但是其邊緣部分的折射，承認嫌疑人不得自證其罪一樣，是涵蓋個人隱私權利的。

康涅狄格州以刑事罪名懲罰使用避妊者，違反了憲法修正案權利法案原則，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罪名成立，裁決無效。”

極具爭議的道格拉斯，是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在任最長的大法官，自1939年4月15日就任，至1975年12月12日退休為止，長達三十六年二百十一天，至今無人打破這個任期記錄。他是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最努力保障民權與憲法權利的大法官。

高爾伯格大法官(Arthur Goldberg)，附和贊同意見說：“憲法修正案第九條，涵蓋個人隱私權利在內。”

馬歇爾大法官(John Marshall)，與懷特大法官(Byron White)兩人，同時附和贊同意見說：“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的公平保護，與正當程序條款，就涵蓋了個人的隱私權利在內。”

禍害美國婦女與美國人民隱私權利大半個世紀的《康斯托克法案》，也自此全面走進歷史。

節育權、投票權、平等權與墮胎權，是美國女權運動的主要訴求內容。在《格里斯沃爾德 訴 康涅狄格州案》之後，美國合法夫妻有了節育權，但女權運動家與民權律師們，並沒有因此而滿足，他們立即把眼光，投射到未結婚婦女的同等避孕隱私權利上。

在這個波濤洶湧的美國近代民權運動舞台上，一位被新聞輿論界譽之為“墮胎權利運動之父”的白雅德(William Baird)，閃亮登場。

目前高齡八十六歲，依然健在在白雅德，在紐約市布克侖長大。1955年自布克侖大學畢業後，即在一家製藥廠工作。1963年，他正在一家醫院出差，在走廊上，目睹了一幕改變了他一生的驚心事件：

一位有九個孩子的單親女性，因為自己在家，使用衣裳架意圖墮胎，發生意外，全身是血，趕到醫院，體力不支，摔死在他腳前。

白雅德深深知道，如果墮胎合法，而有醫生操作的話，那位可憐的單親女性，是可以不死的。震撼之餘，白雅德立志要使婦女墮胎合法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白雅德到處公開演講，鼓吹婦女應該擁有節育與墮胎的選擇權利。為此，他在五個州，被拘捕與關押八次，成為美國東部各州治安當局眼中，所謂的麻煩人物。

1967年4月6日，白雅德在波士頓大學，對着一千五百名女學生講演，鼓吹她們有節育、墮胎與免與恐懼的天賦權利。

在講演後，白雅德故意當着監視他的探員目前，拿出一個避孕套，送給一位十六歲的年青女聽眾，他立即被拘捕，並被投進監獄。根據馬薩諸塞州法律，白雅德可得最高刑期十年，但由於群情洶湧，法官只敢判他三個月。  

白雅德與民權律師，當然不會就此收手。案件從馬薩諸塞州法院，一路纏訴至美國最高法院，是為把節育權利延申到年青婦女身上的《艾森施塔特 訴 白雅德案(Eisenstadt V Baird)》。

1971年11月17日，一連兩天，案件在最高法院開庭辯論，1972年3月22日，由於有兩位大法官尚未就任，因而以六票同意一票反對的壓倒性，裁決白雅德勝訴，自此美國青少年女性，亦擁有節育的自由選擇權利。

最高法院依據的裁決白雅德勝訴法理，就是個人的隱私權利。自由派布倫南大法官(William Brennan)，在裁決書裡寫道：

“馬薩諸塞州治安當局，只因白雅德的言論，與曾送一個避孕套予人，就將之拘捕，明顯地已經違反了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如果隱私權是有意義的話，那麼，那就是個人免於政府權力干涉的婦女，不論是已婚或單身，是否願意自由選擇懷孕的基本權利。”

《艾森施塔特 訴 白雅德案》的影響力是驚人的。在美國各州的最高法院判例中，引用此案為法理的，多達數百次。自1972年至2002年間，美國最高法院本身，曾引用此案例，多達五十二次之多。

