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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衛生事業
送交者: alexsyalexsy 2021年03月02日17:34:2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新中國醫療事業的故事點點

  

  1,“合作醫療”是新中國對世界的重要貢獻。舊社會,不要說別的重病,就連血吸蟲病都無能為力,奪去了大量貧苦百姓的生命。在合作醫療制度實行之前,即使是感冒這樣的小病也無法在村里得到醫治。病人中的10%需要住院,2%屬重大疾病,九成以上是小病小痛。合作醫療制度實行以後,那九成的小病小痛直接可以在村里解決。對於要住院的那部分病人,合作醫療大體分了兩個階段:1957年至1964年是第一階段,醫藥費實行大隊包幹,患者只出掛號費;1964年以後,採取三級分擔,分別是大隊、生產隊和社員。1970年,曲江縣群星大隊共有人口3000人左右,一年的醫療總費用不超過8000元,包括農村用藥和住院費用。山西省武鄉縣燒高角大隊共400餘人,一年總醫療費為1100元。當時的醫院,不是贏利性單位,醫院和醫生都不會動歪腦筋在藥價、藥名、藥劑量、檢查費和手法術費上面做文章,大家對可能的花費都比較容易做計劃,進了醫院,也不易發生糾紛。物價穩定,是保證當年合作醫療順利推進的重要保障。

  2,“赤腳醫生”是人類歷史的全新創舉。赤腳醫生,剛開始並不是一個職業名詞,是上海郊區人民對半醫半農衛生員的親熱稱呼。在毛主席發表《送瘟神》之後,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防病治病的革命熱情,地方各醫院大批量培訓和帶教了半脫產衛生員,當時叫“三脫離”培訓,具有正規化和系統化特點,大村有三名以上衛生員,小村至少保證有一名衛生員,他們為改變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做出了重要貢獻,全國農村的衛生網從此建立了起來。有了眾多的衛生員,全國可投入血防工作的人達上千萬,讓血防與生產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既不耽誤生產,又不耽誤除害鬥爭。

  赤腳醫生的最大好處在哪裡?在接地氣、接人民,醫療重心全面下移,覆蓋面快速提高。舊社會,傳染病沒有防控體系。新中國成立初,醫療力量也不足以解決全面防控問題。自從農村全面布局赤腳醫生以後,傳染病防控工作得到全面落實,通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絕大部分過去無法醫治的傳染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是絕跡。

  赤腳醫生還有一個功能是就地培訓衛生員幫手,在血吸蟲病防治高潮期,赤腳醫生是嚴重不夠用的。怎麼辦呢?由赤腳醫生再臨時培訓社員衛生員,學會之後,赤腳醫生帶着衛生員一起工作,在每個村,都能看到一幫人瓶瓶罐罐地擺滿一屋。最後,實現了全國送瘟神。

  3,“紅醫班”是提高工廠醫療水平的中國式創新。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不只是農村缺醫生,工廠在快速擴張中也缺少醫生。怎麼辦呢?當時部分工廠就成立了紅醫班,比如說,上海第三鋼鐵廠,他們組織100多名工人赴上海華山醫院學習,學習內容除工廠救傷、救急、骨折和打石膏手術處理以外,還學習治療高血壓、矽肺病、肝病等常見病,學習方法是“以課堂為輔,以實踐為主”。學成之後的紅醫班學員回到工廠,絕大部分都能夠直接看病,部分學員很快就能做簡單手術。

  4,“中西醫結合”得到真正的落實。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除西藥極其緊張,不能滿足實際需求之外,部分西藥的藥效還不太好。於是,中國開展了全國性中草藥開發熱潮。中草藥,農村取材方便,藥源豐富,止血、止痛、治關節病、治痢疾、治外傷、治骨傷等方面都表現突出,象後來屠呦呦等專家組開發的青蒿素還能治療瘧疾這樣的世界性疾病。中草藥對胃病、肝病和腎病等方面也有很好的療效。空軍某部醫院韓玉芬醫生用中藥治好了西醫認定必須鋸腿的脈管炎;南京部隊某醫院副院長王忠用中醫耳針療法治好了很多損傷性疾病及遺尿症;廣州某部隊第二門診部慢性病防治小組用水針療法治療慢性腰腿痛;蘭州部隊開創了經絡綜合療法。到1969年的時候,為了方便群眾,中國開始辦中藥加工廠,把中草藥大批量製成丸、膏、散、丹及注射劑,改變一看病就拿一大袋藥的局面。

  5,新中國醫療事業有一種不受權威制約的創奇蹟精神。一般來講,越落後的地方,就越迷信權威。然而,新中國的醫生不是這樣,他們都有一股不服輸、不信邪的精神,尊重權威,但又不迷信權威,堅持唯物主義,儘量減少禁區。1968年11月1日,北京禮花廠17歲女工王世芬,因事故被烈火燒傷,後被送到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王世芬的三度以上燒傷,面積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皮膚全層、皮下組織、肌肉乃至骨頭都被燒傷。按照權威看法,在當時條件下,這樣的病人是沒辦法救的。但是,醫院沒有放棄,一場大搶救全面展開,第一階段成功讓她度過了休克期,隨後,出現了“早期綠膿桿菌敗血症”臨床現象,部分醫生出現悲觀情緒,治療小組沒有悲觀,繼續按會商方案治療,上海華山醫院及時送來了新研製的特效藥,北醫附一醫院職工積極為王世芬獻血,天津醫院、上海東方紅醫院、解放軍醫院和北京中醫院都派醫療專家前來支援,上海第四製藥廠臨時加班加點趕製特效藥。在北京、上海和天津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下,被認定不可能搶救的醫學奇蹟在王世芬身上出現了。

  6,新中國的醫療重心是常見病和多發病。過去,中國普遍的問題不是癌症發病率高,是常見病發病率高,由於基礎薄弱和經濟條件限制,中國不可能把精力放在尖端醫學上,抓主要矛盾成為當時醫療事業的着力點,保證大醫院各類疾病都有相應的科室醫生,努力把醫療體系構建起來是當時的頭等大事。中國的全國性醫療體系就是那個時候構建的。

  7,“防治並舉,預防為主”是新中國醫療事業的典型特點。毛主席當時有一個指示:“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按照這個指示,全國上下開展“除四害、講衛生”的群眾運動,定期清掃街道和院落。見“治”不“防”,是抓了標,丟了本,只會打被動仗。防病,不一定需要很高級的藥品,對行之有效的土方和驗方也要推廣,把土方和驗方做成小冊子,簡便易學,節省開支,取材容易,平時做到了,常見病就不常找我們了。防與治的方針,體現得最好的方面就是消滅血吸蟲病。

  8,醫療事業必須尊重唯物主義生命觀。人總是要死的,這是終極規律。新中國初期,在各地實際條件下,對於有辦法治療的病人,基本上都能按同一標病治療,不排除少數幹部稍為特殊一點。但是,從整體上講,絕大多數人的醫療待遇是平等的,極少看到享受過度醫療在醫院等死的情況。因收入差距小,也基本不存在花錢買生命時長的情況。在合作醫療時代,大家都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教導。政策公平,就極少看到病人因為治不好病罵醫生、打醫生甚至砍醫生的情況,不排除有個案。穿白大褂的醫生護士在病人眼中是很神聖的,能治好病,是醫生的功勞,治不好,是自然規律。

  有關醫療事業,我還是要套用一下毛主席的話:“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原則的問題。人類總是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不斷發展正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結果。毛時代的醫療就是做到了人人看病不要錢,按需防治。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是醫療工作者的服務對象,醫護人員是人民心中的白衣天使。醫院的名稱都是XX人民醫院,進入醫院往往見到的第一個標語就是毛主席的話:“救死扶傷,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就是由這樣一種為資產階級法權所結成的中上官僚層所統治,說“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可見並不是探本溯源之論了。