在最高法院歷來的一百一十三位大法官中，多是老學究或書呆子式的平庸之輩，少有獨領風騷的俊傑。若論最有權勢與影響力的，僅有三人。

第一位是第四任院長馬歇爾(John Marshall)。他在位三十四年，領導着最高法院，擺脫了小媳婦式的心態，走向千秋萬世的司法獨立。僅此一點，足可流芳萬世。他曾代表美國遠赴巴黎，成功地談判收購路易斯安那，功勳蓋世。

如果打開當年的美國地圖，即可看出，當時的易斯安那，幾乎占據整個美國版圖的三分之一。美國將之分割成十個州，雄盤南北，連接東西，為美國一躍而成超級大國，奠定了雄厚的地理環境基礎。

馬歇爾到處鼓吹三權分立的立國原則，法院不應該是任何政府的附屬。當時許多輿論，批評他在唱高調，博眼球。時至今日，世人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了驕傲的獨立司法體制，美麗堅合眾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國家。

第二位就是道格拉斯。他被美國司法界譽為最努力保障民權的大法官。

第三位是已經退休的肯尼迪(Anthony Kennedy)。許多輿論批評肯尼迪立場搖擺，欠缺堅定，前後不一。但在保守派與開明派各占半數的特殊環境下，正是他的獨立搖擺，恰恰就是決定美國命運的決定性一票。

在美國近代司法史上，由同性行為，到解封金錢選舉，到五性權利，到同性婚姻，全在他決定性的獨立搖擺一票下，締造成一座座耀眼的民權豐碑。

《艾森施塔特 訴 白雅德案》的保護個人隱私法理裁決，徹底改變了美國婦女的被動局面，也驚醒了美國人民，忽視個人隱私權利的失誤。美國國會立即把立法的焦點，集中在個人隱私權利上。

尊重與保護個人隱私權利，已經是現在美國文化與傳統不可分割的一都分。2018年，反移民的川普總統，拒絕為《夢幻法案》延期背書，立即引起有關八十萬《夢幻法案》受益人資料隱私權利的關注，可以看出隱私權利，已經深植民心。

上世紀六十與七十年代，電腦科技飛躍發展，聯邦政府開始全面更新老舊設備，各部門收集的資料，日益繁多，弊病不停發生，透過立法規範，乃沒有選擇餘地的唯一可行道路。

美國國出於對聯邦政府檔案保密的重要，開始研究如何保障這些資料的安全性。

1974年5月1日，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歐文(Samuel Ervin)，向參議院提出保護個人隱私的S3418號動議。1974年11月21日，以74票同意9票反對，壓倒性通過。

1974年12月18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並認可參議院的S3418號動議。

1974年除夕日，福特總統將之簽署成法律，是為美國近代保護個人隱私權利的《美國法典93-579》的《1974年隱私權利法》。

在《1974年隱私權利法》延申下，《美國法典十八章2725條》規定，不得在未授權下公布任何人的駕駛執照，工卡號碼與有關個人資料。

美國人沒有身份證。一般來說，駕駛執照就是被廣泛地認可的身份證。美國國會在數十次立案失敗後，幾乎沒有再為美國人是否需要身份證制度的立法動議，其原因與法理有二：一是身份證制度，是警察國家行為，而美國並不是警察國家。二是身份證制度，乃屬於州權，聯邦政府無需也無權介入。

導致美國國會積極通過立法，來保護個人資料、文件與訊息隱私，是由兩件悲劇引起的。

第一件事是暴力。上世紀八十年代未，1954年出生的維克朗德(Susan Wicklund)，是一位在美國中西部五個州，從事墮胎業務的婦科醫生。由於盛名遠播，也成為反墮胎陣營的抗議與打擊對象。

維克朗德在她的自傳《公開的秘密：我的墮胎醫生旅程》中說，她的診所，經常收到保守團體的示威與抗議，更有甚者，連她的私人住家，亦難置身事外，經常收到抗議者的人海包圍，有時就在她住家外面紮營數周，長期抗議她的“謀殺嬰兒罪行”。

維克朗德與家人，不僅經常收到暴力傷害，甚至經常收到生命威脅的電話與郵件。她在上班時，需要帶假髮，化濃妝，穿異服，從而避開危險。

維克朗德的女兒上學與回家時，需要警車開道和保護。因而她與家人，長年生活在一種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從曾有暴力威脅者，被法庭宣判入獄十年的案情，可以看出她住家與工作環境的危險。