  毛澤東從來不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國家機關內的官僚主義問題。1972年11月14日,福建省莆田縣有個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訴說他的大兒子下鄉後的遭遇:“每年的口糧只有濕谷二百來斤(曬乾、脫殼後約為一百斤米),大半時間要回家吃黑市糧……”在鄉村無處住宿,“有關部門不加過問,完全置之不理”,“可是一些政治舞台上有勢力的人物”,當初裝模作樣地帶頭送子女下鄉,風頭一過,就“藉口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把他們調離農村,安排當工人、上大學、參軍,他憤憤不平地寫道:“面對着我們社會上‘走後門’成風和任人唯親的現實,政治上無依靠的一般群眾的子女,便只有在農村紮根一輩子的份兒。”

  五個月後毛澤東回信給他:“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此類事全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秉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着眼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創造性提出了一系列人民衛生思想,把衛生工作和群眾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始終,在實踐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毛澤東不是醫生,更不是醫學家,但是,作為從人民群眾中走出來的領袖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善於把黨的群眾路線和醫療衛生事業有機結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長期的領導工作中,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人民衛生思想,這對於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保障人民群眾的健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一、人民衛生事業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毛澤東高度重視人民衛生事業,並將其提到政治的高度來對待,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1951年9月,他在《必須重視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今後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必須教育幹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1](p.176)】
  1960年,毛澤東在《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針對一些省區市黨委不太重視人民衛生工作的情況,明確要求衛生工作“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立即將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2](p.81)
  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人民衛生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僅舉一例可略窺一斑。據報道,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最嚴重的血吸蟲病流行區,居然出現了“有屋無人住,有田無人種,蒿草遍地,荒塚累累”的悲慘景象。[3](p.276)對此,毛澤東憂心如焚,親自主抓血吸蟲病防治工作。1955年至1957年,毛澤東多次親臨疫區視察,連續3年召開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他鄭重指出:“血吸蟲病流行範圍廣,一千萬人受害,一億人民受威脅,要認識它的嚴重性。”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並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4](pp.54-55)“加強黨對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領導,是完成防治任務的基本保證”。[4](p.70)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大批醫務人員奔赴疫區,對患者進行免費治療,採取有效的消毒措施殺滅病源,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血吸蟲病殲滅戰,經過幾年的艱苦奮戰,於1958年全面消滅了血吸蟲病,創造了世界血吸蟲病防治史上的偉大奇蹟。
  在毛澤東時代,人民衛生事業穩步快速發展,人民群眾醫療健康水平快速改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人民衛生事業,始終把人民衛生事業當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來抓,人民衛生事業取得的一切成就也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政治保障。
  
二、一切為了人民健康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要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因而一切為了人民健康是衛生工作的原則立場。對此,不管是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大力提倡、身體力行,“一切為了人民健康”。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認為衛生工作是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之一,提出了衛生工作必須堅持“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方針。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時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5](p.298)毛澤東明確提出衛生工作要面向人民大眾。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醫生等知識分子“必須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6](p.1083)
  新中國成立初期,醫療條件簡陋,藥品供應不足,醫療衛生事業極端落後,人民群眾的衛生狀況十分惡劣。為了人民的健康,新生的共和國必須打贏一場沒有硝煙的衛生戰爭。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克服重重困難開展了艱巨的疫病防治工作。在他的重視下,1950年至1953年,衛生部連續召開三屆全國衛生會議,集中力量研究解決人民衛生事業問題。在毛澤東的推動下,黨和政府克服經濟困難,幾年內就基本建立起覆蓋城鎮居民的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制度。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我國城鄉醫療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對此,毛澤東於1965年發出“六二六指示”,批評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廣大的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7](p.387)由此,他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從此,以人民為主體、農村為重點、積極防治為內容、人民健康為根本的新型人民衛生事業開始推進,大批醫療衛生人員到農村去,到人民中間去防病治病,改變了舊中國醫療衛生以城市為中心、為少數人服務的狀況。大批赤腳醫生響應“六二六指示”的號召紮根農村,他們不僅提供醫療服務,而且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健康教育和自我保健。據統計,最高峰時全國約有500萬赤腳醫生(含農村衛生員),他們成為我國農村地區醫療衛生工作的主力軍,為改善農村地區醫療服務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世界醫療衛生史上的一個創舉。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稱:
  【“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①】
  1950年6月,毛澤東給教育部長馬敘倫寫信要求:“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8](p.351)次年1月,他再次致信馬敘倫:“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8](p.401)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祖國下一代和未來的重視與關懷。
  1958年以後,我國開始推行農村合作醫療,為解決農民看病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普及率偏低,成效一直不高。1968年,毛澤東對湖北長陽等地農民自發搞起的合作醫療給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並親自批轉了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合作醫療的經驗。隨後,《人民日報》用一年時間組織專稿大討論,推介農村合作醫療。1969年起,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在全國推廣,
  【“到70年代末,覆蓋率達到90%。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由1965年農村只占40%,到1975年比重提高到60%,並且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於農村”。[9]】
  幹部保健特殊化擠占了大量衛生資源,損害了人民群眾就醫看病的公平性,毛澤東對此有所警覺。1964年,他指出:
  【“一個人,如果不動動,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10](p.367)】
  對於沒有嚴重疾病的人,要經常到戶外活動、鍛煉身體,並指示衛生部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制度,把他們調回醫院參加診療工作,取消高級幹部保健工作的特殊化。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11](p.363)這些都體現了毛澤東“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衛生思想。
  
三、治病救人、救死扶傷是醫務工作者的天職

  毛澤東認為,治病救人、救死扶傷是醫務工作者的天職,也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醫療衛生事業中的具體體現,醫務工作者要恪守職業道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能把賺錢作為行醫的目的。
  1941年7月,毛澤東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1942年又給延安中央醫院題詞:“治病救人”。從此以後,“治病救人、救死扶傷”就成為醫療界職業道德的核心組成部分。
  毛澤東認為,要做到治病救人、救死扶傷,一定要“政治好”,醫生僅技術好是不行的,如果政治上不過關,就可能敲詐勒索病人,或者對病人不負責任。政治上過關是檢驗一位醫生能否真正做到救死扶傷的試金石,為此,他強調衛生部門既要加強業務領導,更要加強政治領導。毛澤東還強調不能把行醫當作賺錢的行當,要實行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他批評有些醫療單位:
  【“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和工業生產,你看是賺還是賠?”】
  他還鄭重指出:
  【“有些醫院、醫生就是賺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麼病也要他一次次看,無非是賺錢。甚至用假藥騙人。”②】
  毛澤東認為,醫務工作者應以緩解人的生老病死等身心痛苦為己任,在執業實踐中要富於惻隱之心、胸懷良知仁義、踐行人道主義,這就是所謂的救死扶傷。長期以來,毛澤東的偉大號召已經成為我國醫務工作者的行動指南,“治病救人、救死扶傷”作為醫療衛生行業職業道德的核心組成部分,永遠不會過時。毛澤東還認為,真正做到治病救人、救死扶傷,還要發揚精益求精的精神,刻苦鑽研醫學技術,提高看病本領。他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說:
  【“白求恩同志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12](p.660)】
  他號召大家學習白求恩“精益求精”的精神,他認為,醫生從事着攸關性命、至關健康的特殊職業,可謂掌握着病人的生死存亡之大權。這種職業性質和職業特點,決定了醫生不僅要醫德高尚、對工作高度負責、對患者極端熱忱,而且要醫術高明、對醫學求索不已、對技術精益求精,這是一名良醫應有的看家本領。
  