事件被《紐約時報》等主流報紙揭露後，引起全國的憤怒與震撼：示威者是從汽車管理局的公開資料中，找出維克朗德住家地址的。

2011年3月，《衛報(The Guardian)》譽維克朗德為美國頭百名偉大女性之一。

第二件事是悲劇。1989年7月18日，年僅二十一歲的荷里活演員謝坲(Rebecca Schaeffer)，被神經病患影迷巴杜(Robert Bardo)，用手槍射殺在她自己的大門口。

警方查出，巴杜就是從汽車管理局公開資料中，查到她的住家地址的。

這個悲劇，迫使國會修改有關保護駕駛執照資料的立法。1993年，國會參議院通過1589號議案，1994年，國會眾議院通過3365號議案，克林頓總統在1994年9月13日，將之簽署成保護駕駛執照與有關資料的《美國法典103-322》。

美國人民，得到更進一步的隱私權利保障：汽車管理局，不得在未授權下，公布任何人的資料與檔案。

1992年，維吉尼亞州聯邦眾議員莫蘭(Jim Moran)，在眾議院提出汽車管理局資料必須嚴格保密的動議，得到通過，是為著名的《1994年駕駛人隱私保護法》。

違反《1994年駕駛人隱私保護法》者，每次可被罰款高達兩千五百元。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惡意公布其住家、工作、眷屬、駕照、護照等，屬於聯邦輕罪，最高可以罰款五千元，或最高入獄一年，情節嚴重者，或兩者並罰。

美國聯邦司法部要求各州的汽車管理局，必須限期完成保護資料的工作。凡失職者，司法部長有權對該州，處於最高每天罰款五千元的權力，直到保密工作滿意為止。

任何官員或公職人員，如果沒有檢驗過合法授權書，而擅自釋放或公布資料者，屬於同犯，刑期與罰款，亦屬聯邦輕罪。

在法理上，觸犯美國聯邦法律的罪名只有一種，就是犯法。但在技術上，則劃分為兩大類：被判處入獄一年以下的犯罪，稱之為輕罪(misdemeanor)，判處一年監獄期以上的犯罪，稱之為重罪(felonie)。

美國每州，都有保護隱私權利的完善法律，各自依照情況需要，制定懲罰與賠償的條款。

維吉尼亞州在1977年，即通過立法，嚴格保護個人隱私權利，2015年修改，加強保護兒童與婦女的隱私權利。

在維吉尼亞州，甚至於連相片、畫像、名字，在未經本人同意，或經當事繼承人的同意，都不可以使用。

《維吉尼亞州法典》更規定，即使當事人死後二十年之內，也不可以使用，否則以侵權論之。

《維吉尼亞州法典》8.01-40(A)規定：未經授權而私自公布個人駕照、護照、工卡等個人文件或證明，屬於侵犯個人隱私權利的犯罪行為。

受害者有權要求法官下令制止與經濟補償，對惡意觸犯者，可以向法庭要求懲罰性的損失賠償。案情嚴重者，檢察官擁有追究其刑事責任的權力。

美國法律從公開禁止避妊，到公開禁止同性戀，到1972年的允許合法婚姻夫婦避孕權利，到1973年的所有婦女全擁有合法墮胎權利，到1977年十六歲以上女性有避孕權利，到2003年的保證同性戀權利，到2015年的同性戀全面合法化，再到2017年同性婚姻全面合法化，已經完成了保護個人隱私權利的時代任務。

美國的司法尊嚴，美國的社會公義，不容踐踏。美國法律，無論是州法，還是聯邦法，絕對不容許，尤其是惡意地侵犯個人隱私權利。

數以百計的州與聯邦司法判例，已經清楚地、毋庸置疑地展示了一個事實：任何挑戰這個近代文明和普世價值底線的人，必以羞恥與失敗收場。

在最高法院憲法保護個人隱私權利護航下，美國人民朝着現代文明與普世價值大步飛躍，得到倫理與公義的升華，現在，保護和尊重個人隱私，已經是美國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勝寒  2021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