四、堅持預防為主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認為,減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針就是預防,應當積極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堅持預防為主的基本方針貫穿於毛澤東領導人民衛生事業的全過程。
  現代西方醫學一度片面強調發展高精尖技術,把大量資源用於晚期治療,忽視了面向廣大群眾的預防措施。現代西方醫學傳入我國後,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也出現過這一傾向,使得醫療衛生資源集中於少數大醫院,醫務人員的主要精力用於攻克疑難雜症,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面向廣大人民群眾的預防保健基本服務。
  毛澤東人民衛生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結合我國當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實際,提出了預防為主的思想,讓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惠及更多人群,發揮更大作用。毛澤東認為,醫療衛生工作的首要目標是減少疾病,而主要途徑則是防患於未然,把疾病扼殺於萌芽狀態,要把有限的資源向預防醫學傾斜,實行預防為主的基本方針。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親自抓了一場大規模、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達到了很好預防疾病的目的。1952年,他在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的題詞中指出:
  【“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這裡是指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對我軍使用細菌戰——筆者注)。”[13](p.1655)】
  1965年,毛澤東在“六二六指示”中談及醫療衛生技術路線問題時指出:“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高、難、深的研究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13](p.1656)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樹立了一種與“以治療為本”截然不同的思路,那就是通過大規模的健康教育、愛國衛生運動,實行全民預防、群防群控,把醫療衛生服務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有效的、符合我國國情的。
  毛澤東認為,講究衛生就是最好的預防,衛生是一種文化,不衛生是文化落後的產物,應該在改變不良衛生習慣中創建衛生新文化。他指出:“除四害,講衛生,消滅老鼠、臭蟲、蒼蠅、蚊子”,“把這些東西滅掉,全國非常講衛生。這是文化,要把這個文化大為提高”。[14](p.308)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要改善人民的飲食居住衛生條件;要注意兒童的“好生保育”、防疫免疫等衛生工作;打掃環境、清理髒亂村,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這些衛生措施都旨在造福人民。因此,講究衛生是人民健康的需要,也是提高人民群眾文化水平的需要。
  1960年3月,在《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毛澤東再次闡述了做好衛生工作的重大意義,他說:“環境衛生,極為重要”,“衛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利於生產,有利於工作,有利於學習,有利於改造我國人民低弱的體質”,“現在,還有很多人不懂這個移風易俗、改造世界的意義。因此必須大張旗鼓,大做宣傳,使得家喻戶曉,人人動作起來”,“一定要使居民養成衛生習慣,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15](p.149)毛澤東一再強調講究衛生,着眼點還是放在預防疾病上,這些都是毛澤東“預防為主”的人民衛生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毛澤東認為,醫療治病為了實現人民個體健康,衛生防病為了追求人民群體健康,這還不夠,還要強調體育鍛煉,這也是預防疾病的一種形式。毛澤東號召“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他特別注重從青少年入手抓體育鍛煉。毛澤東認為,應該把青少年的體育運動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有志於參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須鍛煉身體,身體強健、精力充沛才能擔負艱巨複雜的工作。
  
五、堅持中西醫結合的發展方向

  近代以來,隨着西學東漸,西方醫學也傳入中國,對中國傳統醫學造成了一定衝擊。毛澤東從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來理解中西醫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都應該一分為二。中醫、西醫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因此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都是錯誤的。所以,排斥外來西醫或是丟棄本國中醫都是不對的,都是走了極端。毛澤東認為,中國醫學藥學是個偉大寶庫,自古以來積累了豐富經驗,是我們的珍貴遺產,中醫對於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中國對世界作出的大貢獻,中醫就是其中一項,看不起中醫是錯誤的,當然把中醫說得都好太好,也是錯誤的。中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加以保護,在保護的基礎上努力發掘,進一步提高。但是中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就是缺少現代科學的闡釋,缺少自然科學知識武裝,在這方面要向西醫學習、借鑑,要以西方的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規律。③
  因此,主張“全盤西化”是不應該的,在實踐上也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十分推崇我國近代中醫界關於中西醫“匯通”的思想,他創造性地把統一戰線理論運用於醫學領域,提出了中醫和西醫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的思想。1950年,毛澤東給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16](p.698)1956年8月,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西方的醫學和其他有關的近代科學都要學,“學了西醫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學中醫,以便運用現代科學的知識方法整理和研究我國舊有的中醫和中藥,以便把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17](p.472)這就是說,既要保留我國民族醫學特點,又要超越古代中醫的“新醫學、新藥學”。這裡毛澤東提出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命題和任務,一言以蔽之,就是“中西醫結合”,取長補短,融會貫通。
  毛澤東在推動中西醫結合方面的歷史功績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總結我國醫學發展的歷史經驗,保護了中醫,並且與時俱進,提倡打破宗派主義,搞好中西醫團結,提出中西醫學要聯姻以求融合,中西醫隊伍要聯盟以謀人和,走中西醫結合的新路。
  
六、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

  愛國衛生運動是一項旨在預防和減少疾病,保護人民健康的群眾性衛生運動。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曾多次倡導“開展群眾性的衛生運動”。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說:“……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6](p.1029)新中國成立後,為儘快控制疫病流行,改善衛生狀況,1950年春天,全國軍民聯合開展了春季防疫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1952年春,美帝國主義入侵朝鮮,對我國發動細菌戰。為此,毛澤東發出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偉大口號。一場規模宏大、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迅速掀起,顯著改變了城鄉衛生面貌。當時正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評價道:
  【“今天在中國正在進行着一個偉大的運動,在促進個人和社會衛生。這個運動是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這樣規模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18]】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愛國衛生運動也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的愛國衛生運動以改善農村衛生狀況、保護勞動力為主要任務,以“除四害、講衛生”為主要內容。毛澤東把“除四害”作為愛國衛生運動防疫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1955年,他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修改稿)》時寫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19](p.606)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全國愛國衛生運動深入發展。舉國上下,各行各業,人人都是“除四害”的戰鬥員。至1958年11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消滅老鼠18億8000萬隻,消滅麻雀19億6000萬隻,以及大量的蚊蠅、蛆蛹和孑孓,同時清除垃圾295億噸,積肥611億噸,疏通溝渠165萬公里,新建和改建廁所8500萬個。④這場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使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都得到了明顯改善,推動了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說:
  【“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後,文化也落後,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總而言之,壞事不少。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定不了的。”[14](p.87)】
  1967年10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說:
  【“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13](p.1657)】
  毛澤東秉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着眼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創造性提出了一系列人民衛生思想,把衛生工作和群眾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始終,在實踐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1949年至1951年,接種牛痘人口已達全國人口的45%;1955年,全國範圍內基本控制了鼠疫,1959年,基本消滅性病。1961年,我國比世界提前十餘年消滅天花,結核、麻疹、脊髓灰質炎、百日咳、乙腦、破傷風等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顯著下降。到1957年6月,全國已建立各級衛生防疫站1330多個,建立各級婦幼保健所(站)3800多個。以此為基礎,黨和政府逐步在全國建立起縣鄉村三級衛生保健體系。從1949年到1957年,全國人口預期壽命從35歲增加到57歲。僅8年時間,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22歲,儘管這裡面有全國解放,結束大規模戰亂的因素,但與醫療衛生事業的迅速發展也有着非常直接的關係。到了70年代末,這一數字達到68歲,遠遠超過同期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健康就是生產力,1950年到1982年,隨着中國衛生保健事業的發展,僅人均壽命增加創造的經濟價值,就相當於GDP的22%;由於減少死亡率、發病率和因病缺勤而增加的國民收入,大約有1000億元。⑤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人民衛生思想對於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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